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思维影响教育:给教师88个批判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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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课堂革命,从思维革命开始

“革命”一词,已经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久远了……每每重新出现在脑海之时,浮现出“激情满怀”“热血沸腾”“浴血战斗”,以及“森林般的旗帜”“锣鼓喧天般的喧闹”“暴风骤雨般的批判”等“革命画面”。我们深知“革命”的不易,更深知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改良”“改变”“改革”逐渐替代了“革命”,一切都显得“温柔”或“温情”了许多……似乎,今日已经不需要“革命”,它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当我第一次听说“课堂革命”,尤其是阅读徐明的《思维影响教育》,发现正文里四次聚焦“课堂革命”之时,内心骤然一紧,“革命”又来了?稍许紧张之后,我的心情很快平复下来,读书人喜欢“静思”“琢磨”的习惯,让我咂摸出了“革命”之于“思维”的意义。

物理学家玻姆曾言,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思维问题。教育问题,何尝不是如此?在我亲历20余年的“新基础教育”改革中,有两个改革起点:一是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不改变,任何策略、方法和工具的改变都是枉然,很可能会南辕北辙;二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思维方式不变,有再好的课程、教材与教法,教育教学依然会“穿新鞋,走老路”。

思维的改变之难,是教育改革面临的最大瓶颈与障碍。最可怕的不是局长、校长和老师们没有新的教育理念和知识,而是思维的固化与僵化。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人思维的更新、改变愈发急迫,“思维革命”的意义愈加凸显:只有革去旧思维,迎来新思维,课堂才能焕然一新,生命才会焕然一新,教育才能焕然一新。

当今的课堂,亟须通过思维转型实现思维革命。我曾经听过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的一场有关思维的报告,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需要从经典思维走向量子思维,经典思维的特性是“分界、部分、机械、惯性、划一、精确、定域、割裂、被动、计划”,它的思维方式是,非此即彼,要么死,要么活;量子思维的境界则是“无界、整体、灵活、多向、差异、可能、联系、互动、莫测”,在这种思维视域里,是态的叠加,既死又活。在钱旭红看来,公理不变,思维可变,过去不变,未来会变,可变则变。人类智慧的起点,是改变自己、改变思维、不等不靠、不怨天尤人。撬动世界的关键支点,不是地球、国家、民族,也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内心思维。

思维之所以能够撬动世界,在于它是隐匿或隐性的。与其他革命不同,思维的革命,是静悄悄的革命,如同海德格尔所言,看不见的影响和支配看得见的,这是以静制动的具有触及根底性质的“革命”。

若以此为眼光,来看待《思维影响教育》,我从中读出了“思维转型”或“思维革命”的味道和意蕴。它不仅点明了思维之于教育的影响,而且提出了当前教师最欠缺的“批判式思考”,亦即“审辩式思维”。

如此带来的“思维革命”,至少具有四重意味。

首先,思维革命意味着形成追问性的质疑习惯。尤其是对那些习以为常、约定俗成、貌似有理,因而熟视无睹的概念或现象的追问:“可否让孩子在课堂上‘撒点欢儿’?”“谁规定了每个孩子只能喜欢一棵树?”“表扬之后怎么办?”“教科研到底是什么?”……任何观点、知识和经验都有边界,只有经过深思拷问后留下来的才是真知,才可能传下去。更重要的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出自作者的思维习惯:在不断的追问中质疑的习惯,从中体现出了思维的力量,——谁能具有这样的习惯,拥有这样的力量,谁就能改变课堂,影响教育。

其次,思维革命意味着摈弃传统的思维。诸如“点状思维”“割裂思维”“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思维”和“极端化思维”。书中以“加强师德教育”为例,它被习惯性地等同于“必须坚决拒绝收受学生和家长的礼品”,在作者看来,“师生之间有意义的小礼物交流,既是情感的自然表达,又是让学生学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分强调师德规定而否定师生之间的小礼物交流,既是一种非此即彼式的思维,也是极端化的思维。类似的思维方式,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并不鲜见。之前甚为流行的从“教师中心”走向“学生中心”,从“以教定学”走向“以学定教”,从“先教后学”走向“先学后教”,都是典型代表。这些传统的思维方式不革除,“课堂革命”就难以实现。

再次,思维革命意味着要转换视角看问题。思维的固化与僵化,往往表现在拘泥于一个视角看问题,由此带来的不仅是“观念的褊狭”,更可能带来“心灵的狭隘”。很多时候,只要“换个角度”“换把尺子”看问题,就会洞开一片新的天地。例如:换个角度看“优势”,“优势”就成了劣势,同样,劣势也可能成为优势。视角改变了,以“优势”自居者,就多了些冷静和警醒,因“劣势”悲观者,就多了些自信和从容。

最后,思维革命意味着中西思维方式的融通。人们常以西医和中医作比较,来凸显其背后迥异的思维方式。“西医思维”以形式逻辑为主导,核心是分解合成观,强调逆势而为,通过解剖死人,治活人;“中医思维”以辩证逻辑为主导,追求系统整体观,天人合一,主张顺势而为,把脉活人治活人。两种思维特性各有利弊,各有千秋,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在课堂革命的进程中,最合理的方式,不是在中西思维的对比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取长补短,在“交互学习”中“交融共生”。例如,中国人性格中的弱点——忽视概念、过程、原理、结构和程序,其根源与中国思维特性有关,为此,应向西方思维学习,以弥补我们的短板。为此,书中在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式“辩证逻辑”的同时,也渗透了西方思维的气息,“批判式思考”即是典型代表。

“思维革命”是人的内心的革命,无论是哪一个具体方面的转型,都将经历漫长艰难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对于已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教育教学改革来说,这场革命不可避免,也无法阻挡,与旧思维“离别”的时候,已经到了。

李政涛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