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除了这两虎相争，还有杭州的西湖音乐节、上海的爵士音乐节、成都“热波”音乐节等，都是潜力很大的各方诸侯。杭州的演出环境好得无处可比，且当地的媒体大力推动，城市有钱，文艺青年海量。我参加过第一届西湖音乐节，吹着西湖上的风，唱《南屏晚钟》，很天人合一的。上海一直很洋派，爵士乐受众群体广阔，爵士音乐节应该有越来越牢固的市场，而且上海是最讲商业规则的城市，看演出的消费能力最大，足可以养活一个长寿的好音乐节。成都有它相对独立的巴蜀文化，有地方自豪感，当地人也呼唤属于自己本土的狂欢。还有“十三月”唱片公司的“民谣在路上”，这是个流动的音乐节。它胜在有自己不变的理念，有“榕树下”的资助，2010年大篷车一样地南北流窜，演了十多场，很吉卜赛、很浪漫。他们瞄准音乐厅、剧院，在谋求更强大的中产阶级市场。
以上这些音乐节是“摩登”、“迷笛”之外的另一方天地。一方水土养一方的音乐节。它们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它们的壮大，使音乐人能有更多的选择，也使得观众不用总是朝圣一样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看演出。
度过了2010年井喷式音乐节盛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音乐节、音乐人、消费者将要共同成长，任何环节有所缺漏，都狂欢不起来。观众买票，要求演出阵容强大，主办方没钱，难为无米之炊，音乐人争取舞台机会，又不能开价太低。三角恋爱啊，大家相互扶持吧，我们需要赚钱过日子，也需要偶尔地忘我一回。愿唱歌的人、买票的人、赚钱或者赔钱的人，都能在音乐中得到快乐。
曾经很蓝调
在中国，十个搞摇滚的，九个是弹吉他的；十个弹吉他的，有九个曾经迷信过布鲁斯音乐。有一段时期，我们理解的即兴音乐，就是坐在那儿弹一些掺杂着降咪、降西的音阶套路，仰着头，闭着眼作陶醉状。
记得在圆明园，有一回，我跟几个吉他手一起“布鲁斯”。一曲弹罢，座中一小姑娘夸奖我们：“你们的这段布鲁斯真精彩，能不能再来段蓝调？”弄得几个吉他手当场就傻掉。其实真正的布鲁斯时代早已远去，就像诗歌属于唐朝，而词属于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有一位盲人布鲁斯音乐家莱蒙·杰佛逊(Blind Lemon Jefferson)，他每天晚上去芝加哥的小酒吧表演，挣来的钱就拿去喝酒，还喜欢朋友们开车带他满芝加哥地兜风。有一次他喝多了，风雪中回家，迷了路，冻死在街头，手和吉他粘连在一起，无法分开。布鲁斯· 莱蒙·杰佛逊(Lemon Jefferson，1897—1929)：1920年代最受欢迎的布鲁斯歌手。属于又穷又颓的人，一个好心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独自哭了，这就是布鲁斯。在中国的老上海，也曾经有布鲁斯的土壤。你听现在的老黑胶唱片，白光的歌，“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那种又妖艳又哀婉的老女人。白光虽然很少原创，但她唱出了真正布鲁斯的感觉。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布鲁斯只是一种模仿秀而已。我们也颓废，但没有供普通人低成本喝醉的小酒馆、小酒吧。像我在汉堡去的酒吧，里面还有很多大爷大妈，消费很低，而在中国，酒吧只是被作为猎艳的昂贵陷阱。像我们这些唱酒吧的人，工作之外，也根本不会去那儿娱乐。
但中国太大了，也有例外。比方说，在民谣界圈内排行榜上，大哥级的人物赵已然，又称赵老大，堪称当代最蓝调的人。他保留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浪漫颓废的传统，而且至今很穷。他在舞台上叼着一根烟，拿着一瓶酒，唱邓丽君、唱《再回首》，感觉就是一个男白光重新回来。赵老大的《站台》，那是真正贾樟柯的“站台”。他的口头语就是“我老啦，唱不动了”，但他会以自己的全部身心向一个高音冲锋，就差一点儿，然后雪崩一样颓下去。
真正的蓝调是一种自我燃烧、自我摧毁。就像浪漫主义者本身，也是自掘陷阱者，所以布鲁斯不在三里屯，也不在衡山路。它需要贫穷、浪漫、才气，以及小小的自暴自弃，一个破罐子摔出来的声音。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无论怎么著名，在音乐上也无法超越那个冻死在芝加哥街头的、黑暗的盲人音乐家。
江南梅雨愁煞人
前一阵，住绍兴，日日大晴天，问当地人：“江南梅雨季节哪去了？”答曰：“今年乱了，取消了。”心中暗自庆幸。
但要来的总会来，端午节后，雨开始了，不舍昼夜。楼下的东西长出了绿毛，摸哪儿都湿乎乎的。上网看，到处都是有关雨还有洪水的新闻，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一片泽国，只能在楼上的房间里狗熊一样地兜圈子，南窗邻河，雨声噼噼啪啪，北窗对面是铁皮屋顶，雨落叮叮咚咚。醒时下，梦里下，下得人要得抑郁症了。
这时候，专家忙着出来解释了：全球某变态的气候在捣鬼。其实，谁也没说这场雨有什么政治意图，专家操心怕人民瞎想。绍兴有大禹陵，我曾去拜访，庄严朴素。本地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大禹菩萨”。大禹的爸爸鲧，治水是以围堵为主，结果治水失败被杀。而大禹更重视疏导，不是堵塞，让人说话，让水流动，且三过家门不入，不是怕大奶，是真的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生活还是要继续，冒着雨，去杭州听“西湖音乐节”。现场草地泥泞，走上去，一摇一晃的，仿佛红军过草地。别管英国还是美国大牌乐队，演出时，老天不买账，一样大雨倾盆。一个陌生的姑娘打了一把伞，罩在我头上，彼此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演出。
等胡德夫老师上台，雨刷的一下就停了，胡老师唱《美丽的稻穗》，台下都是最文艺、最和平的都市男女。他们盼着雨停下来，音乐响起来，大家聚在一起是因为欢乐，享受西湖的夜色、好空气。
但愿更大范围的中国，也能如这西湖旁的音乐舞台，人们只为美聚集在一起。然后，还可以各自回家，做属于个人的自私的桃色美梦。
上海滩唱上海歌
“十三月”和“榕树下”的“民谣在路上”巡演到了上海金桥站。2011年6月17日，先举行了一场“民谣高峰论坛”，一个长方形的会议桌，几十人围坐，包括各地方台的音乐DJ、著名乐评人，Live House(现场演出场所)经理等。民谣歌手，只有我一人出席。乐评人郝舫语出惊人：“每天早上上微博，看到无耻的事情，多得无耻。‘民谣在路上’是一块文化的遮羞布，缝缝补补，遮遮挡挡，才让人觉得在这个时代活下去有点意思。”“十三月”老板卢中强痛说革命家史，想当初，在北京一个风雪怒吼的夜晚，他和“榕树下”的张恩超、王小山喝了一夜的大酒，结果讨论出了“民谣在路上”，双方一拍即合，乐队就浩浩荡荡地上路了。
第二天演出时，上海大雨滂沱。主办方给歌迷准备了许多雨衣，成了“雨衣音乐节”。但周治平上场时，气氛仍然热烈。
第三天，老天赏脸，雨停了，现场有好几千人。舞台上是清一色的本土民谣。我北京的朋友刘2上场，他因女友入赘上海。我曾戏言，上海政府搞了一个“民谣引进工程”，例如张玮玮、郭龙，都是因为女友准备移居上海，美人计呀，挖北京的墙脚。刘2后面是蒙古铁骑“杭盖”，呼麦加长调，热火朝天，小小的现场，人们开始见缝插针地跑火车。
等我上台时，主办方习惯性地小声叮嘱：“尽量别唱《中国孩子》。”我特别挑选了一首陈歌辛的《永远的微笑》，他是老上海最著名的音乐家，1961年饿死在安徽白茅岭。在今天的上海，唱这首歌，是纪念也是招魂，招老上海音乐的魂。最后我翻唱了“顶楼的马戏团”的《你上海了我，还一笑而过》，一首很本土很自豪的上海滩瘪三土谣。后面我还续上了自己的两段，“我们这些乡下人，来到上海唱歌赚钱……上海的姑娘可不敢找，女人当家做主人，男人一瓶啤酒就一醉方休。”台下的人们高兴得不得了。
晚上照例是庆功宴。酒鬼开始现原形，直到有人喝多了，开始不断地摔杯子，我们才逃回住处。
回北京的飞机上在放映一段天文科普节目，离地球不远的很多恒星都有可能随时爆炸，只需三秒，地球上的生命就全消失了。也许明天，也许一万年。科学家最后安慰我们说，好消息是：我们无法预测，所以也无须惊恐。大难临头，瞬间即灭。大家下了飞机，都不断唏嘘，说看完这个节目，感觉人生观都变了。有人说，还买啥房子！有人说，赶快回家，今天晚上吃点好的。
民谣救护车
“民谣救护车”不是“哎哟哎哟”地开来的，而是弹着琴，唱着歌来的。佟妍，一个典型的北漂族，文艺女青年，热爱民谣。我在2006年每场演出只有两三个观众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有她。绿妖初见佟妍，后者在小书店里当售货员，绿妖买了一本勃洛克的诗集，佟妍心疼地说：“就剩这一本了。”几乎不想卖给她。
2008年，佟妍成立一个民谣小厂牌，叫“刀马旦”，因为她喜欢听评书，喜欢杨家将里横刀跃马的女英雄。这一年7月，她办了三场名为“绕梁三日”的民谣系列演出。我和小河第一场，整个愚公移山酒吧爆满，地上坐满了人。演出很成功，也是我那几年演得最好的一次现场。后来她看北京的民谣已经日趋火热，就去了南方，因为那里的乐队演出还很艰难。她签约了来自广东海丰的“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都是连广东人都听不懂的海丰话，但土生土长，是真正的方言好音乐。佟妍投了一大笔钱(相对她来说)，为他们制作一张精美的唱片《县城记》。该唱片一举夺得《南方周末》年度音乐大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等七个奖项。
2010年冬天，佟妍突然得了白血病。体制外的所谓自由人，一旦得了病，就彻底地不自由了。几十万的医疗费，一下子全家濒于破产的边缘。好在佟妍拥有一大批唱歌的朋友，于是，一辆辆“民谣救护车”从各个城市开动起来。2010年12月，北京愚公移山现场，所有民谣歌手倾巢出动，李志特地从南京赶来，老狼也冲到了台上。当场门票加上捐款共七万多元。
紧接着，上海、广州、厦门、成都、南京……车轮滚滚。共计募捐了三十多万元，使佟妍能够顺利地进行骨髓移植。但最近，化疗引起了并发症——糖尿病。大家对大型的义演都相对疲劳，我们化整为零，搞一些小的专场，叫“民谣自行车”，像“五条人”在深圳，“顶楼的马戏团”和刘2在上海，周云蓬和张玮玮在北京……
我们这些歌手做公益慈善，更多是出于江湖义气。基本原则就是我们白演出，甚至演完的庆功宴也要AA制，把能拿到的钱都交给需要帮助的人。古人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我想这是对每个人最好的忠告。
香港“暗中作乐”
很早就接到邀请，香港一个“黑暗中对话”的组织要做一场“暗中作乐”的演出：在一个全黑的剧场，歌手黑暗地唱，观众黑暗地听。感觉非常有趣，就决定参与进去。并且演出的门票收入，将用来帮助视障人士。
2011年8月21日到香港，跟主办方吃晚饭。黄耀明携“人山人海”的创作总监梁兆辉出席。初见明哥，其为人平和亲切，我送了他一块在新疆赛里木湖边捡的石头。我们探讨在黑暗中演出的感觉，他说平时演出时，忘歌词可以看提示屏，这次让他有些小小的紧张。他问我记性是不是很好，会不会忘词。我说经常会忘，我就现编，给它填进去。
饭后，明哥带我们去他小时候生活过的香港老街区。那一带的街道名都很中国化，如凤仪街、北帝街、炮仗街。他回忆小时候旁边有个珠江电影院，专放红色电影，如《白毛女》。接着，作为一名很好的地陪，他带我们去了香港的“798”——牛棚艺术村。一个小小的院子，中间一个平整的池子，周围是水槽，这是古老的屠宰场遗址，现在成了一些画廊和乐队的排练室。“人山人海”也曾在这里排练，明哥回忆：排到晚上，觉得阴森森的。
隔日，我去了香港的“黑暗体验馆”。进馆前，每个人发了一杆盲杖，身上所有的光源都被收走。大家排着队，跟着盲人导游员，很不专业地挥舞着盲杖，乒乒乓乓地进入了黑暗世界。先是走过一段窄窄的踏板，摸索着进入船舱，先找到座位的，就大猩猩一样拍着凳子，召唤别人。船开始摇晃，周围有隆隆的海浪声，非常逼真。下了船，又依次地体验了很多盲人生活中的场景。我不如同行者那么兴奋，总是先悄悄地走到最前面，恶作剧地在某个角落等待大家乒乒乓乓地走过来，等到他们突然摸到我，大叫“是你吗？”我就很哲学地回答：“不是我。”
这只是一个模拟的黑暗中的行走，但本人曾经凭借一根盲杖去过西藏。我想，我的一生就是一个黑暗体验馆。大家出去了，会如获至宝地用起自己的双眼，而本人的体验还将继续下去，而且免费，赚了。
牛羊下山，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