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所有人全在坠落。”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秋》
奥蒂斯时代
20世纪60年代，杰出报纸的标志是它的华盛顿分部与驻外记者的实力，政治与外交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但在1958年前，《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却被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称为“全国倒数第二的报纸”。
创办于1881年的《洛杉矶时报》与美国这座西部城市一样，虽然成长迅速，但却混乱、粗俗不堪。这份家族报纸见证了城市人口的几何数膨胀、好莱坞的兴起，并从这一切变化中赚取了巨额利润，可正如洛杉矶所代表的西部城市在纽约、华盛顿所代表的传统东部势力面前掩饰不住的暴发户感一样，它显然无法赢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报》那样的身份感，其编辑质量与倾向性过强的政治立场简直令人作呕。
作为这份家族报纸第五代女主人的桃乐西·钱德勒（Dorothy Buffum Chandler）雄心勃勃、气质高雅，为了洗刷报纸略显耻辱的形象，她除了参与东部人的聚会外，还以不知疲倦的热情募捐修建洛杉矶音乐厅，与西部的电影界、音乐界新贵们交往。当她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报界出版人聚会时，《纽约时报》发行人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华盛顿邮报》的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对她的态度都极为尊重，并小心谨慎地掩饰对其丈夫——《洛杉矶时报》发行人诺曼·钱德勒（Norman Chandler）的鄙夷。
虽然桃乐西未能改变丈夫的作风，但却在儿子身上收获到希望。当然，当1960年诺曼·钱德勒宣布将权力逐渐移交给其子奥蒂斯·钱德勒（Otis Chandler）时，时报的员工与股东们很不看好这位年仅三十二岁的新统治者。他太英俊，像一个花花公子，身材瘦长、下巴突出、肩膀宽阔，一副运动员的好身材。他投铁饼的水准仅比世界纪录少了八英寸。若不是一次意外的事故，他很可能入选1952年奥运会的美国队。他喜欢汽车与美女，并痴迷于冲浪。人们相信，他对冲浪板的感情远远大于报纸。时报员工们听到奥蒂斯说的第一句话是“哇”，表现出他对自己新职位的缺乏准备。
不过，花花公子同样可以成为杰出的领袖。肯尼迪不是把在哈佛的风流表现同样带入了白宫吗？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人相信小托马斯·沃森会成功经营IBM，结果他却让世界大吃一惊；还有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不是也成为杰出的副总统了吗？……时报员工们很快认识到，在这串名单中要加入奥蒂斯·钱德勒的名字了。果然，从1960年成为发行人起，奥蒂斯·钱德勒这个英俊非凡的年轻人利用二十年时间玩了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游戏。
当他上任时，《洛杉矶时报》甚至在加州首府萨克拉曼多都没有设记者站。但很快奥蒂斯就在纽约、芝加哥、休斯敦、东京、墨西哥城、香港、罗马、莫斯科、伦敦、西贡、新德里设立了《洛杉矶时报》的分支机构。他认为，《洛杉矶时报》倘若要与东部的《纽约时报》一争高下，就必须抛弃西部粗俗的做派，接受东部新闻界的游戏规则。他说服《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部负责人罗伯特·多诺万（Robert J. Donovan）跳槽，在整个华府，多诺万是仅次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的第二号明星，知道如何优雅地报道政治新闻，并以翩翩风度赢得了信任。
拥有多诺万是《洛杉矶时报》变革的第一步，一下子就获得了同行们的尊敬。像本·布莱德利（Ben Bradlee）改组《华盛顿邮报》一样，奥蒂斯·钱德勒马不停蹄地招徕明星记者，慷慨地给他们最好的待遇、最宽松的环境、最自由的表达空间。在这样以智力取胜的行业中，明星记者们迅速让这份曾经丑陋不堪的报纸跻身于最杰出的报纸之列。奥蒂斯不但支持编辑们的超然立场，还设立书评专刊、星期六杂志，将报纸的报道范围扩展至科学、教育、工会等诸多领域，使得这份报纸不再仅仅意味着犯罪、庸俗的市民生活与政治上的强烈右倾。这位一点儿也不像知识分子的发行人似乎无比相信一点，那就是杰出的编辑品质才是报纸成功的最关键要素。他对编辑部的阔绰举动正基于此。《洛杉矶时报》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新闻上的表现，开始让它跻身于美国主要几家全国性报纸的行列。在支持从越南撤军、声援劳工运动与黑人权益方面，这家西部报纸甚至比传统舆论媒体更富正义感。
尤其是在对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态度方面，奥蒂斯显著表现出与先辈的不同之处。出自加州的共和党人尼克松是诺曼·钱德勒的朋友，诺曼在他的报纸上几乎毫不掩饰对共和党的支持。在1954年国会中期选举时，《洛杉矶时报》甚至为尼克松提供舞台全力攻击民主党。这种无赖作风为时报赢得了卓著的恶名。但当奥蒂斯上台后，时报开始逐渐公正地引用两党的言论。到1970年，时报已经刊出这样的标题——《从越南撤军》，以此来表示对尼克松政策的不满。
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掌权者》（The Powers That Be）一书中说：“只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洛杉矶时报》就从全国最差的报纸之一，一跃成为最优秀的报纸之一了。”并进一步认为，在东部，只有洛克菲勒家族与苏兹伯格家族加在一起才可能与之媲美。事实也正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末，该报的发行量已经突破百万。除了名声斐然外，奥蒂斯也为家族生意赚到了更多的钱。1968年至1980年，该报所属的时代镜报集团（Times Mirror Broadcasting Company）的收益额增加了四倍。而该集团除了时报外，还拥有电台、杂志、图书出版等业务，在1977年财富五百强排名中名列二百三十二位。现在在出版界，只有时代出版集团比它更庞大，桃乐西·钱德勒可以毫无愧色地与格雷厄姆与苏兹伯格站在一起了。
遵循着传统报业的习惯——拥有伟大的新闻产品，财富的获得是必然的——奥蒂斯将《洛杉矶时报》成功地从暴发户过渡到以杰出人才、最新电脑设备与公正的编辑理念为核心的文明的新型报业巨子。到了1980年退休时，《洛杉矶时报》已经被普遍视作全国最佳的三至四份报纸之一，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比肩而立。
不过，奥蒂斯终未能压抑住对冲浪还有年轻姑娘的热情。1980年，这位五十三岁的报业巨子退出日常管理，变成了名誉总编辑与董事局主席。而他建立的管理层顺利地将时报带过80年代，并创造了一百二十万份的日发行量纪录。
威尔斯时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洛杉矶时报》进入了发展停滞状态。1995年，华尔街宠儿马克·威尔斯（Mark H. Willes）成为时代镜报的首席执行官，他雄心勃勃地试图改变现状，结果却将《洛杉矶时报》引入了尴尬的境界。
卖早餐出身的威尔斯因为缩减开支而赢得“解雇杀手”的绰号。他是华尔街的挚爱，却是编辑的死敌。这位传统公司的负责人显然不了解一张伟大的报纸意味着什么。成为时代镜报集团掌权人后，他大幅缩减编辑经费，大量裁减编辑记者，关闭包括《纽约日报》（Newsday）这样的分公司，甚至鲁莽地打破了报业中的长期传统——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开。威尔斯将报社看作一家简单的产品生产公司，编辑部不过是像市场部门、广告部门一样的平行部门。他在报社内设立总经理，全权负责所有事务，然后将不同版组演变成不同的生产部，每个部门由一位经营人员负责，称作“产品经理”，每版编辑与“产品经理”一起商讨确立版面内容。
为了吸引广告客户，《洛杉矶时报》推出“垂直客户产品”，比如销售人员发现《洛杉矶时报》在富有的金融业广告中缺乏份额时，产品经理就与编辑坐下来一起讨论设立“投资版”，广告商驱动力正在慢慢取代“读者的需要”。同时，迷恋于数据增长的马克·威尔斯不仅想看到广告额的增长，还希望将发行量提高。为此，报纸的价格降低到了二十五美分，新闻的标题与图片加大。为了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图表的比例更是被大幅增加。这位没有任何新闻背景的最高长官说，他喜欢富有情感而非理性分析的故事，因为这样容易吸引女性读者。
马克·威尔斯的理念很简单，那就是必须打破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他们都应该为报社的整体利益考虑。尽管一些编辑说，威尔斯的举动至少打破了报社内的沉沉死气，但是相当多的编辑人员则对此充满怀疑。一位叫詹姆斯·瑞尼的地区版作家甚至开始怀念20世纪80年代初的岁月。当时，作为年轻记者的他亲眼看到编辑吉姆·李维如何坚守横在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的那道墙：虽然该版的编辑与广告部员工在同一个大工作间办公，但这个满头白发的强势编辑只要看到广告部人员靠近编辑部这边，就会大声喊道：“你这个广告蠢蛋，你到这边儿干吗？”
尽管马克·威尔斯在任期间，《洛杉矶时报》所属公司时代镜报集团的股价上涨了三倍，但分析家指出，这种短期盈利是在出卖未来为代价，是建立在葬送奥蒂斯·钱德勒建立的良好声誉基础上的。终于，在1999年，以商业需求主导新闻操作的《洛杉矶时报》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它的广告部门与当时洛杉矶新建体育馆斯台普斯中心（Staples Center）签下了利润分成协议，而编辑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大幅度地报道了该体育场馆，刊登出一篇软广告性的报道。这则被其他媒体披露的新闻迅速成为美国新闻史上最著名的丑闻之一，整个舆论界表现出极大的惊恐——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机构之一居然公然出卖它的新闻理念。
对此，三百名《洛杉矶时报》员工联名发出抗议信，对编辑人员被暗藏的商业利益无耻利用表示深深的震惊，并相信报社的信誉已被颠覆性破坏，因为这等于向公众暗示，新闻是可以被收买的。奥蒂斯为此致信全体编辑，对于商业利益如此公然地侵犯编辑独立原则表示强烈愤怒，声称这个举措“不可置信的愚蠢”，无耻地“滥用与利用”了编辑人员。《洛杉矶时报》也在头版上刊登道歉信：“当编辑独立原则与商业利益冲突时，毫无疑问，我们将首先考虑编辑原则……”包括马克·威尔斯在内的所有高层人员不得不出面表示歉意，并承认，报纸需要重新确立编辑部与经营部门之间的界限。
这份曾经如此伟大的报纸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与不安，它的大量杰出记者转投《纽约时报》，而剩下的编辑记者们更是惶惶不安，他们依旧不熟悉新的游戏规则。每个部门由不懂新闻的产品经理负责，当一位记者外出几天采访时，他就会担心回来时自己的职位是否已经丢失，因为竞争者很可能说服产品经理采取这种非理智性措施。批评家则几乎一致性地将指责泼到了马克·威尔斯身上。这位华尔街宠儿在任期五年内尽管一直试图获得更多利润，但公司股票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牛市期间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增长，发行量也加大了亏损，新增加的读者群缺乏实质的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以信誉取胜的报业，《洛杉矶时报》的新闻理念备受怀疑，士气跌到了谷底。
最终，这种混乱局面致使时代镜报集团成了收购对象，论坛报业集团（Tribune Publishing Company）出资九十亿美元于2000年3月兼并了该公司，并付给威尔斯介于八千五百万至一亿美元的解雇费。收购完成之后，五十八岁的报人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当上了《洛杉矶时报》的新掌门人。
卡罗尔时代
曾任《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总编辑的卡罗尔，经历过多年的报人生涯，十分“喜欢重新塑造报纸，而不是照看它”，还曾在1998年被“全国新闻基金”授予“年度编辑”的最高荣誉，被普遍称为“记者中的记者，编辑中的编辑”。可到了2000年3月，他已对自己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职位厌倦至极，因为他虽然曾使这家曾经停滞不前、缺乏生气的日报重获青春，但却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九年。
所以当与卡罗尔相识多年、并提名他接手尼曼新闻基金会的杰克·富勒（Jack Fuller）找上门来，询问他是否愿意成为《洛杉矶时报》的总编辑时，正犹豫是否去哈佛大学担任尼曼新闻基金会负责人的卡罗尔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我已经闷得发霉了，”卡罗尔了解新工作有多么刺激，“在（《巴尔的摩太阳报》）最初的日子里，你可以进行巨大的改变，接下来，你可以进行不错的变革，但再接下来，你的花招用完了。但是世界上永远有等待改变的事情。而且当你看到你改变的事物发展越来越大时，你几乎找不到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工作了。”从发行量为十三万五千份的《莱克星顿先驱领导报》（The Lexington Herald-Leader）到销量为三十一万五千份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如今的挑战是发行量一百万份的《洛杉矶时报》。
卡罗尔知道奥蒂斯·钱德勒创造过的不朽传奇，也清楚如果他将《洛杉矶时报》带出目前的僵局会使自己获得怎样的成就感。他希望自己能够重温奥蒂斯时代的辉煌，在新搭档发行人约翰·普尔纳（John Puerner）的配合下，他开始雄心勃勃的重建工作。他们一方面裁减冗员、关闭效用低下的机构，一方面在全球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雇用更杰出的报道人员，扩大对国际务事务的报道，在韩国设立新分社，不惜为好新闻花更多的钱——仅仅在佛罗里达州令人尴尬的选举上，报社便花费掉上百万美元。
这位从未掌管过如此大发行量报刊的总编辑说：“我的策略就是在寻找更杰出关键人物的问题上毫不妥协。只要他们在，一切都会好起来。如果我需要哪些人，我将尽我所能。一份报纸不过是许多工艺的结合，我们将每一环节上做到最好：写作、报道、摄影、图表、设计、文字、标题……尽管它们不一定就能确保成功，但每一样都不可或缺。”
从前只有《洛杉矶时报》的人员投奔到《纽约时报》，而现在，卡罗尔开始招徕《纽约时报》最优秀的编辑。迪安·班奎特（Dean Baquet）是《纽约时报》全国版编辑，1988年普利策调查新闻奖获得者，一位被同事形容为具有“绝妙创意，不知疲倦”的杰出编辑，且已进入《纽约时报》的最高决策层，是非洲裔美国人在新闻界的最闪耀明星。但是，卡罗尔不停地给他打电话，飞到曼哈顿同他共进晚餐，向他描述重塑一份伟大的报纸是多么激动人心……而当时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约瑟夫·李维勒（Joseph Lelyveld）在得到风声后，邀请班奎特到他的农场度假，向他说明其他报纸都如此脆弱，只有为《纽约时报》工作才是最值得的，况且这里有这么多人喜欢他。接着，总编辑比尔·凯勒（Bill Keller）也开始游说班奎特，甚至开玩笑说，喝西部的水会造成阳痿。
但是，班奎特无法抵制住卡罗尔的诱惑，他们要一起迎接一项非凡的挑战，并获得无可比拟的胜利喜悦。班奎特的离开使得李维勒大为恼火，却使《洛杉矶时报》一片欢呼，因为这不仅削弱了对手，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鼓舞了自己人的士气。《洛杉矶时报》的员工相信，伟大的改变正在到来。他们不断从《迈阿密先驱报》（TheMiami Herald）、《费城问询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挖掘优秀的人物。
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团队给人以无限希望，正如发行人普尔纳所说，现在“他们要将《洛杉矶时报》改造成全美最佳大都会日报，要在新闻上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一争高下”。同时，他们还将使报纸的目标读者定位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上，因为这些读者最有价值。但是，令卡罗尔稍稍不安的是，《洛杉矶时报》的影响力依旧抵不上《纽约时报》，当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写文章向小布什（George W. Bush）汇报加州的能源危机时，选择刊登的媒体是《纽约时报》，而非自己家乡的《洛杉矶时报》。
这是《洛杉矶时报》一百二十年历史中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很多人看到希望的同时，一些批评者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著名新闻人比尔·托马斯在与约翰·卡罗尔共进午餐时说，《洛杉矶时报》已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报纸，因为对于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来说，如果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利润，公司就不会继续投入。事实上，将新闻水准由高提到更高，所需要的编辑成本将大大增加，而这却不一定带来相匹配的利润，尤其在短期内。
尽管卡罗尔不同意批评者的观点，并为自己目前的工作骄傲不已，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已经触及更深层的公司管理结构问题。所有伟大的报纸，往往都是由家族掌管的，因而较少受到经营压力。就像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威廉·伍（William F. Woo）所说，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生意。只不过在最初，这项生意不受华尔街的干扰，由报业家族的传统所支配。但是当报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它的压力就猛然加大，报纸就要面临咄咄逼人的盈利压力，短视的管理者常常会做出马克·威尔斯式的决定。
但不管华尔街分析家怎样说，经营报业的确与经营其他产品不同。正如奥蒂斯·钱德勒当时对马克·威尔斯的抗议：“我不能想象报业公司由两位毫无新闻经验的人在经营……新闻业的确与其他生意不同，在斯台普斯中心上的作为极大损害了《洛杉矶时报》在读者、广告商与股票持有者间的信任度……”媒体经营似乎往往遵守“看不见的手”式的游戏规则，当编辑部与经营部彼此不相干时，公司往往处于最佳时期，而当它们彼此帮助时，灾难可能就会出现。从奥蒂斯时代到威尔斯时代，就表现出了这种微妙关系。
2001年，是《洛杉矶时报》创建一百二十周年。但显然，人们已经开始像回忆李·艾柯卡（Lee Iacocca）时代的克莱斯勒（Chrysler）、肯尼迪时代的美国政府一样回忆奥蒂斯时代的《洛杉矶时报》了……回想公司股东私下将时代镜报集团卖给先驱报业集团时，奥蒂斯曾提出愿意参与新公司的管理，但是大家都将他视作没长大的孩子。尽管他已经七十三岁了，不能冲浪了，但却依然沉迷样式怪异的汽车。作家丹尼斯·麦克道格（Dennis McDougal）在著作《特权之子：奥蒂斯·钱德勒与〈洛杉矶时报〉的兴衰》（Privileged Son: Otis Chandl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A. Times Dynasty）中，将之描述为一位永远沉湎于青春期的少年，终生处理不好与朋友、亲人的关系……但是，比起他惊人的才华与热情，这一切算得了什么？不管马克·威尔斯还是胆小怕事的编辑、那些见利忘义的股东给《洛杉矶时报》带来了怎样的伤害，没人会忘记在奥蒂斯·钱德勒时期该报光芒万丈的表现。
当然，约翰·卡罗尔不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洛杉矶时报》在他手中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他卷起袖子，不知疲倦地监督着每一个新闻产品的出现，并致力于使它们面貌一新。拯救衰亡事物的过程永远都充满魅力，尤其当你知道自己的每一点努力都将透过一百万份报纸向世界宣称时。奥蒂斯·钱德勒曾为此兴奋，如今是约翰·卡罗尔和他骄傲的伙伴们为此在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