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团队人才流失的另一个样本是程颢。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是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二程兄弟、张载、邵雍、司马光、周敦颐六人，被朱熹称之为“北宋六先生”。熙宁元年（1068年），程颢向宋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提出十条措施，对当时的教育和科举制提出批评，主张裁减冗兵，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在变法之初也曾派程颢视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工作关系尚属和谐。
但是和苏辙的情形一样，程颢任职监察御史里行后上了《谏新法疏》《再上疏》等奏文，对王安石新政中的摊派青苗借贷并预收利息钱和派遣三司使两项提出批评，并且建议实行免息政策，真正做到无条件惠农。同时，二程认为要“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必须具备“时”、“位”、“才”三个条件，“时”是指时机，“位”是指组织变革者的位置，“才”是指领导才干，暗指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对此类批评，王安石反唇相讥，“（程）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续资治通鉴》）这里的“权”是指变通之意。程颢则批评王安石说：“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两人遂成水火不容之势。
撇开变法观点孰是孰非不谈，单就组织操盘手的气度、处世用人谋略以及维护变法团队的团结、存大同求小异而言，王安石都做得很不够。要知道二程作为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当时程颐在京城授徒讲学，虽无官职，却具声望），王安石以一己之力与他们死磕，最后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此之后，二程将矛盾焦点转到攻击王安石新学上，他们以理学大师之尊抨击作为熙宁新政理论基础的王安石新学不成系统，了无新意，认为熙宁变法以错误的王安石新学为理论基础，是谓“革之不得其道”，从而在变法的合理性和理论框架上向王安石提出质疑。王安石无法招架，只得以沉默应对—一场本来有着良好互动可能性的变法者之间的合作最后转化成相互攻讦，导致变法公信力严重受损。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结果，王安石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程颢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后来司马光上台后，欲全面废除新法，重用二程，却遭到他们的谢绝。程颢托人给他带信“君实（司马光字）忠直，难与说”，意思是司马光个性太直，自己不想与之合作；而程颐则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不满，也托人给他带信“韩（琦）、富（弼）在时，吾犹可以成事”。二程如此言行说明，他们其实既不是保守派，更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而是和王安石一样有着自己的变法理念、想做事想成事的人才。但在王安石团队中，他们既不见容，更未能施展才干，说到底，还是组织操盘手王安石用人有误。
另外，在王安石团队中，像李常、孙觉、王子韶等人都是参与变法、最初为王安石所倚重的人才，可最终都由于执行新法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而不为王安石所用，被先后逐出，变法团队人才流失严重。
§§§第三节
操盘手王安石与董事长神宗关系嬗变：
执拗、褊狭依旧，个性操盘手为组织悲剧埋单
在北宋公司中，董事长神宗和操盘手王安石之间的互动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王安石在组织变革中拒绝权变与变通，最终导致神宗心生厌意，公司组织变革从最上层处断裂，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而综观王安石操盘公司组织变革的全过程，在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等方面皆有欠缺，所谓“识、用、变、容”四误，直接为公司组织变革失败悲剧埋单。
拒绝权变变通，平衡一再打破，董事长心生厌意且战且退
变革伊始，神宗是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曾任宰相、后出制大名府的韩琦上疏抨击青苗法，称贫下户请借官钱甚易，纳还却难，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庄稼歉收的话，“官本渐有失陷”，也就是说借出去的官钱很难回来，对国家财政会造成很大影响。应该说，“官本渐有失陷”的情况肯定是神宗不愿意看到的，而韩琦外放之后依旧关心国事的举动也令他感动，神宗便对朝中大臣说了这样一句话：“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王安石由是称病不出，并且提出辞职。王安石不去上班的头一天还在朝堂上对神宗大声嚷嚷：“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随后拂袖而去。王安石请退之时，执政大臣曾公亮、陈升之以及司马光接连向神宗进言，请罢青苗法。
应该说，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博弈。众多执政大臣请罢青苗法给董事长神宗造成极大压力，而操盘手王安石自己不出面解释，不进行危机公关，而是当众拂袖而去，令神宗难堪。换成一个别的董事长，面对如此这般的问题操盘手，或许会考虑换人甚至停止变革行动，但神宗并未如此—几天之后，他亲自召见王安石，对其嘘寒问暖，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腹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意思是青苗法推行即便造成“官本渐有失陷”也无所谓，再一次表达了自己对王安石的坚定支持。
但是，王安石不懂权变、不够宽容的性格缺陷却未就此改正过来，这直接导致了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熙宁七年（1074年）三四月间，由于市易法免行条例的推行损害到了皇族、后族和宦官的利益，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的皇后、神宗之祖母）、皇太后高氏（英宗的皇后，神宗之母）联手向神宗施压。神宗向王安石求援说：“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近臣（宦官）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意思是希望王安石网开一面，在免行条例的推行上能够做到内外有别。
这实际上是考验公司组织操盘手的领导艺术、工作智慧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外圆内方、以退为进，或者以牺牲局部利益来保证全局利益，里头大有文章可做。但王安石是怎么做的呢？他以硬碰硬，站出来揭发向后的父亲向经从来就是欺行霸市、勒索商行的主，只因推行市易法得不到好处才蠢蠢欲动；而曹后的弟弟曹佾赊买人家树木不给钱，反而让内臣用假姓名去诬告市易司，以混淆视听，总之均非善类。王安石要求神宗对来自后族的势力坚决顶住，不要妥协退让。
由此，平衡被打破了。在重重压力之下，神宗支撑不住，命韩维代自己草拟《罪己诏》，并向全国发布。在《罪己诏》中，神宗承认自己“焦劳甚”，“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还宣布“悉免夏税”，“募流民给钱粮，减工料兴役，以为赈置”。《罪己诏》虽然没有就此停止组织变革之意，但神宗在其中流露出来的对新法的犹豫彷徨之意，已是昭然纸上。这其实是一个信号，表明变法派处境已岌岌可危。
而自熙宁六年（1073年）以来，多地蝗灾大作，秋、冬两季一直无雨，致使麦苗干枯，农作物无法播种。此一天灾被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利用，在参知政事、富弼女婿冯京的支持下，请画工绘制成《流民图》，上呈宋神宗。郑侠随后又上书认为天旱不雨，完全是由王安石乱施新政引起的，建议只有罢黜王安石，上天才会下雨。郑侠在上书中言：“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这就很有死磕的意思了。知青州滕甫也上书支持郑侠的说法。
神宗看了郑侠奏章后，夜不能寐，叹息再三，找王安石谈话，以求破解之道。王安石即便到了此时，也毫无危机公关意识。他反驳宋神宗说，水旱都是寻常事，即便尧、汤再世也在所难免。今后应当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这其实是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观点。此前，他为了坚定神宗改革信念，曾向他灌输过“三不足”之说，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但到了平衡被完全打破，反对派纷纷起而攻之的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当神宗的《罪己诏》传到洛阳时，宣称已退出政坛、不论政事的司马光也上书神宗，揭发王安石变法后朝政阙失六罪，对神宗形成新的压力），王安石还如此轻描淡写，搞得神宗也忍不住大发脾气，称帝国水旱频仍，正是因为人事未修。暗指王安石执政以来，把事情搞坏了。
从王安石公司组织变革的整个路线图来看，这是真正的拐点时刻，也是神宗董事长对他的信任度开始走低的时刻。个中原因虽然复杂，但操盘手王安石的操盘力欠缺当是主要原因。在公司组织变革中，操盘手的操盘力涵盖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等多项综合能力，需要在变局的动态中掌控平衡，在平衡里积极推动组织变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和变化。很显然，王安石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在此之后，神宗也开始对他失去信心，且战且退了。
罢相复相反复、执拗依旧，关系恶化直至分道扬镳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间，神宗令中书省改新法，主要是减免本应上交国库的行钱，保证宫里的灰色收入，以修补皇族、后族和宦官的利益。同时下旨暂停受灾诸路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变法法令的实施，以缓和局势。这本是神宗重压下的权宜之计，但王安石却以为大势已去，多次上书神宗，要求解除自己的宰相职务，逼得神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但即便到了这个地步，神宗还是想留存一线希望，以图变法工作东山再起。他让吕惠卿带着他的旨意去见王安石，希望王出任太师、太傅一类的闲职，但人仍可以留在京城，以观事态发展，再行作为。王安石的个性却是相当执拗，他坚请外放，异地任官。与此同时，曹后与高后继续对神宗施加压力，痛哭流涕地指责王安石变乱天下，非逐出朝廷不可，同时令罢青苗诸法。多重压力之下，四月中旬，神宗下诏：王安石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变法团队由韩绛、吕惠卿二人主持。
事实上，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熙宁新法并没有遭到多大破坏，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便是一个证明。神宗也没有对王安石弃之不用，王安石罢相前的官职是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罢相后依然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并且，王安石在地方上若有事还是可以出入宫中商议朝政，这是神宗为他保留的一项特权。神宗去人留政，重新取得了组织变革中的某种平衡。可以说，这场组织变革并没有就此彻底崩溃，它还留了一个悬念。
接下来，由于吕惠卿刚愎自用，且颇有野心，在工作上与韩绛配合不好，韩绛便于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奏请神宗召王安石复相。而神宗本来就对王安石还存有念想，只待风头一过便欲重新启用。二月，神宗果然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王安石从离职到复职，中间其实只隔了八个月时间。组织变革的局面峰回路转，王安石似乎又可以有所作为了—在王安石回京后不久，神宗曾对他推心置腹地说：“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又说：“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意思是他俩之间的关系还是亲密无间的。
但“拗相公”王安石罢相复相，执拗依旧。在用人方面，王安石和神宗之间的冲突开始显露。
神宗想起用时任权三司使的翰林学士沈括到兵部任职，王安石却认为沈括是“壬人”（奸佞之人），在河北工作时曾反对推行新法，最终阻止其上位。另外，神宗想让判永兴军的前参知政事张方平担任枢密使这一要职，王安石也以此人反对变革为由予以阻止。与此同时，王安石强行重用吕嘉问等神宗并不认可的新人，使得君臣二人的关系开始走向貌合神离。
而在王安石从复相走向二次罢相的过程中，他的执拗与吕惠卿的褊狭以及邓绾的势利发生碰撞，其不合作精神又与韩绛无法共存，变革团队没有凝聚在王安石的组织变局共识之下，也让神宗对王安石这个操盘手的凝聚力和掌控力产生怀疑。
在识别吕惠卿为人秉性的问题上，王安石的执拗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王安石初为参知政事时，对吕惠卿的高度肯定其实已是识人之误，这或许可以归咎于变革伊始，吕惠卿的秉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殊可谅宥。但王安石罢相再复相的过程中，明明吕惠卿对他排挤打击的小动作不断，甚至神宗当面告诉王安石：“惠卿不济事，忌能，好胜，不公。非助卿者也。”王安石却还是天真地反问说：“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王安石甚至反过来劝神宗：“惠卿屡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对手下团队成员的认识糊涂至此，执拗至此，毫无疑问是神宗对复出后的王安石大失所望的一大原因。过后不久，神宗下诏：“朕不次拔擢（吕惠卿），俾预政机，而乃不能以公灭私，为国司直，阿蔽所与，屈挠典刑，言者交攻，深骇朕听。可守本官知陈州。”可以说吕惠卿的被贬既表明王、吕合作模式的失败，也曲折地表达了神宗对王安石操盘手素质的怀疑，是谓王安石二次罢相路上的一道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