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学习科目，每一门学习科目依次增加材料和原理，这为我们的学校带来了麻烦。我们的教师发现，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重了，因为他们要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而非仅仅以群体的方式来处理。除非这些步骤预先在注意力不集中时就结束，否则就必须发现某条统一的线索、某条进行简化的原则。本书代表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在接受我们称为科学的思维态度、思想习惯作为努力目标时，就会发现所需要的稳定的核心的因素。有人认为，这种科学的思维态度与儿童和青年的学习完全无关。然而，本书又代表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科学的思维态度与儿童和青年的学习并非不相关联，儿童天生的、未受损害的态度具有热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对实验探究的喜好，接近且非常接近科学思维的态度。如果本书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这种关系，有助于严肃地考虑在教育实践中对它的认识作用，为个人带来幸福并减少社会浪费，那么就充分地达到了它的目的。
在这里几乎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让我有所受益的人。我在根本上受益于我的妻子。这本书的一些观念受到她的启发，并通过她于1896—1903年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工作，在实践中经过检验和具体化而获得正确性。我也乐于承认受益于那些在学校中进行管理的教师和督导人员，他们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热情；特别是受益于埃拉·弗拉格·扬（Ella Flagg Young），她那时是我在大学的同事，现在是芝加哥学校的负责人。
杜威
纽约，19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