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所述的生活的快乐完全属于一种思想方法。葡萄酒也许可以看作是消除忧愁的工具，或者指一种习惯性的心愿，或者是一种恰当的场合，此时，饮酒的人感到有些飘飘然，比平时的感觉舒服些。我们除了从各种物件中学会获取快乐，再也不会有其他的收获。一个人也许常常愤世嫉俗，他在自己的犬儒哲学中得到快乐；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抑或感伤主义者。每一种思想方法都带有同样的主观色彩。如何选择一副合适的眼镜观察生活，只是个人的爱好问题。一种思想方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习惯做法，对当事人来说它随后会变成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一位智者会小心谨慎，不让任何特定的思想方法成为永久性的态度；他知道，他一旦产生某种思想方法，他就必定会从中获得快乐。冥顽不化的傻子将会从他的冥顽不化的蠢行中获得快乐，年轻而圆滑的愤世嫉俗者将会沉迷于他的犬儒哲学。（即使是在一幅剧照中，利奥内尔·巴里莫尔(Lionel Barrymore)的固执也让我感到厌烦。）
杰弗逊说：“比起过去的历史，我更加注重未来的梦想。”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杰弗逊式的思想方法。他选择佩戴这样的一副眼镜观察世界，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的。一个人怎么会意识到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或者如何得到看待生活的最佳方法？霍姆兹法官曾说：“快乐法则和职责定律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回事。我坦承，毫无私心的言论和愤世嫉俗的自私言论在我看来似乎同样是不真实的。”他又说，“生活的快乐就是以一种自然、有效的方式释放一个人的潜能。”在这一模式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而他自己并不清楚是怎样形成的。经过一生漫长、睿智的生活方式，霍姆兹法官终于发现了这些真理。
富兰克林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业余道德说教者。他观察生活时，时而非常清醒，时而又怀抱幻想。他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健全的腿和畸形的腿》。本文体现了典型的富兰克林风格，今天我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它的新奇和强烈。他在文中阐述了关于“自由选择”的观点，关于用两种方法看待生活的观点。本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富兰克林认为，一个人的生活观也许会“通过模仿来形成，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习惯”。据我所知，在他写这篇幽默的散文时，富兰克林正忍受着痛风带给他的痛苦，而且他的一条腿用绷带扎缚起来。
健全的腿和畸形的腿
本杰明·富兰克林
世界上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幸福的人，另外一类是悲惨的人，尽管他们拥有同样的健康状况和财富以及其他形式的生活慰藉。这种分化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为他们采用不同的态度看待物体、人和事件，这些不同的态度继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法。
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形，人们都会拥有便利、遭遇麻烦。不管和谁待在一起，不管待在何种场合，他们都会发现某些人某些谈话或多或少令人感到愉快。不管坐在怎样的餐桌旁，他们都会品尝到味道好坏不均的肉食和饮料，制作精良和粗劣的菜肴。不管处在怎样的气候区，他们都会碰到好天气和坏天气。不管在怎样的政府管理下，他们都会发现有些法律合乎民意，有些法律不得人心，有些法律得到很好的贯彻，有些法律执行不力。在每首诗或其他才华横溢的作品中，他们都会发现其中的瑕疵和优点。在几乎每张面孔和每个人身上，他们都会发现一些优缺点，一些美好和不良的品质。
在上述情形下，在上述两类人中，追求幸福的人们总是关注提供便利的事物、谈话中令人愉快的部分、制作精良的菜肴、美味的葡萄酒、晴朗的天气，等等，并且怀着快乐的心情欣赏这一切。另外一类人的思想和言论总是与第一类人背道而驰，他们注定是不快乐的。于是，他们自己永不满足，他们刺耳的话语使得交流的快乐一扫而光，他们的个性冒犯了许多人，致使他们本人在每个场合都不受欢迎。如果这些不快乐的人在本质上具备这种思想方法，他们的处境会显得更加悲惨。然而，吹毛求疵、令人厌烦的性格也许最初就通过模仿形成了，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习惯；虽然现在它是他们很难克服的痼疾，但是，如果有这种习惯的人为他们的幸福考虑认识到其恶劣影响，那么，他们就会改掉这一习惯。所以，正因为此，我希望这个小小的劝诫会对他们有所帮助，促使他们改掉一个习惯；尽管这一习惯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状态，可在现实生活中却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它会带来真正的伤心事和灾祸。这类人冒犯了如此多的人，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他们……
我的一个老朋友处理问题客观冷静，他根据经验对上述习惯采取谨慎态度，避免与这类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就像其他哲学家一样，他配备一支温度计供他了解天气的冷暖，一支气压计供他预知天气是否适宜。然而，如果没有发明任何仪器马上测定一个人的这一令人厌烦的性情，他就会利用自己的双腿达到这一目的。他的一条腿没有任何残疾，而另一条腿，由于某次意外，已经弯曲变形。假如一个陌生人在初次会面时更多地注意到他那条畸形的腿，而不是另外一条健全的腿，他就会怀疑他的能力。假如这位陌生人只是谈论畸形的腿，而丝毫不理会健全的腿，这足以决定我的这位哲学家朋友与他失去了任何交往下去的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两条腿的“仪器”，可是，一个人只要略加注意，他就会或多或少察觉到这种吹毛求疵的性格，并采取同样的措施避免接触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因此，我建议，如果那些爱挑别的、发牢骚的、不满足的、不快乐的人期望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喜爱，如果他们自己希望获得幸福，他们就应该停止观看那条畸形的腿。
——《健全的腿和畸形的腿》
19世纪20年代，海明威膜拜的鼎盛时期，美国青年过分夸大死亡、性和绝望。在这种背景下，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教授创作了一篇随笔，“如何做到既圆滑又随和”。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海明威膜拜是在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堕落行为，一种不成熟的行为，而年轻人趋之若鹜。性的探索、直面性的勇气、突然的幻灭感、想成为“硬汉子”的欲望，所有这些很正常的青春期特征，都被称为老到的智慧。埃德曼，当时是关于青少年问题的一位智者，质疑所有这一切特征，仿佛一位教授批改一个大学生的论文，无论批语多么迎合论文的内容，这篇论文都显得有些浮躁，或者说满篇都是陈词滥调，或者让人感到伤悲的是，论文表达的是错误观点。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向我们揭示的那样，过去的美国人思考的是幸福问题，而如今精于世故的美国人喜欢思考不幸和绝望。
“但丁能够想到的最严重的罪孽之一就是在阳光下闷闷不乐。对那些那样做的人，他惩罚他们在泥土里永远不停地翻滚。”
——欧文·埃德曼
通过铭记一代人的爱好，通过研究一代人轻视的对象，一个人就会足以了解这代人的主要性格。在我们的时代，要想说出我们喜爱什么决非易事；我们原有的爱好充满了种种疑虑，而且，在我们当代的智者怀疑论的掌控中，爱本身已经变得臭名远扬。对斯巴达人来说，纪律严明、节奏紧张的勇士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中世纪，受难者、禁欲者或是圣徒代表着理想生活的最终目标。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希望成为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侍臣一样的角色，它集绅士、学者、士兵和老于世故的人于一身，是这些角色的完美结合体。而在当代，我们将会模仿英雄人物的虚构模样，因为当代英雄至今尚未确定下来。我们没有英雄形象；另外一个关键在于，我们怀疑英雄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