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1912-1928:文武北洋·枭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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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凄雨中的末路英雄(6)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中旬,奉军舰队由泊地青岛开往天津助战。为阻止奉军登陆,占据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第一军发布通令,禁止一切商船出入天津港口,并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北京的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因按该条约,不得阻碍北京通往入海口的通道。不得已,国民军于次日拆除了水雷,留出了航道。

3月12日下午,两艘日本军舰按与国民军的预先约定进入水道,但却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舰未按既定时间进入,且由一艘变为两艘,故令其禁入,日舰却突然向守军开火,打伤十数人。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本舰开火,并致伤四人,为自卫计,日舰不得不反击,并主动退出战场。

东交民巷的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国驻天津海军武官们提供的信息,3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哀的美敦书”(英语ultimatum音译,意为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挫伤了北方知识阶层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大地激发了在北方的革命党领袖们的斗志,他们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

实际上,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抗议,相反的,段执政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

磋商的结果由执政府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措词可谓不卑不亢:

(前略)查辛丑和约所载“由京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一节,素为本国政府所尊重。不幸近因地方发生争执,大沽附近,有军事行动,以致外船通航,受有限制。本国政府迭准驻京各国公使来照,正在竭力设法,消弭此项障碍,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谅为驻京各国公使所深悉。

乃各国公使不待该问题之从容解决,竟令驻津海军司令官提出限期答复之通牒。阅该通牒内容,各国驻津海军司令官所采取之态度,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

简言之,因为入海通道并未断绝,只不过没那么方便罢了,所以,你的通牒超越了《辛丑条约》规定的范围。

如不带偏见,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会读出,“不能认为适当”,即:执政府已经明确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袖们却拒绝体谅本国政府的苦心,他们反倒加快了倒段的步伐。在他们的领导下,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波烈似一波,终于诱发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让段祺瑞一下子陷入不仁不义的泥潭中,百口莫辩。后来,国民军又发起了针对他本人的未遂政变。他饱受责难,心力交瘁,只得最后一次黯然辞职,返回天津。

成也天津,败也天津!从前清时在天津参与创建新式陆军起家,到最终因天津口的一场战事而引发血案,二十五年之前,“北洋之虎”功成名就;四分之一世纪后,临时执政身败名裂。

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三天,晚间,段祺瑞在已经总辞职的内阁总长们与亲随的陪伴下,乘专车回到天津,回到了我看过的日租界里的洋楼。

这位六十二岁的北洋老人,永远作别了中国政治舞台。

我想,他抵达这座大红门的时刻,天一定刚好下起了雨,让这位末路英雄站在两扇厚重的门板前,任凭雨淋,喟叹自己的一言难尽的争斗生涯。

段祺瑞少年出外当兵,一步步成为军中骁将。在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关键时刻,他以北洋军主力部队军长之地位,毅然“犯上作乱”,领衔高级将领通电清廷,逼其退位,否则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咬牙切齿的威逼终于促使了大清江山迅速崩解。虽说人们说此举乃得了袁世凯的授意,但这份孤胆不是每个北洋领军人士所能有的。此即段氏“一电定共和”或曰“一造共和”的美誉之由来。

在平息了国民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竟要称帝!段祺瑞不顾半生被提携兼赐婚之恩,以缄默和称病抗议之。国务总理不上班,政府便陷于半瘫痪状态。这种大义灭亲之举,也并非每个北洋政府高官所能做的。连最亲近的人也反对恢复帝制,众叛亲离的老袁只得厚着老脸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没多久,袁氏便一命呜呼。抵制袁氏称帝,成为段氏“二造共和”的光荣履历。

袁氏死后,黎元洪当家。段祺瑞因性格与工作方法使然,与新总统黎元洪交恶,终于干不下去了,遂辞职出京。谁料驻防徐州的张勋竟借调处之机,率五千名留着长辫子的大兵入京,搞起叩请清朝复辟的闹剧!寓身津门的段祺瑞,虽为光杆司令,却挺身而出,跑到津郊马厂第八师李长泰部驻地,凭一己声望,组织起“讨逆军”,通电命同乡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军司令,吴佩孚为先锋,杀进京城,迅速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出大倒退的短命剧。由此,他博得了“三造共和”的美誉,也赢得了在北洋军人集团里无人可取代的地位。

即使几度下野,这位意志坚强的军人政治家也没放弃统一中国的宏愿,他虽赋闲津门,却关注着国内政局,并最终接待了孙中山与“奉张”的特使,三方结为同盟,共同推翻了直系政权。只是因为阴差阳错,他统一国家的最后一搏随海河之波悄然流逝。

他的足迹明明白白镌在青史上,只要你真的触摸到民国初期的那几片汗青,就会明显地拭到覆盖着陈泥的有关段氏的深深的刻痕。

是英雄但却不是明君。打仗与治国是两码事。因刚直不阿或曰刚愎自用(实为同一词的两种说法)的个性,也因对饱受争议的徐树铮的过度信任,终使段祺瑞与其他军阀巨头们一样,像基座过浅的山峦,被一次政治的地震所摧毁,终于轰然倒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之源头处,成了阻碍这源泉奔流的废墟。而正是这样一堆一堆的废墟堵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历史当口,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速度才异常迟缓并时有淤湾回流。

可惜,段祺瑞本人不知道他悲剧的所在。

我猜想,一定有那么一场雨在不疾不徐地下着,淋着他,也淋着后世所有记得起他的人的头顶。

说到我造访的天津“段公府”,我不能不想写一个时下报刊上常用的词:廉洁。容我据实志之。

自古以来,为官必贪。只说房产吧,就能看出中国官僚体制的霸道与腐败。历来当官儿的大都是“反动房产主”(恕我借用了“文化大革命”语言),往往官儿越大占房越多。不信你看皇帝老儿,从咸阳的阿房宫到北京的紫禁城,两千多年来,他们的殿堂如重峦叠嶂,却只为“朕”一人所住。“共和”以后亦然,甭看他们自诩为国民之公仆,只要看其住宅,即知是豪门在斯,休得造次。

民国初年的天津租界里,豪宅鳞次栉比。有心人统计过,从袁世凯始,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五位大总统,六位国务总理,一位众议院院长,十九位内阁总长,十六位督军,以及一时数不清的前清遗老、失意政客等,都在津门各有寓所,有的还不止一处。达官贵人们的洋房各呈其姿,各显其势,房子成了主人显赫身份的佐证。对了,需要说明的是,离职后的北洋政府的高官,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也无论是议长还是总长(部长),房产都是自费所购,也许钱的来历不那么光彩,但没有一人是用国家财政的钱来为自己安置家园。

不过,四次出任总理并最终被推举为国家元首的段祺瑞,却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我所造访的天津鞍山道38号豪宅,并非段氏私宅,而是一直随他同进退的前陆军总长吴光新的房产。吴光新乃老段已故发妻吴氏之弟,老段没因续娶新妇就不再提携前小舅子。而吴将军也知恩图报,将自己在日租界新买的那栋豪华洋房赠给了前姐夫一家住。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农历二月初九,是他六十大寿(实59周岁)的日子。之前,他怕各地来人祝寿,专门在报纸上连续刊登广告,谢绝一切来宾到津。结果八方来客不听老领导的话,把租界里的旅馆挤得爆满,并献上贺寿金十万元。老段一向不贪财,也没有积蓄,一转身,就让部下将此笔巨款汇给了冯玉祥,以催其从速倒戈叛直。此生经手的最大一笔私款,就这样一转手又撒了出去。

捎带着说说段氏家事吧。

段氏前后有两妻五妾,即原配吴氏、大姨太陈氏、继室张佩蘅、二姨太边氏、三姨太刘氏、四姨太刘氏、五姨太李氏。吴氏与陈氏相继过世,另有多名儿女夭折,余长子段宏业、长女段式萱、二女段式彬、三女段式巽、四女段式筠、五女段式英、六女段式荃、幼子段宏范,共二儿六女。有人说段祺瑞还有一子,名段宏模,行为不检,甚至在段祺瑞到大连休养期间,在天津与其某位年轻的庶母有染。老段闻举报后,气歪了鼻子,遂将此妾与此子逐出家门。1949年后曾有人见段宏模在北京一家街道小工厂当工人,十分落魄。

我曾当面求证于段祺瑞曾孙女段君宜女士,这位北京君宜中学的董事长大声否认:“没有!没有这个人!我曾祖父段祺瑞只有两个儿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段宏模!”老太太反应态度之强烈,令人稍感意外。不过,我确实在她提供的一纸打印好的段氏家谱上看到了用铅笔划掉的“段宏模”三个字。不知段校长是否在为长者讳,单从名字的讲究上看,“宏范”之前似应有个“宏模”。

有书中说,张佩蘅之后的那些妾,都是这位继夫人主动代夫所纳的,因她一连为段家生了式萱、式彬、式巽、式英四个女儿却未生一个儿子,心里有愧,故花几百块钱买了几个北平的小户人家之女供老公享用。对此,段君宜女士很干脆地告诉我:“那都是瞎说!”

七十四岁的段女士乃段氏长子段宏业二儿子段吕仁的长女,她的性情颇有其曾祖之遗风。在北京大兴的君宜中学董事长办公室里,这位民营老校长说起自家历史,毫不含糊。她的原话是:“那两个侧室,是我曾祖父在保定当校长的时候,别人送的。”

没有知情人说出真相,或者不给能说真相的人及时搭一个公共传播平台,则假想将永远流传于世。

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真相,但“有罪推定”的教科书总是忽略了许多亲历者对历史的讲述。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明真相,不得不成为别有用心的人。

下野后的段祺瑞住在前小舅子的房子里,每天上午诵经,下午与清客下棋(据说他总执白子),甚至他还学会了打台球!晚上,则与故交打麻将,但也是“小来来”,每天只打八圈儿,终止于晚10点,很有规矩。他不再过问国事,逢农历初一、十五就去庙里进香,并时捐善款以修俗心。这个征战了一生的人,天天以《金刚经》和黑白子打发晚年的时光。

颜惠庆是“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刚刚上任的外交总长,但尚未到任,后来也当过北洋政府总理,故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也不算好人。他的回忆,理所当然地长期被忽略。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专有一段写到在天津当寓公的段氏:

至于段执政,则素以廉介称,不积资财。他的天津住宅,闻系其旧部的产业。平日除念佛外,喜作方城之戏,每次以“八圈”为度。牌桌伴侣,恒于晚十时,照例兴辞退出。他本人既绝对素食,他留客人共餐时,亦只好“客随主好”。参加他的宴席,往往认为苦事一桩。

他常患坐骨神经痛,及严重性的风湿症,往往须将两腿浸入冰水中,使其失去感觉,藉以暂时免除痛苦。虽经尝试各种医疗方法,均不见效。最后乞灵针灸,据称有时或略苏苦楚。

有人问他中国内乱原因,他总根据佛家果报之说,认为恶魔降世,扰乱人间,非待诸魔彼此消灭净尽,难期太平!

我怀疑老段以佛教理论解释纷乱的政局是装痴卖傻,但他借别人家栖身则是事实。单从这一点看,老段还是挺对得起国家的。

段祺瑞虽在共和国的字典里早已臭名昭著,但他不贪财不求奢的生活作风却并不广为今人所知。他的清廉体现在他虽从军从政数十载,历任各级高官,却从不克扣军饷。许多民国军人就是靠军饷发了横财,以致下野后立时有钱投资实业并速成富翁,“辫帅”张勋即比较典型的一例。段氏做官几十载,手中却无钱,这种清廉在普遍腐败的官场上,自然异常扎眼。比之他的军中同袍、政界同僚、皖系同乡,他这个元首下野后,既无钱投资实业,更无力重建军备。所以,只能不好意思地接受别人——包括南京政府——的资助,以度晚年。

不过,尽管钱不多,但还是有关于他扶贫助学的佳话。美国人包华德(Howard Lyon Boorman)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上说,段祺瑞在天津时,“信佛念经又资助贫苦有为的学生”。安贫乐道,仗义疏财,老段活得很本色。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越来越清静淡泊,直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在津门宁谧的寓公生活才被打破。

对南京那边而言,天津租界无疑是一个可疑的渊薮——那么多的前清遗老和北洋大佬扎堆而居,而且多住在日本租界里,岂能让当国者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