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美洲，1969年，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南美洲五国成立安第斯国家共同体。此后，“安共体’’在分分合合中坚持到现在。2002年，“安共体”为了实行统一对外关税，实行共同农业政策，进一步协调对外政策，加快“安共体”一体化的进程，发表了《圣克鲁斯宣言》。2004~，由南美洲12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安第斯集团峰会”在秘鲁举行。在这次峰会上，12[~-TT《南美国家共同体成立协定》。对于这一协定的成功签订，秘鲁总统托莱多说：“我们将为西蒙‘玻利瓦尔的梦想注入新的灵魂与生命。南美国家共同体的成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事件，意味着希望在多领域实现一体化的一个新南美洲诞生。”阿根廷外长说：“南美国家共同体是南美国家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它标志着南美国家将拥有共同的未来。”
在南部非洲，1992年8月17日，“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首脑齐聚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签署条约、宣言和议定书，建立起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使非洲地区的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此后，“南共体，，为南部非洲规划出宏伟蓝图，计划在2010年建立关税同盟，2015年成立共同市场，2016年在本地区内形成中央银行及货币联盟，2018年实现货币的统一。
总之，苏联解体后，原来只有两大敌对阵营的世界，被割裂成利益相争的众多“碎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这些“碎片”不再孤立存在，彼此之间存在的相关利益将它们在挣扎中捆绑到一起。于是，沟通与对话成为世界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打破国界，打破洲界，多边经济、多边政治在对话中产生。1999年，“二十国集团”出现。八国集团作为一个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于1999年又加入了11个新兴工业国家和一个欧盟，形成“二十国集团”。这些世界上的强国、大国或地位重要的国家之间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讲，将会影响世界发展的方向。“二十国集团”作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于2010年6月26日在多伦多再次举行峰会。参加这次峰会的，除“二十国集团”成员领导人外，亚洲、非洲、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被应邀参会。表面上看，这次峰会的主题是讨论世界经济形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贸易和金融监管等问题，但在实质上是对世界秩序话语权的一次论剑。因此，在峰会上，夺人眼目的不在主题内，而是题外之争，“经济”只是“政治”的陪客。其结果，正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所言，脆弱且没有约束力。
在1964年，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和反抗强国的控制、剥削和掠夺，团结起来，建立了“七十七国集团”。冷战结束后，为了应对新的形势，“七十七国集团”于2000年4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首届南方首脑会议。这次大会场面宏大，133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都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给南方国家带来的严峻挑战和风险；如何改变造成南北国家贫富日益悬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如何敦促南北平等对话，力争南北完全平等地参与世界经济大政的决策和有关规则的制定；如何开展南北互利合作，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各国领导人围绕这些议题进行充分磋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发表了《南方首脑会议宣言》及其《哈瓦那行动纲领》，同时决定筹建“南方协调委员会”，用以统一协调和组织《行动纲领》的实施和有关南南合作各项决定的执行。
除洲际内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外，同时还有跨洲际的合作组织在活跃着。1989年，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又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目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有成员21个，他们来自于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濒海国家和地区。对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定位，1993年，在西雅图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宣言中，作出了明确的表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一个为本地区创造稳定和繁荣的未来，建立亚太经济的大家庭，深化开放和加强伙伴关系，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并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
1991年，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苏联被裂变成15个国家。为了维护地区的稳定，1996年4月26日，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会聚中国上海，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此后，乌兹别克斯坦也加入其中，经六国协商，于2001年6月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提升到合作层次，改称为“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上面对苏联解体后世界形势和格局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在美国取得了世界独霸地位后，国际社会非但没有在这一“中心”下变得更团结，反而造成了全面的裂变，形成了众多的国际性组织。不论是单极还是多极，都是无极。在无极的世界中，各强国都在摩拳擦掌，欲在“混沌初开”之时有所作为，欲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实现更多的一体化。但是，世界各国都各有旁骛，其结果只能是作舍道旁，难有作为。究其实质，除各国利益有别外，组织的非约束性是其弊端之一。虽然新产生出来的国际性组织大都冠以“经济”二字，藉以回避政治性，但政治性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无非是“经济搭台，政治唱戏”，其目的要使“混沌”的世界有一个新的秩序。各国联盟搭伙，要用群体的力量来“重整河山”，但国际性组织都是松散的联合，所作出的决议没有约束力，因此，任何的努力都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乱。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就是突出的表现。
为了保护地球大气，减少工业有害气体排放，1997年，世界气候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作为《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除美国外，其他参会各国一致通过了国际性公约，即《京都议定书》，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制定了标准，有效期到2012年。在这次大会上，作为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拒绝了这份协议，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工业化国家。2009年12月，由于《京都议定书》将要到期，世界气候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通过一份《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美国一反故态，活跃异常。但是，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不买美国的账，在利益纷争中各行其是，吵得鸡鸭上架。就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就要流产的时候，美国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印度等国，最后以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而收场。
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可以看出，当今世界，除了美国四处“亮剑”于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含而不发中，进行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暗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哥本哈根协议》就是一份世界主导权争夺战将要开始的宣言。
§§§第四节动乱的世界呼唤新领袖
2008年2月29日，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在参观乔治·布什图书馆时说道：“根据我的观点，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领袖地位。……对于联合国来说，美国是最好的朋友，没有比美国更好的朋友了。”对于潘基文这一让人感到肉麻的话，俄新社报道：“在潘基文担任秘书长之初，曾经公开指责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而现在，他在公开场合发表这样的演说，引得国际舆论哗然。”自苏联解体后，联合国组织陷入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尤其是布什政府中的鹰派，对联合国更是不屑一顾，主张彻底改革联合国，甚至要另立山头，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并由这个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安全事务。
2009年9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他承认世界上很多人都对美国充满了质疑和不信任，并说：“我的职责就是要维护我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永远不会为捍卫这种利益而道歉。……但我们共享同一个未来。……我们已经支付了所欠联合国的会费。……那些曾经指责美国在世界上从事单边行动的人此时不能袖手旁观，等待美国独自解决全球的问题。在纷繁复杂的全球性危机面前，世界各国都应承担各自的责任，共同应对。”
不可否认，美国曾经是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这一西方世界领袖地位的取得，是有其历史缘由的。首先，虽然美国在“二战”中大发其财，但他出人出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在结束“二战”的过程中，发挥了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次，“二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中，只有美国有能力对抗实力强大的苏联。正是基于以上这两个原因，美国才无可否认地被西方世界给予了领袖地位。但是，物转星移，沧海桑田，今日之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两极世界，美国已经被世界所抛弃。
为了摆脱自己日落东山的颓势，重振往昔的领袖雄风，美国四处煽风点火，欲再建一个两级对立的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挑战伊朗、挑战俄罗斯，大造“中国威胁论”。2010年，美国亮剑于黄海，明为示强于朝鲜，意在挑战中国的底线。美国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创建一个对立的世界。
美国既想当世界领袖，但又不愿意放弃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是当今的霸主，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潘基文才肉麻地大捧美国。潘基文大捧美国，其实质不是像他所说的“世界需要美国的领袖地位”，而是潘基文需要美国来撑腰。领袖国家一定要是强国，但强国不一定能成为领袖。
这就像水泊梁山中的宋江，虽然不会拳脚，但他能成为了108个“能打善斗”好汉们的领袖。领袖要有人格魅力，否则以强夺权，只能是霸王。对于霸王国家，任何国家都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欲。这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悲剧。
当今世界，蛙鸣蝉噪，莫衷一是，确实需要一个领袖来止息纷乱的利益之争，把世界发展的方向引导到“One world，One Dream”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全世界的“nice”；否则，各国之间在缠缠绊绊中，都难有发展。现在世界的形势是，弱国四处寻主为依，强国自立为王。事实上，苏联解体后，世界各强国争夺的不是领袖地位，而是霸主地位；唯有中国，自毛泽东时代起到现在，追求的是世界美好，“不称霸”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虽然如此，世界各强国还是恐惧万分，生怕弱国们不堪忍受压迫，在中国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于是大显其诽谤造谣之能事，比过去更加疯狂地中伤中国。于是，世界出现了两种战争：一种是军事战争的潜在可能；一种是经济战争的现实进行。不论是哪种战争，其结果都会是“瓦砾遍地”、“尸横遍野”；唯有霸主或领袖的出现，才能止戈息战。霸主只能以暴制暴，让文明走入困境；而领袖则以善制暴，让“天下文明”。霸主以其暴力而存在，生也忽，死也忽；领袖以其精神而存，命可死，而魂犹在。要记住，世界永远不会像西方那个一手持剑、一手持天秤并蒙起双眼的“公正女神”阿斯特莉雅那样，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人类进入文明之后，便不再由天地所管辖，人类的利益之争，并不是靠某个神来解决，即使是阿斯特莉雅也只能带着她的天秤返回天庭。
曾几何时，“七国集团”在世界经济事务中长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冷战结束后不久，俄罗斯也加入了“七国集团”。过去的“七国集团”成为了“八国集团”。俄罗斯虽身在“八国集团”，但其他七国始终不让其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
中国崛起后，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改变，削弱了“八国集团”承担国际事务的能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八国集团”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建立对话机制，欲借助中国、印度等国的力量，继续走自己预定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