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态度与幸福
你怎样看问题决定了你会从沮丧中解脱出来，还是使沮丧更加严重。
——马丁·塞利格曼
幸福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客观的外界因素往往通过主观加工而起作用。对于同样的一件事，不同的人对它的感受是不同的，有的人会感到幸福，也有人会因此而担心。这是因为个体对幸福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并不是对当时情境或事件的一种简单、直接的反应，所以对于那些经常感到不幸福、不快乐的人而言，原因可能并不在于他们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灾难或不幸的经历，而在于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
认知是指人们对周围事物的想法和观点，是人的心理世界中最为能动、活跃的因素。幸福作为一种主观体验，与认知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影响幸福感的认知因素主要有核心自我评价、归因风格、自我价值、应付方式和生活目标等。
一、核心自我评价与幸福感
自尊（selfesteem）、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自我效能感（generalized selfefficacy）和神经质（neuroticism）四种人格特质都是关于个体对自我评价的概念，Judge等人（1997）认为在四种人格特质中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他们将其命名为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并把它定义为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
郑雪（2004）认为自我评价是个人对自身状况的认识与判断，它包括身体自我的评价、社会自我的评价和心理自我的评价。正确的自我评价，对个人的心理健康、社会生活及人际关系有积极的影响。正面和积极的自我评价，可以确立自尊与自信心；过低的负面的自我评价，会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只看到自己的不足，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处处低人一等，就会丧失信心，产生自卑和自我厌恶的心理，从而缺乏生活的朝气、积极性和幸福感；过高的自我评价，则会产生盲目乐观情绪，最终遭受挫折，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产生更多的苦闷与不满。不难看出，自我评价与幸福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1.自尊
自尊（self-esteem）是人对自我概念的评价，它是人的自我概念中与情绪有关的内容，它指的是一个人如何肯定与赞扬自己，是自我评价的重要维度。在心理学家看来，拥有自尊是人格成熟的重要标志。
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十分密切。心理学家长期的研究发现，在人格特质、适应能力、自尊、年龄、婚姻状况、经济水平等预测指标中，自尊是预测生活满意度的最佳指标之一。CamPbell、Converse和Rodgers（1976）的研究也发现，在所有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预测变量中，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最高；Rosenberg（1995）对1886名十多岁的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自尊同快乐感、生活满意度等呈正相关；严标宾、郑雪（2006）对广州三所大学的大学生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Huebner等人（1999）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总体生活满意度与总体自尊呈中等程度的相关；张雯等人（2004）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指数与自尊总分显著相关，其中总体情感指数与自尊的相关性最高。高自尊的人往往从积极方面看待自己，对自己持肯定态度，相信自己在很多方面优于其他人，在面临失败时更为自信，同时高自尊个体倾向于改变情境而不是企图逃避，因此能较好地应付各类问题，从而形成较高的主观幸福感（Baumeister，CamPbell，Krueger&Vohs，2003）。而低自尊的个体则相反，他们对自己持负面的消极评价，认为自己不如别人，面对困难时缺乏信心，对自己的接纳程度低，对自我的情感体验是负面的，因此体验到较低的主观幸福感。
（1）自尊的稳定性。
Kernis，Grannemann和Mathis（1991）认为研究者不仅要重视个体自尊水平的高低，还需要考虑到自尊的稳定性（stability）这一维度。虽然自尊稳定性和自尊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不稳定的自尊往往与愤怒和敌意相关，不稳定的高自尊个体的这种倾向性更为明显，这反映出不稳定的高自尊个体表现出对社会事件的过激反应，以维持其看似积极实际上却是脆弱的自我观念（Kernis，Grannemann&Barclay，1989）。而稳定自尊的个体则对其自身的总体评价与他们的自尊水平保持一致，研究也发现高且稳定自尊的个体倾向于有着较高的心理幸福感水平（Paradise&Kernis，2002）。
（2）文化形态。
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还受到不同文化形态的影响。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两者的相关系数不如在个人主义文化中那样高。Kwan等人（1997）发现，在个人主义国家如美国，自尊与生活满意度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在香港，人际和谐对生活满意度有很强的预测力，甚至超过了自尊。也就是说，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社会文化中，高自尊感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幸福感。Diener等人（l995）在对31个国家的13118名大学生进行跨文化研究中发现，自尊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达到0.47，并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要大于其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预测作用。
近年来，随着内隐自尊研究的开展，研究者开始关注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Schimmack和Diener（2003）探讨了个体内隐和外显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个体外显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相关较为显著，而内隐自尊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较低相关性。也有研究认为内隐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受外显自尊的影响。徐维东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高外显自尊个体中，内隐自尊越高，则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而在低外显自尊个体中，内隐自尊没有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2.控制源
控制源来源于海德的归因理论，Rotter（1966）把这一概念应用到他的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了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这一概念反映了人们对行为与后来事件之间关系的期望，以及人们对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倾向性。内控者倾向于把行为后果看作是由行为本身决定的，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或能力，把失败归因于自己的疏忽或能力不足；而外控者则把成功归因于运气，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即将行为结果视为运气、命运或其他力量的产物。因此，当内控者面对问题时倾向于主动去解决，因为他相信个人的努力能有所作为；而外控者面对问题时，则更可能听天由命，因为他相信问题解决的结果是自己无法控制的。
（1）内控。
对主观幸福感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内控者的主观幸福感较高，因为内控的人有很强的自我信念，能积极乐观地面对问题，从而解决问题。Alloy和Abramson（1982）指出，抑郁者本身并不是一个抑郁的人，而是认为世界不可控制才导致其抑郁。Talor（1983）和Diener（1984）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2）外控。
丁新华（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越倾向于外控，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低；反之，越倾向于内控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则越高，由此可见，控制感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有效预测因素。内控者有着较高的幸福感，也许是因为他们往往有更好的应激方式，并试图去改变情境、积极有效地应对各种问题，而不像外控者那样逃避现实。但是，近年来有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王登峰（1991）的研究得出了外控者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的结论。
3.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的概念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艾伯特·班图拉（Albert Bandura，1977）提出来的。他在其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人对自我信念的强度，决定了他们所做的选择、抱负、在特定任务上付出多大努力，以及面对困难与挫折时能够坚持多久。通常人们害怕并逃避他们认为难以应付的威胁性情境，而当他们判断自己能够成功处理威胁不大的情境时，他们的行为就会非常果断，这种对自我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的判断就是“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感反映个体面对各种挑战或新情境时的总体信心。如果人们预期将会有成功的结果，那么这种自我效能感将会成为一种执行任务的动力；如果人们预期不会取得成功，那么这种效能感将会成为一种阻碍因素。
自我效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在不同的自我效能水平上，有不同的主观幸福感，高自我效能水平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低自我效能水平的个体（余鹏，2005；孔德生，2007）。Ryan和Deci（2000）通过对目标效能的控制发现，自主的个人目标与幸福结果的预测有关联。佟月华（2003）对低收入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低收入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整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不同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的低收入大学生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结果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证实（丁新华，2003；佟月华，2004；谭雪晴，2008）。
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表明，自我效能感越高，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的自信心越高，越有可能以乐观、求助和问题解决等积极的认知或行为方式应对挑战各种生活事件，这会使个体产生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增加其主观幸福感。另外，自我效能感强的人往往把行为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主观努力，把失败归因于自己努力程度的不足或者外界无法控制的因素，这种归因方式能够有效提高个体的成就动机水平，从而增强正向的情绪体验，使其更加努力，以期获取更大的成功，在积极努力的过程中提高主观幸福感体验。而效能感较低的人，由于耐挫力低，在遇到初步失败和挫折时，便失去信心，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满足于中庸的成就，甚至半途而废，放弃目标，产生焦虑等消极的情绪，使其主观幸福感降低。
此外，核心自我评价中的神经质与幸福感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可以降低主观幸福感。用结构方程建模评估神经质和消极情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相关性高达0.8（Fujita，1991），以至于Watson和Clark（1984）认为神经质和消极情感几乎具有相等的意义。
二、归因风格与幸福感
日常生活中，个体时常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他人的行为、外界的事件作出解释，找出原因，这就是归因。归因方式也称“归因风格”（attribution style），是指个体在过去经验和当前期望的基础上，对不同的事件或行为以一种相似的或习惯性的方式作出原因推理的倾向性（Meta1 sky&Abramson，1981）。也就是说，归因方式指人们倾向于对不同的事件作出类似的原因解释，因此，归因方式是一个认知的个性变量，是个体人格特征的重要表现形式。
Heider（1958）在其著作《人际关系心理学》中首次提出，人会从两方面寻找成功或失败的原因：①内部原因，即个体本身的因素，如能力、努力、态度等；②外部原因，指环境因素，如运气、奖惩、任务难度等。内控型的人倾向于把成败看成是自身的原因，外控型的人则认为成败是由外界的环境因素造成的。
Weiner认为把成功归于内部的稳定因素，如能力等，会使个体产生满意和自豪感；如果把成功归于外部因素，如任务难度、运气等，则会使人产生意外的和感激的心情。把失败归于内部的稳定因素，会使个体产生羞耻、内疚、挫败与无助感，从而增加消极情感；而把失败归于外部因素，则可以减轻焦虑。Weiner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归因理论，于1982年提出了归因的第三个维度，即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是指事件的原因是否是个人能力控制范围内的。
从Weiner的归因理论可以知道，对于生活中所发生的积极或消极的事件，一个人通常会从内部—外部的、稳定—不稳定的、可控—不可控的这三个维度来评价某一事件。当人们把消极事件归为外部的、不稳定的原因，或者把积极事件归为自身的、稳定的原因时，是乐观的归因方式，这种归因与较高水平的动机、成就、身体幸福感和较低水平的抑郁症状相关；反之，则是悲观的归因方式，作出这种归因的个体认为将来的结果是不可控制的，很容易产生无助感，因此导致更多的负面情绪。
许多对成人和儿童的研究发现，悲观的归因方式与抑郁症状相关（Joiner et al.，1995）；Dweck（1975）发现将学业失败归为自身的和稳定的原因，如缺乏能力，这样的学生会降低坚持性，并对将来的成功抱更多的消极期望。Fincham&Bradbury（1993）发现归因方式还与婚姻满意度相关，对婚姻事件作乐观归因的夫妇有更高水平的婚姻满意度，并且乐观归因也能预测将来的婚姻满意度。Zullow&Seligman（1990）通过内容—分析发现，沉浸于消极事件并作悲观归因的总统候选人较容易在选举中失败。同时，归因方式能够预测许多标准变量，如销售成绩、学业成绩、运动成绩、领导能力、工作满意度和抑郁水平等。
余鹏等人（2005）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负性事件的内在—外在性维度、整体—局部性维度、可控—不可控性维度呈负相关，且相关度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大学生对负性事件进行归因时，若归于外在的、局部的和不可控的原因，其主观幸福感较高，把失败归于内在的、整体的和可控的因素时，其自信心下降，从而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体验。其他一些研究也证明了类似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倾向于把负性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内在的、持久的和整体的，则极有可能表现出抑郁、焦虑、强迫等心理障碍症状，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体验（张雨新等，1989；李占江等，2001）。
三、自我价值与幸福感
自我价值感（self-worth）是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表述，但核心是一致的。CooPersmith（1967）把自我价值感描述为个人所做的和习惯于保持的对自己的评价，它表达了赞成或不赞成的态度，表明个体相信自己能干、重要、成功及有价值的程度。张春兴（1992）认为自我价值感是个体对自身的感受，认为自己重要、有价值，而对自己接纳、喜欢。黄希庭（1998）将自我价值感定义为认知和评价自我的自我情感体验。此外，也有将其表述为整体上个体对自己积极或消极的态度，是接受自己、尊重自己的程度（Rosenberg，1965）。
黄希庭等人（1998）提出自我价值感有总体自我价值感、一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三个层次。就抽象程度而言，总体自我价值感抽象程度最高，它比较泛化、概括化；其次是一般自我价值感，它比较稳定，反映了个人长期维持的基准水平，它包括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两种；抽象程度最低的是特殊自我价值感，它具体表现为五个具体方面，即人际的、心理的、道德的、生理的和家庭的自我价值感，比较容易随社会角色、身份的改变或重大事情的发生而波动，它同样反映出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两种，呈现出抽象和具体之分及逻辑上的层次之分。
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心理学家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在人格特质、适应能力、自我价值感、年龄、婚姻状况、经济水平等预测指标中，自我价值感是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最佳指标之一。Mischel（1986）认为高自我价值感与积极的情绪相联系，如幸福、安静、平和等。相反，低自我价值感往往与消极的情绪相联系，如焦虑、压抑、内疚感等。所以，自我价值感高的人往往表现为乐观、自信、主动、热情、乐于助人、有成就、少焦虑、无破坏性、感到充实；而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则表现为自卑、失望、抑郁、无助、孤立、不可爱、怕惹人生气、怕别人注意自己。Hermans（1992）认为，自我价值感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Furnham（2000）对406名14～28岁青少年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自我价值感是幸福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汪宏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自我价值感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高自我价值感者其生活满意度更高，比低自我价值感者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和更少的消极情感。吴丹伟（2004）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的自我价值感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而Diener（1995）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的高相关度并不具有普遍性，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两者的相关程度不是很高。
四、应对方式与幸福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应对问题日益成为压力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课题。LindoP和Gbson（1982）指出：“应对是一种解决或消除问题的行为，其目的在于通过个体努力来改变压力环境或由环境所引起的负性情感体验。”Billings等人（1983）认为应对是评价应激源的意义，控制或改变应激环境，缓解由应激引起的情绪反应的认知活动和行为。Matheny（1986）指出，应对是从压力到适应的中介心理机制，指个体处于压力环境或遭受压力事件时，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做出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是任何预防、消除、减弱压力源或以最小的痛苦方式忍受压力影响的努力，不论其健康与否、有无意识。Eisenberg及其同事（1997）将应对定义为自我调节的一个方面，即应对是指个体面对压力时的自我调节。他们认为尽管应对是有努力参与的过程，但应对并不总是有意识和有意志参与的。ComPas等人（2001）从发展的角度来界定应对，认为应对是压力反应的一系列过程的一个方面，将其定义为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和环境时，调节情绪、认知、行为和环境的有意识的意志努力。王淑敏、李雪（2004）提出应对的界定包含五层意思：①试图解决特定压力问题或感受，但未必能最终解决或消除；②应对是个体面对压力时的一切情绪性、认知性和行为性的活动；③应对是一个随着时间和情境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④应对受压力情境的本身特点的影响，同时也依赖于个体的生理、认知、社会和情绪的发展水平和认识评价；⑤应对是个体有意识地认知评价内外环境压力和自身应对资源，有意识地选择和应用应对策略的过程。
这些不断深入的概念反映了一个本质：应对（coPing）是从应激到适应的中介心理机制，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加重或超过其能力资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的要求而作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与行为努力。它介于应激源与人的身心健康之间，适宜的应对能够缓解和调节应激情境对个体的压力，对维护身心健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应对主要有以下几种常见分类方式：
（1）问题指向应对与情绪指向应对。Larazus（1966）提出问题指向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和情绪指向应对（emotional-focused coPing），前者是指指向改变引起压力的问题应对，后者是指降低或管理情绪反映的应对。
（2）成熟应对与非成熟应对。Vainant（1977）等人认为应对行为可分为自恋型、不成熟型、神经症型和成熟型。若以“解决问题”表示成熟的应对方式，“求助”与“合理性”因与“解决问题”呈正相关因而也归为成熟应对方式类，而与“解决问题”相反的另一极“退避”则表示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不同层次的应对行为可以反映人的心理发展成熟程度。
（3）肖计划等人（1985）参考国外一些人研究应对和防御时所用问卷的内容，并结合中国人的一些处世习惯，筛选出六种应对方式：①解决问题；②自责；③求助；④幻想；⑤退避；⑥合理化。
以往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应对方式有助于缓解精神紧张，帮助个体最终成功地解决问题，从而起到心理平衡、保护精神健康的作用；反之，如果经常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会对人的身心造成一定的损害。如Andrew（1985）发现，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如果缺乏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则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达43.3%，为普通人群危险度的两倍。岳颂华等人（2006）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和良好心理健康的发展，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尤其是消极情绪关注的应对方式不利于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李金钊（2004）的研究也认为消极应对方式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较大。
许多研究发现，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呈中等程度的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王极盛、丁新华（2003）利用自编的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和应对量表对北京市某普通中学294名学生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存在密切的关联，较多地使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类应对方式个体幸福感水平高，而较多使用退避、不良情绪和发泄应对方式的个体幸福感水平低，由此可见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杨海荣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中学生生活满意度及心理健康各维度均与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呈显著相关。另外，研究发现，在控制人格变量的情况下，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依然存在。例如，控制了人格变量之后，神经质的应对方式与正性情感相关（但与生活满意度和负性情感相关不显著）。
研究表明，积极应对方式与高幸福感紧密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则对幸福感有消极影响作用，所以培养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幸福感的提高。
五、生活目标与幸福感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生活目标也多种多样，如工作、交友、赚钱、照顾家庭、休闲娱乐、加入志愿者工作，或者是追求宗教信仰等。这些生活目标会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意义，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有方向时，他的幸福感水平将更高。Ryff早在1995年提出的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多维模型中就把生活目标看作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Cantor等研究者（1999）提出的幸福感的目标模型认为目标的内容、个体达到目标的方式与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都将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同时他们相信，正性情感与目标的出现和维持有关，也与靠近目标及实现目标有关；而缺少目标、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指向目标的活动受干扰等则会产生负性情感。
另外，目标与内在动机或需要的一致性也会影响幸福感，而且内在的目标（如利他性、亲和性等）比外在的目标（如金钱、地位、荣誉、美貌等）更能导致幸福感的产生。Brunstein（1998）研究发现，动机—目标的协调可以促进幸福感，动机—目标不协调的行为则会导致幸福感水平降低。Brunstein等人认为，当一个人能以内在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追求目标并达到可行程度时，幸福感才会增加，即目标必须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才能提高幸福感水平；而当目标与个人需要不一致时，即使达成目标也不能增加幸福感。Kasser和Ryan（1993，1996）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重视自我接受、归属感和社区情感与更高的幸福感相关，而重视经济上的成功、社会声誉和外表吸引力与较低的幸福感相关。Emmons（1991）的研究也发现，追求权力的个体与追求学业目标的个体体验到了更多的消极情感。显然，目标是幸福感模型的调控装置，是资源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器。目标使人感到生活有意义，通过自我效能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着幸福感。成功的体验会使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从而提高幸福感。同时，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能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日常生活问题，使人在社会生活和困境中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Brunstein（1993）还分析了个人目标的特征与幸福的关系。他认为实际上真正重要的目标特征有两个，即对目标承诺和目标实现可能性。他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对目标承诺和目标的实现可能性的交互作用影响幸福感，对特定目标的高承诺和高实现可能的信念会导致积极情感，而对特定目标的高承诺和低实现可能的信念则导致消极情感。此外，参加有价值的活动和努力为个人目标工作也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Cantor&Sanderson，1999）。Cantor等人拓展了生活目标的概念，提出应该把“有价值的活动”纳入它的范围。这些生活目标和有价值的活动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提升幸福感：
（1）通过有价值和有挑战的活动，使个体获得能量和目标，并且远离悲伤。
（2）使每天的生活变得有规律和有意义。
（3）帮助个体应对每天生活中的问题和不幸，使他们能不断地重新开始生活。
（4）巩固个体的社会关系，并且引导他们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