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以澄、胡亚平
回到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历史走进了喧嚣混乱的大时代。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遇刺开启了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嬉皮十足的性解放、情绪激扬的反越战游行、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运动、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一切一切都是动荡与反叛，关于那个年代的回忆常常是“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毒品的、恐惧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但历史并不总是简单明了的，虽然人们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堕落疏离的十年、失去同心同德黄金时代的十年、一种共同价值观及安全温和主义的伊甸园时代的终结”，但是谁也不能抹去这个不同凡响的年代给人们的精神家园带来的冲击，对于人类理性的反省和批判，以至艾兰·布卢姆在90年代初还在呻吟“没能活在六十年代的美国，是我永远的遗憾。”
60年代，素来朝气乐观的美国人陡然走向精神危机，一批反叛者毅然崛起，断然决定与社会控制力量（资产阶级政治与经济体制）和社会共识划清界限，反叛颠覆约束，荒谬代替理性，成为时代精神。这样的时代，各个领域都在颠覆传统，而出现在新闻界的宁馨儿就是新新闻主义。
新新闻：挑战理性的“存在”之果
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作为一种思潮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的特点就是“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手法”，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事实上，新新闻所强调的文学性的描写方法却是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斯姆教授也认为，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的作家，其中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但新新闻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技巧上的“偶有出轨”，而是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公开的新闻理念，从而挑战传统的客观新闻，以满足时代的需要。如新新闻扛鼎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说：“我认为不能再将这个疯狂的素材巨兽或者说我们周围的生活留给新闻记者们了，而是去做新闻记者所做的，或者说去做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去与这一巨兽斗并征服它。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如果小说家不准备面对现实，那么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将记载，新闻记者不仅会占有丰富多彩的美国生活并将其作为他们的领地，而且还会占领文学高地本身。”
20世纪60年代，新新闻在美国风靡一时，但却在70年代突然之间销声匿迹，我们不禁要质疑，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描写”为何只在60年代的美国形成思潮，为何它敢于公然用“主观性”挑战新闻学的“客观性”原则。
从社会思潮来看，新新闻与存在主义思潮在美国的流行不无关系。60年代，美国社会面临巨大精神危机，素来乐观朝气的牛仔们仿佛一夜间失去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50年代以前，存在主义已经席卷欧洲大陆，但当时的美国资产阶级还没有为自己的出路前途感到担忧。虽然遭遇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1940年的珍珠港事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加强了美国的霸主地位，所以把焦虑、恐惧、绝望、死亡等悲观颓废情绪当作主题的存在主义自然不合美国资产阶级的胃口。
进入50年代后，情况大不一样。二战后建立的霸主地位逐渐退去了耀眼的光芒：朝鲜战争的失利，打破了美国军事上不可战胜的神话；冷战中接连失利，让美国逐渐趋于守势；第三世界人民解放运动，束缚了美国向外扩张的野心，使得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地理疆界”缩小，再也没有为所欲为的“广阔天地”。同时，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失业大军增加、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反种族主义斗争、青年学生反战反传统运动此起彼伏，暴乱、凶杀、抢劫等罪案层出不穷，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美国资产阶级日渐坐立不安，在此以前欧洲资产阶级所领略过的那种他人、社会都在与自己作对的“异化”感觉，在失败、危机、绝境甚至死亡面前的恐惧、焦虑等阴郁情绪落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头上。美国也同法国、德国一样出现了最适宜存在主义这种充满着悲观、绝望、腐朽、颓废情调的哲学生长的良好条件。
20世纪50年代后，存在主义在美国流行，一些主要的存在主义者成为时髦的哲学家，大量著作被译成英文在美出版。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56年在美国出版，曾被认为是胡言乱语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在1962年被翻译出版。美国本土哲学家巴雷特、怀尔德（John Daniel Wild）等人也分别在五六十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存在主义的著作。存在主义的盛行并没有局限于哲学领域，它渗入文学、艺术、社会学、道德、教育、宗教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所谓的“荒谬剧”、“垮掉的一代”、“嬉皮士”都打上了“存在主义”烙印。
存在主义为新新闻主义提供了价值认同，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强调：不应当问我们是否真正知觉了一个世界，而应当相反地说：“世界就是我们所知觉的那个东西”。他们认为世界总是通过知觉而呈现的，而不是通过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呈现的，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这一切都为新新闻的主观性新闻观奠定了哲学基础。
60年代的美国，对于国家的信任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于经济生活、社会秩序的失望也使得人们开始排斥实证主义，继而对理性主义产生怀疑；国内外形势混乱所带来的价值共识的崩溃，使得客观性在无法统一的价值认同面前成了带着“科学性面具”的虚无的“伪善”，反叛是唯一出路。由于存在主义对客观性、理性的批判和颠覆，使得新新闻的主观性原则得以在新闻界占一席之地。
社会形势使得四平八稳的传统新闻报道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客观性报道无关痛痒的事件罗列如同零散的碎片既不会让人们了解真相，对现实也没有丝毫刺痛。于是，一些希望打破新闻写作沉闷刻板状况的人放胆一试，期待以不同的报道方式来透析社会，揭示事件的影响和意义。“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一种新声。”
新新闻在这些新兴报道方式中最为极端，它是主观性新闻的代表。“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物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学》中自信地言称新新闻学的目标就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一时间对它的褒贬遍于60年代期刊杂志评论版。盛赞者如韦克菲在《大西洋杂志》发表对新新闻的看法：“我认为新新闻最重要、最有趣与最有前途的一点，是它的‘个人本质’（personal nature）——我不是说人身攻击，而是指记者亲身‘出场’（presence）以及它牵扯上这件事的意义。有时，这会令人感到自我中心，而作者坦荡荡的见证，特别是以‘我’来代替那双一般人‘眼睛’，经常令人不悦，而视之为‘主观性’，这刚好与一般的新闻作风相反。”
而反对者的谩骂也不绝于耳，Dwight Macdonald在“纽约客事件”中就曾提出新新闻是一种“倾斜的新闻学（Para Journalism）”，并评价它：好像新闻学——它搜集和散布当前新闻——但它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扬言新闻事实有根有据，一方面又挂起小说情调的招牌。这两者滚在一起，就是杂种。
客观新闻拥护者们的诘难没有阻挡新新闻在60年代的风靡，而崇尚主观性的人们也挽救不了新新闻的命运。70年代后，新新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所说：新新闻学对于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他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记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线路发展，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者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
主观的新新闻：建构另类的“符号真实”
存在主义只是为新新闻成为思潮奠定了哲学基础，而新新闻所倡导的“创造性的描写”方式却是由来已久，现在仍然被采用。我们不禁要质疑，是否只有在动荡的年代，新新闻才有市场；还是新新闻具备某些因素是人们一以贯之所必需的，又有什么是客观新闻无法替代的。
新新闻从不否认自己是“主观性”新闻，在此原则上，新新闻充满自信。他们坚信客观和真实并非一回事，新闻本质是要真实，而客观不等于真实。这样的论调显然来自存在主义对于客观与真理关系的颠覆。但新新闻者与传统新闻者对真实的界定是不同的。
客观性报道出现于美国的19世纪，一方面它是对政党报纸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也与美国通讯社的广泛出现息息相关。为使更多报社定购通讯社的电讯稿，一种超党派、价值中立的报道方式可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客观取向在此表现为中立、大多数、无政党色彩。但人并非是绝对理性的动物，对于具有主观意识的人而言，客观性如同彼岸的曼陀铃，总是可望而不可即，于是有人提出了自然科学中海森堡的“测不准”原则，表明提倡客观性不是为了达到它，而是“对事实真相最接近的报道”。这种说法将客观性原则变成一种态度，但是，如果知道事实真相，说无限接近有何意义，如果事实真相不可测准，那怎样断定我们是在接近而不是偏离事实真相。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求新闻客观？我们希望从新闻中获得什么？新闻真是那么新鲜、真实、接近、客观吗？人们真是因为这些而需要新闻吗？难道人们不知道战争从古至今屡见不鲜，不知道桃色丑闻时时会有，不知道各朝各代皆有腐败，不知道总有杀人放火坑蒙拐骗，不知道天灾人祸总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只是“岁岁年年人不同”？所谓的新闻大多数只是以不同主角出现的“旧故事”，真正的“史无前例”可谓是凤毛麟角。既然新闻不新，那是因为接近？难道神户大地震会让不在日本的你感到丝毫震动？难道克林顿的桃色丑闻会影响邻居对你的看法？难道波斯湾的战火会燃烧你家的后院？显然，大多数的新闻远离我们真实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还是需要新闻呢？如施拉姆（Schramm）所言：我们阅读新闻是透过新闻叙事确认自己与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心理或文化的联系，新闻叙事的功能可能就是在满足大众某种心理需要，或是帮助大众完成某种社会心灵仪式。简言之，我们从新闻叙事中获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感。我们希望从新闻中获得的不仅仅是5W，而是新闻叙事协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或者说叙事中所隐含的世界本体。一切叙事都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怀。当人们对过去进行叙述时，是在将过去的世界通过话语同现在联系起来；人们在讲述他人的故事时，是通过话语把他人同自己联系起来，个人自身的、现实的状况就是通过与他人、与过去的联系呈现出来。透过新闻叙事，阅听者“目击”并参与了现实社会中每天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故事”，由此来修饰或再塑自己的认知和行为模式。
因此，我们需要新闻真实地反映事件。只有获得真实的故事，自我评价才有意义，才可能有效地修正自己的行为。缺乏真实性，我们将会扭曲自己的价值观，从而脱离社会，走向异化。
由此可见，我们从新闻中获得的不是干巴巴的5W；通过新闻叙事，新闻记者是在脆弱并具有争议性的世界中寻找文化意义。如坎贝尔（Campbell）所言：除了教育体系外，新闻媒体就是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系统，协助阅/听众透过戏剧性和仪式性的故事了解周遭社区与生活世界。坎贝尔（Campbell）的研究追求新闻报道的意义诠释，人们开始正视新闻担负的社会意义及其客观性的内涵，而不再为“绝对客观性不可能达到”、“客观性根本不必要”的论述进行永无休止的辩论。
新新闻主义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见之而写之”（tell is as you see it）；并公然提出：主观性就是真理，现实存在离开了人就毫无意义，人类心理活动同样是真实客观实在。他们和Campbell同样关注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叙事使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的碎片产生意义。记者的工作都是要将收集到的资料呈现出来，客观性新闻坚信呈现其中的5W是避免主观的最好办法；而新新闻者坚信，这些基本元素只是零散的碎片，对读者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叙事才是获得真实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