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文学研究不再是一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感的名词……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美国诗人、哲学家
格鲁特·斯泰因（Gertrude Stein）小姐的客厅是20世纪20年代巴黎年轻艺术家们流连的场所。渴望成名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这里被这个像农妇般魁梧的小说家教育道：“你绝不能写任何无法印出来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而斯泰因本人希望能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这种杂志对海明威来讲是遥不可及的。近七十年来，这本杂志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坐标，一直在努力传达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学品质，不但渴望这种声音被更多的美国人接受，更希望它所倡导的美国文学与美国精神被欧洲人接受。
让我们回到1837年8月31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消瘦的爱默生正在对全美大学生荣誉协会会员发表演说。这位美国精神之父讲道：“美国大陆的懒散智力，将要睁开它惺忪的眼睛，去满足全世界对它多年的期望——美国人并非只能在机械技术方面有所成就，还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奉献给人类……在我们周围，有成百上千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靠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我们倾听欧洲雅典艺术女神的声音，已经为时过久。人们已经怀疑，美国自由人的精神是否是胆怯、模仿或驯服的代名词……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文学研究不再是一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感的名词……”为爱默生的讲演做注解的是，自1783年正式建国以来，美国就缺乏自己的文学家与艺术家，其公众的精神生活完全依靠阅读英国作品。
二十年后，爱默生、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老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等一批新英格兰思想家聚集在波士顿的帕克旅馆中。这是一个阳光充足的4月午后，这些全美最智慧的人在商讨出版一本将改变美国文化的杂志。这本杂志的主旨早在1837年的爱默生讲演中表露无疑——去定义与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国声音，注明美国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提升出某种“美国理念”。这是一次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讨论，我充满愉悦地幻想着背负强烈使命感的老绅士们的神态，他们在迫切与激情中，选择了《大西洋月刊》作为刊名，而散文作家洛威尔成为第一任主编。第二天，一位参与者在致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富智性的时刻。”
1857年11月，第一期《大西洋月刊》出版，它自称为“一本有关文学、政治、科学与艺术的杂志”，并在创刊辞中这样写道：“在政治领域，《大西洋月刊》将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但不管如何，人们都将确信它是美国理想的代言人。它会坦率地同任何人物与党派接触，但其观点会超越狭隘的党派与个人偏见。这种态度将是真理与持久繁荣的根本。它拒绝将自己置于任何派系中，但它将永远会与拥戴自由、国家进步、荣誉的人在一起。”这一年，铁路还没有贯穿美国，但人们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两年之后才发表；那个叫林肯的总统也要在四年之后才能上台。但有一点确凿无疑，越来越多的人移民美国，以寻求自由、尊严还有财富。
洛威尔成功地使这本新生杂志变为成名作家与年轻作者的共同舞台。两年内，它的发行量超过了三万份。最初，这本杂志记录了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爱默生等人的创作；接着，它成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最初发表小说的刊物；20世纪初，它发表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重要政治论文；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给它寄去了“伯明翰监狱来信”的手稿……爱默生渴望见到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理念以文学为基础，却早已超越了文学。所以你可以看到杂志编辑们的兴趣是多么广泛。南北战争期间，它强烈地支持废奴主义，并开创了用艺术化手法处理战争报道的先河。马克·吐温宣称自己愿意为它写作一些滑稽故事，因为只有这里的编辑才不把滑稽理解成拿大顶。进入20世纪之后，《大西洋月刊》在强烈关注政治与文化的同时，对新兴的技术思想也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二战后，它发表了探讨原子能技术的文章，同时也成为最早对人工智能予以评介的杂志。
今天的《大西洋月刊》已经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它的发行量达到了四十七万份，每期有一百二十万人在阅读，它是“美国国家杂志奖”无法错漏的名字。而伴随着《大西洋月刊》的成长，美国文化与美国理想不但已经觉醒，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霸权。一百五十年前，爱默生仅仅希望美国人能够摆脱欧洲文化的压抑，而今天，却是法国人在义愤填膺地抵制美国文化。我们可以宣称好莱坞电影低级，但却必须承认林肯艺术中心代表了世界最高级的文化。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出现起，美国已经不再是荒漠。爱默生与今天的美国人应该同样相信，《大西洋月刊》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比一百五十年前更庞杂，《大西洋月刊》所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呈爆炸性的增长。但是有一点，它似乎一直在努力坚持，那就是对于任何事物都采取一种超然、充满智力性、幽默和有艺术感的态度。
曾任该杂志执行主编的卡伦·墨菲（Cullen Murphy）说：“《大西洋月刊》的报道不但涉及宗教，而且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宗教；它对于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看法不但超越了宗教组织，还将其置于有关信仰与信念的更大主题之上。从第一期起，它就建立了某种特别的幽默感。”这位编辑认为，在信息如此泛滥的今天，《大西洋月刊》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应该充当以下这样的角色。
首先，《大西洋月刊》责任之一即为公众提供关于这个国家各个层面深思熟虑的看法与观点；同时还要记录美国之外的事件；将那些遮遮掩掩、不为人知的大事揭示给应该了解这一切的小人物；从智性的角度去报道诸如婚姻、道德以及思想方面的重大事件，而非仅将其视作“新闻”；回避“乐队花车”般的热闹场景，把作者得出的结论传达给那些需要对其有所了解的人。
美感是《大西洋月刊》的第二个目的。对更高贵、更完美生活的追求并不一定是实用的，但很多这样的追求却具有“人之为人”的意义。《大西洋月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孕育了文学和精神的种子。对于众多的小说作者与诗人而言，这样的杂志就是他们从无名小卒到鼎鼎大名之间的中转站。
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大西洋月刊》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餐桌。真正喜欢这本杂志的人，是政治、商业与文化领域的精英，他们只是美国的“小众”。这本杂志肯定忽略了世界上的很多事件，但是它在某些方面还是极具价值的。美国社会越来越巨大与专业化，为科学家、政治家、商人、作家、军人、教士、学者所留的空间愈来愈少。但在这本杂志中，无论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是黑人还是白人，是有信仰者还是无神论者，都可以听到其他人在说些什么。
最后，《大西洋月刊》还有一个与通才教育类似的目的。这种目的很难细致描述，而且见效也似乎相当缓慢。有人这样评论通才教育：它即便一无是处，至少也可以让你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对于一本杂志来讲，这种目的实在有点奢望，不过仔细一想，一本杂志难道不该这样？
对于卡伦·墨菲对杂志的期望，除了尊敬以外，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情感？1999年年底，迈克·凯利（Michael Kelly）成为《大西洋月刊》第十二任总编辑。这位编辑天才对于目前的杂志状况不够满意，认为它对事件的反应缓慢而陈旧，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让这份杂志更加鲜活起来，因为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让它有点沉重，他要让杂志进入互联网时代。但是，有一点他比谁都清楚，这份杂志所带有的特殊使命感与优雅的态度，是无可改变的。
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讲，一个细节或许会拉近我们与《大西洋月刊》的距离：在它的编辑部里张贴着一封特殊的读者来信——中国订户宋美龄因为抗战原因，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所以特致信要求将杂志邮寄至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