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喂,亲爱的世界
7198500000007

第7章 三空书院(6)

“风流”是什么意思?它是最难翻译的名词之一。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我承认,我还没有懂得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义)或romantic(罗曼蒂克)的全部含义,但是我揣摩着,这两个词与‘风流’真正是大致相当。”《列子·杨朱篇》里提到“治内”和“治外”,前者应如向秀、郭象说的“任我”,后者应如他们说的“任人”。“治内-任我”即构成魏晋风流的重要内核。《世说新语·任诞》有一则:“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访徨,咏左恩《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又载:“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容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前一则很出名,不说了;后一则在我看更有意思:王徽之要桓伊为他吹笛,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王徽之能欣赏他。吹完听完以后,各自散去,什么话也不说。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场景是,某歌唱家演唱会完事儿了,领导们赞助商们前来恭贺,互相吹捧一番,庆功宴什么再敲敲打打一晚上。他们真的能互相欣赏吗?梁文道在一次讲演里说:中国的情况已经不是“皇帝的新衣”,他们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也知道其他人知道他们没穿衣服。

“风流”似乎不同于艺术,后者可以独活,如施耐庵,一辈子写的东西就十来个相熟的人看;凡·高这样的干脆一辈子认认真真寂寞着,毕加索就说凡·高:“凡·高之后,我们每个人必须是自己的太阳。”是他格外宣泄了艺术家表达系统的封闭,这种封闭果然召唤出排山倒海的共鸣,后来人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艺术了(压力也更大)。风流则需要照应,尤其最好有风流的社会气候,否则两个人互相风流,极容易沦为风骚,不好自己搭框架自己往里跳;即便不风骚,适度地风流着,也很难在无人问津、无人传颂的境况下坚持下去。风流总是开始于作秀的,不像艺术,往往开始于正经百八的生活。

腰写僵了,眼皮写得掉下来。魏晋的味道,还实在相距远得很。明知一杆笔、一个人,划不去那小岛,居然也一次次地下水。而最后无非重复地摆给自己看:瞧瞧吧,远着呢。不过阮籍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言在先:“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上下古今、神仙老虎狗都无所谓,“远”又有什么关系呢?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2年11月14日星期三

作家和学者谁更重要?

我之所谓“作家”,是的的确确拿出一点名堂的,不是写着字、写过字、立誓要写字的都可称为作家。

至于中国有那么多衙门,衙门里住满了文官,这些文官也不停写字,而他们一般不被衙门外的人以为是作家——我保留一点意见——有些公文颇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范;有些公文撩起新衣的一角,露出皇帝的半边屁股。身怀这些虚构的本领是有可能成为好作家的,而这些攀着帽翅做晾衣杆的且不被本文以“作家”待。

学者在此比较狭义,与作家相对,是研究文学的一群人。当然也有作家型学者,或学者型作家这种不新鲜的发明。前者无非是写字有了名堂后夹着皮包做了教授;后者可恶一点:正儿八经的论文做不出来,搞文艺又没耐心和禀赋,只好揉一些故事进术语的丛林,或树林里采几筐果子,投篮似的朝故事的空心处丢过去。这两类人,尤其后一类,也不在本文对“作家”和“学者”的比较之列,我对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一面还是尊重的。

假如:大洪水到了,诺亚方舟只剩一个位置给作家和学者,必须做出选择的话,谁上船?

如果曹雪芹活着,和一些红学家同时在《百家讲坛》开讲,未必能在收视率上取胜;鲁迅还在的话,也一样有可能说不过后来这些鲁学家。一旦曹雪芹、鲁迅正式开口,呈现出的东西未必令平常人接受,起初大家围住他们,等着高论、垂训,但老曹先生如果说:我原本的意思和高鹗的续本差不多呢;鲁迅如果说:一棵枣树,然后另一棵枣树,糊里糊涂就出来了。底下的人恐怕要站起来走开。即便不走,学者们也要组成人墙,把遗憾的真相团团围裹,能撑一会儿是一会儿。维持一套经营多年的话语的确更利国利民,多少人要的就着这套锅碗瓢盆吃饭,吃饱以前都甘愿真相在泥地里埋着,或荒野里风干。作家的完美也往往在他们没有机会做充分的自我表述;活着的聪明的作家,也不太细致地谈自己的作品;更聪明一些的就进入学校做了教授,组织别人研究自己。原本塌陷的地方总能渐渐地灌满水,而突出之处也不在乎被装在外面的瓦斯灯烤得秋毫如焦。

很奇怪的:平常人更尊敬学校里写论文的学者,因为学者是为他们的同代人服务的,即便那些论文一般人并不看、看了也并不懂。伟大的作家是为未来写作的,他的同代人自然不理解他,后来人自以为发现了他,也不可避免地弄脏了他。被彻底掩埋倒无所谓伤害,手递手地请上天鹅绒垫子,再怎么仔细也难免弹上灰尘、留下刮痕。可为了不造成更大损失,不得不任由后世子孙糙手糙脚地介入,这是伟大作家的普遍难处。区别只是:有的作家难处小一些,如鲁迅、沈从文,我们可以较无障碍地读原典,看进去多少是多少;有的难处很大,古久一些的,屈原、司马迁,做注释的人怎么说我们就得怎么读;有的难如登天,而且一直要难下去,除了他本人别人只能猜测地读,卡夫卡、乔伊斯;有的说不上难,也说不上易,不同门派有大相径庭的解读,信谁的去?孔夫子、柏拉图。有时候捧着一卷书,总感觉这些文字也在读我,读读——笑笑,依依呀呀地读,抿着嘴笑。有的就从我手里溜走了,裙角轻飏,摇在我视线里的最后一句:“对不起,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学者不会这样,一篇论文的目的就是固定一种读法,不让你往别处乱跑。可正是这些读法的加入,令作家的作品在面对读者时支支吾吾,原作还不如别人的阐释来的笃定。上文所指的鲁迅、曹雪芹就是这样,或可说:那些被群起解剖、蜂然解构的作家作品都是这样。已经不是喧宾夺主的问题,宾客不仅占了主人的房子票子老婆孩子,还令这种侵占充满了不需质疑的合理性。几十年下来,几千年下来,法官们老了、死了,案子就是铁案、死案。赋予侵占以夸张的合理性的首推政治,曹雪芹遭狗尾续貂,原作真容彻底不见;鲁迅被遮蔽和虚悬,一度只能示人以满口打砸抢烧的疯老头形象,都在于政治需要。学者们便在政治的桅杆下,有意无意地劝原作归降——原作喟然长叹,对涂改、侮辱、斩杀全无能力抵挡,满眼悲壮地面对后来读者,或倔强地一路拒绝,拒绝。问题在于:政治一旦撤去,伤害往往是无法恢复的,曹雪芹被割得干干净净,割下去的部分毁得荡然无存,俨然我中华王朝史上第一太监;鲁迅好得多了,但令后来的年轻人难以接近,每提起他就立马在眼前插上一幅举着标枪裸体射日的画面,反感之情首先悬于审美之不当。

学者是容易成为戕害作家的帮凶的。他们一方面靠给这些作家写读后感活着,一方面很看不起一辈子住地下室、喝廉价咖啡的这帮人;而学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天生安全:对读者他们有交代,同代的读者不会太使劲地看他们,后代读者更不屑于找他们的麻烦,有那工夫看原典还来不及;对政治他们很灵活,可以随时同政治会意一笑,混得好了做国师,混得一般替国师们捧长袍;也可以完全无牵涉政治,鼓弄下哪句话体现了什么汉语语法。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与作家们心心相印的学者,他们以世道为空门,带发修行,一面为往圣继绝学,一面在自己做人的生涯上刻出一条笔直笔直的线。其精神比作家们本人还要难得。而绝大多数学者是泥里一脚泥外一脚的,没有那么糟,也绝没有那么好,写出东西来互相竖拇指、中指,在政治的大伞下有时乘凉,有时也穿起皮袍炫耀地打几个寒战。

作家们也并不很清白,只是他们相比学者总体情况惨一些。除了在学者的不同阶段流动,所谓文化人、知识分子也往往在作家、学者的角色之间流动,形成我们一上来提到的作家型学者、学者型作家这些身份。究竟谁更无辜?只能一个一个去看。一旦想“总结”一下、“归纳归纳”,很难成太有气候的结论。

作家和学者究竟谁更重要呢?如果方舟只有一个位置给他们,如果船上已经有哲学家、作曲家、演奏家、画家等等,不如就这么开走吧。乘客们还能待得宽松一些。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2年11月13日星期二

好美的中国字

昨天在厨房写东西,身体刚度过僵硬的状态,而茶叶已经泡得很淡。Jeff拉开门进来,“今天过得怎么样?”“不错。”“你呢?”“也挺好。”……就是那些说了没用、不说也不行的话,居然也有十多分钟,就我俩。

他终于注意到我电脑屏幕上的“异样”,伏下来使劲看着。我告诉他:“这是中国字。”“嗯,我知道——可是,它们好美。”先前送过Jeff一副书签,在背后写了一句“万事如意”之类的话,他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中文,而且码得整整齐齐、还一定表达着某些内容,也许那些内容他更熟悉,但这些文字无疑是一堵墙,把他其实聪明的脑瓜完完全全挡在外面。

想起罗素批评一些柏拉图研究者,说他们把大半辈子搁在希腊文上,对柏拉图的哲学倒似是而非。只是这些学者穿过希腊文这堵墙,会有更多他们难以招架的东西;而假设Jeff一瞬间穿过中国字的隔阂,和我文章的内容亲近亲近,一定会觉得还是墙那边更好点。在敬畏知识的前提下,不断发生着的局部的无知也伴随着很真实的幸福。人们看到端坐不笑的神像,伏下来拜一拜许就够了;真得揣摩它满面木然之所指、参悟它左起第12个脑袋为什么梳一个中分、而非与其他佛像似的蓄疙疙瘩瘩的发髻,就势必要和一堵一堵的墙展开正襟危坐的对话。

在斯旺西也有这么两个年头,倒很少有机会和西人谈一谈中国。我指着一个“献”字告诉Jeff,这是简体中文,原来应该是“獻”,这么写这么写的;又敲着一个“一”说,正经银行里填表要用“壹”,它们完全一样。“太美了,实在太美了”,Jeff半张着嘴,哈喇子要掉我键盘上。——休讥之没见过世面,中国字的确秀色可餐。先前我们勉强聊各自的国家,中国唯一触动这个巴西人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我抱着何等包容的心,都要为中国美食、长城长江、秦皇汉武周文孔圣的叫屈。后来我完全明白:那些大叙述不关他的事,他既有的二十多岁的人生体验根本触之不及。之所以计划生育他要拧一拧眉头,是因为我这个活的标本就直挺挺站在他面前,他马上以再寻常不过的推理抵达我从小到大、尤其去国离乡的孤独。

如今把中国字较郑重地介绍给他,他不仅看进去,还表现出初具规模的迷恋。我想:如果我烧一手好菜,他会迷上中国美食;如果手头有一套《上下五千年》什么的,他也会对那些死去的皇帝、将军、文人好奇。中国是太大的一棵树,我就是把脸深深埋进去也抱不过来;而当我把脸凑得足够近,又会遭遇它皱巴巴、黑黢黢的树皮,斑斑驳驳其实很难看的虫眼。当钱穆先生转向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宏大叙事,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胡适先生便与他分道扬镳,并深深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蕴含的危险因子可能会在“温情与敬意”下合法化。——钱先生的“温情与敬意”即便不是奉送给树皮和虫眼的,胡先生对他“保守趋势”、“拥护极权”的担忧也绝非多余。中国文化这个东西太容易被人动情地提起、笼统地谈论,既然笼统地谈论,势必倒向笼统地热爱。没有人可以出来给“中国文化”四个字下一段哪怕一门一派的定义,很可能在于它根本无可定义,也无需定义。

甚至那些公认的中国文化的负载者——长江长城、秦皇汉武周文孔圣,它们被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拨弄着、剥离着、剥削着,早已不见应如的样子,化作各种各样的招牌、千奇百怪的陈述,信谁的?怎么个信法?——时间长了,讲给谁听?还有谁要听?满口祖宗、祖国,其实我们对过去一无所知。很沮丧的原因,传统中国是极权社会。木心先生在《带根的流浪人》一文里说:“极权主义最大的伎俩,最叵测而可测的居心是:制造无人堪作见证的历史。”中国人自己都不能做自己历史的见证者,纷纷递上头颅,请官方帮着刷洗刷洗,还怎么同西人较郑重地聊自己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