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闻学——传播学视角
在我国，有关公共舆论管理方面的研究最早、最为深入的当属新闻学和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公共舆论等同于新闻舆论，政府对公共舆论的管理、引导、调控就是对新闻的管理、引导和调控。这方面的成果很多，2007年2月21日，笔者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了精确地检索，其中，查到“新闻学”的有793条，“新闻传播学”的有179条，“传播学”的有1200条，相关的条目则更多。
在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媒体是政府公共舆论管理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和中介。尤其在中国，政府引导媒体，媒体引导舆论，仍然是政府公共舆论管理的重要特征。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有：一是探讨大众传媒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如陈力丹的《试论大众传媒与舆论的互动》，吕文凯的《大众传播时代舆论形成的主要方式及发展态势》，田家华、龙朝双的《政策议程创立中的舆论“虚拟”》，李伟权、杨江宁的《舆论之舌——大众传媒应对现代舆论》，李峻登、田新华的《大众媒介影响公共舆论的主要理论研究述评》等。二是探讨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如明安香的《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剖析》，张诗蒂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唐娟的《传媒、政府、政党》，展江的《美国政府对新闻界的调控》，吴庚振、周远帆的《“软控制”：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背后》，刘国明的《关于美国政府限制新闻自由的研究》，童兵的《香港新闻传媒的行政调控与法律监管》。三是探讨新闻舆论监督。如奠红兵的《试析我国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南振中的《舆论监督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途径》，陈力丹的《试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王梅芳的《舆论与舆论监督：正义、公正与制衡》，杨明品的《新闻舆论监督》（专著），王梅芳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专著）等。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如邓新民的《网络舆论与网络舆论的引导》，李永刚的《互联网与民主前景》，秦刚、彭跃辉的《网络公共舆论的价值变异》，胡翼青的《网络的传播学思考》等。
4.法学视角
法学研究侧重从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角度出发，对舆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限度进行了探讨。肖金明在《舆论权论纲：意义与功能》一文中认为，“舆论权既具有权利意义，又具有权力价值，具有权利和权力双重属性。”赵玉红在《论新闻自由权》一文中认为，“在任何充分享有民主的法治社会里，新闻自由权都是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基本政治权利来加以保护的，其目的在于有效地监督政府。”李炳烁在《言论自由的限度理论》一文中认为，“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的唯一根据只能是其他正当权利的要求，而且不能因此而压制言论自由的合理空间。”刘萃、金石在《政府对新闻自由管制标准管窥》一文中，在分析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新闻管制标准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郎劲松在《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一书中认为，新闻政策在中国舆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弥补了立法方面的缺陷，书中还对中国现行新闻政策的战略选择模式、政策价值标准以及政策结构进行了系统、科学的阐释，从而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舆论管理的特点。
总体来看，笔者感到，在公共舆论管理研究领域有这样的特点：即国内研究落后于国外的研究，政治学研究落后于传播学、新闻学研究，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由此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局限：一是长期停留于实践和应用层面，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大量的研究集中在政府如何引导舆论方面，亦即技巧方面。只注重“要怎么样”而没有研究和反思“为什么要这样”，是否“应该这样”？当工作没有能达到预期效果时，也是一味强调方法的改进，实际许多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方法问题。二是学科之间整合不够。由于政府公共舆论管理涉及的面很广，单学科研究不足以解决问题。由于政治学、行政学在这个领域研究的缺位导致公共舆论管理研究不能得到深入。因为政府管理与公共舆论的关系本质是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政府获得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公共舆论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越来越重要，因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三是对政府公共舆论管理所面临的环境变化研究不够。按照系统理论，系统受它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影响，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内部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同理，政府公共舆论管理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后，政府的管理方式方法也要随之变化。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给传统的公共舆论管理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不仅是国内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但对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四是缺乏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政府舆论管理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因而简单地移植国外经验是不行的。正确的态度是在吸收国外有益经验基础上结合特有的国情进行观念和制度的创新。正如威尔逊所说的那样，“需要把它放在批判的文火上烘烤，并把其中的外国气体蒸馏掉。”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拓展和深入。
三、主要内容及逻辑结构
全书以政府在公共舆论管理中的职能为主体，内容涉及政府公共舆论管理相关问题概述，政府对公共舆论的鼓励性职能、限制性职能和引导性职能等章节。全书还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研究政府公共舆论管理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政府公共舆论管理界说。这一章是对整个课题研究的理论和范畴进行界定。相关的范畴主要有公共舆论、政府管理、政府职能、政府公共舆论管理等。涉及的主要关系包括公共舆论与意识形态、公共舆论与大众媒介等。理论支撑主要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理论、大众传媒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公共舆论的民主政治功能理论等。
公众舆论权的维护：政府公共舆论管理的前提。本书认为，政府公共舆论管理应该建立在公共舆论的自由表达基础之上。只有允许舆论的表达才谈得上管理舆论，只有维护公众的舆论权才谈得上政府对公共舆论的管理权。本章首先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分析了舆论权的由来、内涵、构成、特点和实现条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历史上一些经典作家对舆论权理论的论证，分析了公众舆论权对民主政治的意义和功能。最后，以美国为例论证了西方国家维护公众舆论权的做法及其局限性。
公共舆论的干预：政府公共舆论管理的边界及限度。本章借用了经济学中关于政府干预的理论，探究了政府对公共舆论干预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表现。政府对公共舆论权干预的边界和限度是全文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为此，本章用了较大篇幅从概念和模型入手，对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的限度原则进行了归纳和讨论，以期总结出一些普遍适用的规律性。
公共舆论的引导：政府对公共舆论的积极管理。这一章着眼于政府对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公共舆论如何实施有效引导的问题。研究更多的是从调控艺术的角度展开。首先关注的是政府公共舆论引导的规律问题，认为公共舆论不仅应该引导而且也是可以引导的。政府公共舆论引导的规律包括公共舆论运动规律、新闻引导规律、政府媒体与公众互动规律等。具体而言，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引导又有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主动传播式引导、政策法律引导、行为引导等途径。本章还探讨了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政府如何引导国际舆论，使之与国内舆论引导相衔接的问题。
政府公共舆论管理与和谐社会构建。本章首先分析了政府公共舆论管理与和谐社会的相关性，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和谐舆论的支撑，只有舆论和谐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了中国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政府公共舆论管理面临的环境变迁，从中强化了政府舆论管理必须作出相应改革和调整的观点。对于如何进一步优化政府公共舆论管理，文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趋向：即民主化、法治化和效能化趋向。
四、主要研究方法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大致遵循两条基本的研究路径：一条是规范研究方法；另一条则是经验研究方法。本课题研究则力求将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尽量吸收其优点，克服其不足，做到优势互补。
1.规范研究方法
该方法侧重于价值判断、定性分析和逻辑演绎，即“纯从思想本身去寻求真理”。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外有关政府与公共舆论的学说、流派和理论观点，并以此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牛顿曾经说的那样：“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历史上，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梭、黑格尔、密尔、杰弗逊、汉密尔顿、威尔逊、霍尔姆斯等人对政府与公共舆论的关系都有过精彩的论证，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要想看得比别人更远，首先就得吸取他们具有普世性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当然，他们的观点可能会带有时代乃至阶级的局限，但这并不妨碍吸取他们“合理的内核”。当代的诸学科领域也有很多涉及本领域的观点，笔者也尽可能进行搜集、整理和加以运用。这些整理工作是繁杂而艰苦的，但是他们的观点犹如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起来就成为一条项链。人类思想前进的脚步变得如此清晰：因为人类所有的追求，最终是为了追求一种最高、最大的“善业”，即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