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的长期性的方针。至此，新闻媒介对“鸣放”作了大量的报道。报纸、广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开始进入新一轮高潮。但是整风过程中，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党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认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而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进攻。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部署了反右派斗争的步骤和策略。文章在分析右派的进攻策略时，着重分析了他们在新闻工作上的企图和观点，认为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严厉批判了新闻界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
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在这场波及全国的反右运动中，党组织开展对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批判和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妥的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右派分子的数量、范围，将这场斗争扩大化，尤其是在反右斗争的策略上，党所实行的“引蛇出洞”方法是错误的。采用这种方法使党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了影响，“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由于将反右斗争扩大化，一大批学有专长，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真挚感情，希望通过参加整风运动，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的正直知识分子，乃至一些干部、工人、军人、学生等，被无辜扣上“右派”的帽子，或被定性为“有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而遭受打击。而新闻界则成为这次反右运动的重灾区。仅以《新湖南报》为例，在反右运动中，从社长到编辑、记者，共有50多人被打成右派，占全部编采人员的三分之一，酿成惊动全国的《新湖南报》反右冤案。
反右扩大化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党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然而这种局面不仅没有出现；相反，极“左”路线形成了思潮。“双百”方针不能得以贯彻实行，反映在新闻界，则是自解放初以来党中央提倡的利用报刊广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动局面不复存在，媒介批评在报端上已是罕见之物了。
三、异化变质期（1966—1976）
文革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场文化浩劫。在这场文化浩劫中，媒介批评异常活跃，但此时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批评已经沦为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迫害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工具，异化为造反派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批判的武器。
在“文革”中，无数文化界、新闻界优秀的工作者遭受残酷迫害打击，有些甚至含冤死去。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新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荒谬的理论，如“事实要为政治服务”，“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我党经过长期建设的新闻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受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受到了人民的抵制。
四、恢复发展期（1977至今）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所有这些举措，都表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迎来了新生。
和各行各业一样，我国的新闻事业在“文革”的废墟中重建。新闻规律重新被探讨，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媒介批评也开始重新走上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批评轨道上来。从大的批评思潮来看：有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有1981年批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而引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有1983年开始的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引发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有1986年处理学潮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有1989年在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新闻舆论界的反思。上述这些思潮和运动，与新闻舆论界密切相关，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媒介批评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的结果。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因失误而导致舆论导向错误的沉痛教训。
审视当下的媒介批评实践，我们可以总结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1.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体制
2.专业性与非专业性的媒介批评实践活动相辅相成
3.媒介批评的注意力较为集中于对电视媒体
4.网络批评迅速兴起并愈来愈发挥重要的影响
5.出现了媒介批评活动的商业化炒作现象
简要地叙述了新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以下的经验和教训：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及时将工作的重点由过去的战争转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并着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万象更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开明政策，广泛的政治协商民主制度，为报刊、广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反过来，党和政府以人民群众利用报刊广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不良作风和腐败犯罪现象，又进一步净化了社会风气，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良好党风。这说明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非常有利的。开展健康的媒介批评，则有利于建设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报刊广播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利用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在开展批评的同时，开展对自身新闻宣传中存在的种种缺点和错误的批评。这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打下了基础，有力地配合了“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运动的开展。
二、当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失误，阻塞了言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遭到了破坏。媒介批评已沦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附庸。失去独立品格的媒介批评无法履行监督媒介的职责。而失去监督的媒介，如同失去监督的权力一样，会产生因滥用职权而导致异化的后果。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结果是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不仅没有出现；相反，它为毛泽东同志利用报刊舆论工具，错误地号召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伏笔。林彪、四人帮一伙反党反革命集团，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窃取了新闻舆论宣传大权。文革时期的媒介批评，已异化为对文化的大批判；党的新闻舆论宣传机构，异化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排除异己、镇压人民群众、打倒革命老干部的帮凶工具，写下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黑暗的一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作深刻的反思。
三、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媒介批评，我们会发现：媒介批评和社会思潮、政治运动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都会对媒介批评产生深刻影响，它们决定着媒介批评的价值取向、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和文化的批评，又常常成为引发重大政治运动和形成社会思潮的契机。从反面的教训来看：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还是文革初期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北京晚报》副刊“燕山夜话”的批判，引出的是文化领域的斗争和激烈的政治运动。从正面的经验来看：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光明日报》刊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还是自80年代初以批评电影《苦恋》，引发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运动，都说明了上述这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媒介批评，其性质是社会批判和政治斗争在文化领域内的表现。换句话说：媒介批评是社会批判和政治斗争批判，通过媒介手段的表现。当暴力革命不被当作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时，文化革命就会上升为促使社会发生变革的主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文化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助产士，而媒介批评则是“文化革命”的助产士。无论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还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还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思潮，这些根据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前苏联、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观察而总结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经验，对于今天我们观察和分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广泛的借鉴作用。
四、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媒介批评正发生着价值取向和批评标准的转向。在目前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的过程中，需要有强大的监督和批判的力量对媒介进行制约。媒介批评应继承批判的精神和独立的品质，切不可沦为媒介商业炒作的寄生物或作俑者。
五、要改变当下媒介批评存在的肤浅、缺少原则、散乱无序，乃至因利益驱使而误入歧途的种种弊端，需要我们建立完善的媒介批评保护机制，改善开展媒介批评的舆论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这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体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要求，也是媒介批评实践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