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另外两大因素也在起着作用。一是范仲淹和欧阳修旗帜鲜明提《朋党论》，给党争以口实，亦给皇权造成某种威胁，犯了组织中人特别是组织变革操盘手之大忌。夏竦在欧阳修等人打压下无法出任枢密使，本来已经处于弱势，但《朋党论》的出台给了他咸鱼翻身的机会。因为欧阳修所提“退小人之伪朋，进君子之真朋”这个命题往往会被组织中各色人等所利用—组织中人出于某种特定目的无不以“君子”自命而以“小人”排斥他人。君子和小人都高举“真朋”的旗帜，党争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
其二是夏竦炮制的富弼“政变案”突破了仁宗的心理底线，最终促成组织变革流产。“君子不党”是组织中人的潜规则，范仲淹等大胆打破这一潜规则，又竭力为滕宗谅辩护，这为“政变案”的生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虽然谣言传进宫中时仁宗并未完全采信，但范仲淹等不但不及时公关，反而火上浇油。种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仁宗做出外放范仲淹、暂停组织变革这样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庆历四年十一月，继范仲淹外放五个月后，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作为组织平衡手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变脸过程。
§§§第三节
反对派接连两脚绝杀改革派
范仲淹团队彻底瓦解，公司组织变革成果凋零
庆历新政瓦解的不仅是团队，还有几乎全部公司组织变革成果。
继操盘手范仲淹被外放、远离公司组织变革前沿阵地后，反对派并未就此收手，而是以“进奏院案”和“石介诈死案”接连两脚火力猛攻，让此次公司变革彻底流产，变革成果一一凋零。
如同范仲淹等人在无中生有的“政变案”中落败一样，以苏舜钦、王益柔为代表的支持变革的中下层官员也在“进奏院案”中被小人欺之以方，令范仲淹变革团队彻底瓦解。但小人党却仍要落井下石，防止君子党死灰复燃。重获起用的夏竦又炮制了石介诈死，与富弼联手阴谋起事的谣言，以图完成对君子党的绝杀。至此，庆历年间的“朋党”之争最后收尾，完败于夏竦等“小人党”的“君子”们对组织变革前景彻底失去信心。
一场本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公司组织变革，最后功败垂成，诚为组织变革者的惨痛教训。
“进奏院案”：范仲淹变革团队再中招，全面败退
庆历四年（1044年）九月十日，前宰相、反对派首领吕夷简去世，仁宗为其题写碑额：“怀忠碑”。这意味深长的三个字似乎昭示了某种时局的变化。随后，现任宰相晏殊被罢免，这成为庆历新政进一步终止的信号。尽管晏殊不是此次公司组织变革的领袖人物，亦非激进分子，只是个中间派，但由于他是改革派骨干富弼的丈人，又是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恩人，仁宗在范仲淹外放后拿晏殊开刀，无疑是公司组织变革已然趋向保守的一个标志。
晏殊去后，以保守风格著称的前枢密副使陈执中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谏官蔡襄逆潮流而动，上疏弹劾陈执中“刚愎不学，若任以政，天下不幸”，遭到仁宗严斥。随后，蔡襄也被外放，知福州。组织变革派的力量进一步萎缩了。
但是，作为组织变革派的下层基础，一批以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以及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为代表的中下层官员依旧为公司组织改革鼓与呼。比如苏舜钦，早在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团体集体遭贬之时，就作诗颂扬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具备“直节”精神，值得期待；庆历四年五月，他又作《上范公参政书》，批评范仲淹的组织变革还不够深入，认为其勇气“少衰，不锐于当年”，以致“今所建事，不合指极”—当下所做的很多事情还达不到既定目标；同时，他呈上自己所写的《咨目七事》，认为组织变革要继续深化。
毫无疑问，这样一批为公司改革鼓与呼的士人的存在，对于小人党重新起复来说，是一大阻碍。由此，公司组织博弈进入关键时刻，史上著名的“进奏院案”的发生，成为决定变革派和保守派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
“进奏院案”源于庆历四年秋天在进奏院举行的一次文人雅集，又名赛神会。在这个由苏舜钦发起的进奏院秋赛会上，云集了一批当时的文化名流。他们是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太常博士周延隽，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殿中丞周延让，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将作监丞徐绶等。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官阶不大却支持公司变革，全部为范仲淹等所荐才进入公司组织的。
文人雅集免不了放浪形骸，王益柔酒酣耳热之际即席赋《傲歌》一首，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大意是我酒喝醉之后躺在北极上，来，皇上扶我一把，就让周公和孔子都做我的奴婢吧）的诗句。保守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此事后，立即让监察御史刘元瑜弹劾苏舜钦和王益柔诽谤周、孔，并犯有“大不敬”之罪，请求仁宗处以极刑。
文人雅集，酒后胡言乱语，本可以一笑了之，但组织博弈细节决定成败，小人党自夏竦以“政变案”出招打击范仲淹等核心人物后，急需变招解决舆论基础的问题。苏舜钦等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被抓住把柄，或许和君子党的一个特点有关，那就是凡事兴之所至就忘乎所以，不讲究方式方法。如同范仲淹等人在无中生有的“政变案”中落败一样，这一次苏舜钦、王益柔等也被小人欺之以方。尽管韩琦后来挺身而出，在仁宗面前为王益柔辩解，称他“少年狂语，何足深治”，但却于事无补。随后苏舜钦被勒名永不叙用，王洙降知濠州，刁约、周延隽、章岷出为通判，吕溱降知楚州，王益柔、江休复、周延让被分别发配到复州、蔡州和宿州去做监税，宋敏求落职，陆经遣降为袁州别驾。用王拱辰的话说，这帮人，“吾一举网，尽矣！”（被我一网打尽了！）
实际上，如果站在公司组织博弈的背景上看“进奏院案”，它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由于“首要分子”苏舜钦是范仲淹举荐的任官，案发后，监察御史刘元瑜弹劾苏舜钦和王益柔诽谤周、孔，并犯有“大不敬”之罪，毫无疑问会累及举荐人范仲淹。此时的范仲淹虽已抚边，不再直接参与公司组织变革工作，但参知政事一职还是保留的。“进奏院案”发生后，庆历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仁宗意有所指地下旨称，现在有些人以荐贤为名，相互吹捧，沽名钓誉，却暗中受贿，“深负朕望”，并指示中书门下、御史台彻查此案。
迫于压力，范仲淹不得不引咎辞职—请求罢去参知政事一职。次年正月，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知汾州，富弼罢枢密副使知郓州；三月，韩琦也罢枢密副使知扬州。五月，欧阳修上书为范仲淹等人辩护，却“下开封鞫治”，三个月后降知制诰，知滁州。多米诺效应迭现。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进奏院案”，毫无疑问，它是公司组织博弈的拐点，令范仲淹变革团队彻底瓦解。
但小人党却仍不满足，还要落井下石，防止君子党死灰复燃—庆历五年（1045年）年底，重新起用为枢密使的夏竦炮制了石介诈死、由富弼派去联络辽兵阴谋起事的谣言，以图完成对君子党的绝杀。应该说，到了这里，庆历年间的“朋党”之争才最后收尾。
“石介诈死案”：最后一脚搞臭，改革派公司变革彻底流产
庆历五年（1045年）十一月，《庆历圣德诗》作者、此前老是惹是生非的石介在家中病逝。他是在范仲淹等人被相继罢职的背景下作为“朋党”成员之一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结果还未成行就病死家中，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之死对夏竦来说，意外地成为了他进一步打击君子党的一个武器。因为恰在此时发生了孔直温事件。徐州举子孔直温被人密告利用妖法邪术诱骗当地士兵反叛朝廷，随后官府在孔直温家中找到了石介寄给孔直温的书信。尽管这些书信与谋反之事无关，但夏竦等人还是借此大做文章，造谣称石介不是真死而是诈死，实质上是富弼暗中派遣石介逃入辽朝，劝说辽朝发兵攻宋，而富弼里应外合，攻打大宋国。仁宗闻讯下令发棺验尸，以辨真伪。
仔细分析的话，夏竦这招可谓歹毒矣。因为按照当时国情，一个人死后被发棺验尸是奇耻大辱事。石介作为君子党“朋党”成员之一，又曾撰写《庆历圣德诗》羞辱夏竦，夏竦对他是深恶痛绝的。倘若能够公报私仇，不失为一件快事；如果石介家人或者公众舆论拒绝发棺验尸，则可以置富弼甚至范仲淹等君子党成员于死地，是谓赶尽杀绝。
夏竦此招对君子党来说称得上是两难。“进奏院案”后，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博弈已经失衡，前者大多被赶出朝廷，贬居地方以图东山再起。夏竦借石介之死大做文章，就是要完成对君子党的绝杀。
对于这一点，君子党其实是看得很清楚的，能不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看能不能解套夏竦的算计。但是在此时，范仲淹降知汾州，富弼降知郓州，韩琦降知扬州，欧阳修降知滁州，不复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就像欧阳修在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中写的那样：“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君子党除了哭诉，毫无对抗能力。
幸好在当时，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保证石介已死，另有在现场的京东提点刑狱吕居简力阻开棺，夏竦的阴谋才未得逞。但经此一劫后，君子党锐气不再。
范仲淹终生未再复出，只在汾州、邓州、杭州、青州、颍州等地打转做知州，于皇祐四年（1052年）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富弼虽然在至和二年（1055年）复出，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一同拜相，但却不再言改革事，甚至后来的神宗皇帝召王安石进京变法改制，富弼还明确反对；韩琦和富弼一样，虽然日后再次拜相，也不再言改革事，神宗时他还上疏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这些庆历新政的君子党日后纷纷转型成为保守党，原因虽很复杂，庆历新政中完败于夏竦等小人党的“朋党”之争，使得君子党们对公司组织变革前景不复有信心，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最后再来看一下君子党彻底落败后，公司组织变革成果是如何一一凋零的。庆历五年三月，新政中规定的对奏荫选人注官的限制被取消。同月，新政中另一重要措施“精贡举”被废除。而范仲淹、富弼离京后，御史包拯等人提出要废除转运使按察州县官吏这一新政措施，尽管欧阳修反对，但仁宗仍表示同意，整顿吏治工作有始无终。差不多与此同时，范仲淹组织变革的重要举措“明黜陟”也被废止。“进奏院案”后，范仲淹被贬，宋仁宗下诏称，京朝官必须有人保举才能升迁，这就导致一些清正廉洁之士大夫不能升迁，这在实质上恢复了旧的磨勘保任制度，又回到“论资排辈+走后门”时代，“明黜陟”这一新政举措被变相废止。而庆历六年（1046年）四月，权御史中丞张方平的一份上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废行“明黜陟”制度以及对奏荫选人注官的限制后公司组织中的冗官之弊卷土重来的情况：张方平说宋仁宗景祐年间大小使臣不到四千人，而现在已达六千余人，官僚人数的增加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张方平呼吁再行组织变革，但时过境迁，一切已不复有任何可能性。因为当时仁宗重新选定的公司领导班子是宰相—贾昌朝、陈执中；枢密使—王贻永；参知政事—吴育、宋庠；枢密副使—庞籍、丁度。这些人都以保守著称。
由是看来，庆历新政瓦解的不仅是团队，还有组织变革成果。一场本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公司组织变革，由于改革派不避朋党之嫌，又无操盘变革的谋略和行事布局的方式方法，最终演绎为人事之争，以至于被反对派授之以柄、欺之以方，被董事长仁宗皇帝先敬后疑最后再驱逐之，诚为公司组织变革者的惨痛教训。
§§§第一节
“拗相公”王安石操盘北宋公司变革
外围智囊团纷纷求去，反对派怎么这么多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北宋公司组织的危机却越发严重。辽、西夏和吐蕃三国没有按惯例派人来朝贺宋新主即位。这是北宋公司实力下降未得邻邦重视的一个指征。事实上，继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公司三冗三费问题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公司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是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然入不敷出，公司组织的经营状况已不能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李顺、张余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给公司的稳定发展敲响警钟。总而言之，公司又到了组织变革的紧要关头，不变就难以为继了。诚如神宗刚即位两个月，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上疏所言，如果仍旧遵常守故，将来一旦出现凶年饥馑及寇戎（战争）的话，就难以挽救。
但董事长宋神宗面临的问题，是找不到一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来为他操盘北宋公司组织变革。他曾向元老重臣富弼征询富国强兵之道，这位曾是庆历新政时的猛将却希望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试图让他放弃欲行组织变革的想法。而在当时，另一个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性格保守，遇事模棱两可，也不是主持变革的合适人选。欲寻操盘手，董事长宋神宗将目光放在了王安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