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苏轼词《定风波·沙湖道中》当中的名句。原词不长，不妨照录：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原有小序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在北宋政坛的激烈角逐中屡遭排挤，后竟被远谪儋州（今海南），但东坡生性达观，不以官场得失为念，却在文坛上成为了一代宗师。词中所写的仅是途中遇雨的小事，但却由此反映出作者随遇而安、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题目听起来有点老气横秋，但这里我并不是要对人生的风雨无常发什么感慨，所要说的，不过是年轻时的一段趣事，而此种经历，与东坡先生的“途中遇雨”那点事，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年轻时正赶上上山下乡的大潮，我于是有幸成为北大荒的一名知青。我所去的地方在嫩江，属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部分。广袤的黑龙江原野地广人稀，我们连队的一片大豆田，从这边地头到另一边地头竟有12华里长。夏天下地干活经常遇雨，有时还遭遇冰雹，但没有谁携带雨具，风雨冰雹来袭时更无人惊慌奔逃，因为那都属于徒劳之举——雨伞雨衣在漫天的滂沱中没有任何意义；方圆数公里之内见不到一座房子，你就是跑得再快，也不可能逃脱。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原地不动，等待风雨过去，最多也就是在路边的灌木丛下面避一避——如果有幸附近有树木的话。倾盆大雨早湿透了你身上的一丝一线，应了那句话：除了牙齿，浑身没有一处是干的。我们小伙子还无所谓，脱下短衫光着膀子权当淋浴；最可怜的是女生们，薄薄的浅色衣衫早被浇透贴在了身上，不论高矮胖瘦，体形一律暴露无遗。
在风雨中不带任何雨具，且优哉游哉地在雨中我行我素，这一“习惯”一直跟随我走到北京。一次在繁华的西单大街，突遇大雨，路人皆四散奔逃，商店里、屋檐下，避雨的游客人满为患，整个人行道上顿时空无一人。此时唯有我赤着头迎着雨在街道上踽踽独行，我看街边避雨的人们冷得瑟瑟发抖，觉得他们很可笑，而他们看我，大概像一个疯子。
此后每遇到这种情景，我总是不由得想起苏东坡的这首词，觉得与他老人家“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的感受是那样切近。我的这一“习惯”直到后来娶妻生子，渐渐融进了都市人的生活，才有所收敛改变。不过话又回到题目上来，事情由小看大，“一蓑烟雨任平生”，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还是挺豪迈的。
北大荒过年
我十六岁下乡到北大荒，插队的农场地处黑龙江省北部的嫩江县，我就在这个中国极北的地方生活了整整九年。
黑龙江的冬天冷得让人难以想象。那时没有天气预报，为了实测一下温度，一次有个上海知青夜里把一块手表（上海牌的）和一个军用温度计放在宿舍外面一块大石板上，第二天拂晓他起来查看，发现上海表早已停摆，而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摄氏零下41度。严寒不说，北大荒的冬天漫长得令人绝望。从每年阳历10月就开始飘雪，11月江面已封冻得结结实实，汽车、拖拉机都可以在冰面上穿行。而到了次年4月坚冰才开始融化，真正化尽要到5月以后。
这样严寒而漫长的冬季，对我们这些内地知青来说是极为难熬的。阳历新年一过，地里也没什么农活可干了，知青开始大批回家，到了春节年根底下，整个营地几乎剩不下几个知青。留在知青点过年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无家可归的，另一种是有家难归的。前者是因为家庭解体不复存在，比如孤儿；后者多是因“文革”冲击，家庭残破或父母成为“黑五类”，虽有家却无法依傍的。这个群体有个特殊称谓，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言外之意，如果教育不好的话也很可能成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我很早就成为了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并因此有过多次在北大荒过春节的经历。
记得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广袤的黑龙江原野白雪皑皑，天气格外寒冷。我们九连只剩下七八个知青没有回家，原来住好几十人的知青大宿舍显得空空荡荡。大年初一这天出奇的冷，早上起来宿舍里找不到一丁点能用来洗漱的水，所有容器里的水都冻成了冰坨子。因为负责烧火墙的人也回家了，我们几个留守的知青懒得从雪堆中扒出木条子劈柴烧火。木柴湿，往往被浓烟呛得鼻涕眼泪直流还难以引燃。这冰窖一样的大宿舍是待不下去了，我和我的朋友王仁青决定找两匹马出去撒撒欢。脸可以不洗，早饭总得吃一点，外面冰天雪地，肚子里没有食可不行。这日子口，食堂未必有人做饭。看看窗台上，昨晚“除夕大餐”喝剩的半水壶酒还在，拿过来摇一摇，约摸有半斤多。我找了两个搪瓷茶缸，把酒均分成两份，拿起来和王仁青碰了一下，各自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大概没有人品尝过这种“冰镇”白酒的味道，咽下去起初是凉凉的，接着开始在肠胃里流转，由冰凉变成温热，由温热又变成灼热，过了一会儿，胸膛、肠胃都火一般燃烧起来。我们两人哈哈大笑着，系紧了扎腰绳，一起逃离了这个冰冷的地狱一样的大宿舍。
马厩里也静悄悄的，饲养员老李头不在，只有马儿在嚼着它们新年的第一顿草料，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王仁青挑了一匹枣红色的儿马，那匹马前额上有一溜白毛，总是骄傲地扬着头，是马群中的“美男子”，我们都叫它“白鼻梁子”。而我还是喜欢那匹铁青马，它虽然没有“白鼻梁子”漂亮，但腰腿健壮，蹄子有碗口般粗，灰黑的毛色，打着连旋的卷毛，给人一种特别安全的感觉。我在饲养班干过一段时间，九连的这些马跟我都不陌生，所以我和王仁青顺利地牵了两匹马出来。
九连的营地远离场部，孤零零地坐落在北山脚下。所谓北山，其实是一片地势较高的丘陵，登上丘陵顶部，向北是一片毫无遮挡的开阔地。那种开阔是你想象不到的，放眼望去，只看到极远处迷蒙的地平线。一位农场的老人说过，从这里一直往北，就到了苏联的西伯利亚。那时在我们头脑中能与西伯利亚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严寒”、“流放地”、“沙皇的苦役犯”这些字眼。我和王仁青决定纵马往北。
策马先是“小颠”，后来就撒欢奔跑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北山脚下的鄂鲁河水库。这里被知青们叫做九连的后花园，夏天时风景极美，鄂鲁河水库平静的水面倒映着北山岗上成片的白桦林，湖畔开满野花。最好看的是野芍药，有粉红，也有白的，硕大的花瓣娇艳欲滴。但这里冬天景致比较单调，鄂鲁河水库早就冻了几尺厚的冰，冰面上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北山冈子下面是一片低地，这里积雪很厚，最深的地方把三四米高的柞树棵子埋到了半腰。雪是陈年的积雪，上面的一层化了又冻，冻了又化，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冰盖。白酒已经把我们烧得失去了判断力，两匹马飞奔着冲向低地，几乎是同时踩塌了冰盖，陷在积雪中动弹不得。巨大的冲力把我甩了出去，跌落在铁青马前面三四米远的地方。铁青马粗壮的四蹄深深陷进了下面松软的雪窝里，它的肚子贴在了雪地上，无论它怎样挣扎，再也跳不出来了。“白鼻梁子”的命运好一些，它陷落的地方雪薄，跳腾了几下，总算纵身跃了出来，此刻正望着它窘迫的同伴在那里百般挣扎。铁青马情知跳不出去，只好暂时安静下来，伸着脖子朝天咴咴的悲鸣。
我和王仁青跌跌撞撞从雪地上爬起来，一身冷汗，酒全醒了。下面能做的事就是挖雪，救出铁青马，不然回去没法向老李头交代。我和王仁青每人撅了根柞木条子当拐杖，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没膝的积雪，好不容易挪到铁青马身边。我俩先把铁青马四周的冰盖捣碎、掀掉，然后用木棍探了探深浅，——还好，这个雪窝子不大。我俩开始挖雪，没有铁锨，只能用手扒，我挖马肚子下面，王仁青挖它的四条腿。铁青马也配合着拼命往上抬它的四蹄，两人一马倒腾了半个时辰，终于把铁青马解放了出来。铁青马悻悻地走到不远处雪浅的地方，用力抖着它长长的鬃毛，在附近转着圈子，舒展着它被困了许久的腿脚。我和王仁青都累得直喘粗气，呼出的热气在狗皮帽子上结成了厚厚一层冰霜，就连眼睫毛上都冻成了一粒粒的小冰珠，眨眼的时候眼皮似乎要粘在一起，感觉怪怪的。
我和王仁青牵着两匹马，离开这片倒霉的低地，沿着西侧平缓的斜坡来到小山丘的顶上——那里是一片开阔平坦的高地。我们俩把铁青马和白鼻梁子拴在附近的两棵白桦树上，在雪地上舒服地躺了下来，把身体并排摆成两个“大”字。
一阵朔风卷着雪沫掠过我们的头顶，又钻到南边的林子里打着旋，在树梢上发出呜呜的尖啸声。王仁青一骨碌坐起身来，望着极北的远处发呆。
“人家说这地方一直往北能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是俄国沙皇流放犯人的地方。”
“什么叫犯人？那都是些革命者。列宁就被流放过。”
“西伯利亚是最寒冷的地方，流放到那的人要在冰天雪地里做苦工，九死一生。”
“我们大老远从北京被赶到这儿，我们也做苦工，这里也和西伯利亚一样冷，我们是不是也和流放一样？”
“……”
我无语。没想到这个医生的儿子能想出这么古怪的问题。
在我们的北面，是茫茫风雪的西伯利亚。
在贝加尔湖荒凉的草原
深山里埋藏着黄金
流浪汉背着粮袋在走
他诉说着命运的不幸
歌声从王仁青那边飘了过来。这首俄罗斯民歌——《在贝加尔湖荒凉的草原》不知是从谁那里传开的，在知青当中广为流传。
我也随着王仁青加入了歌唱，两人一高一低互为补充，形成了一组不错的男声二重唱：
流浪汉渡过贝加尔湖，
年老的母亲迎接着他。
“你好呀，亲爱的母亲，
父兄们可过得安宁？”
“你父亲早已长眠在地下，
一抔黄土掩埋着他，
你兄弟已锁上铁镣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两个人的歌声回荡在茫茫的雪原上，朔风吹过树林发出尖啸的声音，像是一个乐队在激越地伴奏。
歌声停了下来。两人谁都不说话，好像还在回味着什么。终于两人又无聊地躺倒在雪地上，呆呆地仰望着头顶上厚重的铅色阴云。
苍穹是那样辽远，大地一片静谧。
这天是公元一九七八年的大年初一。
草盛豆苗稀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是陶渊明《归园田居》组诗中的句子。诗句一如他一贯的白描风格，寥寥数语，勾画出的场景却十分生动。曾任“彭泽令”的陶渊明因厌恶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决心归隐田园，但他回乡务农却把自家的庄稼地种成这个样子，确实有些滑稽，可见他毕竟还是个不谙稼穑的文人书生。
“草盛豆苗稀”这样的场景，其实于我并不陌生。几十年前我在北大荒种地，即“饱览”过这样的景致，并且曾年年为之腰酸背疼、手心起泡。陶渊明当年种豆南山下，我在北大荒则是“种豆北山坡”。我插队的团场，地名叫北山。叫它北山，其实只是一片地势较高的丘陵，那里并没有什么高耸的大山，只是一片农田而已。我所在的兵团某部九连，就在北山脚下屯垦戍边，全连百十号人（大部分是各地来的知青），却种着1700垧地。“垧”是地积单位，1垧大概合内地的15亩，北大荒因为土地太辽阔，一般用“垧”来计算土地面积。这样算来，1700垧地大概有两万五千多亩，虽说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但百十来人种这么多地，还是顾不过来。每年阳历四月，北山坡上的积雪还没化干净，九连的拖拉机就迫不及待去1号地（北山坡）春耕了。因为是丘陵坡地，从营地远远望去，1号地好像是一面斜立着的大墙，一台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油黑的土地上蠕动，仿佛星罗棋布的红甲虫。大田里主要的农作物是大豆和春小麦，因为适合播种的时间只有那么十来天——早了，地还没有化冻，晚了，影响作物生长期；所以每年春天都要搞“春播大会战”，全连上下齐动员，忙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