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道与菩萨法
很少有人不渴望自由的彼岸，但很少有人得偿所愿。
难在何处呢？被滚滚红尘陷得太深，被世俗情缘裹得太紧，尤其是企业家，身处四面八方各种关系，纠葛于五花八门各种利益，一旦想出离烦恼，立刻便感到被种种无形的绳索五花大绑，如同一个巨大的人际关系蜘蛛网上的飞蛾一样。
想从这个尘缘之网上破茧而出，谈何容易！即使是稻盛和夫先生，也是因为65岁的时候身患胃癌，切去了三分之二的胃，才猛然惊醒，彻底感悟旧的生命已尽，人生功业如梦如幻，各种尘缘如露亦如电。自幼父母播下的佛教种子顿然盛开，两个月后，即正式皈依佛门。
自由的灵魂需要放下“小我”，不仅要放下物质的享乐——别墅、游艇、豪车、美酒，也要放下欲望放纵——美人、骏马、爱犬，还要放下亲情依恋——妻子、儿女、朋友、师长。
更难以放下的是“大我”——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尤其如此。这个“大我”就是自己一手缔造出来的公司。对于昔日的创业者，今日的企业领袖而言，这个企业就是一个放大的“我”，这个企业也是“小我”能量的延伸，它本质上是“小我”性格的扩张。它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正是企业家不断由“小我”修炼成“大我”的精神历程。“小我”的老板与“大我”的企业可谓魂魄相依，精神相连——“这是我的船”，尤其令人舍不得，放不下。
当然，也有潇洒如汇源老板的朱新礼，曾言：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他也想把汇源一卖了之，了却生意也了却烦恼，结果政府还不让卖。不知道接下来，他是把企业当儿子养还是当猪养。
像朱新礼这样的企业家，同时又有风险投资家风范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企业家，特别是将全部心血都投入了企业者更是难以割舍——某种程度上，如果他们离开了企业，而这个企业最终盛极而衰，他们会认为这是生命的失败，“大我”又被打回到“小我”的原形。
有没有成功开启这一层层枷锁的钥匙呢？有，但非常不易，那就是找到或培养出一个可以和自己一样出色，甚至更出色的接班人。这个问题普遍困扰着当今中国第一代最知名的企业领袖。柳传志如此，任正非如此，张瑞敏也是如此，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施振荣，在他退休之后，数个二代企业家已经青出于蓝，数十个三代企业家也已小荷初露，宏碁系开枝散叶，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榕树群。
施振荣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企业家，远不如柳传志、任正非和张瑞敏那般强势，这使得他主导下的企业达不到联想、华为和海尔的规模。而在一个强势的领袖之下，想培养出一个强势的接班人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接班人意味着敢于承担一切压力，勇于作出最后的决断，他不仅要拥有绝顶的智慧，要有对企业无比的诚意，还要有游刃有余的权术手腕。
任正非是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他早就从华为的年轻人中物色了绝顶聪明的李一男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李一男很早就脱颖而出成为公司二把手，与任正非情同父子，接班之意势在必行。孰料李一男20年经不起网络泡沫的诱惑，辞职创办港湾网络，深深刺痛了任正非。虽然后来任正非收编了港湾，但对李一男的信任，却像摔碎的瓷器一样难以挽回了。
柳传志也有着未雨绸缪的战略远见，较早就悉心培养杨元庆和郭为。为使两个人都能承担更大的责任，得到充分的锻炼，进行更自由的发挥，痛下决心将联想和神州数码分开。一度杨元庆也不负众望，成为公认的中国第二代企业家中的领军者。然而，联想进军IT咨询虎头蛇尾，并购IBM历经磨难，柳传志不得已重出江湖，令人对杨元庆战略驾驭的智慧打了折扣。笔者从一开始就认为，联想并购IBM并不是一个十分明智的战略决策，马雪征在并购后很快辞职也反映了内部存在分歧。
李一男的问题出在了诚意。这与任正非对他太过欣赏有关，升任得太快。磨砺得不够有关，或者说李一男为华为付出的代价不够，没能与华为形成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杨元庆的缺憾刚刚相反，他太忠诚了，太正气了，太严谨了，是一个正确战略下的最佳操盘手，然其智慧尚待参透，人性尚须通达，手段更须灵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选择和培养接班人，要从最接近的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拔培养，在这方面，佛教禅宗有些故事值得参悟。
禅宗初祖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可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就到嵩山的一个山洞里面壁静坐九年，等待那个继承人的到来。
有一位青年叫慧可，到处求解脱烦恼之道而不得，闻知达摩名声后，找到这个山洞，多次诚恳地求见，都被拒绝了。于是他在山洞外搭起了一个窝棚，从繁花盛开的春天苦守到了冰天雪地的寒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慧可来到那个山洞外，他跪在雪地上，狠心地砍断了自己的一只手臂，对洞内的达摩说，如果你今天还不开口说话，还不愿意见我，我就一直跪下去。达摩终于出来了。他对慧可说：“年轻人，你有什么解不开的难题？”慧可说：“请求大师为我驱除心灵烦恼，得到永久的安宁！”达摩说：“把你的心拿来，我给你安！”慧可一下愣住了，转瞬间喜极而泣，当下顿悟。后达摩传之衣钵，成为禅宗二祖。
对于这个闻名而来、半信半疑的青年，达摩令慧可用不断付出代价，使之意念越来越忠诚、态度越来越虔诚。达摩最后成功地将他的输不起转化为慧可输不起，令慧可在最后关头灵光乍现，获得心法真传，实现双赢。如果当年任正非先生能够以此方法驾驭李一男，不至于有今天的结果。
而柳传志对于杨元庆，或许需要另一位禅师的法门。慧能家境贫寒，三岁丧父，稍长，卖柴养母。少年时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感，决心学佛出家，到湖北黄梅参拜弘忍大师学法。弘忍问他：“你是哪里人？来这里求取什么？”慧能回答：“弟子是岭南人，来到这里只求‘作佛’。”弘忍听了随口说：“你是岭南人，哪里能‘作佛’！”慧能回答：“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弘忍微微吃惊。
慧能被留下在碓房舂米。八个月之后，弘忍命人各呈上一首偈语，他要选择继承人。神秀是众弟子之首，他写下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见后默然不语。慧能闻声来到廊下，他请求也做一偈，他不识字，于是高声念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看是慧能，未露声色，夜间将慧能悄悄叫去，为他开示《金刚经》，又把世代相传的衣钵正式传他，并嘱咐他返回岭南潜藏，待机缘成熟再继为六祖。
为什么慧可得到传承需要断臂，而慧能得到衣钵只要一偈呢？因为慧能虽然不识字，却有着极高的天赋、超凡的悟性，一经点拨，即得无上妙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舍他其谁！
禅宗在中国两次关键继承人的选择如此迥然不同，却为禅宗在中华的开枝散叶起到了重要作用。慧可的虔诚使印度而来的禅宗得以在中国扎根；而慧能恰恰因为不识字，使得禅宗在中后唐时期的灭佛运动中，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通过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使佛法心脉得以传承千年至今并发扬光大。其中三昧真可谓妙不可言。
六年前，笔者与元庆还颇为熟悉，几乎每年都有机会见面交流，深知他做事为人兢兢业业，颇似神秀，时时勤拂拭。那时他已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但距离卓越的企业领袖，尚待一悟——职业经理人是为规则而工作，企业领袖则是——我制定规则！
或许，什么时候杨元庆变得圆融了，变得收放自如了，像杰克·韦尔奇那样老江湖了，他就成了联想真正的灵魂，而柳传志也就可以真解脱了，真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