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断齑划粥”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出身贫苦，两岁丧父，母亲无法维持一家的生活，带着他改嫁到朱家。他从小就很有志气，酷爱读书，并经常规劝朱氏兄弟努力学习。朱氏兄弟不知好意，反说：“我吃朱家的饭，穿朱家的衣，与你何干？”听了此话，范仲淹又惊又疑。后来别人告诉他母亲改嫁之事，为此，他感愤已极，自立门户，告别母亲，住进长山醴泉寺的僧房苦读，这时他才十来岁。这一时期，他生活异常艰苦，每天晚上用粳米熬稀粥一锅，待冷凝之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再切几根腌菜。这就是著名的“断齑（jī）划粥”的故事。
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之后，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又佩琴剑，风餐露宿，不远千里来到南都（今河南商丘）寻师访友，进了当进著名的南都学舍。
在南都学习期间，他仍像以前一样食粥苦读。他有个同学是留守的儿子，见他生活如此艰苦，就回去告诉父亲。父亲听了很感动，吩咐儿子带些肉饭给范仲淹吃。过了几天，这个同学又到范仲淹这里来，发现他送来的饭菜已经坏了，可是范仲淹却一口也没有吃。同学不解地问：“家父听说你生活清苦，特地让我送些饭菜；而你却不吃，是不是怕玷污了你的品德？”范仲淹回答到：“我很感激你们的厚意，但我吃粥已经吃惯了，如果现在吃这样好的食物，以后吃不了苦怎么办呢？”
在南都学舍，他昼夜苦读，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浇头，实在瞌睡就和衣睡下，醒来继续攻读。有时，他每天连两顿粥都吃不上，往往只到黄昏时吃一顿，既是早餐，又是晚餐。就这样勤学苦读了5年，获得了渊博的知识。
由于范仲淹长期刻苦治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司马光用“警枕”促读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卷帙（zhì）浩繁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就是由他主编的。
司马光从小爱读书，尤其是喜欢读历史书。他虽然不聪明，但是看到别人有什么长处就下工夫学习，直到超过别人为止。比如，他小时候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学习，感到自己的记忆力比较差，便想办法克服这个弱点。每当老师讲完课，哥哥弟弟们读上一会便扔开书本，跑到院子里去玩的时候。司马光就关上门窗，独自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起来，直至能流畅地背诵，才肯休息。他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比如骑马赶路，或夜里不能入睡的时候，一面默诵，一面思考，久而久之，他不仅对所学的内容能够精通，而且记忆力也越来越强了，少时所学的东西竟至终身不忘。
司马光作官以后，读书更加刻苦。他为了抓紧时间读书，给自己设计了一套特别的卧具：一张木板床和一个小圆木枕头，为什么要用圆木做枕头呢？因为硬邦邦的圆木枕头，放在硬邦邦的硬木板床上容易滚动，读书困了睡着时，只要一翻身，枕头就滚走，头便跌在木板上。于是就惊醒了，可以马上起来继续读书，不会一觉睡到天亮。司马光给这个小圆木枕头起了个名字，叫“警枕”。
司马光长时期的勤学苦读，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认识水平，为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资治通鉴》的编修，前后历时19年。在《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司马光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据说，他每天很早起床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才就寝。每天修改的稿纸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等到《通鉴》修完，在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在他的进书表上说“平生精力，尽于此书”，绝非虚语。
欧阳修著文的“三多”与“三上”
“一生勤苦书千卷”。这是北宋著名书法家和杰出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也是他毕生勤奋学习的真实写照。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江西）人，他小的时候，父亲病故，贫困的家庭更困苦不堪了。少年时的欧阳修，很爱学习，但没有钱买纸和笔。他的母亲就用芦荻杆当笔，在泥沙上教他认字写字。著名的“画荻教子”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母亲的教导下，欧阳修刻苦学习，不到10岁，就已经具备了自学能力。于是，他就借书回家读，重要的自己抄一遍，并把它背出来，几年以后，他把很多书都背熟了。
有一天，他从废纸堆里发现了韩愈的遗稿，已经破烂不堪了。他把这本书捡回家，经过精心修补，认真地读起来，爱不释手，连读了几遍，废寝忘食。欧阳修一下子就被那汪洋恣肆的文采深深地吸引了，他发誓努力学习，赶上韩愈的水平。
欧阳修非常勤勉。他认为写文章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因此，他平时总是能够做到：多读优秀作品，多练习写作，多和朋友们商讨文学问题。
欧阳修作文，一向虚心向人请教，从不满足。有一次，欧阳修、谢希深、尹师鲁三人各撰写一篇题材相同的文章。结果，谢文七百字，欧文五百字。而尹文只有三百八十多字，语言精练，结构严密。欧阳修自觉不如，甘拜下风。晚饭后，他提了酒亲自到尹家拜访，一见面就说：“小弟向你请教来了。”两人促膝交谈，直到天明。回家后，他没有躺到床上，而是立刻振作精神，字斟句酌地重写一篇。结果，不但比尹文少二十个字，而且显得更加完整，更加凝练了。过后，尹师鲁读了，十分惊叹地说：“欧阳修真是一日千里啊！”
欧阳修在自学中尝到了“看多”、“做多”、“商量多”的甜头，但同时也感到做到“三多”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欧阳修当官以后，公事十分繁忙，但为了力求实行政治改革，仍然写下了许多有相当价值的诗词和散文。欧阳修写作态度非常严谨，一字一句，反复锤炼。每写完一篇便贴在卧室的墙上，随时看、随时改，直到尽善尽美，才肯拿出去给人看。他在安徽滁州当太守时，曾写了著名的《醉翁亭记》。开头写滁州的山景就写了几十个字，后来修改时，他想这篇游记的重点是写“醉翁亭”，没有必要用过多笔墨描写山景，最后概括成“环滁皆山也”一句，寥寥几个字，洗练明确。有人好奇地问他：哪来这么多时间思考？欧阳修回答：我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这就是利用马上、枕上和厕上的时间。
欧阳修到了晚年，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了。可是，仍然把以前所写的文章拿出来一篇一篇地修改，冥思苦想。他的夫人劝他：“何必这样吃苦，又不是小学生，难道还怕先生骂吗？”他捻着胡子，呵呵大笑，说：“我倒不是怕先生辱骂，而是怕后生耻笑！”
经过一生勤苦的努力，欧阳修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著作。有《欧阳文忠公文集》、《新五代史》等，还与人合修了一部《新唐书》。他的诗词也写得很好，尤其擅长写散文。他文风平易流畅，委曲婉转，对宋代及其以后的散文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文学家苏轼称赞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机，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刘恕谢宴借览
北宋史学家刘恕，字道原，筠州人。他是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考证历史问题的重要协助者。
当时编写《资治通鉴》，英宗皇帝指定司马光负责，并让他挑选助手。司马光当即回答说：“馆阁中文学之士诚然不少，至于专门精通史学的，据我所知，只有刘恕一个人而已！”司马光首先选中了刘恕，在修史的过程中，凡遇史实纷杂难治之处，多由刘恕处理。
刘恕一生勤奋好学，惜时如金。白天，埋头读书，家里人喊他吃饭，直到饭菜冰凉，他还顾不上吃；夜间，上床之后，仍然思考古往今来的历史问题，往往通宵不眠。
刘恕家境贫寒，阴历十月还穿不上棉衣，自然无钱买书，只得靠借书、抄书来满足自己求学的需要。甚至不远数百里，外出求书借读。
一次，刘恕得悉在亳州作官的学者宋次道，家中藏书丰富，就绕道跑去借阅。宋次道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友人住在家里，办了丰盛的酒席招待他。刘恕却对主人说：“你知道，我并不是为了享受佳肴美酒才跑到你这儿来的。这样大吃大喝，岂不误了我的正事！请把这些酒肴都撤走吧，以后不必客气。”他一进书库，立刻就被琳琅满目的图书迷住了。于是，把门一关，独自边读边抄起来。白天顾不得休息，晚上忘记了睡觉。就这样坚持了十多天，把自己所需要的书本全部读完、抄完。临告别的时候，宋次道发现他的双眼都已熬得血红。
刘恕从小聪颖、专心，笃爱史学。13岁时，就从别人那里借来《汉书》、《唐书》阅读。那时的科举考试，不重视历史知识，故一般的读书人对历史几乎茫然无知。而他注重学史，《史记》以下的正史，以至私记杂说、公文案卷，他无所不览；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事件，也全都了如指掌。
有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陪同司马光去游览万安山，看见山道旁边立着一块古碑，上面写有五代时一些将官的名字。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刘恕却能一一说出他们的事迹始末。司马光回去一查验有关史书，果然像刘恕所说的那样。
刘恕晚年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半身不遂，关节疼痛难忍。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让家里人借来有关的书籍，校正、补充自己的著作。终年仅仅47岁。但在这短短的一生中，他除协助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而外，还著有《通鉴外纪》十卷和《五代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后者今已不传）。可惜还有一些著作他尚未来得及写完，就与世长辞了。
宋应星力著《天工开物》
宋应星，明朝时期人，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我国古代四大科学名著《天工开物》的著作者。
公元1615年，宋应星经乡试，中举人。但宋应星对功名富贵却毫不在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已有萌芽，一些读书人开始致力于实际学问，宋应星也走上了这条路。他决心写书，写一本与老百姓吃饭穿衣密切相关的书。
宋应星经过一番实际考察和资料查阅后，看到古代关于吃饭穿衣的书已经有过不少。可是，全面而又详细的记载各种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的书，还不曾有过，而且有些书还需要补充和订正。据此，宋应星决心写一本包罗衣食住行学问的书。
宋应星从农业开始写起：人所以能活在世上，靠食五谷为生。五谷是靠人种植的。在养活人们的粮食中，稻占十分之七。稻分两大类，有粳米、有糯米……
写到这里，宋应星写不下去了。他皱起眉头，想道：下面该怎么写，稻是怎么种出来的，可自己实在一点都不懂。
于是，宋应星就拜农民为师，学习水稻的种植和其他农作物的栽培。他还自己开辟了土地，作为实验田。经过一番艰苦的劳作与学习，掌握了实际知识，自己开辟的实验田也获得了丰收。望着丰收的景象，他不胜感慨：真是像辛弃疾在《西江月》词中说的那样，“稻花香里说丰年”啊！后来他就是这样把农作物学艺一点点的搞得十分精通。之后又开始了科技与工艺方面的学习。
当时是明朝末年，江西的景德镇已经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因此，他首先从瓷器制作写起。经过一段的苦学，瓷器、陶器的制作工艺，他都掌握纯熟了，就又进行铜、铁器铸造的工艺学习。宋应星将钢铁工场看到和听到的浇铸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全都记了下来，还专门调查研究了采矿、冶金、造纸、榨油，以及车船、兵器的制造过程等等，积累了著书的丰富资料。
可正当宋应星要积极著书的这一年，他却被派到奉新县西南的分宜县担任主管教育的小官——教谕。这是一个清闲的差使，他买下了一间小小的草屋，继续他的著书。他白天、黑天写啊、画啊、改啊、抄啊，把原稿涂了又涂，改了又改；许多地方，墨笔写的黑字被红色的笔涂没，改上去的红字又被墨笔的黑色抹去，补充的文字写不下去，由一根粗线引到纸的背面。或者做上记号用另一张纸补入……
也不知大叠大叠的书稿，曾凝聚着他多少的心血啊！
春末的一天，宋应星抄完了最后一段，把全部文稿，分门别类地归成二十卷，然后铺开一张白白的连史纸，蘸饱了墨，写下了铁划银勾的正楷字：“天工开物”书名。
宋应星将书名题为《天工开物》，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而书中所记载的内容，更是详实精妙。
1637年（明崇祯十年），《天工开物》初版本正式问世了。这是一本详细记述中国古代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等等技术、闪耀着劳动人民智慧光辉的巨著。刊印没多久，这本书就被译成日文、法文、英文等外国文字，国外称它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通过调查研究，立志苦学，得出了许多科学结论；他运用数据计算和比较，作了大量科学的统计和记录，总结了丰富的生产知识，而且提高到科学的理论的水平。他的《天工开物》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