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媒体”项目负责人
Anya Schiffrin
时间：2009年5月
地点：纽约时代广场咖啡馆
Anya Schiffrin：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媒体”项目负责人，新闻记者培训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全球经济计划对话”新闻训练项目主管。有过十年的财经记者经历，曾任《土耳其时报》主编，路透社驻巴塞罗那的特约撰稿人和评论员，纽约《行业标准》高级财经作家，《道琼斯新闻专线》驻阿姆斯特丹及越南河内的主要负责人。主要著作有：《全球化视界：财经传媒报道》（2004）、《石油报道：能源及发展报道指南》（2005）、《劳工报道：全球化经济中工人权利报道指南》（2006），以及于2011年出版的“Bad News—How America's Business Press Missed the Story of the Century”，讨论美国财经媒体在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失误。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吗？我同意这种说法，就像很多人说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但是，中国还是要逐渐习惯这些批评，因为将来你们要面对更多批评。对于像中国这样不断强大、非常重要的国家，这些批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
我知道中国对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直非常有争议。比如，对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的报道。一些中国读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救灾以及重建中的表现可圈可点，美国媒体却专挑那些存在的问题进行报道。很多中国读者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正面的报道这么少？
也许中国政府、很多中国人以及中国媒体认为，四川地震对中国人来说，就相当于发生在美国的“9·11”；面对这样一个悲剧，请不要批评。但是，美国媒体不认为四川地震相当于“9·11”。我们认为，它相当于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就是一个自然灾害。所以，四川地震和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更具有可比性。每当我们提起卡特里娜飓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是美国媒体和民众反对布什政府的开始。所以对于汶川地震，美国媒体可能更专注地报道那些救灾做得不足的地方。
对于美国来说，即便是关于“9·11”，媒体对政府也有很多的批评。因为媒体认为政府在反恐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做得非常不好。当然，美国媒体在“9·11”的报道上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没有反对布什总统发动的非常错误的伊拉克战争。
那么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吗？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就像很多人说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确实在美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不那么让人开心。但是，几乎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都在抱怨美国媒体对他们的报道持有偏见。我去非洲的时候，非洲的媒体和我抱怨，说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媒体对他们有偏见，只报道不好的事情，比如战争或者疾病。
很多中国人对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非常不开心，也感到很受伤。但是，当美国开始强大并将要达到世界领导地位时，世界各地关于美国的报道也是很可怕的。特别是在欧洲，总是有太多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比如说美国人多么粗俗，多么缺少教育、没有文化等等。现在所有批评中国的问题，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用来批评美国。比如说，批评美国是物质主义的，美国在污染全世界，美国不尊重人权，美国没有历史感，当然，在历史感这一点上我相信中国是不会受到批评的。我想，中国还是要逐渐习惯这些批评，因为你们将来还要面对更多批评。对于像中国这样不断强大、非常重要的国家，这些批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媒体在报道金融危机时做错了什么？
每一次经济危机或者泡沫破裂之后，人们总是会回头看一看。媒体也担心他们对危机的报道是否做得足够好。从2008年危机发生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针对媒体的批评和讨论。有些批评认为，媒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没有察觉并错过了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预警性报道。甚至有人说，媒体在先前的互联网泡沫以及这一次金融危机中，充当了拉拉队的角色，在旁边呐喊助威，但是没有发现存在的问题。
也有一些对媒体的辩护。他们认为，记者通常很依赖于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来源。首先，记者通常都会被受访者的谈话所影响。比如说，读某一份报纸，你会判断出这个记者受政府中哪个人的哪些观点影响比较大。在美国，有些记者能够采访美国财长盖特纳，有些人更容易接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或者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这些记者的报道会很容易受到这些采访对象的影响。
同时，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华尔街采取了放任态度。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很少审查上市公司，媒体也就很难拿到真实的材料。同时，因为《华尔街日报》被默多克和罗伯特—汤姆森所掌控，在过去更多地集中对日常新闻的报道，而不是投入资源和时间在调查性报道上，这也使记者们错过了在危机之前报道的机会。我认为《纽约时报》做得好一些，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名为“回顾教训”（the Reckoning）的系列报道，由Peter Goodman等人撰文，探究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危机发生的时候，媒体记者总是面临很多压力。我在越南做记者的时候，恰逢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越南政府甚至宣布，媒体对银行进行报道是非法的。可以想像，在目前的情况下，记者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教授一直对政府和经济现状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所有的数据和资料都在那里，媒体应该却没有报道事实。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因为现在很多记者对新闻报道感到担心甚至害怕，于是他们开始自我审查。比如说，最近《金融时报》发表很多头条新闻。他们说经济情况开始出现乐观的迹象，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好消息。也许有些地区经济还在增长，但以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爬坡。上周末，我就问一位在《金融时报》工作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头条新闻出来。他回答说，这是第一次，《金融时报》的记者接到民众发来的很多电子邮件，攻击这些记者说，你们在危机之前是那些金融衍生品的拉拉队，吹大了金融泡沫，但是现在你们又开始唱衰经济，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很多记者担心他们的报道使美国的经济进一步恶化。当然，我每次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很多中国记者也会坦率地告诉我，如果他们的报道有可能伤害经济的发展，他们通常会选择不报道。我听他们说过很多次不会对可能造成很坏结果的事件进行报道。
对于很多财经媒体记者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确实非常让人沮丧，因为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报道或者做得不够好。将来，媒体也许会更多地与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合作，更主动地参与到报道中。
传统媒体还有生命力吗？
美国很多媒体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传统的平面媒体。总体来说，记者目前的状况是很令人沮丧或者担心的。我有很多当记者的朋友失去了工作。他们中很多人都年过半百，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当记者。美国的情况和中国、印度还不太一样，中国的记者可能会说，这年头找个工作不大容易，而美国的状况则是，媒体不太知道该走向何方，或者说不知道记者的未来将是什么。《纽约时报》现在的情况倒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有深度的、有趣的报道，很多人阅读这份报纸并谈论其中的内容。
谈到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我的看法是，年轻一代喜欢互联网，觉得能在网上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们不知道好的报道是从哪里来的。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非常时尚，不过我仍然相信传统媒体还是承载了很多新媒体无法承担的责任和任务。比如说，那些比较长的深度报道。人们都不愿意在网络上阅读很长的报道。我也不知道，哪一个网络愿意付很多钱给那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调查性报道。同时，很多网上的新闻都需要辨别真伪。以前是由传统媒体的编辑和记者承担这项工作，但是很多互联网上的新闻，辨别真伪的工作已经由记者转交给了读者，读者只能自己判断信息的真假。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是需要传统媒体。
美国媒体特别喜爱奥巴马总统吗？
有人说在美国，人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美国媒体对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的喜爱，特别是和对前总统布什的态度相比较之后。我和报道华盛顿的媒体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并不太清楚答案，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认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搞清楚报道的渠道问题。在奥巴马总统刚刚上任的时候，记者还没有很多渠道进行采访，他们大都会比较有礼貌，媒体的报道也会比较偏向于奥巴马总统。但是，当记者们有了更多的采访途径，他们的报道还会偏向这届政府以及总统吗？我觉得如果时间长了，随着人们对这届政府的不满增多，报道的态度可能就会改变。比如，对布什总统离任前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就很让人震惊。很多记者拿布什总统的发言开玩笑，说布什总统总是不能把一句话表达得很完整。布什总统从8年前上任当总统开始一直这样讲话，但媒体在起初的几年从来没有这样报道过。
中国媒体应该怎样？
我经常在世界各地对财经记者进行培训。我认为一个好记者，要公正、客观、准确地报道事实。当然，现在做一个好的财经记者非常不容易，因为现在各种情况非常复杂。做一个记者，意味着很多时候是很多领域的专家。如果做财经报道，你最好在商学院学过经济学，并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国家的背景。
我不懂中文，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希望中国媒体可以克服美国媒体的缺陷。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媒体还是应该由信用驱动，而不是被政府或者市场所左右。我想，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具有更多深入、严肃的报道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媒体在公共关系方面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在越南做记者的时候，我知道越南政府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恰当地解释他们所作的努力。如果一个国家，享有信息是一种特权的话，很多事情都成了秘密，就会把事情搞糟。所以，提高透明度是解决一个国家公共关系的很好的策略，媒体正是实施这一策略的最好的手段。
中国是一个逐渐强大、非常重要的国家，中国的媒体应该逐渐在国际上增强影响力，所以中国政府加大媒体投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通过媒体提升国家形象，更重要的是加强在内容方面的报道，而不是仅仅多建几个记者站。
采访后记：
Anya Schiffrin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教授，我当时选修了她的“财经报道”课程。那个课程除了关于宏观经济、贸易、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外汇、股票基金等有关财经报道的系统讲座，还有很多写作练习。那是我在哥大上学收获最大的一门课程，原因之一也是因为非常喜欢Anya Schiffrin教授。
2008年初，那时次贷危机开始波及全美，金融危机逐步展开。Anya请来她在Bloomberg、Goldman Sachs等金融机构的朋友来给我们作讲座。当时的美国，银行忽然倒闭，危机四起，我们脑子里面真是太多的“为什么”。对于学习经济的学生来说，那是很困惑的阶段，也是快速学习的机会。
Anya曾经作为路透社、道琼斯等新闻社的驻外记者在欧洲和亚洲各国工作多年，她也是记者培训项目的主管以及journalismtraining.net的创始人。Anya花很多时间为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培训记者。在越南的工作经历使她对中国独特的报道环境也有很深刻的认识。怎样突破限制，最大限度地报道事实，是我们经常探讨的问题。从Anya那里学到的，更多的还是美国媒体记者的工作方法和态度。
事实是，美国媒体对于未能成功报道金融危机的反省还是很深刻的，经济媒体在金融危机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为没能成功地预测危机并警告公众，还有就是广告收入蒸发，互联网夺走读者。正如美国著名的媒体人Joe Stewart所说：“美国有三个24小时的金融网络，他们的口号都是‘我们知道华尔街正在上演什么’，但是当金融危机来临，他们就变成了‘我们不知道华尔街发生了什么’。”关于美国财经媒体在金融危机中的所扮演角色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媒体在民主社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Anya带领一批顶尖经济学家和媒体代表，对为什么没能更早地察觉危机以及随后的报道是否充分进行了反省，她的新书《坏消息：美国的财经报道如何忽视了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报道？》（Bad News: How America's Business Press Missed the Story of the Century）对此有充分的阐述。这些讨论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还是那么陌生和遥远，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媒体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不能大度地接受批评。在国内，政府无法接受媒体和民众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监督和批评；在国际上，更是不断声讨来自不同国家的批评的声音。
生活中如果有人批评我们，而且真的是批到我们的弱点或者痛处，我们就会跳脚，就会愤怒。其实，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面对批评的态度，那关系到你是否足够自信，是否有勇气改正错误，是否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论语·学而》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今天的我们好像很难有这样的胸襟。那么是不是在我们心态更加平和的时候，在我们足够强大、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才可以从容面对这些批评呢？问题是，如果拒绝听取批评的声音，又如何能够做得好，如何能够不断改进，如何能够强大呢。
这好像是军规22条。然而正如Anya所说，中国正在逐渐强大，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的声音，要习惯，要接受，要自省，要改正。然后，才能更快地赢得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