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自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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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九年的家乡教育 (1)

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那时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我生后两个月,我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江苏巡抚奏请免调,没有效果。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1983)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秬,三哥嗣秠)也从上海到台湾。我们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十九年五月,我父亲做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台东是新设的州,一切草创,故我父不带家眷去。到十九年底,我们才到台东。我们在台东住了整一年。

甲午(1894)中日战争开始,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恰好介如四叔来台湾,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二哥嗣秬跟着他在台东。我们于乙未年(1895)正月离开台湾,二月初十日从上海起程回绩溪故乡。

那年四月,中日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崧坚守。唐景崧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台人公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山。到安平时,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到六月二十五日,他双脚都不能动了,刘永福始放他行。六月二十八日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悽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二十三岁。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二年(1863)死在兵乱里。次娶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死于光绪四年(1878)。我父亲因家贫,又有志远游,故久不续娶。到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才续娶我的母亲。我母亲结婚后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亲了。那时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儿子。大姊比我母亲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二姊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姊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四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17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得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

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11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穈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肯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年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候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谨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以下分说五伦。最后三节,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我也抄在这里:

五常之中,不幸有变,

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尤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

因亲及亲,九族克敦;

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

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叫《原学》,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虽是韵文,先生仍讲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诗六抄》,我不记是谁选的了。三十多年来,我不曾重见这部书,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的编者;依我的猜测,似是姚鼐的选本,但我不敢坚持此说。这一册诗全是律诗,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的很熟。至今回忆,却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弯弯水,

世事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除了《诗经》,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诵读的次序,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

(4)《孝经》。

(5)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

(6)《论语》。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

(7)《孟子》。

(8)《大学》与《中庸》(《四书》皆连注文读。)

(9)《诗经》,朱子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

(10)《书经》,蔡沈注本。(以下三书不读注文。)

(11)《易经》,朱子《本义》本。

(12)《礼记》,陈澔注本。

读到了《论语》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名观象)。四叔是个绅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请出去议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欢打纸牌(徽州纸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张),常常被明达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张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四叔往往在山门之前,给我们“上一进书”,叫我们自己念;他到天将黑时,回来一趟,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放了学,才又出门去。

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秫,比我大几岁。嗣秫承继给瑜婶(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无子,我家三哥承继珍伯,秫哥承继瑜婶)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他们和四叔住一屋,学堂在这屋的东边小屋内)。我的母亲管的严厉,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受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先是五个,后来添到十多个,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来新书屋——里去。最初添的三个学生,有两个是守瓒叔的儿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两三岁,天资不算笨,却不爱读书,最爱“逃学”,我们土话叫做“赖学”。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却不愿念书。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时候,嗣昭被捉回来了,总得挨一顿毒打;有时候,连嗣秫也不回来了,——乐得不回来了,因为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学!

我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后来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瓒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来在九江开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说江西话,回家乡时,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说话改了,而嗣昭念书常带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钩起五指,打在头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这是先生不原谅,难怪他不愿念书。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先有嗣昭,后来有个士祥,都是有名的“赖学胚”。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因为逃学,先生生了气,打的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咛,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很苦。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我最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趣味。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成了,先生交她的儿子带回家去。一会儿,先生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他忽然过来问我道:“穈,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线,我去年却送十块线。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个回答。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因为他最会“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讲故事”,小说书叫做“笑话书”),应该有这种笑话书。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他叫我去寻守焕哥。守焕哥说,“我没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他很郑重的捧出来,我很高兴的捧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