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绿皮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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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路(4)

终于闯进一个书店,书架上的世界名著——日本《雪乡》、英国《咆哮山庄》、哥伦比亚《一百年的孤寂》,需要想想才能反应过来是哪本书。朱天文、朱天心和她们父母的书排在一个大书架上,整个一个文学全家福。说曹操诸葛亮就到了,晚上,到一个台北名人出没的大排档喝酒,一个朋友过来打招呼,他桌上,正坐着朱天心和她丈夫唐诺。甚至回头遇到胡兰成,你也不会太意外。

我的台湾版的《春天责备》在台湾书店上架了,摆在旁边的正是胡兰成老兄的书,我曾写文恶评他“花拳绣腿”,这回好了,竟然做了邻居,还不得每天都要怒目相向呀?

这次来台,是参加“大大树”举办的“流浪之歌音乐节”,10月1日下午在中山纪念堂“光复厅”,时间地点极为悖论,夹缝中求生存并且歌唱,还要精彩甚至震撼,我会这样激励自己的。9月27日,先作了一个讲座,题目是“两岸民谣的前世今生”,来的听众不多,但全是干货,五个乐评人、三个演出策划人、四个歌手等等,好比一个厨子做好菜,端上来一看,吃饭的也都是厨师。

结束后,选了一家牛肉面馆,说有二十五年历史了,墙上挂了很多奖状、证书、名人题字,一尝不好吃。别的桌子都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发现自己忘了那个下馆子原则:没人勿入。看起来这是个普世价值,放之四海皆准的小真理。

腹胀出门,蓦然回首,店门上赫然三个大字:“宝岛牛。”

跟寒流赛跑

在合肥演出,头一天还响晴白日的,第二天寒流就逼近了,下了一天的冷雨。舞台上的音箱都用雨布蒙着,唱歌的歌手冻得哆里哆嗦,唱腔近似刘德华。演出完毕,坐高铁赶在寒流前,南下绍兴。恰好,我们的房子租期已满,我们要暂别绍兴一阵了。房东大姐热情地挽留,并嘱咐明年再来。隔壁家老夫妻依旧红歌嘹亮,后门外的小河里,摇船的人在捡垃圾。阳光蒸腾着深秋的水汽,身心滋润。

我们在此居住整一年,离我们家几步路就是王羲之的老宅,故这片地方统称书圣故里。旁边的小山上有个塔,叫“文笔塔”,借它的灵气,我这一年写了好多专栏,绿妖的长篇小说也即将出版。还有一座题扇桥,据说书圣曾为一卖扇子的贫苦老婆婆无偿题绘扇面,使得穷老太成了大富婆。对着题扇桥,就是我常去的金木酒店,他们家的黄酒很纯正,两元一碗,老板木讷寡言,看我们回来,露出少有的笑容,问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我要了黄酒,多喝了几碗,他用一口绍兴话大声告诫:“容易醉的,别马马虎虎。”

其实,我们只是小别,几位朋友要在绍兴建一个艺术创意园区,里面有书店、音乐电影吧、瑜伽馆、阅读馆。朋友们好意挽留,特别为我们腾出一套大房子,他们称为“文化安居工程”,并且带我们参观了还未装修的房间。我们进去一看,这绍兴是离不开了,中间一个明亮的大客厅,南边两个卧室,客厅的窗外对着绍兴的动物园,绿树掩映,绿妖趴在窗户上大喊,竟然看到了狮子。房子将免费给我们住,虽然有未知的、充满魅力的远方,但人家狮子还有草原呢,不也住得好好的。千山万水地走来走去,也总要有一个放行李的地方吧。为了大房子、小狮子,我们将跟着春天再回江南。

而此刻,我们唱着歌越过秦岭,飞过南岭,把寒流甩在身后,苍山下洱海旁,有我们临时的窝。正美着呢,报应来了,北京某重要刊物要颁发给我一个年度诗歌大奖,必须到场领奖。大理的太阳还没晒暖呢,又要迎着冬天北上。我最终跑不过寒流,人家是大自然,而我不过是热爱名利的人。

刹车计划

诗云:“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隆冬将至,一年到头,狗熊躲进树洞里,舔着自己的熊掌,人也开始回归自己的内心,缩成一团,咂摸逝去的日子。

这一年,东跑西跑,过了数不清的飞机场、汽车站、火车站的安检,滴滴答答地进入了一个城市,滴滴答答地又转身离开;像上了发条一般演出,做梦还在舞台上,焦虑地怕自己在观众前睡着;领了一些奖杯,小丑一样滑稽地走过红地毯;接受采访轻车熟路,一个问题对于我就是一个设定好的按钮,轻轻一碰,答案如泉水般喷涌,一满盆地送给记者。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能停下来,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我先暂停了一些专栏,推掉了几个演出,还有颁奖活动,不是有名了,不识抬举了,实在是想停靠路边,检修一下。轮子圆滑了,方向盘木讷了,再疲劳驾驶要出车祸了。我住到了大理,这地方出门很不方便,需要下昆明或者上丽江,七转八转的。这种不方便,恰好捆住了我神行太保的脚板。

早起,呼吸苍山的好空气,练站桩,跳绳,熬蔬菜粥,煮鸡蛋,最后泡上红茶。上午,听着小说练琴,不时要挪动椅子,跟着太阳转,一直把太阳晒到西山。掌灯时分,步行到古城,偶遇两三老友,喝上一杯木瓜酒,不是那种北京式的有今儿没明儿的大酒局,酒意微醺之际,买单散去。晚上,早早就困了,挣扎着利用无聊时间看看微博,想起在忙碌的演出夜生活中,此时还没有开始调音。但苍山下,夜寒如水,催人入被。一天单纯得如小孩写下的一个数字。

然而,这不是蛇盘龟息的道家养生,我在停顿中积蓄能量,要做《红色推土机》的第三代——《金色推土机》,已经得到了众多民谣艺人的响应,大陆新加入了左小祖咒,台湾的罗思荣和“野火乐集”的一些歌手也会加入,加上拉萨盲童天籁般的声音,这将是一张更丰满的民谣公益合集。我还要重新梳理一年来的文字,完成一本天南海北的《2011年旅行杂记》。我从北京空运来了一些简单的录音设备,这次我要尝试自己录音,做一张极简风格的个人吉他弹唱专辑。

保佑我暂时成为小孩子专注地一笔一画地写下去,别长成个面目可憎疲于应酬的傻大人。2009年,周云蓬邀请众多民谣歌手无偿录制了一张童谣公益合辑,每个歌手或翻唱或原创一首童谣歌曲,一共二十五首儿歌收录在两张CD中,专辑名字为《红色推土机》。CD销售的全部收益作为他所发起的帮助贫困盲童计划的基金。

时间的标记

我的生日在十二月,是射手座。看了射手座的性格,主要喜欢乱跑,这倒挺像我的。作为歌手,要巡回演出卖唱片,就得到处走,况且中国幅员辽阔,赶场子,一会儿南方一会儿北方的,很正常。

过生日和过春节,是我最低潮的时段,好比高速公路,遇到了加油站兼上厕所、吃午饭,所有人都要被赶下车,管你饿还是不饿。有生之年,生日没搞过大排场的聚会,大多时候,别人也想不起来。有一年是在火车上过的,买了一小瓶二锅头、一包花生米,伴着车轮滚滚回忆往事。还有一次是在宜昌开往重庆的船上度过的,本来定的是八个人的三等舱,突然想到过生日,于是找到服务员,咬了咬牙,花钱升级到了二等舱。房间安静些,听江浪清楚些。

最悲壮且崇高的,要数1999年的生日了。时逢千禧年将至,和现在差不多,人们充满了狂欢的末日情结,又快到圣诞节了,北京满街都是人。那时住在车道沟,没朋友,屋子没暖气,想着这生日该咋过呢?既然利己无方,那就做点利人的事儿。于是顶着大北风,背着吉他,到东直门地铁通道卖唱。本来今天过生日就不应该加班了,但这次卖唱属于公益性演出,唱啊唱的全是那些心酸悲苦的歌。还遇到一个热心的女青年跟我说,前几天看到我在电视上。她说:“其实上电视有啥意思,就这么卖唱挺好的。”挣了一些毛票,但警察管你公益不公益的,照样把我给轰走了。

背了一兜子毛票,坐地铁到了车公庄。寻找一个贫困助学基金会或者是希望工程之类的机构,进了温暖的办公室,才发现手都被冻麻了。哆里哆嗦地把毛票清到桌子上,宣布这是我捐的钱,请帮我数数。数来数去,才十七块钱。我很惊讶今天的收成如此之差。工作人员误会了,说:“没骗你呀,要不我再数一遍。”

最后,基金会还给我发了一张捐款证明,一张大小像明信片一样的厚纸壳。我将它揣在兜里,心想这就作为一个生日纪念吧。

其实后来回想,这更像一个行为艺术。在时间的沟坎上,作一个醒目的标记。这个标记很管用:十几年了,回望众多的生日,唯有它最闪亮。

2011喧哗与骚动

天天上网,那可真是个大渔网,把我捞到生活的海面,喧嚣动荡,一会儿说相声,一会儿当公知。到年底发现,逃不脱新浪微博的推荐广告: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

南北两个村庄,一个人进不去,一个人不让出,这些新鲜事,分享了半年。铁路出轨、校车翻车,这些新鲜事,又分享了几个月。大家对着一扇门,嬉笑怒骂,忽然发现那也许是一面墙,没有生命,高傲地沉默着,然后大家就自己吵起来了。这门里有没有人,哪怕是看门老头的一声咳嗽,也算是恩赐。

2011年年初,我响应左小祖咒的号召开了微博,加上“僵尸粉”,现在有二十四万多粉丝了,但是二十四万蝼蚁,搬不走一块砖头。一年到头,演出很多,写歌很少,讲话很多,夯实的思考很少,丧失了诗意——那是安身立命的家,丧失了困惑迷惘怀疑的能力。这样很危险,公共生活喧嚣尘上,私人生活萎缩干瘪。

年根儿岁末,要坐在路边想想,想不出啥,就放任自己做几天老家的傻子,看火车呼啸向前,一二三数飞驰过的车厢,铁轨震动传向远方,日子何时安静如枕木?

岁末一日

今天是2011年12月31日了,这次巡演堪堪结束。从12月23日大理飞昆明起,一周演了昆明、广州、北京、深圳四场,南北脚不离地飞了五个地方。昨晚在深圳参加一个诗歌公益活动,演完诗人们还要把酒狂欢,我这个这么爱酒的人都觉得力不从心,赶快回去直奔周公。躺在床上忽然想起,日间听一西北诗人大言:“我要办一个文学奖,奖金要跟茅盾文学奖看齐。”旁边一小姑娘问:“十万?”答:“不,要三十万到五十万,评委至少要贾平凹那个层次的,连搞两年,我们那儿就是个文化大省了。”笑得我差一点失眠。

今天早上起床,退房,和朋友短暂地吃午饭,同时取货。他帮我妹妹在香港买了紧俏的iPhone4S。据说北京因为买这东西都打翻天了,苹果店前排起长队,有人排队一整夜才发现不是卖春运车票的。和朋友互道新年好,马上驱车去机场,飞向下一个目的地丽江。飞机上,我拿出读书机,读了某教授悼念高华的文章。他刚在南京去世。猛然想起去年此时,我在南京参加跨年演出,那个寒冷的夜晚,史铁生去世了。是否年真是一个关口,会把某些人留在过去的时光里?

路过昆明,飞机经停歇脚,阳光炽烈,已经很多天没感受到真正的太阳了。背着行李走几步,还真有点喘,毕竟海拔渐高。在机场里,忙里偷闲发了个微博,回想2011年,发出一副对子的上联,叫“南北两村庄,围着出不来打着进不去,千秋未至荣辱已定”,求下联。到丽江后一看,已经有九十八个转发,很热闹。有对“上下五千年”的,有对“早晚都上班”的,有对“东西皆车祸”的。

丽江还是满街都是滴滴答答的小甜歌。这次是来参加2012年1月1日的“雪山音乐节”的,听说客栈老板是本人音乐的爱好者,所以给赞助了一间宽敞舒适的大房间。今夜虽是跨年,但也不敢太嚣张,明早七点就要爬起来调音。等下午演完出,就可以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彻底地休息几天。按丽江的说法,就是:晒太阳、发呆,女友在侧,艳遇的不敢。

命运中的上海

我常提起自己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在上海动物园看大象吹口琴。可有时又觉得恍惚不对。大象如何能吹口琴?不合比例,技术难度太大了。但我的确是在上海失明的,这也是上天对我的照顾,让我看了一眼那年代中国最绚丽的城市:霓虹灯、各种颜色的小轿车、夜航船上的奇幻的灯语。

我还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活的外国人。记得妈妈带我去看国际饭店,当时应该是上海最高的大楼了。我仰着脖子数楼层,一个外国姑娘走出大门,她仿佛一只彩色斑斓的大鸟,好像还背着照相机,我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跟看见大象吹口琴一样。她注意到我(那时我还很小很可爱),就过来,摸了摸我的小脸蛋。

上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上台表演吉他弹奏,弹的是《上海滩》。那时,这个电视剧播放的时候,真是风靡一时,歌曲也好听。我很迷恋许文强和冯程程说话的声音,很酷很嗲,过去听的都是中央电台广播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后来我姐姐结婚生的儿子,就叫啥文强。

我在东北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几乎没有上海同学。听说上海人很恋家,并且认为出了上海就算是乡下。但也有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学外语的,是文学社社长。她的籍贯跟北京、上海都沾边。所以,每次自我介绍,她会自豪地宣称,“我是个来自北京的上海女孩”,只是这个介绍就让整个东北都感到自卑了。

1995年,我作为流浪歌手,第二次去上海。我已有一年的北京马路唱歌经验了。来不及怀旧,去哪儿唱?当然选人最多的地方,南京路。

刚唱了一首,警察就来了,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说明:“南京路是上海的窗口,你在这唱歌,就等于坐在我们上海的窗台上乞讨。”然后他一转眼,看到了我装钱的大纸箱子,惊呼,“这么大箱子,你太贪婪了。”

2002年,我升级为酒吧歌手,第三次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