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多数人孤陋寡闻。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出版物适合于忙人阅读，能满足他们一经浏览即能做到消息灵通的需要。《时代》（Time）即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
——布瑞顿·哈登（Briton Hadden）、
亨利·鲁斯（Henry Luce），《时代》创始人
《时代》的目标在于捕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魔力，不论政治还是艺术，它要鲜活地表现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时代》前任主编
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一点都不迷惘。当他们在1922年2月6日从《巴尔的摩新闻报》（Baltimore News）辞职时，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办出一本“让大多数美国人更了解世界”的杂志。这对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看起来有些像是异类，因为当时的时髦青年们正在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忙着写作与听爵士乐，或者干脆在苦艾酒中消磨时日。二十三岁的海明威还要再过几年才写出《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而菲茨杰拉德已经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开始鼓吹“爵士时代的忧伤”，至于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与马尔科姆·考利这样的家伙还没有半点成名的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有的世界秩序，像海明威那样上过战场的年轻人对人类文明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他们希望在本能中寻找力量，到巴黎寻找艺术，所以他们迷惘。而对于美国国内那些没有才气的年轻人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所带来的“孤立主义”，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躲在国内享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生活。
1920年11月，第一个商业性无线广播开播，人们生活中有了广播。汽车尽管依然奢侈却并非遥不可及，纽约中产阶级开始流行打麻将，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爵士乐时尚且新奇，尽管依然处于“禁酒期”，但还是能找到一些喝的。电影在20年代已经开始成熟，黑白幽默片里的明星成了新的公众人物。所以，这些缺乏才气、没上过战场的享乐主义者，同样对未来一片迷惘。
尽管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目标明确、信誓旦旦，但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计划会成功。这两个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中的年轻人，在短暂的记者工作中表现出惊人的才华，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他们毕竟只有二十四岁。美国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媒体，《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与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令人生畏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每日都会登出大量新闻，门肯（H. L.Mencken）的《美国水星》（The American Mercury）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大西洋月刊》、《民族》（The Nation）、《新共和》、《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还有新创办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则提供大量的分析评论。这两个年轻人所想象的杂志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况且，这是两个穷小子，创办杂志需要一大笔钱。
他们开始了说服别人——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行动，并给这本尚未出生的杂志起了一个漂亮而宏大的名字——《时代》。一些他们认定的潜在投资者收到了这两个青年充满豪情的杂志创刊缘起：
虽然外国人对《世界工作》（The World's Work）、《世纪》（The Century Magazine）、《文学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美国展望》等美国期刊的精良内容赞叹不已，但大部分美国人却还没有拥有足够的信息，非常无知。这并非是日报的过失，它们刊登了所有的新闻；这也并非是周刊评论的过失，因为它们对新闻也有适当的反应与批评。如果允许一点狡辩，这是人们自己的错。人们资讯不灵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份适应这个时代的刊物，使忙碌的人能花费很少时间就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讯息。
《时代》就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其旨趣不在于其涵盖内容的广度，它关注的是如何将讯息输入读者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像低级推销员一样四处推销他们的理想，希望能够筹集创办杂志所需的十万美元资金。这其中的挫折可想而知，但是寄出去的订户调查却给了他们信心，将近七成被调查者渴望见到这本杂志。这两个毛头小子最终得到了八万七千美元，七十人或出于真心、或碍于情面成了这本杂志的股东，其中四十六个来自耶鲁大学。
1923年3月3日，纽约街头的书摊上出现了每本十五美分、连封面共三十二个页码的新生杂志《时代》。第一期的发行情况让两个年轻人沮丧。两万五千册中只有九千册收回了成本，那些最初的热心订户在提到付钱时都冷淡了下来，而通过书摊上销售的五千册最多只卖了一半。
当然，有眼光的读者还是一下子从这本稚嫩的出版物中闻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首先，它的二十八个页码竟被划分为“国家事务”“国际事务”“书评”“剧评”等栏目，使读者可以直接寻到他们的兴趣点。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新闻分类法，在当时却是极大的创举。
其次，他们将《纽约时报》中最值得阅读的新闻用最精炼的笔法改写，使得整本杂志具有了连贯性，给人以极强的阅读快感和惊人的信息含量。当然，这本杂志仍带有鲜明的哈登风格，仿佛是他在耶鲁编辑的校刊。或许，我需要交代一下这两个同岁小伙之间的友谊。
他们同出生于1898年，哈登出生于富有的银行家家庭，据说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编辑与写作天才。小学时即编辑班内报纸，中学进入哈奇克斯中学开始编辑学生刊物《哈奇克斯记录报》（Hotchkiss Record）。而鲁斯则是一位在中国传教的穷教士的儿子，出生于中国山东。因为偶然的机会，他于1913年进入哈奇克斯中学，成为哈登的同学，并成为“记录报”编辑。尽管哈登热衷于自我表现，而鲁斯则内敛得多，但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小子同时发现了彼此之间在编辑与写作方面的热情与天才，并不断试图超越对方。在共同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并共同成为学生刊物编辑。此时，他们二人的编辑倾向已经初步显现出来。哈登对于新闻有极强的分类能力，是个创造新词汇与奇怪语法的天才，而鲁斯则更喜欢追逐新闻的深度与客观。
1918年夏天，十九岁的海明威在意大利南部的医院治疗一战给他带来的伤害，而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而这两个二十岁的学生正作为少尉军官在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军营接受军事训练。“那个夏天，实在热得难受，唯有夜晚才凉快些，”1953年，鲁斯在《时代》创刊三十周年时回忆道，那时他与哈登都剃了光头，像两个傻瓜，“有一天晚上，哈登和我越过大营地走回宿舍，我们每一步都陷入沙中，却谈得很起劲……就在那一次的交谈中，我们开始谈道《时代》……就在那一个夜晚，两个孩子决定合作，建立一个组织，把他们的生活中心、工作和任务结合起来……”
五年后，他们充满惊异与喜悦地看到了《时代》第一期的诞生。由于两人同样狂热于编辑工作，他们最终通过掷硬币决定由哈登担任《时代》的第一任主编，鲁斯则负责业务，两人每五年进行一次职责轮换。所以，哈登的造词本领与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为《时代》日后取得成功和遭人诟病奠定了基础。
不管怎样，第一期《时代》还是让人喜悦的。严肃的鲁斯在用半个小时阅读之后说道，还真不错哩。而如果你了解到，这本杂志的全体人员不过十一人（包括两位创始人，其中第一位员工曼弗瑞德·高特福莱[Manfred Gottfried]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位作家兼打杂、剪报员），他们的办公地点在纽约郊区偏远的第八大道的一个印刷厂内，墙壁肮脏且破旧，所有素材仅有二十年的《纽约时报》与破破烂烂的百科全书，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才能完成工作，那么你就应该感到《时代》的诞生是某种奇迹了。
当然，杂志在业务上没有他们最初想象得那么乐观。第一年，他们亏损了三万九千五百美元。不过，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致信给鲁斯道：“非常欣赏你们的新刊物，每一篇文章都值得阅读，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参阅，以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
站在今日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尽管今天的《时代》已与当年相去甚远，但这两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在1923年却创造了一项多么具有预见性的发明。20世纪20年代，正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广播、电影、报纸杂志、爵士乐正在让多数美国人享受生活。以前只属于贵族与精英的娱乐生活正在被每个人接受。世界开始被广播、电影、电话这样的技术连成一体，人们四周的信息量空前增长。在《时代》出现之前，美国的新闻界的确没有学会如何更清晰与直接地向公众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公众似乎对此也缺乏足够的兴趣。如果我们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装配线视作工业中的一次革命，那么《时代》正是用亨利·福特式的观念改造了新闻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体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时代》对于新闻业的改造更直接地影响到公众对世界的理解。这里我需要引用哈登与鲁斯在创刊时表达的共同信念：
1.相信地球是圆的，对具有“以四海为一家”胸怀的政治家们抱欣赏态度。
2.……
3.……
4.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具有信心。
5.对古老的东西——特别是观念——予以尊重。
6.对新的东西——特别是观念——最感兴趣。
我们会发现，这两位年轻人的关注点正在改变传统新闻业“揭露事实”的观念，他们更强调对世界未知事物的一种充满勇气与信心的探索。在今后的历史中，这的确迎合并促进了大众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在最初的《时代》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即使是那两个小子也不敢这样想。
不过一点我乐于承认，最初的《时代》的确有点像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一道沟通的桥梁，它将知识人的观念精简、直白地传输给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鲁斯所言的那一百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当然，即使这一点，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在反对者看来，《时代》不过是一本喜欢摘用《纽约时报》稿件的文摘性杂志，因为它根本没有自己的记者。或许它经过了一些编辑的重新加工，然而，这哪里是什么正经的写作？编辑为了吸引人，就强烈地运用夸张的效果，把人写得很滑稽。胡乱的造词把句子的主、谓、宾结构颠倒（这一点被《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大为嘲讽）。甚至杂志的主编哈登还伪造各种读者来信制造争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尽显各种不够严肃手段。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份利用各种手法来引起别人关注的杂志，还是非常迅捷地获得了成功。1925年，它的页码由最初的二十八页增至五十二页，而在封面设计上确定了其独创风格——在封面边缘加一道红边。到了1929年哈登因为风寒去世时，这两位六年前为了十万美元而痛苦不堪的穷小子，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20世纪20年代末，《时代》在褒贬不一中还是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之一。除了杂志与时代对信息渴求的现实相吻合、哈登俏皮和大胆的编辑风格外，我们很容易在两人最初约定但却未必严格遵守的编辑理念中看到成功的缘由：
1.新闻能够组织化，每一条新闻都可以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新闻组织。
2.新闻的意义是可以解释的，不同的观点也应该一并呈现。
3.制造新闻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神秘势力，因此人物和他们的言论、性格都有新闻价值，值得加以描述。
像对新闻分类一样，这三条今日习以为常的准则在当时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同时，《时代》还建立研究员制度。为了将新闻改写生动，他们大量插入历史资料。这一条成为日后杂志成功的重要保证。同时，他们还建立了还算严格的查证制度，核对人名、地名与新闻事实，避免出现大的差错。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凭借这些，《时代》很难成为今天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哈登的突然去世成为其重要转折之一。杂志是主编意志的体现，哈登在充满机智与激情的同时，也暴露出无可掩藏的劣势：他对于趣味的过分追逐妨碍了真正的事实与思想，机智可能会损伤到真正的大智慧，而哈登在富裕家庭中顺利的成长环境，也决定了他缺乏持久的恒心。逝世前夕，哈登看起来对这本杂志已经极度厌倦了。
而鲁斯则不同，传教士家庭的出身让他具有一种清教徒式的热忱与耐力，而他的固执则使他不断地试图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真心坚信，全人类应该具有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这与他在中国山东传教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终会利用《时代》来表达他对政治与社会的看法。
尽管鲁斯对于哈登的建树尊敬异常，坚信《时代》在哈登的领导下确立了一种独特且令人骄傲的风格，《时代》接下来的主编也都尽量遵守哈登的准则，但鲁斯对于严肃的思想与事实的追求正在慢慢地影响着《时代》。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杂志所使用的句式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过分怪异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时代》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它自1936年开创的“封面人物”更成了美国社会的重要事件。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海明威就曾因为另一位作家帕索斯比他更早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愤怒不已。而由于组织的不断扩大，《时代》更建立了“资深编辑”制度，使报道的分工更加专业化与准确化。二战爆发时，《时代》斥巨资派遣的海外记者令杂志几乎成为全美国最主要的新闻媒体。同时，由于鲁斯个人对于“最新知识领域”的强烈兴趣，《时代》成了当时世界的重要知识分子发言的阵地之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正是通过《时代》名满天下的。
尽管被后来的评论家所不耻，但鲁斯的确出于个人政治倾向使《时代》对美国总统大选与政策制定造成了相当影响。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令人生畏”的《时代》成了每位总统、国会议员与高级官员的必看杂志，没有人可以忽略它的影响。当然，它的批评者也伴随其影响力的增加而不断增多。自创刊起，《时代》按照小说体来写作的方式注定了它可能会偏离事实。而伴随着机构的复杂化，一线记者与作家之间的沟通不便，以及查证员不可避免的疏忽，《时代》的报道在很多时候尽管曲折动人，却不免出错。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经被选作1950年某期的封面人物，但后因朝鲜战争而被临时撤换。德鲁克后来读到这篇撤换文章后大惊失色：他家里的一只宠物狗竟被描写成德国狼犬……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时代》逐渐被一种衰老之气所困扰。除了当时电视的兴起、各大报纸的关注点向全球重要事件的转移，以及竞争对手《新闻周刊》（Newsweek）、《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的壮大这些外界因素外，《时代》自身的问题也逐渐尖锐起来。在越来越庞大的时代——生活公司内，鲁斯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关照《时代》了。况且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保守的思想也开始妨碍杂志的发展。时代已经变化，然而《时代》却缺乏应变。当时的主编菲尔布林格（Otto Fuerbringer）更是相当顽固保守，厌恶一切新事物，并且深得老年鲁斯的信赖。当猫王扭着屁股走上舞台之后，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丰富与刺激的时代。迷恋女色、年轻而性感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竟然成了美国总统，学生们再也不听话了，姑娘们像吃零食一样随意地服用避孕药，摇滚乐还有越战让整个美国不安地晃动着。而与此同时，1961年被《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购买的《新闻周刊》开始成为热门的新闻杂志，正在充满快感地掠夺《时代》的读者与广告商。《时代》开始像吃了LSD的美国青年一样无法平静。
1968年，在亨利·鲁斯去世一年后，他的继任者多诺万（Hedley Donovan）最终决定让格伦沃德（Henry Grunwald）取代菲尔布林格成为《时代》的新任主编。格伦沃德，这个胖胖的维也纳人，自1944年加入《时代》以来，以不可多得的写作才华引起关注，二十三岁就当上了特约编辑，而本人更是性格随和。
在带领四十位资深编辑在百慕大群岛尽享海风、阳光之后，这位主编决定进行让鲁斯不得安宁的改革。首先，他废除了集体创造制。四十五年来，《时代》始终坚持每篇文章皆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完成，所以不署名。因为鲁斯相信，编辑与记者不应该让自己成为明星，功劳属于全体。这种制度在新闻业发生巨变的20世纪60年代已经饱受唾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并且极度拒绝别人对自己的文章动手动脚。当然，这项变革并非意味着编辑与审查制度的结束，而是让作者更有机会展现自己。当然，尽管他本人更加开明，但是依然坚持鲁斯年轻时的哲学信仰：进步的保守主义。这一点正是鲁斯与哈登的最初理念——尊重历史，尊重新事物。而正是这一点，使《时代》尽管在形式与政治态度上发生变化，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却未根本动摇，并得以持续发展。
直到1977年，格伦沃德成为时代——生活集团总编辑，他是《时代》历史上最成功的主编之一。由于良好的艺术修养，他的个人风格使得《时代》的形式更加灵活。在上任一个月内，杂志刊出了以诗歌来撰写的赛马报道。第二年，《时代》更刊登了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说摘要，这在鲁斯理解的新闻周刊中是万万不可的。为了适应20世纪70年代的风气，格伦沃德更增加了“环保”“心理学”“行为”这样的专栏。此时的《时代》又恢复了部分生气。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影响力了。
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继续在《新闻周刊》、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的夹击下生存。1989年，这本杂志体验到了以前从未品尝过的苦涩。这一年，时代——生活集团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合并，组成全球最大的媒体集团。显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公司利益早已凌驾于媒体理想之上了。在一个电影、有线电视、书籍出版、杂志并存的媒体公司中，《时代》的利润是那么不显眼。即使在杂志类别内，它的利润也远远低于《人物》（People）这类流行杂志。虽然由于已经形成的巨大声望，它仍然是新公司的旗舰产品，但是谁都清楚，这已经不是亨利·鲁斯的《时代》。在鲁斯的眼中，编辑理想至少与商业行为同样重要，因为他更渴望成为一位政治家与思想家，而非商人。尽管《时代》的资深编辑们可以宣称，鲁斯所创建的“国家与教堂”理念是不可动摇的，编辑独立原则是无法触犯的，但谁都清楚，这样的誓言是多么脆弱。
很显然，1992年的改版的确有着过于强烈的商业目的。四十二岁的年轻主编亨利·穆勒（Henry Muller）进行了过于勇敢的改革。为了迎合青年一代的读图喜好，他大量增加图片，减少文字长度，结果便是影响到了报道深度。更为夸张的是，为了迎合习惯电视节目的读者，他将原来相对细致的栏目分类，有些简单粗暴地转变成类似公共电视节目的简单格式。显然，这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在迎合了读图时代的要求后，这本曾经因为深度分析而知名的杂志失去了深度，仿佛变成了一本图片杂志，发行量迅速跌落了五十万份。
显然，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1996年上任的主编沃尔特·艾萨克森身上。这位哈佛大学毕业生、罗德奖学金学者于1978年进入《时代》，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编辑。五年以来，他的确使这本杂志重新恢复了生气与自信。他坚信杂志必须被改变。这位被《纽约》（New York）杂志称作是“五十岁以下最具自我意识的新闻记者”承认，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用“李普曼语气”来谈论政治的时代了，人们更关注个人的生活。过去的《时代》关心的多是刻板的政治世界中发生了什么，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关心大家的餐桌上谈论什么。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时代》风格的粗俗化。尽管沃尔特·艾萨克森并不那么喜欢这个时代，但是他承认，多元化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时代》必须积极地反映这一切。《时代》的趣味变得前所未有地广泛，按照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说法，《时代》有一点儿《人物》、有一点儿《财富》、有一点儿《钱》（Money）、有一点儿《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它是这些杂志的结合体。
让《时代》的支持者喜悦的是，由于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存在，这种多元化并未使杂志媚俗化。这位主编罕见的个人使命感与才华，让他当家的《时代》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高调气息，即使在谈论餐桌上的话题时也避免流俗。而在其任期间推出的《时代七十五周年》纪念刊与举行的盛大纪念活动——“世纪人物”的评选，都让这本杂志显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位言必称亨利·鲁斯与其他伟大新闻人物的人，在《时代七十五周年》纪念刊上底气充盈地表达了他对《时代》的见解。而他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选择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作为封面人物的举措，更表现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技术世纪的信心。
他在《鲁斯的理想——过去与现在》中讲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需要再做新闻摘录了，因为电视与网络更善于此道。今天的《时代》要试图将单独的事件放入历史背景讲述，更注重为读者提供新的见解与远见，预测事件的未来可能，描写那些事件背后的场景，提出那些别人忘记的问题。
他接着还写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60年代至80年代，政治偏见已经越来越无关紧要，常识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我们在文章中依然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们更希望能为你提供开放式的观念，而非某种偏见。”鲁斯曾在1941年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因为他坚信美国的价值观念对于全世界大有裨益。而今天，我依然坚信，自由心灵、自由市场、自由表达意见与自由选择依然是《时代》所坚持的基本理念。
鲁斯与哈登相信地球是圆的，艾萨克森则接着补充道，地球还是连线与网络化的。《时代》将依然坚持对于“新事物的强烈兴趣”，执着于探讨这项新技术对任何社会的影响。在这项新技术带来的信息爆炸中，《时代》要扮演将零散事实连接成完整故事的叙述者角色，要成为讲述影响这些事件的关键人物的描绘者。
在这篇非凡的文章最后，自命不凡的沃尔特·艾萨克森认为：在新世纪，我们同样面临许多挑战，比如信息技术对个人隐私的侵害，生物技术对生命尊严的挑战，《时代》会依然抱有与鲁斯、哈登同样的乐观态度——相信世界终究在进步。因为这种乐观会带来真正的建设意义。鲁斯坚信新闻业是一个高贵的事业，因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战斗在争取自由阵地的最前方。今天的《时代》编辑将继续分享这一感觉——新闻记者是一项崇高的职业。
当然，2000年1月14日，时代华纳（Time Warner）与AOL（美国在线）的合并或许稍微影响了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自信。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时代》的编辑独立原则。沃尔特·艾萨克森在一周后的杂志“致读者”中写道，从鲁斯制定“国家与教堂”原则起，编辑的独立原则就已经不容怀疑。而这种独立原则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DNA中，谁也无法破坏……
尽管这位当代最杰出的杂志编辑将DNA都摆了出来，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却显现出某种悲壮。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是，不管是时代华纳的总编辑诺曼·珀尔斯坦（Norman Pearlstine），还是沃尔特·艾萨克森，都是通过新闻媒体才知道这一并购事件，事先的确不知情。在商人的游戏中，他们的理念似乎不够分量。
不过，或许鲁斯与哈登的乐观是有道理的，对并购事件仅仅陷入深深的忧虑，是于事无补的。《时代》的未来怎样？就让我们相信鲁斯与艾萨克森的乐观与自信吧。当年那两位一文不名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一间墙壁破旧的印刷厂厂房内创办这本杂志时，拥有的仅仅是这些自信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