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边数，第四个摊位……她的心有点跳。三天前，她来过这里一次，那是为了给女儿茜茜买一条裙子，女儿早就选好了的。那是一条粉红色的纱裙，女儿穿上它宛若荷花仙子。价钱虽说贵了点，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给女儿买了下来。独生女儿嘛，况且像茜茜这样的年龄，本来就该打扮得漂亮一点。那天在这个摊上，女儿还指着另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对她说：“妈妈，你也买一条裙子吧，这件你穿着一定合适。”她当时看着这条裙子差一点笑出了声：真能开玩笑。女儿刚十七岁，妈妈呢？四十七。就凭妈这个年纪，连衣裙？浅蓝色的？况且领口开得那么大，胸前还缀着一朵黄色的小花。她怎么也不能想象自己穿着这样的裙子该怎样走路，怎样站讲台。茜茜满真诚地讲着自己的道理，小贩也随声附和，看样子他们都不像是开玩笑。
从东边数，第四个摊位……她没有记错，还是那个小贩。她不仅心在跳，而且像是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她甚至觉得周围的人已经看穿她的秘密，都在盯着她，嘲笑她。她想掉头回去。可是下午早早从学校跑出来，乘了五六站车，为的什么呢？一件事能不能办成，有时就在于一念之间。不是已经考虑妥当了么？对，考虑好的事没有必要犹豫。她镇静多了，重新拿出劲头，一直向第四个摊位走过去。
“我看看这件连衣裙——浅蓝带花的。”裙子到了她手里了，确实漂亮，女儿眼光不错。她仔细察看着这件衣服，仿佛面对着一个过去的梦。“这裙子有适合我穿的尺码吗？”她尽量装得漫不经心，可脸上还是一阵发热。“号型齐全，保您穿着满意！”小贩不放过任何一个成交的机会。“那好，请你帮我找一件合适的……”小贩一面殷勤地给她包扎好衣服，一面还在唠叨：“您好像来过一次了，我早就说过，这衣服您穿真是太合适了……”她没听清小贩的唠叨，拿起裙子就挤出了熙熙攘攘的市场。
回到家里，她早早做好了晚饭，关上房门一个人穿戴起来。她对着镜子中的自己，不禁有点吃惊：裙子不仅合身，而且也很得体。她笑了，开始嘲笑自己在市场时的那份局促——为什么要怕自己漂亮呢？难道美是一件可羞的事情吗？
丈夫和女儿都回来了。他们先是一愣，接着父女俩脸上都笑开了花，那是真诚的笑，赞赏的笑。
第二天，她穿着淡蓝色连衣裙汇入了街上五彩缤纷的人流，满怀自豪和喜悦奔向学校、走上讲台——她觉得自己年轻多了。
本文写于1987年
钢琴那些事
京郊房山的一处房子终于装修好了，因那里远离市区，被我戏称为“山庄”。我的山庄搬进去的第一件家私不是沙发衣柜，也不是彩电冰箱，而是一台钢琴。这台里特米勒122型立式钢琴通体漆黑，亮如镜面，摆在房间的一隅，顿时使空旷的客厅有了些生气。
自从我的山庄添置了钢琴之后，我很快就迷恋上这件心仪已久的乐器。虽然只能每周抽一两次时间练习，但始终乐此不疲。以我的状况，肯定不能像小孩子那样按部就班地去弹什么汤姆森、哈农、车尔尼之类的基础练习曲，又没时间报个成人速成班聆听老师的指导；我的策略是从一两首较简单的曲目开始，按照琴谱上的指法标记，把人家学琴者每日必弹的扩指训练等都融入曲目中去体会和练习。幸而年轻时有过学习小提琴的经历，不用再从头学习五线谱等基础乐理知识。然而老眼昏花，看谱也变得十分费力，我本来是长期佩戴近视镜的，现在却需要戴上老花镜才能看清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音符。虽然学钢琴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但因为喜欢，一年来也算小有收获。
之所以如此不惮辛苦学琴，缘于小时候的钢琴梦。上世纪六十年代吧，“文革”期间，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因为喜欢音乐的缘故，经常去逛京城的乐器商店。去乐器店有时是为了买一些琴弦、琴码、松香之类的小物件，而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观赏那些赏心悦目的乐器。记得那时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有一家宏声乐器店，橱窗里展示着一台进口的三角钢琴，标价是三千多元（在那个时代这无疑是天价），那时就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坐在这样一台大钢琴前面，潇洒地弹奏一曲——虽然那时除了学校音乐教室里的立式钢琴外，就没触碰过这种乐器。三千多元，现在连一台好一点的电子琴都买不到，市场上最便宜的钢琴也要八九千，而一架普通的国产三角钢琴至少五六万，更不用说像斯坦威那样的世界名琴了。在欧美国家，一般家庭里拥有一架钢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而那时对于我们，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之后我十六岁就下乡去了北大荒。那时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文化艺术阵地”，兵团各团场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因为这点音乐特长，也被选入了宣传队。那时的宣传队二十多人，每人都“一专多能”，唱歌的也能唱京剧（样板戏），跳舞的下了场就换装演小话剧。乐队是中西合璧：二胡、扬琴、笛子，小提琴、手风琴一起上，五花八门。我起初在宣传队里拉小提琴，后来又填词编曲写剧本，台前幕后的差事都做过。因为宣传队每年都要在几个固定的时间里排练和演出，我因此经常能够躲过庄稼地里那些艰苦的劳作。现在想想，虽然当年那种业余的“戏班子”不可能造就什么艺术人才，但这种特殊的“艺术实践”却很大程度上扩展和强化了我的音乐爱好。遗憾的是，下乡九年我没有见到过一次钢琴。
1978年恢复高考，我进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求学。中国的师范院校一般都设有艺术专业，我们齐师院也不例外。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那些学弟学妹们个个年轻英俊，他们的专业水平也不是我在兵团宣传队里那些知青伙伴们可以同日而语的。艺术系楼下是一排琴房，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两台钢琴，叮叮咚咚的琴声传出很远。一次下了晚自习，我走过这里时，有一间还亮着灯，那时是夏天，窗户开着。琴房里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女生在练唱，男生坐在钢琴旁为她伴奏。他们练习的好像是舒伯特的小夜曲，我不由得在窗外停下来恭听，然而女生似乎认为我的“偷听”干扰了他们，走过来“哗”的一声拉上了窗帘，她就这样把我隔在了音乐的窗口之外。
我的母校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座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大学——拥有二十几个学院、三万多学生的齐齐哈尔大学，但它仍然重视艺术教育，新建的音乐厅、美术馆都十分现代化。齐大艺术学院现在聘请了俄罗斯著名的钢琴家执教，而齐齐哈尔大学交响乐团也成为国内高校知名的乐团之一。
中国现在好像也进入了“钢琴时代，不仅大、中城市，就是在县城或小乡镇，甚至农家院落，钢琴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物。北京的琴行不下几百家，大多附设钢琴培训班，学钢琴的孩子比比皆是。据此有人估计，中国大概有三千万的“琴童”，这比加拿大全国的人口还要多，是一支庞大的音乐人才后备军。他们当中就算有百分之一的人长大后能脱颖而出，那也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中国进入“钢琴时代”，除了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外，我想还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理查德·克莱德曼。这位被称做“钢琴王子”的法国钢琴家曾十几次来到中国，去过中国的四十多个城市，所到之处万人空巷，需要在大型体育馆里演出。理查德·克莱德曼每到一地都有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一定要邀请一位当地的“琴童”上台，不管这个孩子年龄有多么小、琴技是多么稚嫩，他都会与他（她）一起演奏一支曲子。这种“扶掖后进”的精神，极大地推动了国人学习钢琴的热情，使国内的钢琴热持续升温。不仅如此，为了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理查德·克莱德曼还把大量的中国乐曲（歌曲）改编成了钢琴曲，这也为钢琴在中国的普及做出了一定贡献。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的唱片在中国的销量创下了惊人的世界纪录。光阴难驻，而今这位“钢琴王子”已年过六十，据说已经做了外祖父。
前不久逛琴行，发现一家店里挂着一条标语，写道：“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想想也有些道理——一个专心于音乐的孩子，毕竟会具备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也该有较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吧。然而不久前的药家鑫事件（药家鑫是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残忍杀害了一位少女），又使我对这条标语产生了怀疑。
钢琴是一件十分精密的乐器，其击弦机的设计可谓巧夺天工。钢琴的几百根琴弦所产生的张力据说有近20吨，由于温度、湿度、张力的变化，钢琴需要经常进行调律，以保持其音准。尤其是新购的钢琴，每年至少要调律两次，大多数演奏家在每次演出前也都要进行调律。钢琴的外形和尺寸因其演奏要求和摆放场地而有所不同，家庭和一般教学训练所用，立式钢琴就可以了；如果在剧场里演出，就非得大型的卧式（三角）钢琴不可。卧式钢琴因共鸣箱巨大，发声更为宏亮，其各项声学指标也更优异。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的一台九英尺多的斯坦威三角钢琴，弹奏起来声震天地，仿佛地板都在随之颤抖。
钢琴的发源地是意大利。钢琴的意大利语名称“Piano e forte”原是“弱和强”的意思，熟悉五线谱或简谱的人都知道，乐谱上经常出现的标记p和f就是弱和强的意思。后来钢琴大行其道，许多国家直接用意大利语来命名这种乐器，只不过简化成了piano这一个单词。
据说中国的第一台钢琴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欧洲带进来的，他把这台古钢琴呈献给了明朝的万历皇帝，然而却没有引起这位皇帝多大兴趣。近代钢琴在清末被引进中国，因其琴弦与中国“丝弦”不同，是金属制成的，故被称为“钢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想起子尤
10月22日是子尤4周年忌日。2006年深秋，年仅16岁的少年作家子尤在北京复兴医院停止了呼吸，永远告别了他深深热爱的生活。
吴子尤，原籍湖北武穴，1990年生于北京。子尤自幼聪慧，异于常人，8岁开始写作，曾是鲁迅文学院少年作家班学员。200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子尤的《谁的青春有我狂》，收录了他的50多篇文章，自此他被称为少年作家。子尤曾言：“20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女的只有一个，张爱玲；男的就是我，子尤。”其性格的狂放恣肆可见一斑。
2004年，还在上初中的子尤因肩部剧痛入院治疗，被查出患有纵隔恶性肿瘤，从此开始了两年七个月的住院治疗。他以乐观戏谑的口吻写打油诗：“一次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小小年纪的子尤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却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与疾病顽强抗争。然而由于多次的手术和化疗严重损坏了他自身的免疫力，最终还是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2005年9月，正在北京进行“神州文化之旅”的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刚结束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即赶赴北大校医院看望子尤，并向他赠送了书籍。子尤回赠了自己的《谁的青春有我狂》一书，并在题语中写道：“你也曾青春似我，我也会快意如你。谁敢说虽千万人吾往矣，谁又将两亿年握在手里。”其心胸胆识殊不似一个15岁的少年。
子尤父母于2003年离异，子尤随母亲柳红一起生活。柳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子尤长达两年七个月的病榻生活中，她始终不离不弃，精心看护着儿子，直到子尤去世。柳红说：“我和宝子（子尤）是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他从我身上得到母爱，我也因他而不断提高自己，升华了我的精神世界。”深深理解自己儿子的柳红，在子尤去世后，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前来向子尤遗体告别的亲朋好友、长辈同学，在仪式上每人得到一朵红色的玫瑰，大家点燃蜡烛，把手中的玫瑰花瓣一片片撒向子尤的身体，朗诵他生前的诗作，整个场面没有悲戚哀伤，像是参加一个朋友间的温馨聚会。柳红认为，这才是子尤所希望的告别方式。
2006年深秋，子尤下葬于北京郊外幽静的凤凰山陵园。子尤之墓并无坟冢和碑文，一块光滑明净的岩石上篆书“子尤”二字，字体红色；大石前一方菱形白色的石砖光洁夺目，是供前来祭扫的人们摆放供品的，上面几个金色大字引人遐思：“一切的故事/其实都是相遇/然后分离”！柳红妈妈每年都来此祭奠自己的爱子；与子尤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和敬重他的人，也长年不断来看望子尤，因此子尤在另一个世界并不寂寞，他墓前的鲜花四季不凋，经年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