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彬
同志们：
我到省政协工作之后，身上的担子轻了，想社会上的事情就多了一些。什么事情？
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今天，我跟同志们交流一下，谈谈我的心得。
首先从文化生态谈起。现在的文化生态不好，文化产品单调、短缺。文化生活不太健康。所以，湖南广电做一个节目，一呼百应。比如我们的《奥运向前冲》，艺术含量并不高，却连续十几次全国收视率第一，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文化生态不健康。上个星期，省政协召开常委会，我谈了一个观点：文化是政治之根，文化是民族之魂。我们要培养文化知觉，提升文化品位。中央提出的、省委发动的这次思想大解放，首先要解决的是“知”的问题，“知”就是大彻大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保持清醒的方位感、责任感、使命感。这是文化知觉上的觉悟。
下面，结合我这半年的工作和思考谈一谈解放思想，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目前，湖南广电创新和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知与行的问题，二是传与承的问题，三是虚与实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主要是讲它的统一。知与行要统一，传与承要结合，虚与实要并重。重点谈谈第一和第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知与行
我今天早上去浏阳参加了谭嗣同殉难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谭嗣同是我们湖南浏阳人，110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的菜市口被慈禧太后杀害，时年33岁。谭嗣同是个先知先觉者，大彻大悟者。我过去从小读书就知道有个谭嗣同，但真正了解他还是参加这次活动。谭嗣同不仅是个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个大改革家。我甚至认为浏阳的伟人再多，没有哪个影响有谭嗣同大。应该说，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加速了封建社会的灭亡。他牺牲后的13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正式成立。我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情况，谭嗣同维新变法失败后，朝廷追捕他时，有人暗示他逃跑，他完全可以跑掉。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事实：康有为、梁启超就跑掉了，他就不跑，他有意识地不跑。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舍生取义，他决心用生命唤醒民众。
9月28日在刑场上，他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由此我想起古人说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说早上知道了这个道，晚上我死了都可以。
“闻道”就是知，是大知。“知”有大知和小知。什么是小知？电会打死人，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会死，不讲卫生会生病，这些是小知，是常识，人人都有。但是大知就不是人人都有，而且不能人人都有。但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大知。没有大知者不是高明的合格的领导。思想解放，首先要解放领导的思想，解决领导的大知问题。领导没有大知，一天到晚要人家解放思想，这个解放思想就是白搞。
今天，什么是大知？美国现在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危机？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帝国主义，拿出7000亿美金救市？中国的两市为什么暴跌？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时候才能反弹？能弹回来多少？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为什么大批地倒闭？还有全球气候为什么反常？为什么这几年严重地反常，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大知。但更大的大知是：中国社会下一步该怎么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问题。
“知”有几个层面：“知——认识——思想——观念”。“知”并不是指的某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阶段性的终极判断。解放思想就是转变观念，就是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谭嗣同就代表一种新思想、一种新观念，他为此掉了脑袋。由此可见，伸张大知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解放思想不要抠字眼，不要作文字秀，直接的目的就是转变观念，就是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
我这里再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联产承包。正好30年了，联产承包连农民都知道好，但是当时全国上下除了安徽的农民没有人敢搞。为什么？观念问题。大家认为联产承包是资本主义的，是毛主席反对的，所以明明看到是好的也不敢搞。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解放了被“左”的观念束缚了几十年的思想，这样才在全国推行大承包。结果全国农民富了，国家也富了。现在农村里的劳动力减少了30%至40%，而且县里面再也不管种田了，但是粮食年年丰收，这就是思想解放带来的成果啊。
第二个例子是“南巡讲话”。小平同志就讲了一句话，“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解放了被“左”的思想束缚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观念，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这一轮思想解放，将中国的经济引上了市场经济的快车道。中国现在的总量排名世界第四，未来总量超过美国也是可能的，超过日本和德国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这个也是解放思想带来的。
讲到实质问题，解放思想大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今年中央常提到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的是农业问题，“南巡讲话”解决的是经济建设的问题，这一轮解决的应该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建设、整个的民族复兴的深层次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解决的是执政理念、执政体制问题，指向的是更自由、更民主、更平等的大事。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是天地之间的协调问题，要解决的是眼前和长远的协调问题，最终的目标是要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我认为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社会。“和”字是禾旁加一个口，老祖宗创造这个“和”字是希望大家都有饭吃，每个人都有一口饭吃。“谐”字是个言旁加上皆，皆就是都，就是言论自由、民主。“和谐”这两个字说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仅讲了物质的东西，更讲了精神的东西；不仅讲了经济的东西，更讲了政治的东西。“和谐”是讲什么？讲的是“共存”，而不是你死我活。“共存”就是大家都要生存。都要生存就要讲包容，讲理解，讲借鉴，讲创新。最大的和谐，是民主、平等、自由、富有。没有这些，和谐就没有基础。
由此看来，“以人为本”是最大的科学，民主、自由是最大的科学，全面发展是最大的科学，和谐社会是最大的科学。但是，我们在平等、民主、自由这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两个问题在于：一是在上层建筑，在政治体制方面民主程度不高，因此很多人唯上不唯事，唯权不唯法。为什么现在上访的多？访什么？访权嘛。如果法比权大，谁还上访？二是在经济建设上市场水平不高，政府垄断得过多，干预得太多。两个问题都要解决。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民主政治问题。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先天不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封建社会就是不讲平等的。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传统文化有很优秀的东西，但是有些包袱。反民主就是传统文化的包袱。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两端最不讲民主。一是上端，皇帝那端最不讲民主；二是最底端，家庭也是不讲民主的。家长制就是在冒烟的农家产生。每一家都有个家长。农村里面家家户户前面一口塘，后面一座山，这个家里面肯定有个掌权的。要么是爸爸，要么是妈妈，要么是奶奶。既然有掌权的，几个小孩子几个媳妇也有争宠的，一争宠就有说假话的、事奉迎的。调皮的、讲真话的就不被家长喜欢。都不讲民主，哪里讲民主呢？我们从家里跑出来，跑到一群小朋友中间去玩，那个地方才讲民主，那是什么地方呢，被我们称之为“江湖”。《岳阳楼记》里面有两句话：“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你看我们这个文化真是特殊，把优秀的与落后的紧紧扭在一起。所以，我讲我们这个国家民主政治先天不足。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可以说，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建党以来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一轮思想解放，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符合人民的心愿，更接近世界的潮流。
以上这些，应该都是大知。今天到会的都是领导干部，需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思想解放，不要厌烦，要满腔热情地投入。尤其在座的年轻的同志，要解决好大知的问题。有了大知，才有大行。有了大知，大行才有方向，才有力量。否则，小知大行，寸步难行。大知小行，也枉有大知。当然，知而不行也不行，那是空洞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