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1912-1928:文武北洋·枭雄篇
7202900000007

第7章 漳洹犹觉浅(4)

朝廷果然为袁世凯晋级,授其五品同知衔,并赏顶戴花翎——清制,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吏才有资格在红顶子上加戴雄孔雀尾毛。一直耻于没有学历的袁世凯,终于凭自己的实力,实现了为国效力的理想,并获得多少读书人奋斗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虚弱的清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袁世凯奉命回国后,曾向李鸿章上书,建议“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颇值一提的是,当年,正是袁的叔父袁保恒最早上疏皇帝将台湾建省的,袁少时曾被叔父带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然知道台湾建省与自家的某种关系。

但朝中唯一了解世界大势的李鸿章,正遭受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的忌恨和那班“清流党”言官的无妄指责,哪有心思把属下一个武官的大胆倡言转奏朝廷?而且,南陲的法国(时占据印度支那),北疆的俄国,正在纠缠我中华的领土,朝廷也实无精力三面应付。所以,朝鲜没像新疆、台湾一样建省,这便留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是毋庸置疑的,他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

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德高望重的李鸿章乃清王朝里地位至崇的汉臣,因有最高一级的太子太傅和文华殿大学士头衔而被称为李傅相、李中堂。清朝不设相位,大学士即相当于前朝的宰相。李相国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朝鲜半岛,当上中央帝国驻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大臣。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只有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稍解忧烦——清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高丽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以示羞辱中央帝国!

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1894年7月17日),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大臣,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

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

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

嗣后,甲午战争爆发,清国惨败,向日本国割地赔款,凡有血性之国人,莫不痛感耻辱。在藩属国受够了日本气的袁氏岂能例外?于是,就有了他痛定思痛后写下的关于新建陆军的报告。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折冲樽俎,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19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视野的根本原因。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的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清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根据德国顾问汉纳根建议,奏请朝廷速练精兵十万。朝廷诏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张之洞分别于北南两地着手实施。谁都知道,大清国的国防力量早已不可依恃!八旗军、绿营早在与太平军、捻军交锋时就溃不成军,曾国藩的湘军也渐显疲态,唯有李鸿章带起的淮军尚可指望,若再不练成一支精兵,则国将不保矣!

于是,李鸿章派淮军大员,时以广西按察使衔在天津“督粮台”(任后勤部长)的胡燏棻,招募了近千名壮丁,编为十营的“定武军”,在津南马厂(地名)建置,后因马厂地方局促,遂移师交通便利的新农镇,借淮军废弃的旧兵营操练起来——因该镇有天津至大沽口铁路上的火车站,是个小站,后新军官兵便以“小站”代称新农镇。久而久之,“小站”竟出了大名,成了袁世凯及手下若干人走向军事政治巅峰的大站!

稍后,张之洞则在南京编成两千八百人共十三营的“江南自强军”。

不过,为时太晚!等是年岁末,两支新建部队刚组建好,战争胜负已经见分晓。

战争结束后,为救亡图存,朝廷匆匆设立了督办军务处。此“处”级别极高,由位尊望重的恭亲王奕领衔,庆亲王奕劻为会办,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 和步军统领荣禄、户部右侍郎长麟组成,唯独长期“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第一汉臣李鸿章因战败而被排除在外。光绪帝授予了该“处”最大的军事干部调动权——“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

就是在此时,从奉天凤城的前敌营务处回到天津的袁世凯,给朝中排位第一的汉族军机大臣李鸿藻写了一封信: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

真够放肆!他指责的不是战争期间军事部署的失当,而是现行体制的落后!问责体制,说到底,不就在指责朝廷嘛!在一个处处讲究规矩的中国官场,这可是要有足够的勇气。

话锋一转,他写到了具体的建议:

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后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

有病乱求医的朝廷读到了这个披肝沥胆且卓有见识的“药方”后,马上将袁氏调入军务处,职与称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即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军务处工作。前一项是实职,后一项是没有编制的临时性质的岗位。有清一朝,非常时期,常以这种虚实结合的人事政策来解决一些干部的待遇问题,前面提到的那位胡燏棻也是如此。后来,袁氏还曾任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都是为解决省部级待遇问题,其本人一直在小站督练新军。此乃后话也。

进入军务处以后,袁氏便有了向更高层进言的机会。国家危机让这位有“非唯知兵,且谙外交”名声的三十六岁的政治明星走出直隶,也走出李鸿章的阴影,进入中央。

一边是编练新军的进展并不理想,一边是有“知兵”之誉的袁某被闲置在军务处。所以,在皇上颁诏要封疆大吏广荐人才之际,几位重量级的总督,不约而同地向朝廷推荐了袁世凯。

且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密上的《荐贤书》中的一段话:

际此时局艰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力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

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荐举理由更是直截了当:

(袁世凯)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若使该员专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

在朝中重臣与外省疆吏的共同举荐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了这个声誉鹊起的少壮派将领,并命军务处五大臣责成他起草一份新建陆军的详尽方案。

好一个袁世凯,深思熟虑后,将一整套全新的建军思想和可行性报告呈送五大臣。袁氏建军思想可概括为: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按外国军队编制、装备与规章制度,新建一支陆军。

五大臣随后上疏皇上: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

救亡心切的光绪皇帝登时降旨批准。

于是,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奉旨离京,去了天津郊外七十华里的新农镇,接任了定武军统领。他的前任“胡司令”,则转任芦津铁路督办去了。

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手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余人,又新募得两千五百余人,聘来众多德国军事顾问,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重建了这支新军。发愤图强的袁司令,就以这七千人的新式军队为基础,练成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这些人对袁氏的崇拜和拥戴,多年未曾改变,即使在袁被迫下野后。以致当时都有过一句对袁十分不利的流言,曰: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袁曾被皇上授予太子少保的头衔,故官场人称“袁宫保”,他也一向喜欢部下这样称他。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不仅狠抓军事训练,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两手都很硬。但他不是靠频繁开会、组织官兵学习皇上各类批示来收拢人心,而是亲自动手编写了一首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曰: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用上了!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走向权力巅峰的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武卫右军(新军的正式名称)总统而山东巡抚,而练兵处大臣,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终至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

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最大的汉字,是在当时称汉城的韩国首都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占地规模还是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中国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罢长安北京不说宫,所以我对女导游呶呶而谈的景福宫兴趣不大,倒是老在四处打量,这儿是不是当年袁世凯攻打过的那座王宫?这些显得挺粗糙的朱门、红墙上,是否还有清军与日军激战时的弹洞?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老袁在这里耗了偌长的时光,这对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当年他在此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的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一想到这些深不可测的话题,我便记起那首唐诗。

是啊,假若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身亡,今人对其究竟如何评价,还真的很难说哩!

法华寺

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抽空找找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庙。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城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袁世凯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会一举成功,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就不会遭黜,反倒会在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辅佐下力挽狂澜,让中国走进新时代。若果如此,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奉令晋京,再次破格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且一连两次,并被加授兵部侍郎衔(等同于从一个精锐师师长一跃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回到旅居的法华寺里后,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