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
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制约原则，新闻从业者在日常新闻生产实践中会受到来自其所在媒介机构的种种影响。美国社会学家贝瑞德（Breed）关于编辑部内部社会控制机制的研究认为，这种影响体现为一种新闻专业的社区控制力量，即来自业务上司的权力行使过程使得新闻生产中具有专业规范特性的社会控制得以实现。Breed，Warren（1955）.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Social Force 33，326-335.但是有关新闻生产的权力实践场域远不止新闻编辑部内部这么单一。美国社会学家塔克曼（Tuchman）认为，除了新闻生产依赖于将新闻专业理念内化为编辑部内部日常运作的常规行为外，还有外部的媒介控制力量存在，它们往往来自政府、大企业等相关组织。一些学者在对“把关人”的研究中，特别关注到新闻活动在其中日复一日不断再生的语境中，比如新闻从业者当下的工作环境中、不同媒介竞争态势下新闻生产的总体环境中，对新闻价值判断和新闻采编程序产生影响的职业理念、消息来源和媒介之间的共生关系、媒介的政治经济环境，乃至一般的社会文化环境。
在有关中国媒介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先前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下，新闻生产的权力实践行为主要在三个场域中展开：一是宣传管理的控制机制，宣传主管的权力通过新闻生产主体实践来表达和行使；二是媒介组织即编辑部内部，在这里，缺乏“新闻判断”的共识导致权力实践中矛盾凸显；三是新闻生产从业人员与消息来源的关系，体现出利益和资源的冲突、协商和互换。同时，作为新闻从业者个体而言，在他们建构自身专业名望的过程中，他们会因为与其所在的媒介组织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理想的互动，而导致对组织的忠诚度降低。那么，中国新闻从业者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对自己职业的满意程度究竟如何？作为新闻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如何看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上述三个场域的权力实践形态，又如何评价和考量自己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时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如何评价他们在新闻实践活动中的自主性？我们并无意通过这样的分析来探究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中国新闻从业者当中究竟获得了多大程度的认同——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能够享有的自主性有多高，不仅是新闻业是否为专业、新闻从业者是否为专业人士的衡量标准之一，更是新闻自由理念得以实践的重要条件。事实上，根据我们以往的观察和研究，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局域和碎片地呈现，在宣传管理、新闻专业理念和商业逻辑的相互作用下，一些新闻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的较好评价，往往在于其与现有的媒介体制融合度比较高，而并不能简单地推论出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更不能作为衡量新闻自由是否得以实践的单一指标。也有学者在分析台湾记者的工作自主性和媒介组织内部权力运作时发现，尽管编辑部内部的权力运作包含了协调日常新闻生产的正面功能，但记者对媒介组织与新闻专业的忠诚会造就封建式的权力关系，使新闻工作徒具形式上的自由，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我们有关新闻从业者对工作自主性的自我评价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之间的差距。但是，这也并不说明这样的提问除了基本的描述之外就无从寻求其理论意义。在这里我们希望关注的是，在分析新闻生产不同权力实践形态的基础上，通过新闻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和主观判断，来进一步探讨这些权力关系在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型和新闻改革的过程中，究竟如何作用于新闻生产的主体即新闻从业者，并期待从中获得对这些权力实践关系更深度的解释。
一、样本描述
本文是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社会转型与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理念衍变”的一部分，实证资料来自于2002-2003年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的新闻从业者的随机抽样调查，被访对象为当地日报、电台和电视台全职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从业者，其中上海样本515个，获得有效问卷420份，杭州样本520个，获得有效问卷462份，另外还有包括上海在内的七所城市毕业于当地大学新闻院系、从业三至五年的从业者有效问卷560份。总计有效样本1442个。所有样本均自己填写完问卷后交还访员；毕业生组由于工作的流动性，无法随机抽样，这部分样本由当地新闻院系主管出面联系并协助完成调查。
二、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满意度
在媒介社会学的视野中，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者个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是实践新闻专业理念的必要前提，因为媒介组织是新闻从业者进行专业活动的载体和场域。新闻从业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满意与否，包含了大致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所在的媒介组织是否能够给从业者提供实践专业理念的条件和机会，即让其获得专业成就上的满足感；二是其所在的媒介组织能否为其专业表现提供稳定的物质回报，比如较好的收入和福利条件等等；三是其所在的工作小环境是否称心如意，比如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新闻从业者对工作满意度的总体评价可以通过这些方面的满意度来体现。
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列出十一个涉及到上述几个方面工作满意度的问题，通过因子分析，排除掉四个在统计上归属较弱的问题，将剩余的七个问题归为两个因子，分别代表专业成就、物质待遇和人际关系三个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使用。通过偏相关分析我们发现，新闻从业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与上述三方面的满意度均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来自于这些方面：对自己在所属的媒介组织中获得的专业成就上的满足感、组织所能够提供的物质待遇回报和工作环境中的人际关系，其中与对专业成就的满意度的相关度为最高，即对专业成就的满足构成了工作满意度综合评价的重要方面。但是，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被访者在总体上对于有关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并不高，介于5度量表的中间值“马马虎虎”和“比较满意”之间。而在决定工作满意度综合评价的三个因素中，对人际关系（包括主管领导的能力和同事关系）的满意度相对最高，接近“比较满意”，对专业成就（包括工作的成就感、社会影响和主动创新的机会）的满意度“马马虎虎”，对物质待遇（包括报酬收入和福利待遇）的满意度最低，连中间值3也不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并不令人满意的状况呢？本次调查的其他一些数据可以做出部分解释。从物质待遇方面看，在调查中，被访者从所在单位得到的收入（含基本工资、活工资、内部稿费或编辑费、劳务费、各种补贴等）为平均每月3306.73元（其中以武汉的从业者平均收入最高，为3945.35元，兰州的从业者最低，为1910元），从本单位以外（如为其他媒介写稿、兼职、讲课等）的渠道获得的收入大约平均每月838.20元（其中以北京从业者为最高，为1454.84元，兰州从业者最低，为404.06元）。
调查中被访者给12种不同的职业的社会地位排序，新闻从业者排在第五位，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自身对其职业社会地位的认同，要低于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和工程师这样的职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新闻从业者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太低。以上海为例，2001年，全市职工月人均工资为1300元，教育文化影视艺术行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约为1850元。但是，新闻从业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要远远低于那些被一般认为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包括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和工程师，而与这些行业相比，其收入水平也确有差距。在我们以往对北京、上海、广州媒介进行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我们看到，那些对自己所在媒介组织有所抱怨的记者，针对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觉得工作的机会较少，二是觉得工资较低。如一位本科学计算机，后就读某著名新闻院系双学位的毕业生，进入中央电视台某著名新闻栏目工作一年多后，萌生退意，觉得一是“机会太少，一年也没拍上几个片子”，而且“越没有机会就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熟手，越成不了熟手，机会就越少”；二是“钱少”，“成天没什么事情可做，每月就那3000块钱，什么时候才能买房子啊”。问她那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她很干脆地回答：自己做节目！中央电视台另一个新闻栏目的一位记者说，一般聘用人员每月工资4000-5000元，但身份不同，资历不同，所在的栏目不同，收入差别会很大，他认为“在这里你不能做这样的比较，你会特别不平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说，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炒股，“因为电台没什么钱”。但他又说，电台不光贫穷，而且还保守陈旧，“周围同事的业务水平不高，是电台的工作环境造成的”，而这才是最糟糕的。事实上新闻从业者炒股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家报社的编辑认为，炒股跟工资不高有关，但也跟工作压力大和对自己、对报社的前途没底有关，认为“竞争本来就激烈，钱又不多，还什么也不让报。一片莺歌燕舞，那还要我们这些记者干什么？干脆养些诗人算啦！”
既然新闻从业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与专业成就、物质待遇、人际关系三方面的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而且专业成就满意度对综合满意度的影响最大，那么，从调查数据和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资料看，新闻从业者对物质待遇满意度不高，确实影响到对综合满意度的评价，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能否在自己所在的媒介组织中获得专业成就，则是困扰新闻从业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