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东汉灵帝时，为了对抗成天研究政治（经学）、煽动负面舆论的太学生，掌权的公公们就曾使出釜底抽薪之计，成立了鸿都门学，收罗了一帮没条件参与政治实习的寒门子弟，转而研究文学艺术等和谐科目。为了特别恶心捣乱的太学生们，在公公们的关照下，鸿都门学毕业生的出仕待遇，均远较太学生优厚—从那以后，学政治的和学文学的，就成了职场上的对手、学术上的冤家。
大唐公司不过是又重演了这一幕。
自打帝国公司的董事长推行“干部竞聘”制后，世家子弟的出仕道路立刻变得狭窄起来。除了少数有资格拼爹，能够凭借“祖荫”入仕者外，大多数世家子弟只好选择应考“明经科”，去挤“干部竞聘”的独木桥。本来这就够让世家大族不满的了，偏生太宗之后又是个“新出门户”的武则天当权，她不但继续在政治上压制世家大族，而且还动辄抡刀子杀人，显而易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了……
好不容易等到玄宗上台，帝国公司又重归稳定，缓过气来的世家大族立刻发动了反攻倒算。在玄宗天宝九年（750年）的敕文中，世家大族便借皇帝之口展开进攻，“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给多为寒门子弟出身的进士科文学家们，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这才仅仅是开始。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帝国公司培训部副经理（礼部侍郎）杨绾提出，进士科“重文轻儒”，助长了青年干部苗子的浮华作风，实在要不得，建议将“干部竞聘”改回“组织推荐”的老套路去。
这一提议立刻引起坊间舆论的热议—可不是吗？玄宗天宝年间文豪如云，唐诗仙、圣齐出，可还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最后闹出个“安史之乱”！足见“进士科”乃至整个“干部竞聘”体制，压根儿就选不出一流的经营管理人才嘛！
杨绾本人虽为世家子弟，但却是个堂堂的进士科出身，又正好是“干部竞聘”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所以他的提议极有杀伤力，进士科差点因此被扼杀。
接下来，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驸马爷王士平与其妻义阳公主闹婚变，恰好有两个进京报考进士科的寒士无聊，竟将其事谱写成乐曲到处张扬。皇帝大怒之下，又差点废掉进士科。
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世家出身的宰相郑覃屡次请罢进士科，理由是“南北朝多用浮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认为“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而与郑覃同党的中唐名相李德裕，说得更妙：“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以上进士科的对头们，确都抓住了此科选才的天然弱点—选拔标准与帝国公司“中心工作”缺乏直接关联，文学天才未必便是经营高手；寒门出身的文学之士不懂宦场规矩，常常应对失宜闹笑话；穷孩子一步登天，又缺乏系统的政治教养，作风往往轻薄，等等。
然而，尽管被世家出身的职业经理人们上纲上线地批，浑身被射得千疮百孔，甚至被板上钉钉地公认为“进士无行”，但以进士科为代表的“干部竞聘”制度却始终屹立不倒。
奇怪吗？不奇怪。
因为，大唐公司这套“干部竞聘”制，求才从来就不是首要目的—唐人中还真有明白这一点的，赵嘏诗中“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语便道破了科举深意—不过他也只说出了一半。
帝国公司的平衡术与泄压阀
科举，或者说大唐公司版的“干部竞聘”，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望文生义，简单地以为这仅仅只是个人才选拔制度，那就必然走进死胡同。
对于帝国公司的董事长来说，既然职业经理人苗子遍地皆是，那又何须继续死守在世家这一棵树下，受那等鸟气？从一个无穷大的口袋里随机抽取样本，还仍然连连抽中他满心不喜欢的崔、卢、郑、李（赵郡），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
当公司里的崔、卢、郑、李连拉帮结伙搞“小俱乐部”的起码人数都凑不齐之时，帝国公司的老板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所以，不管旧世家如何在他耳边唠叨，他是打死也不会再恢复以“九品中正”为代表的“组织推荐”干部选拔模式了—因为负责推荐的“组织”，代言的是世家大族的利益，造就的是职业经理人的团伙，人事权压根儿就不掌握在他这个老板手里嘛！
除了逐步平衡乃至最终取代世家政治之外，科举还有另一个重大意义，那就是充当帝国公司的泄压阀—为世家政治时代全无参政议政权利的草根阶层，打开一条合法上升的渠道（不管它有多么狭窄）。从此，即便是穷乡僻壤的“田舍郎”，也有了一步登天参与帝国公司经营管理的可能：只要他肯老老实实皓首穷经，认真研读官方指定的那几本“公司组织基本原则及案例”到一定水准，就可以参加长安城的抽大奖活动—连曾国藩都说“场中莫论文”，李鸿章都当过复读生，这科举考试不是“抽大奖”是什么？不过，它的中奖概率比之彩票又要高得多，高峰时每期都能抽出两百来号人呢！抽中者固然皆大欢喜，即便抽不中者，也只能自怨学艺不精，而断没有归咎于公司之理。
既然要充当草根阶层的“泄压阀”，那么“干部竞聘”在考试设置上，就必须从众、从简。世家子弟靠家庭背景和政治实习而实现的“素质教育”，绝对不是寒门子弟效仿得来的。有鉴于此，帝国公司便须为其另开一扇旁门，以便在公平的起跑线上考察参试者的智商、想象力以及政治抱负（当然，还得兼顾改卷及评判的标准化、简单化）。试问，还有什么考法，能比出律诗、律赋及其直系子孙“八股文”这种极端格式化的试题，更贴近这一主旨的呢？
以从众、从简方式“竞聘”出来的干部苗子，自然不尽符帝国公司经营管理所需，然而他们具有较高的平均智商和学习能力，却毋庸置疑。所以只需多费一道培养工序，这帮苗子大多还是可以造就的。
较之公司在维稳上所获的巨大收益，人事培训上的一点点浪费又算个啥？想想看，若不是咸通年间那几位主考实在没眼光，数次漏录一个名叫“黄巢”的山东考生，这大唐朝还得多活不少年不是？
大唐朝的历届董事长们，正是认清了“干部竞聘”的深意，所以尽管对“进士无行”也很窝火，却始终不敢遽废科举。而失去了垄断政权技术基础的世家大族，则在与寒门庶族的斗争中，不断衰败。
魏晋以来，董事长命运为职业经理人集团所操纵的悲剧，终于在大唐公司彻底终结，而“干部竞聘”却在此后一千余年中，成为帝国公司的“维稳大法”—聪明才智之士尽收归体制之内，剩下一帮不识字的老粗，还怕翻了天去？
§§§第一节
汉唐董事长“身边人”失控：
“隐权力”打破公司治理结构，反噬组织权力
略去二世而亡的秦朝不计，汉帝国是“家天下”时代第一个将家族产业维持了百年以上的长命王朝公司。我们的故事从汉代说起。
本来汉代、唐代均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化的权力运作机制，即董事长与CEO团队各安其位，董事长作为公司所有人，把握重大决策权，公司的日常治理，则交给专业的CEO团队，用宋代一位官员的话来说，“权归人主（董事长），政出中书（CEO），天下未有不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但雄猜之主常常猜疑经理人集团，意欲万事由自己一人说了算，为了侵夺CEO之权，任用“身边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班底。但结果，“身边人”总是在得势之后坐大，掉过头来反噬董事长之大权。
汉武帝是“身边人控制”的始作俑者，他创立内朝系统，架空外朝系统即文官集团的权力。东汉则出现了两类“身边人”（太监与外戚）交潜控制朝政的现象。唐代的“身边人控制”则主要体现为翰林的“内相化”与太监当政。
汉代：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汉帝国最具雄才大略的“董事长”刘彻去世，将庞大而危机暗伏的刘氏家业，留给八岁的幼子刘弗陵（即汉昭帝）。在快要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刘彻做了两件事：其一，杀了刘弗陵之母钩弋夫人，因为这位铁腕帝王不希望在他死后，由于“主少母壮”，出现母后临朝、败坏朝纲的局面；其二，任命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弼幼帝刘弗陵，这里显示了刘彻对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的深度不信任，担心日后若无亲贵辅佐年幼的皇帝，将会发生皇权旁落的情况。
汉武帝是一个对独裁权力具有特别嗜好的皇帝，他当然不打算跟其他人分享统治汉家天下的权力，更不打算当一名垂拱而治的“甩手掌柜”。汉代的“身边人控制”在武帝时代已露端倪。
本来汉朝在缔造之初，尚谈不上是一个绝对集权的帝国，高祖刘邦除了保留秦代的郡县制，还局部实行分封制，封国与郡县并存。封国有如母公司（帝国中央）旗下的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拥有自己的董事会以及独立的财政、行政权力；郡县则如同总公司派出的不具备独立地位的分公司。而在帝国中央，另有分权，即皇室与政府分化，皇室下面有一个小型的办事机构，叫做“六尚”，即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从其名字就可看出，“六尚”处理的只是皇帝的私人事务；政府则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领衔，下设九卿、十三曹，处理全国政务。因此，不妨说，皇帝只是主权象征，拥有帝国公司的所有权，但国家政务却由宰相（CEO）执掌。宰相的权力非常大，“辅翼国家，典领百僚，协和万国”，都是宰相的职权。
雄才大略的刘彻在当上汉帝国总公司“董事长”之后，决心收回被子公司与CEO分走的权力，加强公司总部与董事长本人的权势。一方面，他以“推恩令”彻底瓦解了封国的实力，又派遣“部刺史”分巡天下，强化中央对郡县的管控。另一方面，他创设“内朝”，任用尚书、中书、侍中、中常侍等皇帝身边的亲信、近臣（即皇室“身边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顾问与决策班子，架空外朝宰相之权。自此帝国中央便有了内朝、外朝之分。
法理上，外朝是帝国正式的管理团队，行使的是法定权力；内朝只是皇帝的私人班子，并无治理国家的职权，但因为内朝诸人受到皇帝宠信，得以预闻政事，因而获得了一种有实无名的、非正式的权力，可以称之为“隐权力”。内朝的隐权力极大，可以与外朝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宰相徒具名分而已。这种现象，就是“身边人控制”。由于皇帝“身边人”的隐权力缺乏名分上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关系网络上，当然要对皇帝唯命是从。于是，通过对内朝的驾驭，刘彻成功撇开外朝宰相，实现了君主独裁。
汉武帝是个魅力型领袖，驭下有术，在他治下，“身边人”尚不致带来严重的问题。刘彻肯定也设想过“身边人控制”的副作用，他去世前狠心杀了钩弋夫人，就是要防止这名新皇帝最亲近的“身边人”擅权乱政。但是，刘彻似乎更不愿意看到CEO团队借着新皇帝年少无知之机，侵占董事长之大权，所以他又命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内朝。
但刘彻始料不及的是，时过境迁，原来完全依附于皇权的“身边人”，也会变得位高权重，不但不受人主控制，甚至威胁到皇权的安全。如常由外戚充任的“大司马”，在武帝时代只是内朝官，并无印绶、官属，但大司马挟外戚（皇室“身边人”）的权势，逐渐夺得统率政府的正式权力，到了西汉末期，大司马已成为外朝“三公”之首，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恰恰也是外戚。这便是“身边人控制”的恶果。
王莽的新朝极其短命。光武帝刘秀继承汉祚，建立东汉政权，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的乱象，刘秀设“尚书台”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台阁”即尚书台。刘秀重用尚书台，不过是模仿刘彻故智，用的还是“身边人控制”这一招。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尚书”本是皇室秘书的意思，协助皇帝整理文书，身份卑微，很方便皇帝控制、指挥，现在刘秀将尚书扩充为尚书台，作为皇帝的办事机构，以此架空宰相的权力，尚书也就获得了巨大的隐权力。在光武帝时代，“身边人”尚不致乱政，但“这只是人事好，而不是制度好”（钱穆语）。
很快，“身边人控制”的恶果又爆发了。东汉后期，由于皇帝多是幼年登基，免不了出现母后柄权的情况，于是太后的“身边人”—外戚常常以“录尚书事”之衔入主尚书台，把持朝政。尚书也演变成为“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的权力中枢，而不再是皇帝的附庸。小皇帝成年之后，要夺回权柄，手法还是模仿乃祖，另行扶植宠信的“身边人”，只不过这时的“身边人”换成了宦官。而宦官得势之后，又复擅权乱政。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批“身边人”轮流专政。
后来，东汉产业被门阀世族瓜分、颠覆，中国进入近四百年之久的战乱周期，直至李渊建立大唐政权，才迎来一个较长时段的承平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