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威权主义的危机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或柏林墙的倒塌才开始的。它至少始于十五年前南欧的一系列右翼威权政府的垮台。1974年，葡萄牙的卡埃塔诺（Caetano）政权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在度过一段濒临内战的动荡时期后，1976年4月，社会党人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当选为总理，从那时起，这个国家开始了和平的民主统治。也是在1974年，自1967年以来一直统治着希腊的军人政权被赶下台，让位于民选的卡拉曼利斯（Karamanlis）政权。1975年，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逝世，从而为两年后向民主制的和平转型铺平了道路。此外，由于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怖主义的氛围，土耳其军方于1980年9月接管了国家，但是在1983年，他们将国家交还给文官统治。自那以后，所有这些国家都定期举行多党派的自由选举。
南欧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的这些转型，引人瞩目。从前，这些国家被看作是欧洲的“害群之马”，更因其宗教传统和威权传统为人谴责，从而外于民主西欧的发展主流。然而到了1980年代，每一个国家都成功地过渡到有效运行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其稳定程度（土耳其可能是个例外）已然使得那里的人民几乎无法想象其他情形。
拉丁美洲在1980年代出现了类似的民主转型。这一转型始于1980年，那一年，在经历了十二年的军人统治之后，秘鲁恢复了民主选举的政府。1982年的马岛战争（Falklands/Malvinas War），则导致了阿根廷的军政府垮台和民主选举产生的阿方辛（Alfonsin）政府上台。阿根廷的转型很快就为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效仿，于是，乌拉圭和巴西的军人政权分别在1983年和1984年下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Stroessner）和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的独裁政府，就让位于民选政府，到了1990年代早期，甚至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政府，也在自由选举中输给了维奥莱塔·查莫罗（Violetta Chamorro）领导的全国联盟。许多观察家认为，拉丁美洲新出现的民主制度不会像南欧那样持久存在。在这个地区，民主起起落落，事实上，新出现的民主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债务危机。此外，像秘鲁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还面临着叛乱和毒品这样的国内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却有值得注意的韧性，仿佛此前的威权经历让它们接种了疫苗，使它们不再那么轻易地退回到军人统治。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1970年代初，拉丁美洲只有少数几个民主国家，可到了1990年代初，西半球就只有古巴和圭亚那这两个国家不容许合理的自由选举。
东亚也有类似的发展。1986年，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政府被推翻，取代他的是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总统，她在人民支持的欢呼声中入主政府。次年，韩国的全斗焕将军下台，同意选举产生的卢泰愚担任总统。台湾的政治体制没有以这样激烈的方式进行改革，但是，自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社会中蕴藏着巨大的民主动力。随着国民党老一代人物的离世，台湾社会的其他阶层，包括许多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日益参与到“国民大会”中来。最后，缅甸的威权政府也为民主势力所动摇。
1990年2月，德克勒克（F. W. de Klerk）领导的南非白人政府宣布释放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并解除对非国大（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和南非共产党（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的禁令。他由此开启了一个谈判期，使南非走向黑人和白人的权力共享，并最终抵达多数统治的目标。
回过头来看，我们之所以难以觉察到独裁国家陷入其中的危机的深重，在于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威权体制使自身持续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宽泛地说，错误地估计了强权国家的活力。采取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想当然是脆弱的：对一定范围的个人权利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严格限定。相反，右翼和左翼的威权主义政权则试图利用国家权力侵占私人领域，对其加以控制以达到各种目的——比如扩充军力，推动平均主义的社会秩序，以及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个人自由领域失去的一切，将在国家目的层面得到补偿。
归根结底，最终使这些强权国家倾塌的关键缺陷是合法性的缺乏——也就是观念层面的危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正当；它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中的相对概念。一切能够有效运行的政权都必须基于某种合法性原则。[1]没有哪个独裁者是纯粹“凭借强力”进行统治的，例如，人们常常说起的希特勒。一个暴君能够凭借强力统治他的孩子、老人或许还有他的妻子，若他在体力上强于他们的话，但是，他很可能无法以这样的方式去统治两三个以上的人，更不要说有着数百万人的国家了。[2]我们说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凭借强力”统治，无非是指希特勒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纳粹党（Nazi Party）、盖世太保（Gestapo）和国防军（Wehrmacht）——能够在力量上威胁更多的人。然而，是什么使得这些支持者忠于希特勒呢？肯定不是希特勒能够在力量上威胁他们：根本上来说，还是他们相信希特勒权威的合法性。安全机构本身可以通过威胁加以控制，但是在这个体制的某些点上，独裁者必须有相信其合法性权威的忠诚部下。同样，最为卑鄙、败坏的黑手党领袖也是如此：若没有他的“家族”基于某些理由认可他的合法性，他就无法成为教父（capo）。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到的那样，即使在一群强盗中间，也必须有某种让他们瓜分赃物的正义原则。由此可见，即使是对最不正义、最残忍的独裁政府而言，合法性也至为关键。
显然，这并不是说一个政权为了存在下去，必须要在绝大多数民众那里确立合法性权威。在当代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少数派的独裁政府为大多数人痛恨，却在几十年里成功地把握权柄。比如叙利亚的阿拉维派（Alawi）政权，或者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社会复兴党（Ba'athist faction）。更不用说拉丁美洲的各种军人政权和寡头政权了，他们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却依然统治着。在整个民众之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会造成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除非这种合法性的缺乏开始影响到与这个政权紧密相连的精英分子，尤其是那些垄断着强制权力的人，比如执政党、军队和警察。因此，当我们谈论威权体制中的合法性危机时，说的是那些精英内部存在着危机，而他们之间的团结是政权有效运行的基础。
一位独裁者的合法性可以有不同的来源：既可来自豢养的军队对他的个人效忠，也可来自一套精巧的意识形态，为其有权统治加以辩护。在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场最重大的系统性尝试，试图确立一种连贯的、右翼的、既不讲民主也不讲平等的合法性原则。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法西斯主义不是“普世性”学说，因为它否定共同人性的存在或人权的平等。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坚持认为，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是种族或民族，尤其是日耳曼这样的“主人种族”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它把权力和意志置于理性或平等之上，认为权力和意志凭借自身就有资格统治。然而，纳粹所宣称的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斗争才能得到有力的证明。因此，战争在它那里就不是病态，而是常态。
然而，法西斯主义还没来得及经受合法性的内部危机，就被军事力量击败。希特勒及其余党在柏林地堡中，至死都仍相信纳粹事业的正当性以及希特勒的合法权威。作为战败的结果，如今法西斯主义在多数人眼中已经失去了吸引力。[3]换句话说，希特勒把他的合法性诉求建立在统治世界的允诺上；然而，日耳曼人得到的却是所谓的“劣等种族”令人恐怖的毁坏和占领。当法西斯主义主要表现为火炬游行和不流血的胜利之时，它不仅对于日耳曼人，而且对于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有高度吸引力，而一旦其内在的军国主义付诸其逻辑结果，就再也休想了。有人可能会说，法西斯主义也遭受着内在矛盾之苦：它过分强调军国主义和战争，不可避免地会跟国际体系产生自我毁灭的冲突。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就不再是能与自由民主抗争的严肃的意识形态对手了。
当然，我们可以问，如果希特勒没有被打败，合法的法西斯主义在今天会如何？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内在矛盾，远比它被国际体系在军事上击败的可能性深重得多。即使希特勒获得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普遍帝国的和平环境中，也会丧失其内在的存在理由，因为到那时，日耳曼帝国不再能够通过战争和征服来肯定自身。
希特勒战败之后，右翼方面还剩下的替代自由民主的方案，就是一批持久稳固但最终不成体系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些政权绝大多数除了维续传统的社会秩序，没有其他宏大的愿景，它们的主要缺陷在于，找不到一个说得过去的长期有效的合法性基础。没有人能像希特勒那样阐述一套自圆其说的国家理论，来证明威权主义永久统治的正当性。它们全都不得不接受民主和人民主权原则，然后以各种理由辩称它们国家目前还不适于民主制度，原因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要么是早前民主政权的经济混乱。每一个政权都不得不说自身是过渡性的，最终会还政于民。[4]
然而，缺乏自圆其说的合法性来源带来的缺陷，并不意味着右翼威权政府会迅速倒台或必然瓦解。拉丁美洲和南欧的民主政权，在处理各种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缺陷。[5]几乎没有政府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的政府为恐怖主义所困扰。但是，一旦右翼威权政府在某些政策领域面临危机或失败，而这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情形，那合法性的缺乏就会成为它的关键缺陷。合法政权由于其良好信誉，人们对于其短期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都能加以理解，并且可以通过撤换首相或内阁来弥补失败。然而，在不合法的政权那里，失败往往导致政权本身倾覆。
葡萄牙就是一个例子。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及其继任者马塞洛·卡埃塔诺（Marcello Caetano）的独裁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以至于让某些观察家把葡萄牙人民描述为“顺从、宿命且极其忧郁”。[6]就像此前的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葡萄牙人也表明了，那些置身事外的西方观察家早前认为他们不具备民主素质是个错误。1974年4月，卡埃塔诺的独裁政府在其自己军队组建的武装部队运动（MFA）的倒戈下垮台。[7]其直接动因是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战争中越陷越深且久战不胜，为此耗费掉了葡萄牙四分之一的财政和大部分兵力。不过，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并不顺利，因为MFA并非全都具有民主观念。相当一部分官兵受葡萄牙共产党的影响，以阿尔瓦罗·库尼亚尔（álvaro Cunhal）为党首的葡共坚持严格的斯大林主义。不过，与1930年代形成对照的是，中间派和民主右派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韧性：在一段猛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之后，马里奥·苏亚雷斯领导的温和社会党在1976年4月的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这一结果的产生不小程度上得益于外部组织的帮助，其中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但是，如果葡萄牙没有极其强大的公民社会——政党、工会、教会——来动员和领导广大人民支持民主，外部帮助也起不到作用。现代西方欧洲的消费文明也发挥了作用；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工人……可能会上街游行，高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他们向往的是西欧消费社会的生活水平，会把钱花费在购买他们生产的服装、电器和工艺品上。”[8]
次年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或许是近来威权主义合法性之失败的最典型例子。从许多方面来说，佛朗哥将军都可谓是十九世纪那种欧洲保守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即已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击溃的基于君权和圣坛的保守主义。然而，西班牙的天主教意识从193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激烈的变化过程中：在1960年代的第二届梵蒂冈会议后，整体而言，教会已经自由化了，西班牙天主教的诸多重要部分接受了西欧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西班牙教会不仅发现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而且日益扮演了人权倡导者和佛朗哥独裁政府批评者的角色。[9]这一新意识反映在天主教的世俗技术官僚的主业社团（Opus Dei）运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57年后进入了行政部门，并且深入参与了后来的经济自由化。因此，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时，他政权中的许多重要部门已经准备好接受一系列谈妥的“协定”的合法性，由此不动声色地就废除了佛朗哥所有重要的制度，使反对派合法化，其中还包括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允许选举产生一个制定一部完全民主的宪法的制宪议会。如果旧政权的重要成员（至为重要者当数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不认为佛朗哥主义是民主欧洲的一个时代错误，并且这是一个西班牙在社会和经济层面都愈益与之相像的欧洲，这样的转型就不会发生。[10]佛朗哥政权的最后一次议会（Cortes）做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它在1976年11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下届议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此举实际上无异于自杀。就像葡萄牙一样，西班牙人民作为整体支持民主的中间派，奠定了民主制的基础，他们先是强力支持1976年12月的公民投票、赞成民主选举，然后在1977年6月平静地选举苏亚雷斯领导的中右派政党组阁。[11]
希腊和阿根廷分别于1974年和1983年转向民主制，在这两个国家中，军队都不是被迫交出权力的。相反，他们让位给文职政府是由于内部产生了分裂，这也反映出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的统治权利的信念。像葡萄牙一样，对外关系上的失败是直接原因。1967年掌权的希腊军方从未在民主之外寻求合法性的基础，他们只是声称自己在为“健康”和“可持续”的政治体制的复位铺路。[12]军人政权因支持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与大陆统一的要求，导致塞浦路斯被土耳其占领，并且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这让它丧失了信誉，从而变得不堪一击。[13]1976年，阿根廷的军政府从总统伊萨贝尔·庇隆（Isabella Perón）手中夺取政权，其主要目标是清除阿根廷社会的恐怖主义；它通过残酷的战争完成了这一目标，但也因此丧失了自身主要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军政府入侵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决策，挑起了一场不必要的且最终也未取胜的战争，从而足以让自己在人民中间丧失信誉。[14]
还有些其他情形，强硬的军人政府亦无力应对社会和经济问题，令前任民主政府丧失了合法性的正是这些问题。1980年，秘鲁面临着一场急剧严重的经济危机，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General Francisco Morales Bermudez）领导的军人政府，发现自己无力应对一系列的罢工和棘手的社会问题，遂把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府。[15]巴西军人在1968-1973年主持政权期间，曾使经济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是，面对着世界石油危机和经济衰退，巴西的军人统治者发现自己并不具有经济管理的特殊才能。此时，最后一位军人总统若奥·菲格雷多（Jo?o Figueiredo）辞职下台，让位于一位民选产生的文人总统，军政府中的许多人由此松了一口气，他们甚至为自己曾犯下的错误感到羞耻。[16]乌拉圭的军人最初是通过发动一场“肮脏战争”夺取政权的，他们镇压了1973-1974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Tupemaros）起义。然而，乌拉圭是一个具有较为浓厚的民主传统的国家，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传统，乌拉圭军人试图在1980年通过公民表决来使其统治制度化。结果，它失败了，并于1983年自动下台。[17]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创建者，比如前总理维尔沃德（H. F. Verwoerd），不承认人皆平等的自由前提，认为人类种族之间存在着天然区分和等级。[18]种族隔离是这样一项措施，它一方面允许利用黑人劳工来推动南非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又阻止南非黑人移居城市，而这本来是工业化过程自然会有的伴随现象。这样一项社会工程措施，就其野心而言可谓宏伟，但现在想来，就其终极目标而言又无比愚蠢：根据所谓的“通行证法”（pass-laws），黑人企图在工作场所附近居住就是犯罪，到1981年为止，将近一千八百万黑人因此罪名而遭逮捕。然而，现代经济规律终究不可违逆，到了1980年代后期，南非白人发生思想革命，这使得德克勒克在就任总统前主张，“经济需要数百万黑人在城市永久居住”，并且认为“在这件事上自我欺骗没什么益处”。[19]于是，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因其无益而在白人中间丧失了合法性，由此使得大多数白人接受与黑人共享权力的新制度。[20]
尽管这些情形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南欧、拉美和南非发生的民主转型还是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除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旧政权是通过暴动或革命被迫交出权力的。[21]政权之得以改变，至少部分是因为旧政权的某些成员自愿决定放弃权力，支持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当然，这种自愿放弃权力的做法通常是由某种直接的危机造成的，但它最终可能使得人们日益相信，民主是现代世界中唯一合法的权威来源。它们一旦完成了为自己设定的有限目标——清除恐怖主义、恢复社会秩序、结束经济混乱等等，拉美和欧洲的右翼独裁主义就发现自己没有了继续掌权的正当理由，而且没了自信。如果国王只希望在民主国家做一个名义上的君主，如果教会奋斗在为人权而斗争的前线，那么就很难以君权和圣坛之名屠杀人民。因此，“无人自愿放弃权力”，这一传统名言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了。
毋庸赘言，许多古老的威权政权并非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民主制，它们常常是自己无能和失算的牺牲品。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都不想在他们同意的选举中失利。但事实是，哪怕最顽固的独裁者，也认为他们必须通过进行选举来赋予自身一种民主合法性，至少有那么一层光环。在许多情形中，军队强人交出权力要冒很大的个人风险，他们会因此丧失主要的保护，使自己完全暴露在那些曾被他们迫害的人的报复之下。
右翼威权主义因民主思想而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这或许并不奇怪。一旦说到经济或社会整体，哪怕最为强权的右翼政府，其权力也是较为有限的。它们的领导人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团体，日益处于社会的边缘，那些进行统治的将军和军人通常缺乏思想和理智。可是，左翼的共产极权主义政权又是怎么回事呢？它们有没有重新定义“强权国家”这个词的意义？它们有没有找到一种使自己永久掌握权力的方案？
注释：
[1]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非常详细地阐述了合法化概念，他还对权威的形式做了著名的三种区分，即传统型、理性型和魅力型。这些韦伯式的范畴在用以刻画纳粹德国或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中的权威时，引起了巨大争议。例如，见Rigby and Feher (1982)中的文章。韦伯对于权威类型的最初讨论，见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324-423。极权国家是难以适用韦伯式的范畴的，这一点表明他那种非常形式化、人为性的理想型体系是有其局限的。
[2]科耶夫在回应施特劳斯（Strauss）的如下文章时指出了这一点：“Tyranny and Wisdom,” in Leo Strauss, On Tyrann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52-153.
[3]针对希特勒的内部异议，体现在1944年7月对他的谋杀，这种内部异议可能会日益扩散开来，就像苏联在更多地维持政权几十年中所出现的情形那样。
[4]关于这一点，见下面这本书的导言，GuillermoO'Donnell and Phillippe Schmitter,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d), p. 15.
[5]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研究，见Juan Linz, ed.,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i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6]引自一位瑞士记者，见Philippe C. Schmitter, “Liberation by Golpe: Retrospective Thoughts on the Demise of Authoritariansim in Portugal,”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 no. 1 (November 1975): 5-33.
[7]引自一位瑞士记者，见Philippe C. Schmitter, “Liberation by Golpe: Retrospective Thoughts on the Demise of Authoritariansim in Portugal,”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 no. 1 (November 1975): 5-33.；以及Thomas C. Bruneau,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Portuguese Politics: Ten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25 April 1974,” in Geoffrey Pridham, ed., The New Mediterranean Democracies: Regime Transition in Spain, Greece, and Portugal (London: Frank Cass, 1984).
[8]Kenneth Maxwell, “Regime Overthrow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rtugal,” in GuillermoO'Donnell, Philippe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South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c), p. 136.
[9]见Kenneth Medhurst, “Spain's Evolutionary Pathway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in Pridham (1984), pp. 31-32; and Jose Casanova,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Reflections on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ocial Research 50 (Winter 1983): 929-973.
[10]José Maria Maravall and Julian Santamaria,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c) p. 81. 1975年12月进行的一个调查表明，42.2%参与调查的人中有51.7%赞成这些转变，并认为这些转变必然会使西班牙与西欧民主国家接轨。John F. Coverdale,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Spain after Franco (New York: Praeger, 1979), p. 17.
[11]尽管有顽固的佛朗哥分子反对，仍有77.7%符合资格的选民参与1976年12月的公民投票，其中有94.2%投了赞成票。Coverdale (1979), p. 53.
[12]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Regime Change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Greece: 1974-1983,” in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1986c), p. 148.
[13]对传统等级制统辖的重申表明军队内部缺乏自信，这就削掉了受第三军以政变威胁支持的政权强人准将迪米特里奥斯·伊奥安尼德斯（Brigadier-General Demetrios Ioannides）的权力基础。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Transition to, and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Greece, 1974, 1974-1983: A Tentative Assessment,” in Pridham (1984), pp. 53-54.
[14]见Carlos Waisman, “Argentina: Autarkic Industrialization and Illegitimacy,” in Larry Diamond, Juna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4,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1988b), p. 85.
[15]Cynthia McClintock, “Peru: Precarious Regimes, Aut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in Diamond et al. (1988b), p. 350. 此外，秘鲁传统的寡头政治与国家的改革派政党APRA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时已经有所缓和，足以容许一个阿普拉党（Aprista）的总统在1985年上台执政。
[16]关于这一时期的巴西历史，见Thomas E. Skidmore,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 1964-198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10-255.
[17]Charles Guy Gillespie and Luis Eduardo Gonzalez, “Uruguay: The Survival of Old and Autonomous Institutions,” in Diamond et al. (1988b), pp. 223-226.
[18]维尔沃德在1950年后任内务部长，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担任总理，他1920年代实际上在德国学习，回到南非后坚持“新费希特式”的民族理论。见T. R. H. Davenport, South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Johannesburg: Macmillan South Africa, 1987), p. 318.
[19]引自John Kane-Berman, South Africa's Silent Revolution (Johannesburg: Southn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1990), p. 60. 这个说法出现于1987年的竞选运动过程中。
[20]关于这种情形，我们还可以加上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如同许多二十世纪的警察国家一样，社会复兴党领导的伊拉克看起来非常可怕，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其军队在美国军事力量的轰炸下崩溃为止。它基于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而建立的气势磅礴的军事构造，在中东最大，却是一个空架子，因为到最后伊拉克人民不愿为这个政权斗争。伊拉克这个强权国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卷入两场不必要的毁灭性战争，充分展现了它的致命缺陷，要是伊拉克是个民主国家，这样的战争因人民的意愿，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尽管萨达姆·侯赛因的敌人对他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感到吃惊，但是，他的未来以及伊拉克作为区域力量的地位仍成问题。
[21]在希腊、秘鲁、巴西、南非等国家，罢工和抗议确实在劝说独裁统治者下台上扮演着一定角色，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在另一些国家，政权的垮台是由外部危机造成的。这绝不是说这些因素迫使旧政权交出权力，但是，之所以能够达成后一点，则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