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到上海开设“新月书店”，两年下来因亏空太多，要招新股。邵洵美关闭自己的金屋书店，加入“新月”，后来又不得不一人独资。《生活》杂志与“创造社”的善后事务，邵洵美都出过力。
邵洵美当年办出版的初衷是为自己出书，为朋友出书。他没有食言，他的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及第一出版社，为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沈从文、巴金、老舍、潘光旦、施蛰存、陶亢德、章克标、张若谷、滕固、朱维琪以及夏衍等一大批朋友出了书。当然也有遗憾，他的《自传丛书》和《新诗库》计划没有全部实现。
宽容鲁迅在《准风月谈》中，有一篇《登龙木拾遗》，是专门讽刺邵洵美的，文中说“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在文末注释曰：这是对邵洵美等人的讽刺。
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里说：“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做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鲁迅之所以攻击邵洵美，表面上是因为他娶了贵族小姐，而且用妻财办书店，搞出版，交朋友。究其根本，还是因为邵洵美提倡诗歌唯美，是个唯美派，与鲁迅先生提倡的关注现实的文学思想相悖，再加上与新月派有宿怨，而邵洵美与新月派关系甚睦。
面对鲁迅的攻击，邵洵美显得非常大度，他没有去和鲁迅应战，去打一场无聊的笔墨官司，只是私下里表示：“他说我有钱，有钱也不是罪过；他老说我的诗不行，又不具体指出在什么地方不行。”在《诗二十五首·自序》中，邵洵美写道：“我写新诗已有十五年以上的历史，自信是十二分的认真；十五年来虽然因了干着吉诃德先生式的工作，以致不能一心一意去侍奉诗神，可是龛前的供奉却从没有分秒的间断，这是我最诚恳最骄傲的自由。”
义举1938年9月，邵洵美与项美丽一起创办了《自由谭》月刊（即Candid Comment Chinese Edition（《直言评论》中文版），封面上“自由谭”三个大字，是邵洵美模仿颜体的手迹。画面是一幅木刻——日本的飞机在轰炸，大地在燃烧，一头牛被炸死在原野上，一个孩子手捂着脸在流泪，一位农民托着自己被日寇炸死的孩子，孩子的伤口还在滴血……这震撼心灵的血泪控诉，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邵洵美以各种化名为《自由谭》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气息的短论，揭批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他在一篇文章中呐喊道：“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凭了汪精卫在‘艳电’前后的种种言论与举动，可以相信他也一定做得出卖国卖民的勾当。”他还借《几个卖掉灵魂的律师》揭出自己弟弟“邵式军已就任伪苏淞皖统税局局长”一事，给世人以警示。同时，他又借《自由谭》向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的作品。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记者杨刚当时隐蔽在上海霞飞路项美丽家中，使项得以见到《论持久战》。项美丽将该文译成英文后，邵洵美立即将其在《直言评论》（《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并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在连载的同时，又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专门为英文版《论持久战》写了名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序：“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邵洵美又亲自将这篇序译成英文，列在单行本前面。《论持久战》英文版共印了500本，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管道发行；另一部分由邵洵美在夜间开着汽车，与王永禄一道，将书塞到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里。
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
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他恨之入骨。邵式军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1944年上海宪兵队长冈村适三通过投日的熊剑东多次游说邵洵美，企图利用他与他在重庆的中国政府部门的老友联系，谋求“中日议和”。“邵洵美依然故我，出淤泥而不染”，（《辛报》记者陈福愉文）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坚守着民族气节和做人的尊严。
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是一对革命夫妻。1931年共产党员胡也频突然被捕。丁玲、沈从文四方打听无果，于是沈从文来找邵洵美帮忙。邵当即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刘健群打电话，要求保释胡也频。刘不同意，两人争执了起来。刘是C.C（即陈立夫、陈果夫）的人，邵洵美的拜把兄弟张道藩也是C.C的干将。况且邵毕竟是知名人士，是有影响的人物，刘不敢得罪，再三思考后向邵说出了真相：胡也频已于几天前被枪决。邵不信，刘便将处决胡的照片给邵看。邵又通知沈从文也来看照片。国民党秘密枪杀胡也频的消息由此公之于世。
当时胡、丁刚有小婴，丁玲的生活处于绝境。她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托给母亲照应，但身无分文。尽管沈从文筹到了一点款子，急公好义的徐志摩又帮丁玲把一部分书稿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须还。沈从文这才得以陪丁玲回到湖南。
1933年5月，国民党又秘密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邵洵美与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等二十几位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当局以示抗议。6月，邵洵美又和蔡元培、柳亚子、郁达夫、鲁迅等19人联名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稍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邵洵美把这则凶讯和追悼会照片刊在《时代画报》上，以示抗议……
在对外文化交流上，邵洵美也做出过不小的贡献。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接待。当时邵洵美是分会的会计。分会没有经济来源，平时的花销往往是邵洵美自掏腰包。那次在宋庆龄寓所设素宴招待萧伯纳（萧不吃荤），就是邵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席上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和邵洵美。所费46元大洋是邵洵美埋单的。
(83)婚事邵洵美与夫人盛佩玉原是姑表姐弟。邵洵美的母亲是洋务派大官僚盛宣怀的四女儿。盛佩玉则是盛宣怀的孙女。他们这样的大家庭，子女很多，不在一起居住，平时很少见面。邵洵美与盛佩玉这对表姐弟是在陪送盛宣怀的灵柩到苏州安葬时才见面的。
安葬好盛宣怀之后，亲戚们都到杭州散心，住在清泰第二旅馆。邵洵美自从见到比自己年长一岁的盛佩玉之后，就陷入单相思。他在旅馆的走廊上偷偷为盛佩玉拍了张照片，接着又写了首《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表露了他对盛佩玉的恋情。不久，又将他的本名“云龙”改为“洵美”，意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佩玉锵锵，洵美且都”。这一举动更表明他对盛佩玉的钟情。
1923年邵洵美赴英留学前，乞求母亲向盛家求婚。盛佩玉的母亲征得了她的同意，确定了这桩婚事。随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作为订婚纪念。盛佩玉为邵洵美编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邵洵美为此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作为对盛佩玉定情物的回报。在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选购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短诗，寄给佩玉。回国后，又将这些短诗编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出版，扉页上印有“赠给佩玉”几个字，使佩玉倍感爱的温馨。
1925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经济系就读，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诗。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
不到两年，因家里遭火灾，经济上吃紧，加之老祖母抱曾孙心切，邵洵美中止学业返国。
1927年，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婚后三朝友人来贺，有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丁悚、刘海粟、钱瘦铁等。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1927.1.21）的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了《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时髦话题。
邵洵美与盛佩玉相濡以沫地走过了41年的生命旅程，直到1968年5月邵洵美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永别人间。
奇缘美国著名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曾以《宋家三姐妹》一书享誉海内外，而她与中国著名诗人邵洵美的一段旷世奇缘，却为世人所罕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