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王羲之每天挥笔疾书，写完字后就到家门口的水池去涮笔。久而久之，池水都染黑了，人们把这个水池称做“墨池”。根据记载，王羲之居住过的绍兴兰亭、江西临川的新城山、浙江永嘉积谷山，以及江西庐山归宗寺等处，都有他的墨池。
王羲之勤学苦练书法，他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yōu），并且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终于形成了自己书法的独特风格，创造了一种漂亮流利的今体书法，后来人们称他为“书圣”。
左思十年苦撰《三都赋》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他博学多才，能诗善赋，一生写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文坛上享有盛名的领袖人物。
左思自幼贫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渐渐对都赋（描写皇朝都城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逢得手，总要反复研读，立志在写作都赋上要作出一番成就。
汉朝的文学家班固写过《两都赋》，张衡写过《二京赋》。左思读后赞叹不已。但是，他觉得这两赋虽好，也有美中不足之处。有些景物的描写缺乏事实依据，不免给人以虚假的感觉。他想，历史上的都城那么多，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写一篇都赋，以扬前人之长，避前人之短呢？于是，他决心为三国时的蜀都成都、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和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写赋，合称《三都赋》。
左思要写《三都赋》的消息在洛阳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赞许的有，但更多的是怀疑：一个无名小卒能成吗？真不知天高地厚。写《两都赋》、《二京赋》的班固和张衡，都是汉朝名家。他竟想超越前人，简直是太不自量力了！
在冷嘲热讽中，左思激愤了：难道就不能超越前人吗？能，一定能！因此，他更坚定了写好《三都赋》的决心。为了使《三都赋》言必有据，真实可信。他认真查阅、仔细研究了有关蜀都、吴都和魏都的大量史料，向了解情况的人调查三都的风土人情和山川草木，然后进行精心构思。在写作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积累还满足不了写作《三都赋》的需要，便主动请求担任秘书一类的职务，以便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他不知疲倦，废寝忘食地从事创作。早上天蒙蒙亮就起床，晚上在烛火下一直写到深夜。他在室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外面，都摆上桌子，安放好纸墨笔砚，想到一个好句子，马上就提笔记下来。他走路、吃饭、连上厕所都在思考文章的写法，有时简直入了迷。常常忘记了吃饭，饭菜热了又凉了。有一次，由于太专心，他竟把两支毛笔当筷子送入了口中，弄得满嘴乌黑。
夜晚，他伴着孤灯，在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上竟找不出哪些是需要删节、哪些是需要保留的句子。室内庭院，满是他写的草稿纸，狂风一吹，到处飞舞。随着时光的流逝，左思日夜凝思书写，累得消瘦了，憔悴了，两鬓也开始添上几丝白发。足足花了十年心血，他的《三都赋》终于完成了。可是，左思已经从一个青年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了。
左思这部光辉赋作问世的时候，他决心找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来作评定。他把《三都赋》送给了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皇甫谧。皇甫谧反复看了几遍，禁不住拍案叫绝，立即提笔写序，然后又请人作了注解。几乎被打入冷宫的《三都赋》顿时身价百倍，成了洛阳的畅销书。人们视为珍宝，争相传抄。洛阳的纸张也紧张起来。纸价上涨了二、三倍，到后来，人们有钱也买不到纸，只好到外地去买，“洛阳纸贵”的成语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有志者事竟成。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无名学子，能够敢于树立超越前人的志气，选准自己的创造目标，并按照创造目标的需要选修知识，发奋努力，终于成就了一番不寻常的事业，这种精神十分可贵。
皇甫谧自学自诊撰医著
皇甫谧（215—282）魏晋间医学家。著有针灸名著——《黄帝三部针灸甲正经》（简称《甲正经》）。这部书是中国第一部针灸专著。它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在世界医疗事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皇甫谧祖上是东汉的名门望族，后来家道中落，到他这时已十分贫苦。皇甫谧从小父母双亡，过继叔父。虽寄人篱下，却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也不会下地劳动，更不爱读书，总是终日游荡，消磨时光，人们都笑话他是“傻子”。眼看皇甫谧年届20，还是整天东奔西跑，喧闹嬉戏，游荡无度，叔母心里非常忧虑。
一天皇甫谧兴冲冲地将玩耍时采摘来的野果献给叔母，不料叔母双眉紧锁，长叹一声道：“静儿（皇甫谧幼名），难道我长辈指望于你的，就是这些野果吗？你年纪不小了，为何这么不知长进，20岁的人了还这么整天玩耍无度！”
皇甫谧听了叔母这番话，深受触动，含着热泪向叔母发誓，一定要改弦易辙，发愤读书。
第二天，皇甫谧不再找那些浪子去游玩，而是扛了一把锄头去下地，晚上取出书来读。但是游荡惯了的他，开始很不习惯这种边耕边读的艰苦生活。拿起锄头，既不应手，又很劳累；灯下读书，思想不集中，读着读着便睡了。然而，20年来自暴自弃，使自己虚度宝贵青春年华的教训，又使他精神振作起来。他努力克服懒散习惯，拖着疲劳的身体，苦心研读经书。无钱买书便到处借书抄阅。越读，他的视野越开阔，兴趣也更加浓厚。
但是光靠自学想取得很大进步，毕竟是有限的。为此，他又向叔父的知交席坦讨教。席坦见他很有上进心，便悉心指点。几年下来，皇甫谧终于成为当地很有点名气的一位学者。
后来病魔缠住了皇甫谧，这场病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促使他悉心学医。
42岁的皇甫谧，忽然发现半边身子发生不停地酸痛，行动不能自由。家里人赶紧请医生给他诊治。诊断为风痹病，主要由风邪侵袭肌体形成，在当时属于难症。医生告诉他古人医治痹症，常用针灸，以通经脉，调血气，但要持之以恒，才能有效果。
患风痹症，对皇甫谧是一个沉重打击。半身不遂，不仅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而且给读书带来很大不便。但他是有毅力的人，一面坚持针灸治疗，一面开始学医。他读过诸子百家的典笈，研读《内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医书，自然不成问题。为了证实医书上说的是否有道理，他多次在自己身上试针；有些穴位自己刺不到，就叫家里人帮助。坚持数年后，病情有所稳定，对研究医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但是，就在这时，他又遇到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因为服一种名叫寒不散的药，他得了一场大病。寒不散包括五种石性药物，又称“五石散”。当时大官僚和读书人普遍认为，服了这种药，人可以像金石那样坚实不朽，以致“心加开朗，体力转强”，甚至可以长寿成仙。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毒的东西，服后有的舌缩入喉，有的痛疮陷背，长服会送掉性命。皇甫谧原来半身不遂，加上新的病魔折磨，一度意志消沉，准备自杀了事。最后，还是研读医学的责任心，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皇甫谧随着学识不断增长，声望也越来越大。极有权势的相国司马昭，亲自请他出来当官，他也没有接受。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又屡下诏请他当太子的老师，他还是不答应。他这样坚决拒绝为官，主要是受疾病的打击，一心要学医的缘故。
到了晚年，皇甫谧以全部精力从事医书著作。他长期患病，主要用针灸医治，从事这方面研究花费工夫最多，也最有体验，为了给后人留下诊治的针灸方法，以解除病痛，在病榻上撰写了留传古今中外的名著——《甲正经》。
《甲正经》的问世，第一次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针灸的理论和丰富的经验，对针灸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书中对人体所有穴位，总共确定了654个，对每个穴位的治疗作用，禁忌症，操作方法以及其他必备的知识，也作了详细介绍。
皇甫谧在书中，又根据病理说明哪种病应针灸，哪种病不宜针，哪种病不宜灸。他指出九种病不宜针刺，如误用针刺的话，就会导致死亡。又指出四时气候变化不同，针刺深浅应有区别。凡属过去对孔穴部位确定有错误的，他也一一予以纠正。
《甲正经》这部著作，对我国针灸学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代的针灸学著作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后世一直把这部著作看作是针灸学之祖。至今，有的国际针灸组织，还把这本著作定为确定穴位的参考书，可见它影响之深远。
葛洪勤奋学医著书
葛洪（约281—341），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人。东晋医学家和炼丹术士。
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9世纪末对狂犬病疫苗的研究，作出了伟大贡献。
然而，在巴斯德1500多年前，中国晋代的炼丹医学家葛洪，就提到过这种疫病的治疗方法，他所采用的，就是类似巴斯德采用的免疫法。他开创了用免疫法治疗狂犬病的世界先例，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
葛洪青年时期受社会炼丹风气影响，很喜欢炼丹医病。他虚心向人请教，努力学习关于医药保健和炼丹的知识，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他从小就很喜欢学习，由于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买不起书笔和纸墨，只好上山去砍柴，把砍来的柴卖了，得了钱，买来纸墨，然后借了别人的书，抄下来阅读。他为了多砍柴多卖钱，天还没有亮，就点着松明上山，直到天黑，才把一担担柴挑回家来。第二天再到集市上卖掉。这样，他白天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只好在晚上用功学习。在一盏昏暗的小油灯下，葛洪睁大了眼睛读书，疲劳一阵阵地向他袭来，使得他不断地打盹。他用冷水擦把脸，提提精神，又坐下来认真地读。他即使读到深夜，还要在睡下前，把当天读过的书抄在纸上，准备第二天带上山去，在砍柴休息时再温习一遍。
他在炼丹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不怕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请教别人。他到过吴兴余杭问道，认真研究了东汉炼丹家关于炼丹的书，从中得到很大启发。
他边学习，边实践，躲到深山里专心致志地炼起丹来。
有一天，他把炼丹的矿物放进炼丹炉里，架起火来烧炼。他一边烧火，一边目不转睛地观察炉里面的变化。炼着炼着，出现了赤色晶体状的东西，他高兴极了，大声叫嚷起来：“金丹炼成了！”当然，这种金丹并不是人们幻想的那种长生不老的金丹。
葛洪还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写了一部《肘后备急方》的医书，共四卷。“肘”，就是胳膊，“肘后”是挂在胳膊上，《肘后备急方》，就是经常挂在胳膊上，以备应急之用的药方，是居家或外出都必须随身携带的医书。这部书讲到的急症有急性传染病、外科、儿科、眼科等。还附带讲了点六畜病，属于兽医的范围。大概是古人经常骑驴骑马外出，所以也需懂点六畜病的急救方法。在这部书里，葛洪对他们研究的每一种病，都讲了病状、病因、治法和药方。
在这部书里，他还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的种类很多，粗分为36种，细分到99种。得了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发烧怕冷，浑身疲乏无力，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时间长了就会死亡，此病还会传给别人，造成全家人的死亡。葛洪所描述的这种“尸注”，其实就是现代医学上所说的结核性传染病。他对这种结核性传染病的症状和发展情况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生病，肺结核、骨结核、肠结核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
葛洪是中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医学家。
法显艰苦跋涉取经学道
法显是晋代的一位高僧，既是翻译家，又是旅行家。
法显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家庭，3岁时父母便把他送进寺庙当个童僧。20岁时正式受戒当了和尚，直到终年。
少年的法显进了寺院，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他从小勤奋自学，虚心向有学问的老和尚求教，晚年又十分重视旅行实践。
那是公元399年，随着佛教由印度东传，在我国佛教界掀起了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的热潮。这时法显已经65岁了，但他为了取经求法和参访佛迹，不顾年老力衰，决定同数名僧人结伴离开长安。
他们一行从长安出发，第二年才到达敦煌。经过了水流湍急的黄河，越过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经过了1500里远的白龙堆沙漠。在这些地方，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望穿了眼睛，也休想找个安身之处，他们只能靠死人骨头，来辨别方向。就在这样的路上，他们整整走了17天，到达鄯善以后，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更大的沙漠——世界闻名的被称为“进去出不来”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又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才见到一片绿洲，到达古代西域的佛教重地新疆和田。
这时法显已经67岁，从长安一道出发的旅伴，有的死于沙丘，有的半途折返，有的他去。法显是一位勇敢的旅行家，没有丝毫怯懦，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前进。在此后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不知疲倦地在东南亚次大陆的土地上奔波，足迹遍及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以及印度洋上的美丽岛屿斯里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