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沧江，一生用过哀时客、中国少年、中国新民、新民子、饮冰子、饮冰室主人等数十个笔名，以饮冰室主人名于世。“饮冰”二字语出《庄子·人间世》，原文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说的是叶公子高接受了出使齐国的使命，因内心极度忧虑焦灼，早上接受命令，到了晚上就要喝冰水。任公取“饮冰”二字，喻含了他对国难当头的忧世之深与事业惟艰的责任之切。任公的一生，活动频繁，色彩斑斓；亦官亦学，才华盖世；重情率真，聪敏健捷。其弟启勋曾为其兄撰小传一则，言简意赅。现录主要内容如下：任公“广东新会人。年十六，入学海堂为正科生。十九，入万木草堂。甲午以后，加入国事运动。年廿四，创《时务报》于上海。翌年冬，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年廿六，值戊戌政变，走日本。又二年，自檀香山赴唐才常汉口之役，抵沪而事败，避地澳洲，旋适日本。四十岁，始归国，参与民国新政。洪宪及复辟两役，奔走反抗甚力。欧战起，主张加入协约国。年四十六，漫游欧洲。翌年东归，萃精力于讲学著述”。这段文字大致概述了任公短短五十六个春秋由“乡人”到“国人”到“世界人”的丰富经历和主要业绩。任公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命运与政治轨迹的传奇人物，也是一个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无法割断的精神宗师。他以逾百万饱含浓情、富有思想的自由文字，给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和社会、民众以强烈的震撼，其影响时至今日仍可谓绵绵瓜瓞。1928年秋，任公开始编撰《辛稼轩先生年谱》，稍后罹病，但仍坚持写作。10月12日，编至辛61岁。是年，朱熹去世，辛往吊唁，梁录辛作《祭朱晦翁文》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此为任公绝笔。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载，任公病重时“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1929年1月19日，任公病逝协和医院。其已显特色的美学思考盍然而止。
一、生命的自由与审美的人生：“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
梁启超在本质上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自己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为什么能对人生如此乐观而富有趣味？梁启超总结了自己的人生观，那就是坚持了两个主义及其统一。两个主义就是“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有”主义。这两个主义的统一，梁启超称为“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就是“趣味主义”。他宣称“趣味主义”是与“功利主义”相反对的，是“生活的艺术化”与“劳动的艺术化”。
“知不可而为”源出孔子《论语》。“为而不有”源出老子《道德经》。《论语·宪问》的原文为：“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晨门对孔子人格的评价。《道德经》第51章的原文则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段文字是对大道之德的描绘。梁启超借古人语，希望把这种人格的神韵与道德的风采相贯通，并真正贯彻在生命实践之中。通过讨论“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这两种主义的统一，梁启超提出了生命的为与有、成功与失败、责任与兴味的关系问题。梁启超是生命的实践家、永动家。他认为“为”是人的本质存在，生命的基本意义就是“动”，就是“做事”，就是“创造”，也就是“为”。“要想不做事，除非不做人”，但在生命的具体进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践履生命之“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生命之“为”的。
在梁启超看来，“知不可而为”即“破妄”。梁启超认为，“破妄”是“为”的第一个前提，即破除成败之执。他说，“天下事无绝对的‘可’与‘不可’，即无绝对的成功与失败。”（《“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成功与失败是相对的名词。“一般人所说的成功不见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说的失败不见得便是失败。天下事有许多从此一方面看说是成功，从别一方面看也可说是失败。从目前看可说是成功，从将来看也可说是失败。”（《“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这一观点强调了对事物认识的多面性，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辩证意识的。由此出发，梁启超还进一步从大宇宙观出发，认为“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只有失败”。因为“成功这个名词，是表示圆满的观念。失败这个名词，是表示缺陷的观念。圆满就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到了进化终点，进化便休止。”（《“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因此，无论就宇宙整体运化来说，还是就宇宙“小断片”的人生来说，都始终在进行的过程中。若执著于成败，那么势必“成功的便去做”，“失败的便躲避”，以至“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为怕失败，不去做了”；或者“不能不勉强去做”，则时时有“无限的忧疑，无限的惊恐，终日生活在摇荡的苦恼里”。梁启超以为，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只不过在无穷无尽的宇宙运化长途中，发脚蹒跚而行，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因此，个人所“为”，相对于众生所成，相对于宇宙运化，总是不圆满的。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说：“无论就学问上讲就事实上讲总一句话说，只有失败的，没有成功的。”（《“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这就是破成功之妄。破成功之妄并非要人消极失望，丧失做事的勇气。恰恰相反，梁启超把破成功之妄视为“为”的第一个前提，即“知不可而为”。这个“知不可而为”大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是因为超越了个体的成败之执，而在更为宏阔的众生视阈、宇宙视阈上来认识事理。“许多的‘不可’加起来却是一个‘可’，许多的‘失败’加起来却是一个‘大成功’。”（《“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当个体与众生与宇宙“迸合”为一时，他的“为”就融进了众生、宇宙的整体运化中，从而使个体之“为”成为众生、成为宇宙运化的富有意义的阶梯。“知不可而为”者超越了“为”的成败之执，由此也可能使自身之“为”成就为“有味的”生命活动。
“为而不有”即“去妄”。梁启超把“去妄”视为“为”的另一个必要前提，也就是去得失之计。得失之计即利害的计较，也就是“为”与“有”的关系。梁启超说：“常人每做一事，必要报酬，常把劳动当作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为而有”就是主体的实践性占有冲动。若只有“有”，才去“为”。那么，他在“为”前必然要问“为什么”？若问“为什么”？那么“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因为许多“为”是不须也不能问“为什么”的。“为”虽有“为一身”、“为一家”、“为一国”之别，但以梁启超的观点，若将这一切上升到宇宙运化的整体上，则都只能是“知不可而为”。因此，“为”与“有”的关系，既是主体的一种道德修养，即主体如何对待个人得失的问题；同时，也是主体的一种人生态度，即主体如何从本质上直面成败之执与利害之计，调谐自身的占有冲动与创造冲动的问题。梁启超反对的是“为而有”的人生态度。他说“为而有”“不是劳动的真目的。”人生的纯粹境界就是“无所为而为”，是“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这样，才“可以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才是“有味”的生活；才值得生活。因此，梁启超所讨论的问题的焦点不是“为”的“有用”与“无用”的问题，即不是“为”的目的性问题；而是“为”的“有”与“不有”，即“为”的根本姿态与基本原则问题。两者的区别在于，前一个是问“为什么”？后一个是问“如何为”？当然，“如何为”是不可能脱离“为什么”的。但“如何为”最终不以“用”与“非用”作为终极界定，而是追问如何超越“用”与“不用”的关系而进入“有”与“不有”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不有”并非绝对的不有，而是强调对有限之“有”即小我之有的超越而达成无限之“有”即大有，从而实现人生“做事的自由的解放”。
梁启超对“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阐发最终落实在实践性情感性的人格境界上，倡导超越小我之有，纵情众生运化与宇宙大化，由此获得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在梁启超看来，这种由“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的统一所实现的“无所为而为主义”或曰“趣味主义”是“和近世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对的”。功利主义是讲用的，是讲效果的。梁启超实际上也不是不讲用，而是讲大用，是讲要超越小有而达成大用。所以，梁启超始终是个入世主义者。不管他怎样讲“无所为而为”或“趣味”，他仍然是一个对生命、对生活、对人生充满热情与执著的践履者。同时，梁启超又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不管他如何注重人生的责任，他又始终向往与追寻情感的解放与生命的自由。所以，梁启超的“无所为而为”主义或曰“趣味主义”，乃是一种责任与趣味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个体与众生、宇宙的统一，它所崇尚的是情感、生命、责任、创造的和谐。这种趣味主义准确地说不是追求个体的无为，而是追求生命的激扬与超越，崇尚在个体生命实践中实现大化化我的自由境界。
梁启超把趣味主义的生活视为人类合理的生活与理想的生活，认为个体生命实践只有秉持趣味精神才可能超越与对象的直接功利对置，实现感性创化与理性追求的统一，实现个体、众生与宇宙的迸合，从而成就一种饱含“春意”的自由人生胜（美）境。
在梁启超，人生实践与审美追求是可以统一的，入世的责任与超越的自由也是可以融通的。因此，美与艺术不是为了解脱人生的痛苦，它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就是为了实现生命本身的意义。梁启超说：“‘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美术与生活》）美与自由的终极归宿对梁启超来说，不在彼岸，即在自身及其生命活动中。
梁启超的美学是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大美学，是融趣味、生命、审美为一体的人生美学。梁启超以哲学人生观为根基，把美学精神、艺术精神、人生精神的阐发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他直接论美的文字不多，他的美学思想也很少系统集中于一文一著中，而是散见于各类演讲、书信、序跋、诗话等各色文本中，并且常常是与哲学、艺术、伦理、教育、文化、生活乃至宗教、地理等各类问题交缠在一起。严格说来，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并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完善性与理论明晰性。他也并未有意识地按现代美学学科的规范展开系统全面的静态理论建构。梁启超是在谈人生、谈生活、谈艺术、谈文化、谈教育，乃至谈宗教、谈地理之中，挥洒自如地表达对理想（美的）人生、理想（美的）艺术、理想（美的）人格的理解与设计，同时也生动地诠释了他对“美”、“美感”、“审美本能”、“情感”、“作者个性”、“写实派”、“理想派”等审美与艺术范畴的见解，创造性地建构了“趣味”、“移人”、“熏”、“浸”、“刺”、“提”等审美与艺术范畴。而这正是梁启超美学的特殊性与特征所在。
梁启超一生涉足的领域众多，从事的实践多彩。但最终，其所苦苦思索与孜孜追求的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唯有其自己所界定的趣味主义才能予以最恰当的诠释与展现。也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至晚年，美与审美在梁启超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亦愈益突出。
只有洞透梁启超这个独特的生命永动者，才能真切体味他的趣味主义人生哲学与审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