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春秋早期的齐国，国内有国氏、高氏两大家族，其领袖世袭上卿职位，是齐国永不动摇的并列第一大臣，他们的地位并非哪代齐国国君所赐予，而是齐国的“老领导”—周天子任命，且拥有根深蒂固、国君也奈何不得的封地、家臣和财源，这样的“雇员”自然会首先忠诚于自己的饭碗，其次忠诚于“齐国”的名号，而对究竟谁当齐国的家满不在乎。国氏、高氏在齐桓公病逝、六个公子争夺继承权时说出“谁把老国君埋了我们就拥戴谁”（他们也的确这么做的），绝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的肺腑之言。
再如南北朝时的南朝，一些世家大族出身的高官把改朝换代看得比鸿毛还轻，就像当时名士褚炤所言，像“将一家物与一家”那么简单，个中奥秘，便在于南朝高官是“九品中正制”，在世家大族里“平流进取”内循环的，只要家族煊赫、血统纯正，不论皇帝姓甚名谁，自己能力大小，都能稳稳做官、做大官。既然如此，他们当然不会把这个皇帝、这个朝代太当回事—反正换个雇主，我该当几品官，还当几品官。
说到这里，不难看出，但凡“职业经理人”辈出的时代，雇主都不那么好当，要么天下大乱，竞争者虎视眈眈，要么自己上面还有“老大”，只能当半个家，要么则“客大欺店”，内部有既不太服帖，又不好管理的大势力。偏偏这种形势下，又最需要大量用得着的人才。正如中唐政治家李泌所言，大奸大恶之徒，都是才能出众但心怀叵测的。
如何取舍
那么，面对风云变幻的大环境，和无数心思活泛的“职业经理人”，该如何取舍？
首先必须明白，环境是没得挑的，人才也是没得选的，求全责备，非要等既文武全才又忠心不二的全能型雇员横空出世，即便有，数量也是有限的（没看见拥有诸葛亮的蜀汉用人是怎么捉襟见肘的吗）。有能力也有活泛想法的“职业经理人”，是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的。
其次，既然知道对方是靠专业和勤勉吃饭的，那就必须把他们放到能发挥这种专业和勤勉特长的位置上。如果对方是职业将领吴起、廉颇，就让他们去带兵打仗，而不是在冷板凳上打酱油；如果对方是冯道这样的多面手，那就尽可能安排地位高、责任重、事务繁复的具体工作让他做，他一定能保质保量、面面俱到地处理好，这种人就不适合参决大政方针，因为他从心里就不会认为，您这江山能坐得长久（冯道在后周就和周世宗柴荣的北上方略颇捣了一下乱）。对于他们，千万别因为使得顺手了，就安排一些需要很高忠诚属性的任务，比如托孤啦，自己远征时留守京城啦，等等，因为他们的行为逻辑是“货卖与识家”，一旦“识家”去世，或出价更高的“识家”出现，他们“跳槽”的概率可是大得惊人。如果真出现这样的不幸，那首先是用人者的错—人家就是这种类型的人，谁让您搁错了地方？
当然，也有一类“职业经理人”恰好相反，他们求职的敲门砖是名望、身份，依托或转换门庭，是希望投靠一个更安全的庇荫，可以少冒风险，多享福利。对这路人，就得像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位开国皇帝那样，把他们招进门，供起来，职务尽管高，干活尽量少，权力则严格控制，既让他们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声望光环发挥作用，又不至于让这些压根儿不想好好干活的人坏了自己的好事。
对那些因为自感饭碗别有来源、对雇主不甚“感冒”的“职业经理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结构重组，把这些人的饭碗打碎重造，变成自己的定制产品；如果做不到，那就该设法重构另一套端自己碗、服自己管的“职业经理人”体系，而把那些尾大不掉的旧“职业经理人”架空。像齐桓公，奈何不得国氏、高氏，就自行组构了管仲、宁戚、隰朋、宾须无、鲍叔牙等职位较低但都由自己一手提拔者组成的实际管理团队。而南朝刘宋等几个朝代的皇帝在无法撼动世家大族对高级官职的垄断权前提下，用一些名头小、权力大的新职位吸引出身低下但能力突出的新“职业经理人”，实际上重构了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比如在中央，三公、尚书台等高级职务被世家大族垄断，皇帝就把原本不过是秘书处的中书省建为新的行政中心；在地方，都督、刺史等行政“一把手”不是名门望族，就是皇亲国戚，皇帝就让原本最多算个衙役的“典签”掌握实际权力。
用好“职业经理人”的另一不二法门，是抢占“制高点”。不管是走专才路线，还是靠名望、身份混饭吃，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要为最大、最可靠、最权威的雇主服务，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饭碗才最牢靠，职位才最安全、最有保障。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头几年和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下的各地守将打得难分难解，后来恍然大悟，不管不顾地径直过江，打下南京，赶走侄子，自己大摇大摆往皇位上一坐，那些原本和自己为敌的武将大多“转职”成了自己手下。正如此前一位名叫赵清的军官所言，明代武将多是世职出身，只要皇帝姓朱就行，谁在台上谁就是老大，侄儿当家他们听侄儿的，叔叔抢了座位，他们也就立马转向。
孙权重用吕范、弃用周谷
三国东吴的开国皇帝孙权，在哥哥孙策当家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宜兴县长（阳羡长）。做了县长不免要搞点计划外项目，从公款里拆借些资金。他的两位“会计”—主簿吕范和功曹周谷，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吕范把每笔小账都做成大账，规规矩矩向孙策汇报，弄得好多计划外项目不得不关停并转，孙权的小金库也险象环生；周谷则明里暗里，帮孙权做足假账功夫，让孙权私房钱花得很爽，老哥兼领导孙策也被蒙在鼓里。
等到孙权自己当家，吕范立即得到重用，后来成为东吴的股肱名臣，而做账高手周谷则“终身不用”，理由是此人既然能帮着当县长的自己欺瞒当领导的老哥，就能帮着当下属的别人欺瞒当领导的自己，能力越强，账做得越巧，危害性也就越大。
后人大多称赞孙权在这件事上做得不错，很能理解汉光武帝刘秀那句“天子不与布衣同”的道理，知道一旦当家，“小家”就成了“大家”，自己就从“做小账的”转换为“查小账的”，从欺瞒别人的小领导，变成最怕别人欺瞒的“大老板”，以前不讨小县长欢喜的呆板会计吕范成了最值得信任的好管家，昔日让自己舒坦轻松的理财高手周谷，则成了大皇帝必须打足精神防范的财政蠹虫，一进一退，貌似实在允当得很。
但孙权在“用会计”这件事上，充其量只能算“及格分”而已。在重用吕范这个问题上，他的思路十分精辟，从方面之任转换到全局主宰，抛弃此前“小我”的本位主义，为“大家”财政安全的需要提拔吕范这种讲原则、守法度的“会计”，自然是令人钦佩的选择。对周谷的处置却只对了一半—对这种人抱有戒心，让他远离财务关键部门，这完全正确；但就此不予重用，却未必是一个决策者最好的选择。
周谷的“可用之处”
唐太宗时的名臣岑文本曾经有一段话，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是以前圣使人，必收所长而弃所短”，意思是人无完人，即便愚蠢或贪婪的人，如果使用得当，也一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避免不良影响。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用人之长，弃人之短，而不是求全责备，把人一棍子打死。
具体到周谷这件事，他做假账动机不纯，对“大领导”不负责任，对顶头上司意在溜须逢迎，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缺点，但他头脑灵活，对财务规则娴熟，敢于灵活处置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可取的。三国时代，州郡的独立性很强，以东吴为例，直到孙权晚年，仍然实行较为原始、落后和分权的部曲制和采地制，每个地方官和将领都领有数量不等的“配兵”，这些“配兵”的开支，则由分配给他的采地财政来承担，将领死后，这些“配兵”和采地一部分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另一部分则由其一个或几个儿子继承。而在孙策时代，这种分权制和财政分散状态更加突出，可以说，当宜兴县长的孙权要求更多财政自主权，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是常态的、合理的，周谷的做法虽有取巧之嫌，但说不上有多出格，充其量算个“合法避税”；而吕范事事汇报的做法，在那个时代反倒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即便汇报了，在当时那个松散体制下，孙策也不会对连军费、办公费都要自筹的地方官做多少苛责（就更不用说孙权和孙策是啥关系了）。
孙权重用吕范、抛弃周谷，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集权的一种憧憬，此后直到去世，他一直试图改变这种落后的分权制、采地制和兵权世袭制，但收效却是有限的。应该说，孙权的愿望是好的，也符合公司发展大计和他本人的利益，但即便如此，周谷仍然是个可以“收所长而弃所短”的“会计”人才。
从史料上看，吕范是“移民”身份，原籍汝南细阳（今安徽太和），在孙策手下不仅是“异地做官”，而且弄不好还在试用期内，事事小心既是品德和个性的表现，也多少有自保痕迹，不得不时刻担心被砸饭碗，如果在其家乡汝南当“会计”，会否仍这样规矩，恐怕也不好说；周谷却是周氏子弟，而周家的郡望正是阳羡，也就是说，他是土著做官，出身不俗，胆子更大、点子也更多，实际上有些“地头蛇”的有恃无恐成分。
鉴于此，把周谷从“老窝”阳羡弄出来，平调到远离家乡、宗党的外地任职，并配上合适的副手，辅以完善的审计监督机制，他善用规则、敢于任事和精通理财的优点便可以充分发挥，而喜欢耍手段、钻空子的人格缺陷，也可以得到有效约束。
不仅如此，在一些特殊岗位，敢花钱、敢负责任、不计较小账，反倒比循规蹈矩的“会计”更能派上用场。
中国古代买卖人和“会计”们共同尊奉的偶像和祖师爷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报仇成功，后来功成身退、弃官经商，并成为著名富翁的陶朱公范蠡。范蠡晚年住在陶（今定陶），二儿子因杀人被楚国关押，要花钱打点，范蠡本想让刚成年的小儿子去，当了他多年助手、精明能干的大儿子觉得自尊心受伤害，坚决要去，还抬出老娘当说客，范蠡迫不得已只得放行，却立即着手给二儿子准备后事。结果，二儿子果然没能救出。当范夫人问他“怎么知道大儿子不行小儿子行”时，范蠡解释说，大儿子曾跟他历尽坎坷，懂得钱财来之不易，花钱时势必精打细算，可二儿子的确犯了死罪，如此吝啬自然打动不了楚国那些贪官；相反，小儿子生下来就享尽荣华富贵，认为钱来得容易，到了楚国必定出手大方不计较小账，这样反倒能把老二救出来。
“小家”如此，“大家”也一样。楚、汉对峙时，人品不好、手脚不干净的陈平，在项羽手底下搁哪儿都不放心，到了“善将将”的刘邦手下，给安排做敌工、策反和情报工作，经费包干，细账不管，结果这位“不合格会计”如鱼得水，为刘邦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可替代的丰功伟绩。由此可知，没有不能用好的会计，只有不会用人的主管。
“大账”与“小账”的平衡
王朝也好，企业也好，都会遇到“大小账”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兼顾“公司大账”和“老板小账”。
有些人能力超群，可以“大小兼顾”，比如汉高祖刘邦手下的萧何管后勤和财政，既能确保汉国财政不因连年战事而崩溃，保证几十万远征军的军需，又能让讲究生活品质的刘邦喝得起酒，泡得起妞。
但绝大多数“会计”，却只是个“专才”：要么善于管“大账”，财政收支可以搞得得心应手、收支平衡，“大老板”的“小金库”却打理得一塌糊涂，比如唐代中期的名相李泌，能让被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搞到支离破碎的国家经济恢复稳定，却总也管不住唐德宗李适追求私房钱的小心思；要么善于管“小账”，能把“老板”伺候得舒舒服服，小金库运转得风生水起，可绝对不适合管理“公司大账”，比如那个臭名昭著的杨国忠，算小账是绝对的一把好手，陪着唐玄宗李隆基赌钱，输赢多少，随口就能报出个准数，管理宫中小账，也弄得井井有条，被李隆基亲口封为“好度支郎”，意思是“模范会计”，可这位“模范会计”被提拔掌管全国财政，却既鼠目寸光，又贪得无厌，最终把好端端的“开元盛世”，给败成个一塌糊涂的“安史之乱”，“老板”被他连累得抛家舍业，做了七八年“游客”，他自己更落得个全家遭难、尸骨无存的凄惨结局，真个是害人害己。
作为“大老板”，自己头脑里要把握好“两本账”：把“管国”的“大会计”弄来管家，最多是添堵；可要把只能管管小金库的“管家型会计”给弄去管了“大账”，那可就不只是自寻烦恼那么简单了。倘若“模范会计”杨国忠凭着过人的心算技巧、细致周到的管家技能，和特殊的外戚裙带关系，继续从事他管赌账、管小金库等琐屑而重要的“家政会计工作”，只怕到死也是个被同僚羡慕嫉妒恨、被领导赞赏有加的“好度支郎”，又何至于沦落到误国误家、害人害己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