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都在步行。
等等，也不完全是这样。在学会走路之前，我只会爬，再之前是坨躺着的不明物体。
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即便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我清晰的童年回忆都是在会走路之后，我甚至不记得学习走路的过程——站起来，跌倒，再站起来，再跌倒。肯定是这样的，只是我不记得了。
说到爬，我倒是记得很清楚。那是在我学会走路很久后发生的，大概是四岁。因为那时我家还住在水牛城的园畔大道，直到我五岁才搬到几个街区外的斯塔林大街。我也不可能小于四岁，因为当时我爬行穿过客厅是为了要看报纸，可见我已经到了能独立阅读的年龄，或者说至少识几个字了。
那天我独自坐在地上不知道在干什么，突然很想看报纸。我很早就会走路了，于是打算起身走过去拿。可突然间灵光一现，我发觉自己不用站起来这么麻烦，只要从坐着的地方爬过去就行了。我觉得这主意真是妙极，就这么做了。至于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玩，我不记得了，但我想那时自己肯定乐在其中。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学会走路的，因为那是个奇迹。
当然，这奇迹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虽然相较于其他同龄人，我天生肢体笨拙，能学会走路更加来之不易。但学会直立行走绝对是人类史上的显著成就。这不单是进化的奇迹，更是人类意志的胜利。
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走路。看看其他的动物，一脱离母体就会行走，因为它们必须这样，不然就会在兽群中掉队。而人类刚出生就如同小仓鼠般无助，走路是他们必须学习的一个技巧。
应该说是必须靠自己学会的。因为没有什么学习指南，你的父母也无法教你，除非给你做个演示。你在地上爬了一阵子，接着你就站了起来，然后你会摔倒。你继续站起来，接着又摔倒。慢慢地，你站起来后能走上几步再摔倒。
如此往复。
奇迹就在于：每一个孩子都这么做了，而且都做到了，当然残疾除外。有些人学会得早，有些人学会得晚；有些人摔很多次，有的人很少摔倒。但迟早，人人都会走路了。
没有人灰心丧气，没有人提早放弃，每个人都在按步学习。而且，没有奖励的诱惑，也没有惩罚的威胁；没有对天堂的憧憬，也没有对地狱的恐惧；没有糖果，也没有棍棒。摔倒，起来，摔倒，起来，摔倒，起来——然后开始走路。
太神奇了。
设想一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吧，猜猜他脑子里会怎么想：
“去他妈的。反正一会儿又会摔倒，我现在站起来有什么意义？再这么下去，只会让自己不停地受伤罢了。到时候我看上去就会像个十足的傻瓜。”
“在地上爬有什么不好？我多擅长爬来爬去啊！如果上帝不希望我们爬行的话，何苦给我们双手和双膝呢。”
“谁说人人都需要走路？我看这只适合一部分人，而不适合所有人。首先你需要保持平衡，再者你需要很好的眼脚协调，这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天赋。”
“我讨厌摔跤，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为什么要重复这样的过程来加深这种感受呢？”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我说，有什么地方我非去不可吗？待在原地有啥不好？”
“去死吧。我反正已经会爬了，他们不满意的话就抱我出去好了。反正我是受够了。”
“我投降。”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我无法揣摩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心理，但我确定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他们迟早都能学会，而且一旦学会，就不会忘记。就像学自行车一样。
这下说到窘迫的地方了。
我没学会骑自行车。
你要知道，不会骑自行车对于一个男生来说，等于不会走路。当时在水牛城，每个人都用自行车代步。你骑车去上学，骑车出去玩，除非是距离太远，你才选择坐公交或者有轨电车，要不就是叫你老爸老妈开车送你去。
还小的时候，我有过一辆三轮脚踏车，骑起来轻松自如。没人需要学骑三轮脚踏车，你只要把脚放在踏板上，然后开始踩，这能有多难？它对平衡毫无要求，你想弄倒它还挺难的。
我和这辆三轮脚踏车一直相处得很融洽。直到我七八岁的样子，周围的孩子开始陆续拥有人生第一辆自行车了，而我却得到了一辆四轮车。那是个古怪的装置，靠臂力前行。你得把手放到手柄上，然后朝自己这方向拉，接着推回去，这玩意儿就会往前驶，速度还挺合理。我从没见过这么新奇的东西，也没见过有其他孩子玩过。直到最近看见一组照片，上面的东西跟它很像，貌似叫爱尔兰邮政车。
我忘了后来是怎么处置那辆车的了。可能是我长大了，不再需要它，也可能是被我爸妈送人了。总之在它还远远没有变成一堆废铁之前，它就不见了。我并不想像《公民凯恩》里那样把旧事一件一件刨出来，只是我一直深深地记着它。过了适龄年纪我还在骑它，因为我怎么都不会骑我那辆该死的自行车。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辆橙黑相间的施文牌自行车。1948年，市面上还没有变速自行车，我们一群人骑的都是没有齿轮、没有手刹的车子。想要刹车的话，你得反方向踩踏板，和如今孩子们骑的自行车相比，简直如野兽般粗糙。你绝对不想带这货去参加什么环法大赛，不过总的来说，还算好骑。
对其他人而言。
我不记得是怎么得到这辆自行车的。在当时这应该算是一份大礼，可见是在特殊的日子里收到的，比如说生日。我生日在6月，送自行车再合适不过了。虽说水牛城的冬天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但离骑车转悠的天气还相去甚远，要是在圣诞节收到自行车，就太抓狂了。“拿着！宝贝！这车是你的了，等到明年4月你就能骑了！”太棒了。
我爸负责教我学骑车。我们去屋外的人行道上，我爬上车，他扶着车把手。当我蹬着踏板积聚冲力时，他扶着车一路跟着小跑，接着他放手，我立马摔倒了。
一而再，再而三。
我试图回忆出这个过程中更具体的细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有人说，人老了会对儿时的记忆尤为清晰，我希望能在这件事上奏效。但事与愿违的话我也能接受，毕竟这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
我不记得老爸教了我一整天还是一整周。住我家对面的乔·罗森伯格在做了我继父后告诉我，目睹我和老爸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来回练习却毫无进展，让他的心都碎了。可见我们这么来来回回不止一次，只是我把这冗长的痛苦经历浓缩成了一天。那天我们回到家，相互鞠躬达成共识——早点结束这项艰巨的事业为妙。
于是这辆自行车被扔进了车库，成了“客厅里的大象”[1]。我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庆幸有如此爱我的父母，但这不代表家里就没有几只大家充耳不闻的大象。
如果。如果。如果。
如果1948年有辅助轮的话，故事的结局很可能不同。也许那时已经有这种车轮了，但是我们不知道。
如果有辅助轮，我就不会每次一失去重心就摔倒，也不用让老爸每次都握着车把手陪我跑，把他的体力和耐心都消耗殆尽。我就能自己扛着车出去练，整天练习，最终熟能生巧。
同样，如果那辆自行车的尺寸适合我的话，故事的结局也很可能不同。我父母绝不是抠门的人，但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勤俭节约很是必要。那是辆挺不错的自行车，只是太大了，他们生怕我长太快，很快就不能骑了。
这让人联想到衣服：你能卷起袖管或者缝起裤边，给成长留下空间，但你总不能把自行车也卷起来吧。毫无疑问，那辆车对我来说太大了。实际上，我过个四年半再把它拖出来自己学着骑还差不多。
待会儿会说到这点。
唉，还有一件事也能改变故事的结局，而且是实质性的改变：要是我老爸是个好老师的话。他绝对是个好男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但显然不是好老师。
我知道，我没能像他年轻时那样跃上车就会骑，这让他备受打击。我爸成年后唯一热衷的运动就是高尔夫，虽然不常打，但自然的挥杆让他成为一名不错的球手。我猜他也擅长其他项目，虽然没有那么热衷。
我不知道面对这个极度缺乏运动细胞的儿子，他到底有多失望，但我学不会骑车铁定使他耗尽了耐心，不愿再教下去了。我没有好好学，或者说我压根没本事学会，那么赶紧收手，把自行车安置到车库，不是更简单也更人性吗？
几年后，他教我打高尔夫。虽然我也表现差劲，但至少我会挥杆，击球，走到球落地处，再击球，我不会再摔倒，也不会再考验他的耐心了，所以学习过程进展得很顺利。我不记得和老爸出去打过几次高尔夫，可能八到十次，最多十二次，但每次我们都玩得很尽兴。
他还教我开车，虽然过程不太顺利，但我们都坚持了下来，最终我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驾照。在自驾出游的路上，我学到了更多的驾驶技巧，他是个好司机，谨慎却不胆小，我总是观察他并且试着学习。
他是个慈爱的父亲。自己是个律师，不过极力支持我想当作家的决定，并对我早年的学习和专业成就大加赞赏。我出生时他三十岁，但在自己五十二岁生日前去世了。如今再写到他，我比他去世时的年龄还老了十七岁。
这种感觉很奇怪。不知道教我学骑车的时候他几岁了。四十岁？我三个女儿中有两个都比他那时要老了。在我大女儿出生前四个月，他便去世了。
我不会骑车不是他的错，也不是自行车的错。很显然，责任全在我。
瞧，每个爬行着的宝宝都会做的事情——不停地努力尝试直到学会为止，我却以失败告终。老爸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些，毅然把这暂时的失利认定为永久的失败；他一再强调，我不会骑车也没关系，至少比继续摧残我们俩要好多了。
我很乐意接受失败，甚至渴望拥抱这个结局，因为我向来是个听话的孩子。我知道，那些在成年后才认识我的人，听到这话都要惊呆了。我小时候一直听从父母的话，认为那是为我好。我练了七八年的钢琴，因为我妈是个出色的钢琴师，她认为我也应该会弹钢琴，即便我对乐器甚至是音乐都毫无兴趣。在学习过程中，我既不擅长，也不享受，但从未央求老妈让我放弃，或者表达出一丝厌恶之情。她认为练习钢琴对我有益，我想她应该不会错，尽管所有的迹象都是相反的。
除此之外，接受自己天生不会骑车这个事实，意味着我可以不用再努力了，一项不愉快又折磨人的活动终于可以停止。至于以后别人骑车时候我只能步行，并成为社区里唯一不会骑车的小孩而被他人耻笑，那不是我考虑的问题。
其实我只要能坚持住，摔倒后仍旧跨上车再练习。迟早，我就不会再摔下来，并学会骑车。就像之前学习走路那样，可当时我并未领悟到这一点。
就这样，自行车被丢进了车库，束之高阁。我毫不在意，并且很快遗忘了它的存在。
在结束这个故事前，我还想讲一件关于老爸的事情，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十一岁的时候，我一下从五年级跳到了七年级。我五年级的老师——米尔德里德·戈德弗斯坚信要让班里更聪明的孩子加快学习进度。那时第六十六公立学校五年级总共有三位老师，她就是其中一个。之前学校一直指派她集中强化辅导聪明的孩子，让他们学完五年级就直接上七年级。
之后学校政策变了，但戈德弗斯女士仍旧热衷于培养那些聪明的孩子，并在我们班找了两个好苗子——迪克·莱德曼和我。据此，她召集了我们的父母，建议我们跳过六年级直接上七年级。迪克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但我的父母答应了。于是那年的9月我踏进了七年级的教室，和比我大一岁的孩子们同班，而我的新同学似乎也不知道该如何同这突如其来的小屁孩儿相处。
他们都会骑自行车，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五年级的同学也都会骑。
跟上学习节奏难不倒我。虽然我是个运动白痴，但是也没人说我脑子不好使。那时一个叫杰克·多夫曼的七年级同学向我发出了一份邀请，问我要不要加入他的橄榄球队。球队叫“杰克队”或者“惠灵顿猛虎队”（多夫曼家在惠灵顿街上），反正他是队长。
我答应了。于是爸妈义不容辞地给我买了一个头盔和一套护肩。（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他们买对了尺寸，没有再买大几号，让我多用上几年。）
于是我加入了球队。我们玩的是擒抱摔倒式橄榄球[2]，据杰克的爸爸菲尔说，这种玩儿法比较锻炼人而且很公平。我是防守边锋，所以得玩上三到四场，不过总共也就三到四场。虽然不确定自己在场上具体要干吗，我还是努力地在进攻时阻碍对手，并在防守时阻断持球者。
比赛结束时我意犹未尽，甚至在赛季结束时感到很失落。
杰克是我们的语法课代表，也是贝纳特高中的运动明星。他同时担任橄榄球队的四分卫和棒球队的游击手。高中毕业后，他得到了职棒联盟预选赛的邀请，加入芝加哥小熊队的农场系统[3]。结果他却上了水牛城大学的药剂学院，因为他爸爸是开药店的，这样杰克大学毕业后就有能力接管家族产业了。当时人人都知道，靠打棒球是不可能让你过上体面生活的。
如今时代变了……
让我们先跳过中间的半个世纪，来到2005年我们高中毕业五十周年的聚会上。杰克·多夫曼看上去和当年在“惠灵顿猛虎队”时相差无几，他走到我跟前说：“我得告诉你件事，我打赌你肯定不知道。”他说：“你还记得我们在第六十六公立学校的那个橄榄球队吗？”
我说我当然记得。
“那么，”他说，“你知道吗？你父亲还特意给我打过电话呢！我想他是在电话本上找到我家号码的。‘杰克，’他说，‘我想让你帮我个忙。你们玩儿球时能不能别让拉里[4]坐冷板凳，给他一个上场的机会，可以吗？’‘当然可以，’我这么说，‘我会把他列为正式球员的，布洛克先生，可能比赛会把他给折腾死，不过我保证他能上场。’‘杰克，请你别告诉他我来找过你。’所以之前我一直都没告诉你。你不知道这事儿吧？”
没有，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如果当时我知道了，肯定感到备受侮辱，会认为他这种行为既不恰当（可能确实是这样）还叫人尴尬。但是现在，我毕业都五十年了，离我在“惠灵顿猛虎队”打拼的岁月也有五十五年了，回想当初，他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我的妹妹贝琪比我小五岁。在她出生前不久的1943年5月，我们家从园畔大道的简陋公寓搬到了斯塔林大街上的独户住宅里。在她六岁还是七岁生日时，她也得到了一辆自行车，刚巧在我得到自行车后的一年。
（这很可能是她要求的。我相信，如果当初我向父母索要自行车的话，也能更早地拥有它。我想要的东西基本都能得到，只是，我很少开口索要。上帝啊，我真是个怪孩子。）
我爸带着贝琪和她的自行车去了人行道，等她坐好后开始扶着车把手跑了起来。一两个小时后，她就像天生会骑车般驾轻就熟了。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小说里，那么这位兄长就要为这事记恨他妹妹一辈子了。但是我没理由要去憎恶贝琪，我干吗要因为她会做一件其他人都会的事情而讨厌她呢？
我既没因为她拥有了这项新能力而心生厌恶，也没深受刺激要再去练车的欲望。我只是一直等了好几年——等到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骑车都不再那么重要。
注释：
[1]一个英国的谚语，用来形容一个明明存在的问题，却被人刻意回避及无视。
[2]防守方球员只能针对进攻方的持球员进行擒抱动作，其余均属违规。当持球员被擒抱倒地时，必须立刻放开手里的球；而擒抱别人的球员必须立刻放开对方。
[3]每一支大联盟球队都有一批小联盟球队为其青年球员、受伤或暂时弃用的大联盟球员提供培养、训练、康复和比赛机会。这批附属大联盟母队的小联盟球队统称农场球队，而在母队而言，则统称为某某母队的农场系统。
[4]劳伦斯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