■陈作平
2004年第5期《现代传播》刊登了拙作《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状况评析》，该文指出了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莫过于目前的研究无法超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新闻理论上的分歧，无法建构起能够统摄古今中外一切新闻实践活动普遍规律的新闻理论。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传统新闻理论的弊端，去发现一切新闻实践活动发展的共同规律呢？
其实，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困难，只要我们熟悉特殊性与普遍性、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就会知道，这种研究需要我们透过各种现象抓住人类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共同本质，将把握新闻实践的共相或普遍性作为理论研究的目标。唯有这样，才可能冲破局部经验束缚，揭示出一切新闻实践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律。
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我们发现，以“回到事物本身”为宗旨，强调“本质还原”的现象学方法对我们获得新闻实践活动的本质和共相有很大帮助。
在研究新闻理论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现象学方法做些简要介绍。现象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是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它由胡塞尔创立，其显著特征有两个：一是强调本质性。现象学认为只有本质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对现象进行本质分析，从特殊的、个别的情况中获取一般的、必然的、不变的共同特性，是现象学的主要任务。但是现象学反对通过对繁杂的个别对象进行分析，进而概括出事物本质来的经验主义观点，认为本质只有通过直观的洞察才能得到。二是强调方法论的独特性。现象学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反对经验主义，主张放弃一切传统观念和成见，通过回到原始的意识现象，按照事物直接向我们显现的样子去描述和分析本质、概念、范畴的构成过程，以此获得有关概念和意义规定性的实在证明。
在哲学史上，人们一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问题。按照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识主体的意识是一个封闭的整体，是一种内在状态，它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经验。而客观事物是意识之外的彼岸，是一种超越状态，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如何解决主体与客体、内在与超越的断裂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任务。
胡塞尔认为，以往哲学家们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解是不对的，这种理解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为楷模，是自然思维发展的结果，真正的哲学必须批判自然态度和自然思维。胡塞尔为此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方法——现象学方法。
现象学方法为了破除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对立，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至于如何才能“回到事物本身”，现象学主要是采用“还原”方法，并认为“还原”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本质还原，这种方法是通过对事物本身状态的描述回到事物的本质结构；第二步是先验还原，这种方法是通过最彻底的还原，将一切现象还原为先验意识和先验主体。胡塞尔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先验还原打开人的纯粹意识领域，研究纯粹意识的本质结构，进而完成自己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出于新闻理论研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主要对胡塞尔“本质还原”的步骤和方法进行一些介绍。
“本质还原”的第一步是通过“悬置”或“中止判断”回到对事物的感性直观。悬置要求认识主体在开始认识活动之前，不接受任何先入之见，将原来一切知识、概念先放置一边，存而不论。胡塞尔说：“在认识批判一开始，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被存而不论。”
但是，“悬置”或“存而不论”的目的不是取消一切，它去掉的只是有关这些事物原来的知识、概念等预设的规定性，并不是连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直观体验和意识再现活动都一笔勾销。所以，悬置的目的是为了让认识主体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让事物本身直接暴露在人的意识活动之中，达到感性直观。现象学的“悬置”和“回到事物本身”目的是要把某个知识转变成属于自我的，纯粹由自我亲自把握、亲自建立的。因此，现象学方法不是外在的、强加的，而是认识主体自身实际发生的过程，认为只有主体亲自构建起来的东西才是不容置疑的。胡塞尔强调这是“一切原则的原则”，他说：“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应当看到，每一理论只能从原初给予物中引出真理。”
通过“悬置”和“感性直观”，在人们的意识活动中，有关该事物的一切意识就可以充分涌现出来。涌现是直观式的，人们会获得有关该事物的原初景象；涌现也是增添式的，包括在一开始就被悬置在一旁的知识也可能重新出现。所以说，“还原并不是把一切东西都去掉，它去掉的只是这些东西的事先设定的存在性，但是存在设定被去掉了也没关系，只要它能显现出来，我们就讨论它。所以，还原后的世界并没有缩小，反而更丰富了，还原后的研究领域反而更扩大了。因为经过还原，事物死而复生，重新出现，甚至连原先没看到的，都出现了。这时，凡是能显现自身、能自身被给予的都可以成为有效的、可利用的认识对象。”
现象学的“直观”和“还原”为把握事物的本质创造了条件，通过这个步骤，人们的目光集中到事物向我们直接显现的方面，达到纯粹的现象阶段。有了这一步，人们就可以执行第二个步骤，即在对个别事物直观的基础上使共相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意识面前，从而达到本质直观阶段。
为了实现本质直观，现象学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自由变换”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就可以从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中去把握共相。
自由变换就是自由地想象，就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所知道的一切。自由变换要求人们在变换中把握无论怎么变都变不掉的方面，并把它们不加掩饰地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就是本质直观。举例来说，几何学家在规定一个纯粹的球体时，可以脱离一个个特定的球的具体空间对象，在他的想象中自由地改变个别对象所给予的一切可能性，如篮球、足球、乒乓球、氢气球、玻璃球、钢珠球等等。在自由变换和想象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不变的常态——几何学中的球体。这是一个摆脱了各种具体形态的纯粹的球，是事物的共相，它的内容特征就是该类事物的本质特征。这样，个别事实（如篮球）是与偶然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个别事物的共相（球）就是事物本质所特有的，是必然的。因为个别事物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而本质则不能是另外的样子，它必须保持自身的稳定性、一致性。刘放桐对此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方法是以我们知道这一类东西的‘边界’为前提的。在边界这一边的东西属于这一类东西，在边界那一边的东西不属于这一类东西。边界定在什么地方，对于确定某一类东西的本质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本质就是边界之内的这一类东西所共同具有的规定性。”
现象学方法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来把握事物本质的。
胡塞尔充分肯定了这种通过本质直观方式获得事物规定和知识的科学性，他强调：“任何原本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理源泉，所有在‘直观’中原本地展现给我们的东西都可作为自身被给予之物接受下来。”
在直观出了事物的本质之后，现象学认为就可以对本质进行概念化处理，这些用来指代事物本质的概念为进一步表达本质的内涵提供了条件。胡塞尔说：“本质研究是对意识行为的分析。直观便意味着直接地意识到。它伸展得有多远，相应的‘观念化’或‘本质直观’之可能性便伸展得有多远。只要直观是纯粹的，完全停留在自身之中，被直观的本质便是绝对名见，并且在概念中得到确定，这些概念为单义的、客观的和绝对有效的陈述提供了可能。”
以上我们对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对新闻理论研究来说，采用这种方法很容易发现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在研究中，我们如果以这些共相为逻辑起点，就可以为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理论创造条件。
“回到事物本身去思考”这是现象学方法的一个基本态度，也是我们研究新闻理论问题应有的出发点。那么，怎样才能“回到新闻实践活动本身去思考”呢？它要求我们在思考新闻理论问题之前，尽量消减主体意识中原先固有的知识，先把关于新闻学各种已有的理论和概念“悬置”起来，暂且存而不论，然后保持自我意识的独立性，进入到对新闻实践活动的直观状态，在意识中把一切新闻实践活动都逼入纯现象的范围，让新闻实践活动自身显现自身。
通俗点说，就是我们在进行新闻理论研究时，先不要像过去那样，从新闻的定义出发去思考什么是新闻？更不要让新闻的真实性、新闻价值、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党性原则、新闻舆论、新闻自由等已有概念占据我们的大脑，因为对“我”来说，新闻的定义也好，其他各种概念也好，都不是新闻实践活动本身，也都不是“我”大脑中活生生的新闻实践现象，而是一些现成的知识，这些知识都不是由“我”亲自建立起来的，而是别人告诉“我”的，是一些先入之见，它们的科学性、合理性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这些知识搁置到一旁，甚至将一切语言活动和逻辑思维都停止，只从“我”对新闻实践活动最直观的印象出发，将新闻实践活动最原始的状态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的意识当中，而且将这种原始状态作为一切新闻知识唯一的合法来源。所以，对“我”来说，所谓“回到新闻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回到我们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最直接的意象中去，就是尽量在自己的大脑中浮现有关新闻传播活动最直观的场景，达到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感性直观，然后再去形成有关知识。
按照这种要求，我们就会在大脑中浮现出这样一幅幅有关新闻传播活动的活生生的景象：
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新闻传播实践生生不息，川流不止。从中国最早的报纸——唐代的进奏院状到宋代的邸报以及明清的民间报房，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到中国人自己的报纸，从维新运动的报刊活动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报刊，从无产阶级报刊的诞生到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从欧洲封建社会时期的报纸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党报纸，从大众化报刊的兴起到强调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报刊，从黄色新闻的泛滥到法西斯的舆论宣传，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到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从以笔和纸为工具的手抄新闻到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从广播电视的诞生到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的普及，从互联网的出现到数字多媒体，从最初的报纸作坊到近代的报社企业，从多种媒体混合的媒体集团到国际传媒跨国公司，人类新闻实践活动来来往往，千姿百态。这一切在我们的大脑中如同放电影一样，一幕接着一幕，都是直观的、涌现式的，是一幅幅活生生的场景。通过直观，我们尽量使各种新闻实践现象在自我意识中充分涌现，不断增添新的成分，达到对新闻实践活动的直观。这些在我们大脑中涌现出的场景远比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新闻理论概念生动、丰富得多。这种直观就是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感性直观，是我们把握一切新闻实践活动共相和本质的第一步。
完成了对新闻实践活动的悬置和感性直观，我们就可以进行本质还原的第二个步骤——“自由变换”，即在对个别现象的自由变换中提取新闻实践活动的共相和本质。这是采用现象学方法区别于采用自然思维方法研究新闻实践活动的关键所在。这里有必要将两种方法对照起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