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艺术的境界，可以说不外是写实、传神、造境：从自然的抚摹、生命的传达，到意境的创造。艺术的根基在于对万物的酷爱，不但爱它们的形象，且从它们的形象中爱它们的灵魂。灵魂就寓在线条，寓在色调，寓在体积之中。《诗经》里有句云：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楚辞》有句云：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古代诗人，窥目造化，体味深刻，传神写照，万象皆春。王船山先生论诗云：“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心，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这是中国艺术中写实精神的真谛。中国的写实不是暴露人间的丑恶，抒写心灵的黑暗，乃是“张目人间，逍遥物外，含毫独运，迥发天倪”（恽南田语）。动天地、泣鬼神、参造化之权、研象外之趣，这是中国艺术家最后的目的。所以写实、传神、造境，在中国艺术上是一线贯串的，不必分析出什么写实主义、形式主义、理想主义来。近代人震惊于西洋绘画的写实能力，误以为中国艺术缺乏写实兴趣，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现在据史籍所载关于中国艺术（主要的是绘画）的写实材料列之如下，供参考。
《韩非子》上记载：“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答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鬼魅易。’”从韩非子这话里，可以想见先秦的绘画，认为写实是难能可贵的。庄子也说过：“叶公子高之好龙，雕文画之，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牑，施尾于堂，叶公见之，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其似龙非龙也。”
庄子讥笑艺术家不敢大胆地面对现实，就像歌德的浮士德，召请了地神出现后，吓得惊慌失措，不敢正视它一样。
古代艺术家观察实在的精到，见下面两段故事：
六朝时宋太子铸丈六金像于瓦棺寺，像成而恨面瘦，工人不能理，乃迎戴颙曰：“非面瘦，乃胛肥！”既错，减臂胛，像乃相称。
五代时，前蜀后主衍得吴道子画钟馗，右手第二指抉鬼睛，令黄筌改用拇指抉，筌乃别绢索以进之，后主怪其不如旨，筌对曰：“道玄之所画者，眼色意思俱在第二指，不可改。今臣画，虽不逮吴，然眼色意思在拇指，不可移！”
由这两则故事，可见画家对于生理解剖的体认甚深，且能着重整体的机构和生命。
大画家宋徽宗做错了皇帝，然而他的艺术家的目力和注意力是惊人的。我们看他下面两段故事：
徽宗时，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观，独顾闳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一少年新进。上喜，赐宠，皆莫测其故，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粲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二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
论史家一定要说，宋徽宗留心到这些细事，无怪他不能专心朝政，让小人擅权。但作为艺术家来说，他是发挥了艺术中的写实精神，虚心观察自然，使宋代花鸟画成为世界艺坛的空前杰创，永远称成中国绘画的世界荣誉。
因为古代绘画这样倾向写实，所以在一般民众脑中、好画家的手腕下，不仅描摹了、表现了“生命”，简直是创造了写实生命。所以有种种神话，相信画龙则能破壁飞去，兴云作雨（张僧繇），画马则能供鬼使当坐骑（韩幹），画鱼则能跃入水中游泳而逝（李思训），画鹰则吓走殿上鸟雀便不敢再来（张僧繇），以针刺像可使邻女痛（顾恺之）。由这些传说神话可以想象，古人认为艺术家的最高任务在能再造真实，创新生命。艺术家是个小上帝、造物主。他们的作品就像自然一样的真实。
本来希腊和中国的古代，都是极注意写实的，我们再引列两段故事，以结束这篇小文。
希腊大画家曹格西斯（Zeuxis）画架上葡萄，有飞雀见而啄之。画家巴哈宙斯（Panhazus）走来画一帷幕掩其上。曹格西斯回家误以为是真帷幕，欲引而张之。他能骗飞雀，却又被人骗了。
吴大帝孙权尝使曹不兴画屏风，误落墨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权以画生蝇，举手弹之。
但写实终只是绘画艺术的出发点，以写实到传达生命及人格之神味，从传神到创造意境，以窥探宇宙人生之秘，是艺术家最后最高的使命，当另为文详之。
（原刊1943年1月14日《中央日报》“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