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陈量表
1.单题测试
在研究幸福感的早期，人们对幸福感的测量主要采用单题测量，提出“你快乐吗？”“你感到生活怎么样？”这样的问题。Andrews和Withey（1976）编制了D-T量表（Delighted Terrible Scale），该量表所包含的问题是“总体来说你觉得你的生活怎么样？”要求被试在七点量表上回答，从1表示快乐到7表示糟糕，最后的结果是通过计算前后间隔20分钟两次施测所获分数的平均数而得到的。CamPbell等人（1976）在著名的“美国人的生活质量”研究中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些天来，你觉得你总体的生活怎么样呢？”
常用的单题幸福感量表还有梯形量表、山形量表等。
2.面孔测试
Andrews和Withey的面孔测试用于整体幸福感测试，其结果显示了幸福感的情感因素。
单题量表简洁明了，信度效度都是中等程度，但是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单题量表的问题表面效度很高，这样很容易受反应倾向的影响，很多获得的分数都呈偏态分布，多数数值落在幸福一类。第二，单题量表都只有一个题目，无法计算内部一致性信度，很难剥离测量误差。第三，与多题量表相比，单题量表在时间的稳定性上不够。第四，它无法全面地覆盖幸福感的各个方面，只能得到总体的一个答案。随着后期研究的推进，人们多结合多题量表一起使用。
3.双题测试
Foedyce（1988）编制了一个包含有两个问题的量表。第一个问题是“你总体感觉自己有多么幸福或者不幸福？”答案包括从0分的“极其不幸”到10分的“极其幸福”。第二个问题是“平均你百分之多少的时间觉得幸福？”两个问题的平均值分别是6.9分和54%。这个量表主要反映情感方面的情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判断不够，但是Foedyce报告该量表的信度、构想效度、聚合效度等都不错。
4.多题测试
随着幸福感研究的深入，各种多题量表开始层出不穷。这里我们介绍几种常用的量表。
DuPuy（1970）编制了《整体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包括33个题目，用总分的多少表示一般的幸福状况。同时，该量表也可以看作6个分量表，作为对健康的担心、精力、满足而有乐趣的生活、快乐/沮丧心情、情绪化/行为控制和焦虑等六个方面的评估。
Fordyce（1988）的《PSYCHAP量表》有4个分量表，共320道题目，通过评估已获得的快乐感、快乐性格、快乐态度以及快乐生活方式4个方面来对幸福感进行整体测量。
《牛津幸福感问卷》（OHI，Argyleetal.，1989）也用于测量总体幸福感，据Argyle报告，OHI的重测信度高于贝克抑郁量表（BDI）。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进展，我国学者在量表修订和编制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1999年，刘仁刚等人翻译并修订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MUNSH），它是比较常用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自评量表。刘仁刚等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力求顾及我国的语言习惯和老年人在文化程度、社会背景方面与国外的差异。郑雪等人曾对《国际大学生调查》（ICS）问卷进行了修订，用于对中国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另外，段建华引进并在大学生群体中试用了《总体幸福感量表》（GWB），李靖、赵郁金把CamPbell幸福感量表用于对大学生的测量并对此量表进行修订。另外，也有部分学者针对中国本土情况，编制了适合自身文化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如程灶火编制的《儿童主观生活质量问卷》，其实质就是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王极盛等人曾编制了《关于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邢占军编制了由54个题项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后来又对此作了一定的发展后，修订成包含20个题项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简本》。这些量表的引进或探索让中国本土化的幸福感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主观幸福感的组成结构被广泛接受以后，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维度来测量幸福感。
Bradburn（1968）的情感量表被广泛使用，他利用此量表提出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两个独立维度而非同一维度的两极的著名论断；Kamman和Flett（1983）编制的情感量表（Affectometer）主要测量情感维度中积极和消极情感体验频率；Larsen（1983）使用《情感强度量表》（Affective Itensity Measure，AIM）测量情感的体验强度。他报告，该量表与日常情感体验强度的记录有很高的相关。AIM可以有效地识别哪些有强烈情感体验的人，但是，对于情感的持久性测量不够，所以它往往不单独使用。
随着对情感领域和幸福感领域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在对情感幸福感的结构和测量的争论中已经达成了共识：①情感幸福感由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独立的维度构成；②在由具有不同的激活和唤醒水平的情感体验所构成的情感二维结构中，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分别代表了唤醒的愉快情感和唤醒的不愉快体验。以此理论为基础，邱林（2005）修订了Watson等人所编制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作了全面的考察，为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有效可靠的测量工具。
对于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广泛采用的是Diener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
二、其他测量方法
幸福感测量中，自陈量表虽然应用广泛，但是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研究者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幸福感评估工具系统，例如，Crikszentmihalyi等人（1975）发展出一套能够在实际情境中测量活动经验的品质的经验取样法（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它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随机时间截面取样，Kahneman（1999）认为ESM应该是主观幸福感主要的测量方法。幸福感的体验本身也可以用其他心理学技术和方法研究与度量，比如生理测量、他人评估报告，记忆和反应时间测量，不同幸福感测量方式得到不同的分数，不同类型的测验的优势常常相互补充，而多种方法的测量系统可以产生最大的信息组合。
1.幸福感的生理测量
由于幸福感生理过程研究的深入，生理测量也渐渐开始用于测量幸福感。荷尔蒙、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等都慢慢开始作为测量幸福感的一个指标。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由于其结果不受印象管理的影响，个体也难以自己控制，结果较客观，也很有探索意义。重要的他人评价也可以成为测量幸福感的指标，虽然他人只能以外部行为为线索进行推断，同时也会做出对被评价者有利的报告，但是他们评价中没有混入自我报告中存在的误差，通常也有一定的价值。我们经常使用记录非言语行为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作为自陈量表方法的补充，其中表情、语调、体态语、反应时间等都可以反映被试的情绪状况。
2.幸福感的负面测量
幸福感的负面测量指标，也被纳入幸福感评估中。其中比较常用的是Derogatis等人编制的《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在该量表得分高低被认为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他常用的负面评价量表还有流调用抑郁量表（CES-D），从而更好地鉴别、评估与研究幸福感。
3.情绪敏感性任务
在幸福感的测量中，我们可以利用情绪敏感性任务进行测量，尤其在一段时间内反复测量，它可以作为个体情绪状态的指标。这种方法克服了自我报告的许多缺陷，但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不同的年龄群体更适用哪一种测量方法，以及哪一些任务能够不受个体差异的影响而准确反应情绪效应。
日渐成熟的幸福感测量工具与方法逐渐得到应用，我们不仅考察各种工具之异同，更着重洞察隐藏在不同测验分数背后的心理作用过程，以更深入地理解与揭示幸福感的实质与作用机制，寻找不同测量分数背后能促进研究者深入理解幸福感的各种概念变量，使幸福感测量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不同种类的测量被试的反应，从更广泛角度考察并用更科学方法解释幸福感。应用多种方法评估幸福感，比使用一种方法更有益处（Diener，1997），多种方法测量已经成功地利用以保证结论的科学性以及对幸福感的信度、效度检验。另外，如果多种的测量结果相互矛盾与冲突，它也可以使研究者对影响测量的心理学上的过程某些特殊原因进行分析，提供解释的理由，并产生新的研究思路与线索，从而成为新的理论或实践生长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中，幸福感评估已经建构起庞大的技术体系，那就是以问卷测量为主体，并结合其他评估技术，以正面评价为主，并兼顾负面指标。增进了对幸福感的全面了解与把握，抓住幸福感的多个层面与侧面，整合成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框架，并从人格、社会以及其他情景之间的交互关系来思考与了解、测量与评估幸福感。总之，运用综合的测量方法，才能得到比较严密的实验结果，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幸福感的奥妙。
三、广东人幸福感的测量
广东省是中国的幸福感研究起步较早的地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广东人的幸福感进行研究。
共青团广东省委发布的首份《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2007）调查发现，广东省青少年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享受扩展到精神因素、感情因素。在青少年对人生幸福的描述当中，选择率最高的是“有温暖的家”（57.1%），其次是“有知心朋友”（36.0%）。同时，广东省青少年越来越重视公平发展，比如被调查者认为导致外来人员违法犯罪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活压力大”，其次是“缺乏合法渠道解决问题”，希望社会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从而减少由不公平感引发的矛盾冲突。《发展报告》还发现，五种不满心理导致广东青少年幸福感相对较低，即生活不满足感、工作不稳定感、发展不公平感、人际不和睦感、环境不安全感。对此，广东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研究中心主任谭建光表示，“并不是幸福感比过去低了，而是与其他人攀比、与更多的需求欲望相比，幸福感降低了”。
同时郑雪等人（2001）运用《国际大学调查》（ICS）问卷对广州市200名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考察影响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若干因素。与以往研究一致，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主观幸福感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个体的社会关系、价值取向对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个体的家庭经济收入以及个体过去的生活事件等不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
另外，邱秀芳对广东省高校教师进行了主观幸福感部分影响因素的调查，发现主观幸福感随职称和月收入的升高而增强。易欢琼等人（1999）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对204名广州地区高校的离退休老人进行调查，发现高校的离退休老人幸福感较高，这可能跟他们在社会安定、经济收入稳定、医疗福利和家庭照顾较好的环境有关，老年女性的幸福度差于老年男性，退休老人的负性体验较高。郑剑虹等人（2007）对粤西农村地区居民幸福感进行了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但农民幸福感的均值略低于中值水平；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在年龄上则表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中年农民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农村居民的未来幸福感显著高于目前幸福感和过去幸福感；农村居民的住房、经济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最大，有超过半数（51.3%）的农民对经济收入感到不满。从研究中我们认为，应重点关注中年农民群体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是提高他们主观幸福感的根本途径。
在全国各个城市的横向比较中我们看到，孙峰华等人（2005）的《中国省会城市人口生活质量评价研究》中，对中国31个省会城市人口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排序和等级划分，发现广州综合评价指数排在31个城市中的第三位。
目前，广东省的幸福感研究在全国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但是我们的发现研究还有待深入和细致，研究手段比较单一，多使用量表进行研究。我们相信今后的研究测量手段会更加的多元化，我们对广东省的幸福感研究会更加深入，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将会对广东人的幸福感提高有较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