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学术界被誉为“国学大师”，到天命之年时，他在经学、史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哲学诸领域成就卓著，斐声海内外，可谓是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在文学方面，他更是独树一帜。因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成为了拿西为中用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文学，往往承载着人类的思想、知识、情趣和历史，并彰显着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未来走向。在国人的心目中，它一直是清雅高洁的。那么，为什么王国维对此竟显得不屑一顾，放言“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呢？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管窥一番。
壹 什么是文学的三重境界？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来表达和反映现实、体现作者内心思想的一门艺术，一般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和寓言童话几类形式。中国古代出现的赋、词、骈体文和曲，大致可归于诗歌与戏曲之列。依此，则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所谈及的境界，应限于诗歌当中的诗词系列，非关整个文学领域。
“境界说”应属王国维的首创。他拿它来作为评论诗词的工具，可以说是对中国诗词美学的一大贡献。“境界”一词，囿于精神范畴，指人或比拟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用到文学方面，合拍之余，自然别有一种情趣。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品。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这是王国维对词的美学评价。有境界自成高品。那么，在他眼里，这境界又有哪些区分呢？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別。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王国维认为，境界可分为虚拟的理想境界和客观的写实境界。还有：“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关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接着写道：“无我之境，人惟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完全可以说是用美的眼光来看待诗词，看待文学。在他看来，要达到忘我之境，才能出真性情的作品，能达到忘我之境之人，自是豪杰之士。
关于文学构思与境界的关连，王国维的观点是：“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关于境界的大小，王国维以词句作说明。“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对于文学评论，王国维对其提出的用“境界”一词作评自视甚高，话语中透着自信。“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王国维所描述的境界，人所共知的当为《人间词话》第二六条所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他把这三种境界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种境界。而在他的心目中，这三种境界既是文学的三种境界，也是人生的三种境界。下面不妨从文学的角度来对此做些阐释。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这可以说是文学创作或做学问者初始阶段必遇的问题，而且是难题。西风多与烈挂钩，风势猛烈强劲，不论是应时节而纷坠之枯叶，还是枝繁叶茂之绿叶，它都具“凋”的杀伤力。一个初来乍到的文学门外汉，仅凭一番热情是不够的，还要于根基上自强自立，培养扎实的文学功底。通过自身的努力经受住这一阵西风后，还要学会承受孤独与寂寞。孤独与寂寞，看似精神上的，实际却是外在物质上的。唯有怀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之心，才能坚守下来。文学终归是反映外在的世界。因而，要学会登高望远，开阔胸襟，拓宽视野，放眼天下，心游于无极，去亲近自然，接触社会，探索未知，增长阅历，察世态人情，悟真善美丑。有了这些方面的实践，则文学创作或做学问的基础具备且充实，需要素材时会不请自来。
第二种境界。毫无疑问，天下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来。要想做出实绩或成就一番事业，就得下一番苦工夫。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就如同带有功利性质的一句古话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探索未知的路上，在欲成就一番事业的奋斗过程中，就要舍得付出，且不计得失。就如同王国维自己所说，达到无我之境，方为人生最高境界。在事业追求的路上，容不得一丁点“悔”的，哪怕你付出的代价再大。同时，在成功没有来临，梦想远未实现之时，仍要持之以恒，勇往直前。从事文学创作或做学问者除了与孤独寂寞相连外，还与枯燥乏味相依。但它是值得的，所以哪怕人再憔悴，也应坚持下去。可以说，此时付出得越多，承受的磨难越多，将来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
第三种境界。付出终归会有回报的。那么，这种回报何时能来呢？可以说，这种回报既是可期的也是不可期的。稍具眼光的人都明白，凡是那些付出过后期待回报，而回报也果如己愿如期而至之人，大多都是被世俗所侵蚀之人。因而，这样的回报，终究归于小打小闹式的一种贡献，属功利主义性质的物质范畴。真正从事文学创作和做学问之人，他们当然也索求回报，但他们索求的回报属事业的范畴，即期望多多解决问题、多多取得成就上的回报，而非个人物质收益上的回报。他们为自己的事业目标而“众里寻他千百度”，真正达到忘我的境界。唯有这样的人，终有一天，就在他们的不经意间，事业上的成就不请自来。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才是“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厚积薄发，水到渠成。这时，该是何等的快慰人心！
另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写道：“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经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在这段话中，他直接点明了文学意境，并指出上境为“意与境浑”，其次为意与境各有侧重。这既可视作对文学的评论，也可作为文学创作的建议。
其实，做文也好，做学问也好，都是做事业。人立于世，多会先天不足。天灾人祸，物质匮乏，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有时却之实难，唯有以坚强之心，活出自我，方不负上苍的安排。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这或许就是王国维的本意。其实，他自己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贰 为什么说文学是“游戏的事业”？
中国自古就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文学尽管属人类精神方面的需求，但创作文学之人，同样羁绊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当生活的苛责由不得自己醉心于文学的王国时，意志的煎熬也就让人往往选择了妥协于世俗。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那些当初视文学为崇高之人，最后全都为五斗米折腰了。
王国维同样是肉体凡身，他的文学作品，除了众所周知的《人间词话》外，还有《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戏曲考源》《古剧脚色考》《红楼梦评论》等。不过，从中可以看出，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是，他的文学成果重在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上。
王国维曾说过：“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这可从他的另一番话中看出深意。他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于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此外，他的这番话，实是显现了他的文学观。即，同古话说的一致，文如其人，作文前，先要懂得做人。这同儒家所倡导的正心修身观点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的内心中，文学不止是清雅高洁的，更是神圣的。那么，“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这样的话又从何谈起呢？这还要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来探讨一番。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不是以温情脉脉的方式进行，而是伴随着阵痛甚至是屈辱，并牵涉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分子。因而，他生活的时代，既是传统被颠覆，国难当头的时代，又是一个让人感到迷惘和愤世的时代。中国的传统文人，身体的基因里大都浸淫着经世济民、兼济天下的情怀和立德立言立业的抱负。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的愿望不断得到满足时，他立世的热情就会不断高涨，对生活也就充满着无限的热爱。反之，当一个人处于四处违逆的环境中时，他必会倍感压抑和郁闷，于不满中势必会想方设法地逃避现实。然而，当天下大同都处于危如累卵之中，没有选择逃避的余地时，带给个人的感受也就只能是生活如梦魇了。人，人的思想和由人的思想衍生出的文学作品，本来就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兴衰际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制约。由此，也就造就了王国维两难的人生抉择。一方面，他渴望有世外桃源，能让自己从心所欲地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现实处处作梗，让他大有风尘肮脏违心愿之触。这后一方面，可以说从他成长伊始就开始，并与生活相始终。
王国维的童年是孤寂的。四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感受不到带有最真挚感情的慈母的抚爱。这可以说造就了他孤独寡言的心性。十六岁那年，他以全州第二十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秀才。按照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他似乎离跻身官场很近了。然而，他的内心中，并没有读书为了做官的这根弦，他的志趣全在书本本身。1894年的甲午战败，对所有的中国读书人来说，都感受到了一种奇耻大辱的刺激。而当时王国维的内心中最渴望的就是去看看日本这个“蕞尔小邦”是怎样变强的。然而，身为长房长子的他，不得不选择屈从现实，为父亲分担家累，去一户人家做了私塾老师，并于同年结婚成家。1898年2月，他来到上海，给当时的《时务报》做杂务，过起了干得多、拿得少的打工生活……
因而可以说，王国维大都是于大违心愿的时光中煎熬度日的。然而，这恰锲合了人生的一条定律——磨难成就思想。当然，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也就让人看不到条清缕晰的思想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从他的作品中窥知思想。“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无论是从他的只言片语还是统览他的作品，谁都承认，他的思想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忧生忧世的烙印。因而，它的思想完全可归于悲观主义的范畴。
可以说，王国维的一生，都是在郁郁寡欢中度过的。传统教育塑造了他追求完美人格的心性和崇尚神圣高雅的人品，但是现实却将他打磨成了忧郁悲观的心性和愤世嫉俗的人品。传统与现实间的不可调和，既阻挠了他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又妨碍了他去布德施业的生命意识和人格情怀。尤其是当看到心中无比圣洁的文学竟沦落为为稻粮谋的工具时，他内心中郁结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知，“文学者，游戏的事业者”语，实是王国维的一句愤世之语。这既是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更是表达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如他所说：“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在他的心目中，文学是非功利性的，就如同玩游戏一样，一切顺乎天性，不能靠它来混饭吃；作文如做人，气节操守永居第一位。这是一种圣贤情结。可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又有几个人能做到执着坚守，更何况古来圣贤皆寂寞呢？
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指的是什么？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纵观中国文学史，这种时代性十分明显。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能信口拈来地归结一番。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在王国维眼里，大致脱不出这个窠臼。在其《宋元戏曲考》中，他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他的这种观点，在现代几乎成了共识。下面分别简述。
（1）楚之骚。
这其中的“骚”，指的是先秦文学中的一种韵文体裁，称为骚体，得名于屈原的《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故将这种在楚国民歌基础上所创造的抒情韵文骚体称为“楚之骚”。除屈原外，还有宋玉、蔡琰等作家，代表作如《离骚》《九歌》等。
骚体在句式上，对以往的四言体有重大突破，而改为了以六言为主，间杂五言、七言的单句大体整齐的长句句式。在章法上，不拘于古诗的章法，有了个人的情感和诉求在里面，且回环照应，脉络分明。在体制上也有扩展，一改以前的短篇章，而是有了长篇体制。
（2）汉之赋。
赋是一种兼有诗歌与散文特征的文学体裁。在汉代，缘于社会的长期安定和发展，承于前人的基础，赋成为了最为流行、最为推崇的文学样式。
汉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左思《三都赋序》）。这句话说出了汉赋的特色：辞藻华丽，笔势夸张，艰深难懂，曲高和寡。但是，鉴于统治者对赋的喜好与提倡，还是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积极响应，进而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色。
汉赋又有大赋小赋之分，多写宫廷生活，并富于抒情描写。它的篇幅一般都较长，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汉赋的主要作家有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贾谊和左思等，代表作有《子虚赋》《甘泉赋》《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和《吊屈原赋》等。
（3）六代之骈语。
六代，在中国古代是个固定用语，指的是隋代以前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分别指的是三国时的东吴和南北朝时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骈语即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故有六代骈语之说。
骈文是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一种带有一定时代特征的文学体裁。其句式除讲究对仗工整外，还着意于声律的铿锵，故又称为四六文、骈俪或骈体。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除了在声韵上讲究声韵和谐外，在修辞上格外讲究藻饰和用典，可谓非常注重形式技巧，因而，若非有较硬的文学功底，其表达的内容往往就会受到束缚。这也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骈文的代表作家有瘐信、徐陵等，代表作有《哀江南赋序》和《答谢中书书》等。
（4）唐之诗。
唐诗在今天仍广为流传，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流传到今天最为人们接受，也是最为普及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有些唐诗已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比如说，渲染离别之情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达感恩之情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抒发思亲之情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里的唐，指的是公元618年由李渊创建的唐朝。这个时期，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和全盛时期。唐诗的数量，单保存在《全唐诗》中的就有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首。唐诗的形式不拘一格，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总体上来说，分为六种：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五言和七言绝句以及五言和七言律诗。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相对清明，正所谓国清才子贵。这样的社会条件，为人才辈出创造了极佳的条件。因而，有唐一代，既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代，也是中国文化强盛的一代。这个时期的文人数不胜数，代表人物除了众所周知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外，还有如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以及同时期的陈子昂、沈全期和宋之问等。到盛唐时，又有了山水田园诗人，如王维、孟浩然等。还有边塞诗人，如岑参、王昌龄等。到中唐时期，有白居易、刘禹锡和李贺等。晚唐时期，虽说唐王朝已从巅峰颠落下来，但诗歌创作仍未中断，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诗人，如韦庄、韩愈、柳宗元、张籍、元稹、李商隐、杜徼、温庭筠等。
（5）宋之词。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与唐诗争奇斗艳的，非宋词莫属。宋词中的“宋”，指的是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的宋朝。
宋词是继唐诗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宋词除了文学方面的特点外，还兼有音乐方面的特点。每阕词都有一个调名，称为词牌名。每个词牌名的句式和字数是固定不变的。一旦词牌名确定，它的形式也就会固定下来。所以，制词又称为填词。
正因为词兼有音乐方面的特点，所以，一些词读起来就能感觉意境特别浓郁。比如，晏殊的《浣溪纱》词：“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该词把时光的流逝、人事的代谢写得可谓入木三分，让人于吟咏中深深体味着怀旧之感和伤今之情。也许是基于词的意境格外打动人心，也就难怪王国维对词情有独钟，所以，他除了热衷大量填词外，还创作出了带有真情实感性质的《人间词话》。
不同于唐代的强盛，宋代虽以柔弱著称，但因统治者长期的崇文抑武的施政措施，使得这一时期文化方面也达到了盛况空前。宋词有豪放派和婉约派之别。代表人物分别有苏轼、辛弃疾、晏殊、柳永、李清照等人。
（6）元之曲。
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的，是元代形成的曲，这三者堪称我国古典文学的三座重要里程碑。元曲同宋词一样，在形式上也有定格，一旦曲牌名确定后，其句式和字数也就固定下来。但是，它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内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相比律诗绝句和宋词来说，它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另外，在语言上，它并不像词那样讲究典雅含蓄，因而显得通俗活泼。由此，可以说，元曲以其所涉题材的广泛性、语言的通俗性、形式的活泼性、风格的清新性、描绘的生动性和手法的多变性，加上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使得它更为接地气，拥有更加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从而流传更广、融入生活更持久。
元曲的作者除了大家熟悉的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和白朴外，比较著名的还有王实甫、张养浩、睢景臣、乔吉和张可久等。
（7）其他。
既然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到这里，谁都不禁要问，明清时期的小说那么鼎盛，为何他竟疏而不提呢？这确实让人费解。
首先，起码可以肯定，不提明清一代，不是缘于他的疏漏，而是某种情感左右着他刻意回避了它。这是什么情感呢？是他有感于有明一代的伤逝，还是有感于有清一代的命运飘摇呢？这确实令人费解。
肆 王国维为何痛批南宋词人而高歌北宋风流？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写到：“北宋风流，渡江遂绝。”他对南宋之词，多予差评。要说有什么例外的话，那就是对辛弃疾还备为推崇。他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
幼安，即大家并不陌生的词人辛弃疾。除此以外，在王国维的眼里，整个南宋词人中，没有一个可与北宋词人能相提并论。有关辛弃疾，他在《人间词话》中多次提及：“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语。”
下面，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外。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系南宋时期豪放派词人，与苏轼被合称为“苏辛”。他的词，在中学的课本中就出现过。比方说，《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每当读罢，总会让人于感慨岁月迅疾的同时，产生一种立马横刀的冲动和遐想。人们之所以将辛弃疾与苏轼并称，是因为他俩的词风都属于那种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型的。但两者不同的是，苏轼之词多以旷达的情怀来感悟人生，而辛弃疾之词则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情怀，更多地表现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由此，还是追溯一下那个时代。
赵宋王朝以文柔著称。究其渊源，可归为建国皇帝赵匡胤因兵变起事，登上龙位后设身处地地设防群臣诸僚，故执政上大力推行崇文抑武之策。其后世子孙一直沿袭此策，终至赵宋一朝国家富而不强，屡屡为外敌环伺觊觎，被辽、金、西夏和元等冒犯和侵凌之事不断。1126年，宋朝的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获北去，史称“靖康之祸”。次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即位，是为宋高宗。但此时，宋朝的疆域已大缩水，成为偏安于淮水以南的一个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一个王朝。故史家将靖康之祸前后的宋朝分别称为北宋和南宋。
南宋初期，宋高宗赵构颇有成就王业的雄心，意欲收复失地，故重用主战派，一度大败金兵。但到后来，他又担心军人战胜回朝会出现难以驾驭的情形，故又重回老祖宗抑武的老路，与金兵言和。高宗之后，主战派也一度被重用，出现了刘光世、张浚和韩侂胄这样的名将。但纵观南宋一代，就恢复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可以说是窝囊无能的一代。
辛弃疾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犯，他聚众二千余人，加入耿金麾下起义反金。次年，南宋孝宗皇帝即位。此可为他在南宋谋业之始。但无论在何职位上，他都力主抗金，收复旧山河，曾上《美芹十论》和《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他的一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因而，他既是一位以抗敌复国为主要精神的开一代风气之先河的伟大词人，又是一位熟稔军事、能征善战的战争英雄。
再观北宋。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于政变中起家，皇袍加身坐上龙椅后，为避免武将拥兵自重，从而出现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的局面，故将武将的军权悉数予以剥夺，委以虚职，而改用文官带军。由此直接导致了国防力量羸弱的局面。其直接招致的后果是，无力抗衡强敌，经常处于被动挨打之中，以致有了割地赔款求和的耻辱出现。不过，凡事都有得有失。北宋长期奉行的崇文抑武、以文立国之策，尽管于武的方面让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于文的方面，却出现了难得的兴盛景象。可以说，北宋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文人仕大夫阶层的黄金时期，如同天堂般让人留恋沉迷。有宋一代（包括南宋），仅有一位文官（张邦昌）被杀，还是在南宋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气氛颇为开明，大臣和文官敢于发表意见，根本不用担心会被秋后算账。朝堂之上，君臣可以争论不已；私下里，书生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另外，知识分子们在生活上有保障，文化上有作为，政治上有抱负，道德上有追求，从而为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诸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也就让后人领略到了其中的文化方面的词及词人的魅力。
宋词，可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也可另分出一花间派。但是，不论是气势恢弘雄放、声调慷慨悲壮的豪放派词，还是结构深思缜密、语言清新绮丽的婉约派，抑或是格调清俊、词风浓艳的花间派，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北宋与南宋之词，都无生涩艰难之处，它们多给人以浑然天成、清新自然、洒脱无羁、随心尽性之感。读它们，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如同聆听仙乐，无疑是人间头等的赏心乐事。那么，王国维的“北宋风流，渡江遂绝”之语，又是从何而来呢？
其实，单从王国维对南宋词人辛弃疾大为推崇一事，就可管中窥豹。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国家蒙难，兵祸连连，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时代。他本人既是这种灾难的目击者，也是这种灾难的亲历者和承受者。人常说，宁为流浪汉，莫为亡国奴；又曰，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这其间的辛酸苦痛，自非常人所能感受。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以中方完败告终。这件事对年幼的王国维刺激尤大，让他一改只知埋头读书、不闻窗外世事的旧书生习气，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进而知道有“新学”一事。甲午战败后，国土上尤其是文人学士间掀起了一阵爱国自强的热潮。这件事对他影响深远，并让他产生了教育兴国的理念。这或许可说是为其以后走进校园，从事执鞭育人工作的思想源头。
1898年，他到上海替维新派主办的报纸《时务报》打杂。也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平生最大的贵人罗振玉。罗振玉是一位爱国人士，当时办了一份《农学报》，旨在通过翻译世界各国农业方面的知识以供国人所用，希望藉此实现兴国救国之道。该年6月，光绪皇帝宣布变法。没想到到9月份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新法废止。《时务所》被查封停办。受此牵累，他的生活一时无着（这时，多亏罗振玉向他伸出援手，他才得以渡过难关）。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攻陷帝都北京。这件大事，不但让国家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真正是国家有难，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此次事件带给王国维的又是生活空前无着。其实，他的一生，许多的时日都是在这样的艰难困顿中度过的。
常言道，忧患立人，多难兴邦。但是，当这种忧患和多难没有时间限定而无穷无尽时，带给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决不会有悲壮的意味，有的只能是悲哀。王国维经历的忧患岁月确实太长了。但他有别于常人之处在于，他时刻不弃梦想，不舍事业追求。他的梦想就是渴望自己能成为或天下能有像辛弃疾那样文武双全的英雄横空出世，荡平贼寇，清澈环宇，从而天下太平，过起像北宋文人雅士那样清高脱俗的生活，以操守气节傲然于世。他的追求，就是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从事的教育事业能实现立人兴邦的目的，包含着为祖国早日振兴、国家迅速富强而尽力的文人气节和抱负。
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说的“北宋风流，渡江遂绝”之语，非一时使气弄性之语，实是融入了一种浓浓的爱国情怀在里面。不管这种爱国情怀属忠君还是个人解愤的性质，从做人方面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像南宋一代那样偏安一隅，苟且偷生，而要堂堂正正屹立于世，这才是处世之道。
看云卷云舒，歌大江东去，数风流人物，不在今朝而在作古的历史中，这一方面可作为王国维对清明时代的留恋与怀想。而另一方面，则可作为他对现实的不满与激愤。
一点文人节，千秋悲回风。一个人，再怎么蒙难；一个民族，再怎么蒙羞，只要气节常在，追求美好的理想长存，抗争磨难的精神不灭，等待他（它）的必定是光明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国维和他的那个时代，包括其间所发出的那种深沉的叹息，所做的那种无望的抗争，实是引人走向光明的灯火。
伍 《人间词话》如何话人间？
人因文而重，文因人而传。这句话放到王国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被人称作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大师，在学术研究方面建树颇多。他研究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他的学术著作也很多。如《观堂集林》（二十四卷）、《观堂别集》（四卷）、《苕华词》、《静安文集》、《观堂古今文考释》（五卷）、《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戏曲考源》、《都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等近四十种作品。但是，这些著述中，真正让他声誉鹊起并广为人知且流传最广的作品，非《人间词话》莫属。
《人间词话》在学术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享有相当高的地位。不同于当时其他很有影响的词话，王国维首提“境界”说，并成为作品的核心，成为贯通全书的脉络。何谓“境界”？他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同时在书中，他提出“理想”与“写实”，“造境”与“写境”的构思手法问题。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属首创。境界说，应该说是对以往一些诗词创作过程中只重“言志”和“抒情”方式的一种批评和矫正。很明显，任何文艺作品，必须与客观世界紧密相连，而作家也只有深入生活，直面现实，认真思考，苦心求索，才能写出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他在文学批评过程中，融入了美学观点。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作品的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同时，新思想新方法的运用，也让一些旧学者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桎梏，使他们更新了观念，开阔了眼界。这无疑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难怪有人会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本来，词这类文学形式，较广大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需相去甚远，一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权贵的专有偏好。另外，从词本身来说，鉴于其文字高度凝炼，表达方式细腻深沉，可归为阳春白雪的性质，也就之于平常人有了曲高和寡之隔。因而，即使处在一个国家相对太平的时期，缘于脱不了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每怀不足之心的现实必然境况，词距大众之需总是相去甚远。从历史角度来看，词这种文学形式经过赵宋一代的大繁荣之后，随后便从巅峰上跌落下来，于权贵、于民间都逐渐走向式微。那么，到了清末民国这个乱世，王国维为何如此“不识时务”将它拿出来嚼渣咀末呢？不但如此，他还将作品之名中冠以“人间”这样大视角、大领域的词汇。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人间词话》创作于1906年至1908年之间。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最为黑暗、最为痛苦的过程中。作为其中的一员，王国维没有只手擎天的本领，没有一呼百应的声望，没有医治社会的良药，没有超脱世俗的心性，也就不得不随波逐流般地在社会的蜕变与动荡中亦步亦趋，去感受人世的凄苦、生计的艰难。不仅如此，浸淫于血脉中的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爱国热忱反而支配着他时刻萌生出一种必须承担的救苦救难的义务。这无疑让他产生了忧生忧世的情怀。
身为文人，他一时做不到跃马横枪、驰骋沙场，以最果敢、最壮烈，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报效祖国，但惟有使用手中的笔，将满腔热忱化为鼓舞人心的勇气。可是，他却把着眼点用在明显带有闲情逸致性质的词上，这又从何说起呢？
先来说“人间”一词。王国维在其词中经常用到“人间”一词。比如说，“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算来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一样飘零，宁为尘土，勿随流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不用多举，谁都知道，凡是有人所住的地方即谓人间。但是，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人间”二字是王国维于“独学”时期用的一个号——可当别名来理解。如此一来，他的《人间词话》实可理解为《我的词话》。那么，王国维为何会拿人间这样一个通称来作为名号呢？
我们知道，词这种文学形式，一般很难用来描写叙事，多用来歌咏吟赏。生活之余，可独处，或邀三五好友，春暖花开时来个曲水流觞，秋高气爽时来个击节高歌；也可跳雪寻梅，也可傍花随柳，徜徉胜景，流连美色，吟花弄月，歌山颂水，自然身心愉悦，其乐融融。这又该是何等的惬意！因而，词不同于檄文，不同于清规戒律，多用作精神的需求和满足，于生存方面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可有可无。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词可归于消遣享乐的范畴。在中国这么一个讲究实用和功利的社会，耽于享乐往往是为人不耻的。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又是多么合乎人性的追求。人有七情六欲也就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会有新的追求，所以往往得陇望蜀，见异思迁。在人性的追求中，只要无害于他人，都会有其生存的一席之地。而词，既可作为一种无害于他人的消遣，又可用来陶冶人的情操，培养儒雅气质。这可以说是它积极的一面。然而，就王国维来说，个人成长的经历和时势已经造就了他悲观的心性，并培养了他的忧患意识。而人虽应该是朝前看的，但他却往后看，选择颇有与世隔绝意味的词来作为研究对象，粗看起来，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王国维首先是一个物质上的人，他时刻生活在物质世界里。在创作《人间词话》的时候，他也合着世俗成了家，有了家累。他本该继续合着世俗，为了家业，为了家庭的利益，为了物质上的富足去拼搏，去奋斗。可是，这时他再没有妥协于世俗，而是钻进了故纸堆中，于古人过起了招。其实，这一切看似反常之处，恰是最合理之处。
王国维选择了不妥协于世俗，选择了与功名利禄无关的文学研究事业，事实上就是选择了气节坚守，选择了与个人心性相符的精神追求。他选择研究的词，尽管可归于享乐消遣的范畴，但其中却有着符合人的心性或精神追求的高尚成分。试看一些词作，“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其中哪来所谓的靡靡之音，从中分明看到的是一种排兵布阵、捐躯报国的豪迈情怀。又比如，“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这当中，哪来半点儿女情长，分明是对舍生取义、报效祖国的鼓与呼。又比如，“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这当中，哪来半点苟且偷安之意，无处不透着驰骋疆场、为国杀敌的壮烈情怀以及时不我待、报效无门的深沉叹息。这类的词举不胜举。
山有山的境界，水有水的襟怀。人，自然也有人的情怀。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年代，人性中的那些美好的诉求不得不让位于承受灾难的奴役。国家的没落崩溃，强敌侵凌，恶人当道，人心涣散，道德沦丧，价值体系紊乱，社会秩序失控，一切的一切，不由人不迷惘，不由人不茫然。然而，希望在何方，出路在何方？好在现实的残酷阻挡不住人对美好的向往。王国维选择与古人为舞，并不是消极避世，看破红尘，实是一种大无奈过后的平静，一种看似与世无争，但其实是一种不妥协于时世的生存勇气。它实是一种锲合人性的对现实的曲折诉求——渴望社会和平，渴望家庭幸福，渴望国家繁荣富强，渴望人间祥和安宁。
如果普天之下不再有国难家苦，不再有荼毒伤害，不再有流离失所，不再有失意哀嚎，人人都能遂着自己的心性，安居乐业，过起自由自在、清静无为的生活，那这人间无异胜似天堂，该是多么的美好。可见，王国维选择研究古典诗词，实是选择不苟且于时世而为永葆文人的气节操守；选择“人间”作为名号，实是体现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
陆 为什么说文绣的文学不是真文学？
王国维说：“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哺啜的文学同。”这些话可简单地理解为，“世人有说法：名，是利的座上宾。因而，依靠文学来求名的人所创造的文学，不值得称为真文学，而和那些混饭吃的文学相同。”这些话，实和他所说的“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异曲同工——真正的文学，是与名利无关的。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对此，先还是就事说事一番。
名利，可简单地理解为名声和利益，在现实中它们往往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同胞兄弟。名，一旦拥有，可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利，一旦拥有，在满足生存和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能带来身心的愉悦和舒适感。名归虚，属精神范畴；利为实，属物质范畴。它们往往互相砥砺，得到了名，利往往不请自来（名者，利之宾从也）；拥有了利，名也会不期而至；名能为利保驾护航，利能让名巩固提高。
文学本是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的。王国维说了上面那些话，定有它的现实之源。其实，不必拘泥于他生存的那个乱世。纵观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最终还是跌倒在名利面前。在有生之时，为了名利，他们中有蝇营狗苟的，有铤而走险的，有大打出手的，有丧格变节的……可是，这些人真的能名利双收吗？历史是一位公正的判官，它会公正无私地还原真相，将一切牛鬼蛇神击碎并扫进垃圾填埋场中，哪怕他的名字已刻进了不朽的石头中。
文学本身应是与名利无关的，是圣洁的。说到这，有人可能会表示不敢恭维。的确，现实中有多少人打的就是文学的主意。他们通过操作文学，从而让自己名利双收，从而大红大紫起来，以致声名如雷，财源滚滚。不过，那要靠敏锐的嗅觉、洞察的眼光去捕捉市场的瞬息万变，去满足千奇百怪的胃口，去迎合五花八门的需求，必要时还要到人前大肆宣扬卖弄一番。由此，也就不难发现，这些人并不热爱文学，只不过打的是文学的幌子，博的是名利。试问这些人，从事一项与自己的志趣无关的事务，你的内心感受到了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快乐了吗？
真正的文学，应是心灵之歌，远离物欲，远离虚名，是健康身心的灵丹妙药。不求名利，是能够创作出真正文学作品的前提。可是，现实中世人能做到这一点吗？或者说有做到这一点的人吗？
其实，不用找，王国维就是最好的例证。
王国维的名利观和处世态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与文学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对名利一以贯之地表现得不屑一顾，丝毫不顾及古往今来的告诫：无财莫论才。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他是靠别人（主要是罗振玉）的大力相助才解决了生活中的物质需求并得以与学术结缘的。处在这样的境遇，搁在平常之人，应该不会去玩什么“游戏的事业”，而是将满足生活所需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可他是个另类，偏偏远离尘嚣，寄情淡泊，从事起了与名利无关的文学事业。
是王国维无能力去追名逐利吗？还是他生存的环境容不得他去追名逐利呢？当然不是。他的境况，他的生存条件，更利于他去追名逐利，而且他也有能力去做这些。只是，他不愿意。由此，也就只能把他归为迂腐的老夫子行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他主动放弃了对名利的角逐。而他的如此不通人情世故之举，恰是他的可贵之处，人格的完美之处，人品的高尚之处。他始终认为：“个人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文学本身，应是远离市场、远离功利的，更不能拿它来作为混饭吃的工具。“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文学是不能拿来混名声的。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伴此身。这当中的“行乐”，决不是贪图享受的寻欢作乐，而是顺应人的心性的一种自然乐趣。做学问是清苦的，但当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表现出顺应心性的无欲无求时，它又是快乐的——真正意义上的快乐。王国维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有了常人体会不到的快乐。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哺啜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哺啜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在王国维眼里，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是为文学本身而活着，而不是靠文学来养活着自己；他除了拥有文学天赋外，还应有高尚伟大的人格，怀有真诚之心；他不能把文学当作混饭吃和求名声的工具。失去这些，王国维宁愿听“征夫思妇”的声音，也不愿让那些混饭捞名的所谓的文学家来污染自己的耳朵。可见，在他的心目中，传统文人的清操雅洁观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他的这种认识，他的这种操守，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不应沦为湮没于风尘中的无用的化石，而应成为陈年佳酿，愈久弥香。
王国维埋头学问，看似避世，实是一种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无宁静不足以致远。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知到，在他的内心，那种无尽的忧患意识，那种坚定的文人气节，让他何尝不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面对名利，他选择了淡泊也做到了淡泊，超然于物外，保持着文人的气节操守，兀兀穷年，至死不渝。也正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从而让他的学问，成为了真正的学问，成为了一座丰碑，具有不朽的价值。这既是他本人之幸，也是中国文学之幸。
有理由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会回过神来，让文学不再成为“文绣的文学”，而成为最真的心灵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