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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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哲学不只是慰藉(6)

至于如何运用理性能力来认识道德,苏格拉底的典型方法是辩证法,亦即亚里士多德视为他的主要贡献的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比如说,他问你什么是美德,你举出正义、节制、勇敢、豪爽等等,他就追问你,你根据什么把这些不同的东西都称作美德,迫使你去思考它们的共性,寻求美德本身的定义。为了界定美德,你也许又必须谈到正义,他就嘲笑你仍在用美德的一种来定义整个美德。所有这类讨论几乎都不了了之,结果只是使被问者承认对原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知道,但苏格拉底也未能为所讨论的概念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从逻辑上说,这很好解释,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关系中被界定,并不存在不涉及其他概念的纯粹概念。但是,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概念,至少存在着纯粹的至高的善,它是一切美德的终极根源和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真正用意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人心固有向善的倾向,应该把它唤醒,循此倾向去追寻它的源头。然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便会发现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不可能真正到达那个源头。只有神能够认识至高的善,人的理性只能朝那个方向追寻。因此,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不过,能够追寻就已经是好事,表明灵魂中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爱智慧是潜藏在人的灵魂中的最宝贵特质,哲学的作用就是催生这种特质。这便是苏格拉底以接生婆自居的含义。但哲学家不具备神的智慧,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所以他又说神禁止他生育。

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普遍性定义究竟是观念还是实存,他所说的神究竟是比喻还是实指,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在我看来,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也无意分得太清。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怎样正当地生活。宗教家断言神的绝对存在,哲学家则告诉我们,不管神是否存在,我们都要当作它是存在的那样生活,关心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活的意义远过于生活本身。

现在让我们回到被判了死刑的苏格拉底身边,他已经在狱中呆了快一个月了。在此期间,他生活得平静而愉快,与平时没有一点不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还突发了文艺的兴趣,把伊索寓言改写成韵文,写了一首阿波罗颂诗。许多富裕朋友想出资帮助他逃亡,均被拒绝,他问道:“你们是否知道有什么死亡不会降临的地方?”一个崇拜者诉说:“看到你被这样不公正地处死,我太受不了。”他反问:“怎么,难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地处死吗?”

监禁第二十八天,有人看见那艘催命船已经开过了附近一个城市,他的老朋友克里托得到消息,天不亮就来到监狱,看见他睡得很香。等他醒来,克里托作最后的努力,劝他逃亡。他举出了种种理由,诸如别人会怪自己不尽力,使自己名誉受污,你遗下孤儿,未尽为父的责任,等等,皆被驳斥。苏格拉底强调,虽然判决是不公正的,但逃亡是毁坏法律,不能以错还错,以恶报恶。

第三十天,行刑的通知下达,若干最亲近的朋友到狱中诀别。克珊西帕抱着小儿子,正坐在苏格拉底身边,看见来人,哭喊起来:“苏格拉底啊,这是你和朋友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了!”苏格拉底马上让克里托找人把她送走。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谈谈那边的事,现在正是时候,也是现在可做的最合适的事。”整篇谈话围绕着死亡主题,大意是——

哲学就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训练自己在活着时就保持死的状态,所以最不怕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死无非是灵魂与肉体相脱离,而哲学所追求的正是使灵魂超脱肉体。灵魂不受肉体包括它的欲望和感觉的纠缠,在平静中生存,只用理性追求真理,它的这种状态就叫智慧。不过,活着时灵魂完全超脱肉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得不到纯粹的智慧,唯有死后才能得到。

转述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疑问:上述见解要成立,前提是灵魂不随肉体一同死亡,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死吗?似乎是相信的,他做了种种论证,包括:生死互相转化,灵魂若死灭就不能再转为生;认识即回忆,证明灵魂在出生之前已存在;灵魂占有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有生命,可知灵魂与死不相容。接着他大谈灵魂的修炼,轮回和业报,哲学家的灵魂已经修炼得十分纯洁,因此死后将与天神交往。很难相信这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恐怕多半是柏拉图从东方教义中听来而安在老师头上的。法庭申辩时的一句话透露了苏格拉底的真实想法:“没有人知道死后的情形,大家却怕死,仿佛确知死是最坏境界。我本人绝不害怕和躲避好坏尚不知的境界过于明知是坏的境界。”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他是怀着快乐的心情迎接死亡的。人们常把天鹅的绝唱解释为悲歌,他却说,它们是预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所以唱出了生平最欢乐的歌。他的临终谈话正是一曲天鹅的绝唱。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克里托问他:“我们怎么葬你?”他答:“如果你能抓住我,随你怎么葬。”然后对其余人说:“他以为我只是一会儿就要变成尸体的人,还问怎么葬我。喝下了毒药,我就不在这里了。”说完便去洗澡,回来后,遵照狱吏的嘱咐喝下毒药。众人一齐哭了起来,他责备道:“你们这些人真没道理。我把女人都打发走,就为了不让她们做出这等荒谬的事来。”在咽气前,他说了最后一句话:“克里托,别忘了向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一只公鸡。”这颗喜嘲讽的灵魂在脱离他所蔑视的肉体之际,还忍不住要与司肉体治疗的神灵开一个玩笑。

苏格拉底的悲剧就此落下帷幕,柏拉图在剧终致辞:“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善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人。”的确,不管人们对他的学说作何评价,都不能不承认他为后世树立了人生追求上和人格上的典范。据说在他死后,雅典人忏悔了,给他立了雕像,并且处死了美勒托,驱逐了安尼图斯。也有人指出,所谓惩处了控告者纯属捏造。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我们记住苏格拉底的遗训,关心自己的灵魂,度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2005.4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公元前323年某一天,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三岁。同一天,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12-323)在科林斯寿终正寝,享年九十。这两人何其不同:一个是武功赫赫的世界征服者,行宫遍布欧亚,被万众呼为神;另一个是靠乞讨为生的穷哲学家,寄身在一只木桶里,被市民称作狗。相同的是,他们都名声远扬,是当年希腊世界最有名的两个人。

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提起第欧根尼,人们仍会想到亚历山大,则是因为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亚历山大巡游某地,遇见正躺着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这位世界之王上前自我介绍:“我是大帝亚历山大。”哲学家依然躺着,也自报家门:“我是狗儿第欧根尼。”大帝肃然起敬,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哲学家的回答是:“有的,就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据说亚历山大事后感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

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故事,大帝的威严和虚心,哲学家的淡泊和骄傲,皆跃然眼前。亚历山大二十岁登基,征服欧亚成为大帝更晚,推算起来,两人相遇时,第欧根尼已是垂暮老人了。这位哲学家年轻时的行状可并不光彩,与淡泊和骄傲才沾不上边呢。他是辛诺普城邦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在替父亲管理银行时铸造伪币,致使父亲入狱而死,自己则被逐出了城邦。这是一个把柄,在他成为哲学家后,人们仍不时提起来羞辱他。他倒也坦然承认,反唇相讥说:“那时候的我正和现在的你们一样,但你们永远做不到和现在的我一样。”前半句强词夺理,后半句却是真话。他还说了一句真话:“正是因为流放,我才成了一个哲学家。”紧接着又是一句强词夺理:“他们判我流放,我判他们留在国内。”

离开辛诺普后,第欧根尼是否还到过别的地方,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有一天他来到了雅典。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老师,开始了他的哲学之旅。老师名叫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如果说柏拉图从老师的谈话中学到了概念和推理的艺术,把它发展成了一种复杂的观念哲学,安提斯泰尼则从老师的行为中学到了简朴生活的原则,把它发展成了一种简单的人生哲学。对于后世来说,这两种哲学同样影响深远。安提斯泰尼身教重于言教,自己节衣缩食,免费招收贫穷学生,怕苦的学生一律被他的手杖打跑。第欧根尼来拜师时,他也举起了手杖,没想到这个犟脾气的青年把脑袋迎了上去,喊道:“打吧,打吧,不会有什么木头坚硬到能让我离开你,只要我相信你有以教我。”拜师自然是成功了,老师更没想到的是,他创立的犬儒主义哲学在这个曾被拒收的学生手上才成了正果。

我们不知道第欧根尼在雅典活动了多久,只知道他的生活后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在一次航行中,他被海盗俘虏,海盗把他送到克里特的奴隶市场上拍卖。拍卖者问他能做什么,回答是:“治理人。”看见一个穿着精美长袍的科林斯人,他指着说:“把我卖给这个人吧,他需要一个主人。”又朝那人喊道:“过来吧,你必须服从我。”这个名叫塞尼亚得的人当真把他买下,带回了科林斯。第欧根尼当起了家庭教师和管家,把家务管得井井有条,教出的孩子个个德才兼备,因此受到了全家人的尊敬。他安于这个角色,一些朋友想为他赎身,被他骂为蠢货。他的道理是,对于像他这样的人,身份无所谓,即使身为奴隶,心灵仍是自由的。他在这个家庭里安度晚年,死后由塞尼亚得的儿子安葬。

犬儒派哲学家主张人应该自己决定死亡的时间和地点,第欧根尼是第一个实践者。据说他是用斗篷裹紧自己,屏息而死的。他太老了,这家人待他太好了,时间和地点都合适。科林斯人在他的墓前树一根立柱,柱顶是一只大理石的狗头。从前驱逐他的辛诺普人也终于明白,与这位哲学家给母邦带来的荣耀相比,铸造伪币的前科实在是小事一桩,便在家乡为他建造了一座青铜雕像,铭文写得很慷慨也很准确:“时间甚至可以摧毁青铜,但永远不能摧毁你的光荣,因为只有你向凡人指明了最简单的自足生活之道。”

在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归在第欧根尼名下的有哲学著作十四种,悲剧七种,但拉尔修同时指出,第欧根尼也可能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从他那种露宿乞讨的生活方式看,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可信。事实上,犬儒派哲学家的确不在乎著书立说,更重视实践一种生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