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将下列篇章，或其绝大部分，写之于书时，我离邻居一里之遥，独自住在森林中一个小木屋里。小木屋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畔，系由我亲自设计搭盖，而那时我也是靠着双手自谋生计的。我在森林中一共住了两年又两个月。而现在呢，我再次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位过客了。
若不是康镇居民对有关我在森林中如何生活之事竞相询问，我是不应将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唠唠叨叨地强加于读者诸君，要诸君留意的。提出的这些问题，或许有人觉得不太适宜，虽然我并不觉得有何不适宜之处，但是揆诸当时情境，未必是适宜而又自然的。有些人问我会弄些什么东西吃、寂寞不寂寞呀、害怕不害怕呀等；有些人急于想知道我把自己收入的几成献给了慈善救济事业；还有些苦于被大家庭拖累的人，想知道我资助了多少贫苦孩子。因此，在这本书里，如果我试着对以上某些问题予以回答，还得请那些对我本人并无特别兴趣的读者多加包涵。
在大多数书里，这个“我”字，也就是第一人称，常被省略，但在这本书里，则将予以保留，所以这一点，即作者老是我长我短个没完没了的这一点，正是此书跟他书最大不同之处。我们通常也不太留意，讲话者毕竟还都是第一人称呢。再者，如果能有那么一个人，我了解他就如同我了解自己一般，那我也就不一味地光说自己了。只可惜自己孤陋寡闻，便只能就“我”这个主题说说罢了。更何况我所要求于每位作者的，总还是他们对其自身生活，而非别人生活的真诚而又简单的陈述，真诚简单到就像他们要从外地给亲人遥寄书信似的。因为他所过的若是真实的生活，那也必定是在外地。下列篇章，也许是特别献给穷学生的。至于其他读者，只好以其胃口，各取所需了。我不相信有人会真的削足适履，因为只有于他合身的衣服，对他才会有好处。
我想说的事，与遥远的中国人或桑威奇岛人（Sandwich Islander）的关系，远不如与你们这些读这本书、住在新英格兰的人的关系那样密切。我要说些有关你们处境的事，特别是有关物资处境的事，也就是你们在世界上、在康镇上所处的环境：这处境的真相如何，是否要任其像现在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是否真的无法加以改善。我已遍游康镇，阅历甚丰。无论是在商店、在办公室还是在田间，所到之处，目所见、耳所闻，皆是人们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做着自我忏悔的苦行。我听说过印度人的种种忏悔方式：或置身于熊熊烈火之间而双眼望着烈日；或倒悬于熊熊烈火之上；或扭着脖子仰望天空，直到脖子变了形，只能让流质食物进到胃部为止；或终生捆绑在树根上；或像毛毛虫一样无休无止地以腹爬行；或以一足立于楹柱之上……即使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忏悔苦行，也不比我在康镇日日所目睹的景象更可怕、更不可思议。拿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十二项艰险任务与乡邻们所从事的劳役比较，也令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因为那毕竟只有十二项，总有个完了之日。可是，我没有看见乡邻们像赫拉克勒斯一样，抓住或杀死过一只怪兽，或完成过一项艰辛的任务。乡邻们没有依俄拉斯（赫拉克勒斯的忠仆）那种朋友，帮助他们，用热铁块将九头怪蛇的首级斩草除根，而只能斩去一头，霎时又冒出两个头来。
我看到我的年轻乡邻们，其之所以不幸，皆因承继了祖先的农庄、房舍、谷仓、牛羊和农具，这些东西得之易而弃之难。如果他们出生于旷野，哺育于野狼，反倒好些，因为那样，他们就能用更为明亮的眼睛，看清楚他们要去耕作的究竟是些什么田地。谁使他们成为土地的奴仆？人生本来吞食少许灰尘即可，他们何以偏要吞食六十亩田地？他们何以一出世就开始为自己挖掘起坟墓来？原来他们受着农庄、房舍的拖累，不得不过这样的生活，而且还要用尽一切力量去过。我遇到过许多这样可怜的灵魂，被其产物压榨折磨，匍匐在人生道路上，苦撑着七十五尺长、四十尺宽的谷仓，自己的奥吉亚斯牛棚也从无能力清洗，百亩农田林园，更需无休无止地耕耘、锄草、播种、收获。那些与祖产无缘、无须为耕耘祖田而劳苦而负重荷的人，仅仅克制并“耕耘”[2]。其区区七尺之躯，已够辛苦的了。
而人又是在诸多错误的观念下劳苦着。人最美好的部分，不久也会被犁入土壤，化作粪肥。他们被那种看来像命运，即一般所谓“需要”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孜孜于此，就像一本古籍里说的，积聚那些会被虫蛀、会生锈、会被贼偷的财富。这是愚者的生活，生前察觉不出，临终总会明白的。听说杜卡利昂和彼尔创造人类的方法，是把石头抛向脑后（拉丁诗曰）：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damus quasimus origine nati.
或如罗利的英译对句：
“既然人人乐道肉身本具顽石性，
慈善心肠何能不将烦忧痛苦忍。”
把石头抛向脑后，而又看看石头落到何处，这样盲目地服从错误的神谕，无怪乎人类只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即使在这个较为自由的国家里，由于无知与错误，人也多半被虚妄的忧虑和无谓的粗活所困扰，以致不能采摘生活的美好果实：其不能采摘，是由于操劳过度，手指不够灵活，又抖动得太厉害。事实上，一位劳动者，也无法天天找出闲暇时间，修身养性，以求得真正的身心平衡。他没有充足的经济能力，以支持他与人相处时能保有大丈夫的气概——如果他想保有这种关系，他的劳力在市场上就要贬值了[3]。因此他无能为力，只能做一部机器。这个只知应用他那一点点知识的人，如何能记住自己的无知呢？而记住自己的无知，又为其心智成长所必需。在论断他以前，我们有时应先以衣衣之、以食食之、以补药补之。人性之美质犹如花果之粉衣，需要甚为细心的处理，始得保存。然而我们却不这样细心地处理我们自己，也不相互这样处理。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很穷，谋生不易，有时候真的被生活的担子压得透不过气来。我也相信某些本书的读者，无力支付饭钱，衣服破了或已不能穿了，也没有钱另买新的，能阅读这一页书，也是欠了雇主的时间债，用借来或偷来的时间读的。我的目光已被经验磨利，很明显地，诸位大半都过着微贱卑劣的生活：存款总是透支，总是想着做笔买卖，总是想着付清债务。债务者，亘古以来的泥坑也，古罗马人管它叫aes alienum，即他人之铜。因为某些钱币系由铜铸，被埋在这个亘古以来的泥坑里，被埋在这个他人之铜里，总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总是答应着还债，明天还债，而今天便已破产了；总是逢迎谄媚，以找顾客，只要不坐牢，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撒谎、巴结、起誓，或缩成一条摇尾乞怜的狗，或虚张声势扮成空心老千，只要能说服邻居就好，说服他买你的鞋、你的帽、你的衣、你的车，或替他进口杂货就行。为了预防生病而忙着积聚点东西，积聚点能置于袜内、藏诸墙内或破抽屉里的东西——不论藏在哪里，不论多少，总要积聚些才行，可没想到把自己累出病来了。
我有时觉得，几乎也可以这样说：无论南北都仍有许多精明主人自我奴役的时候，我们怎会这样愚蠢可笑，谈论起黑人奴隶问题来。做南佬的奴隶不好，做北佬的奴隶更差，但最坏的还是做自己的奴隶。说什么人具神性哩！试看大道上那位赶马人，日夜奔波于赶集会道上，在其方寸之间，会有丝毫神性翻腾？他的天职，只是喂喂马、给马喝点水而已！与运费相较，他的命运能值几文？他不是在为“翻腾”的大人赶马赚取运费吗？他有几许神性、几许不朽？试看他惶惶终日，畏首畏尾，只是自贬身价，甘做奴役囚犯，自取其辱，哪里神性不朽？与自我肯定相较，舆论只是个虚弱无力的暴君。决定或显示一个人的命运的，乃是这个人对他自己的看法。想从自我看法的幻觉中解放出来，即使在西印度岛，又有威廉·威伯福斯[4]的助力，也是无能为力的。再看看本地那些为了应对最后大审之日，只知编织绣垫，装着对自己的现实命运漠不关心的妇女！好像人能消磨暂时而不伤及永恒似的。
一般大众，都过着沉默绝望的生活。所谓逆来顺受者，是地道的、不折不扣的绝望。你刚出了绝望之城，又走进绝望之乡，不得已，还得以尚具点鼠辈之勇而自嘲。另一种典型而不自觉的绝望，是隐藏在人类吃喝玩乐的后面的。其实在玩乐里，一点快乐都没有，因为快乐乃是随工作而至的。智者之特质，在于不为绝望之事。
当我们问人生之最大目的为何、生活之必需品为何时，所显示出来的似乎是：人们之所以有意地选择了一般的生活方式，只是由于他们不喜欢别的生活方式，而又确信再无别的选择。但机敏健康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抛弃成见，永不为迟。思考行为之道，任其历史如何悠久，不经验证，不可盲信。今日为人们所应声附和或认为真理者，明日可能会被证实为虚假、被证实为只是一片意见的烟雾，然而这片烟雾，居然还会有人相信是能降及时雨以滋润其田地的云呢。古人所称办不到的事，实际一做，却发现那是可以办到的。古人行古事，今事靠今人。举例说，以添加燃料使火继续燃烧，古人并不甚知；而今人却知把木头放在锅炉下燃烧，然后以飞鸟的速度、足以吓死古人的速度，环绕着地球奔驰[5]。论做教师，老人不一定比年轻人更具资格，或许更差些，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算最聪明的人，他是否会从实际生活中学到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不无疑问。实际上，老人并无金玉良言可给年轻人，他们经验偏颇不全，生活彻底失败。生活失败，乃源于不欲人知，这点他们也必须相信，可能他们尚保有某点信心，来反映在上游的经验里，他们只是不像从前那样年轻了，其他方面并无进益。我在这个世界上已虚度了近三十寒暑，还没有从长者那里听到过一句有价值或诚挚的劝告。他们不会，也或许是不能对我说句贴切的话。所以对我来说，人生是一种尚待我多方体验的经验。他们体验过了，对我无益。我若有点自认有价值的经验，我确信那是我的长者没有说过的。
一位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吃素食，素食不能提供你骨骼所需的养料。”因此，他每天花一部分时间，为自己的身体精挑细选些能增强骨骼的东西。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却在后面赶着他的牛，而牛却是靠着素食增强骨骼的，牛拉着他跟那笨重的犁，步步前进。有些东西对某些人，譬如对无助的病人，确是生活所必需品，但对另一些人，则属奢侈，对有些人则是闻所未闻。
对某些人来说，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从高处到谷底，似乎都已被先人的足迹踏遍，该留意的事也都留意过了。据伊夫林[6]说：“聪明的所罗门王，连树与树间的距离都规定好了；罗马的执政官们也决定了你多久才能进入你邻居的田地里一次，去捡拾落在地上的橡果，而不构成侵占，以及要分给那邻居多少。”希波克拉底[7]甚至已留下指示，指示我们该如何修剪指甲：就是要与手指顶端平齐，不可长亦不可短。无疑地，人生的种种乐趣已被探索殆尽的此种单调假定，就像亚当一样的古老。但是人的能力从来未被测量过，我们亦不能以前测后，断定人能做些什么，因为被实验过的事太少了。不管你会遭遇何种挫折，“孩子呀，不要灰心丧气，因为谁能向你指定你尚未做的那些事呢？”
我们可用千万种简单的方式省察人生，举例说，使我的豆子成熟的这个太阳，也同时照亮着太阳系中其他像地球一样的星球，天无私覆。如果我记得这点，那会阻止我少犯一些错误。当我为豆子除草时，还没有这种领悟。众星罗列，形成多少美妙的三角形啊！普天之下有多少人千里共一星呀！自然与人生，千变万化，一如我们各人的体质。谁能说别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前程？还有比我们彼此注视对方的眸子，产生更大奇迹的事吗？我们应能在一小时内过完世上的所有朝代，是的，世上的所有时代。历史、诗歌、神话，我深知阅读这些，就能通古达今。
邻里们所称道为善者，我内心深处往往多以为恶，如果对什么事我觉得有些良心不安，这事很可能就是我的好行为。我究竟是着了什么鬼魔，以致使我有那样的好行为？你尽管谈些你那充满智慧的事吧，老先生——你已活到七十岁了，也不是没点什么荣誉——但我却听到另一种无法抗拒的声音，让我不要听你这一套。新的一代抛弃旧的一代的基业，像抛弃沉船一样。
我想我们最好能比现在这样具有更多信念。我们如果能多将一分关怀投向他处，就能多摒除一分对自己的忧虑。自然常随我们而变，遇弱则弱，遇刚则刚。某些人长久焦虑、紧张，几近病态，无可救药。我们生来就喜欢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当做而未做者，又何其多！或者，我们若困于疾病，又该如何？人们是何等警醒！决心不靠信念生活，得如此且如此。白天整天警戒着，夜晚也不愿祈祷将自己付托未知。只尊重现实的生活，否定有任何改变之可能，就这样，我们彻底地、诚实地、被迫无奈地生活着。我们会说，这是仅有的一条道路，然而道路之多，多如可从圆心所能画得的半径。每一次改变都是由沉思而得的奇迹，但这奇迹也可随时发生。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这个人把想象之事物化为一个可理解之事物时，我可预言：其他一切人必将其未来生活建筑在那个基础之上。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焦虑烦恼大多是些什么，以及我们有无必要被其苦恼，或为其留意。为了知道哪些才是生活上的绝对必需品，为了知道人是用什么方法取得这些必需品的，即使我们身处在表面文明世界，也要设法过一下原始的边疆生活，再不然就翻一翻商人的流水账，看一看人从他店里最常买的东西是什么，他囤积的东西又是什么，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生活上的必需品了。因为时代的改变对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并无多大的影响，正如我们的骨骼与我们先祖的骨骼并无多大的区别一样。
我用“生活必需品”这几个字，指所有那些靠人自身能力取得、自古以来或经由长期使用而变得对人类生活十分重要的东西，以至几乎无人或因野蛮、或因贫穷、或因文明能离之而仍能生存的。照以上定义，许多生物只有一种生活必需品，就是食物。草原中的野牛，若不想在森林山阴间找寻住所，其生活必需品也只是几寸草地和饮水。猛兽之所需，也无过于食物和住所。住在康镇这种气候里的人，其生活必需品，也可归纳为下列数项：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取得这些东西后，人才有余力探讨真正的人生问题，冀有所成。
围坐在火边取暖，最初为奢侈，现在已变为必需品。此一必需，可能是起源于人对火之温暖的偶然发明和利用。我们观察到猫和狗也渐渐习得了这个第二天性。用适量的住所和衣服，我们便能维持住合理的体内热，但用之过量，也就是说体外热大于体内热，这时，我们不就可以说这就是熟人肉了吗？
科学家达尔文谈到南美洲最南端群岛火地岛的居民时说，他们（达尔文）一伙，穿着厚厚的衣服，靠近火边，仍不觉暖和，而那些赤裸的土著，离火又远，却是“受此烘烤，汗流浃背”，目睹此景，令他大为吃惊。又有人说，澳洲人不穿衣服也行，欧洲人却躲在衣服里直哆嗦。将土著体质上的坚忍与文明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难道是不可能的吗？据科学家李比希[8]说，人体像火炉，食物像燃料，燃料保持肺部内燃机燃烧。天冷时燃烧快吃得多，天暖时燃烧慢吃得少。动物的热量系来自内燃的缓慢燃烧，太快了，动物就会生病死亡，但缺少燃料或通风不良，火也会熄灭。当然不能把生命热与火混为一谈，比喻就讲到这里吧。综上所述，可知“动物生命”与“动物热”两个措辞几乎是同义语。因为，若把食物视为维持体内之火不熄的燃料——而燃料只用于准备食物或从外部增加身体的温度——则住所与衣服也只是用作保持如此产生与吸收的“热”而已。
故人的最大需要就是维持温热、维持体内的生命热。不仅为了食物、住所和衣服，而且为了床，我们费了无数心血，吃了无数苦头！床者，夜间衣服也，其功用犹如老鼠穴洞的干草和树叶，而且我们是抢了鸟的巢和羽毛，做成床这个住所中的住所的。穷人总是抱怨这个冷酷的世界，更把多数的苦楚直接归之于气候之冷，更归之于社会之冷。在某些地区，夏天时人过着神仙般的生活。除烹饪食物外，燃料根本是不必要的。太阳是火，阳光使果实成熟。食物品类既繁，取之亦易，另外，衣服和住所也完全或泰半可免。
在此时此地，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真正为必需者，只是少许几件工具：一把刀子、一把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推车，读书人再加上次要的灯、一些纸笔和几本能弄到手的书，而这些东西，几个钱就买到了。然而有些不太聪明的人，却跑到地球的另一端，背井离乡，做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年、三十年，只是为了赚足够的钱，以便返回新英格兰过活——当然是舒舒服服地保持温热——最后死在故乡[9]。至于那些奢侈的富豪，就不只是舒舒服服地维持温热，还是不自然地烫热了，就像前面说的，他们是被烘烤了，但烘的方式很时髦、很流行。
大多数生活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生活享受，不仅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人类的提升绝对是一种阻碍。就奢侈和享受而言，智者过的生活，一直比穷人都要简朴、都要贫乏。古时圣哲，无论其为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还是希腊人，都属于那种外在之穷不能再穷、内在之富不能再富阶级的人。我们对他们所知不多，但能像我们现在知道的这样多，已经很不错了。
上游圣哲的生活情形，也适用于他们族类的那些比较现代化的社会改革家和慈善家。除非站在我们所谓的自愿自我贫穷的立足点上来观察人生，否则无人能成为一个客观的、睿智的人生观察者。无论是在农业、商业、文学还是艺术领域，奢侈生活都只能结奢侈之果。当今只有哲学教授，而无哲人。但教哲学也值得羡慕，因为只要生活下去就是值得羡慕的。光具有敏锐的思想，或建立了某个学派，并不能成为一个哲人，哲人要能真爱智慧，依照生活提示，过简朴、独立、宽宏、具有信念的生活，要能在理论上及实际上解决某些人生问题。
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充其量不过是朝臣式的成功，不是王者的、圣哲的成功。像其先祖一样，他们竭力与时代保持同一步调生活，他们绝非高尚人类的先驱。人类为何一直往下坠？什么使家庭毁灭？使邦国衰微灭亡的，是奢侈的何种特性？在我们的生活里真的无丝毫哲学存在吗？在生活的外在形式上，哲人亦先进于其同时代的人物。哲人食、住、衣、取暖的方式，亦不同于其同时代的人物。一个人若不能以较他人更好的方式维持其生命热，哪能成为哲人？
用以上我所描述的不同方式获得热后，一个人其次所欲求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更多同类的热，诸如更多更丰盛的食物、更大更豪华的住所、更美更繁多的衣服、连续不断更热的火等。当他获得生活之所必需后，他可不必再追求多余而无用的冗物，而有另一项选择，那就是：既然他无须再从事卑贱劳工工作，其假期已经开始，那么他可以尝试过理想的生活了。看来，这土壤是适合这种子的，因为种子已将根往下扎，现在可以怀着信心将芽往上推了。人为什么将自己这样牢牢地植根在泥土里？还不是为了希望自己能以同样的比例往上空跃升。高贵的植物，由于它最后结在远离地面、悬在高空光亮处的果实而被人珍视，不像卑微的食用蔬菜那样受人轻视。因为蔬菜可能是两年一熟，只有在根部生长良好后，才被人培植。为了根部生长良好，顶部常被剪除，故人在其开花季节看到时，多半不认得这是什么植物。
我无意给那些强者勇者处方，因为不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这些人都能处理自己的事。比起最有钱的人，他们可能积钱积得更可观，花钱花得更挥霍，从不知穷，然而也不知自己想过什么生活。如果，如想象的那样，世上还有这种人的话，我也无意给那些发现其勇气与灵感就在当今世事现状之中的人处方，这些人带着爱人的爱怜和热诚珍视现状——就某种程度来说，我以为自己就在这些人中。我也不对那些已经找到好工作的人说话，不管其工作环境如何，他们知道自己就的业是好是坏。我主要是对一般不平则鸣的大众说话，在他们能起而加以改善时，却不知起而加以改善，只知一味空埋怨自己命运多蹇，时代多险恶。有些声嘶力竭，埋怨命运的不济，已达无法安慰的程度，他们说他们已尽责任。另外，我也留心到那些表面富有、实则贫乏的人，彼等虽已积累了许多金银，却不知如何使用，也不知如何摆脱，反而为自己铸了金银的桎梏。如果我要把在以往这两年多岁月里思考着如何打发生活的事细说一遍的话，那可能会使对我个人历史稍微熟悉的读者感到惊奇，更会使与我素昧平生的读者震惊。因而我就略略透露一下自己的一些计划书吧。
无论天气阴晴冷暖，无论日夜，我都好好把握着转瞬而逝的时间，记录我在此刻的生活经历，站在过去与未来两极交会点的现在，努力使生活有些意义。读者诸君还得原谅我的一些晦涩不明之处，因为在我这种行业里的秘密，较之他人行业里的为多，但并非故意晦涩，而是性质使然。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告诉你，绝不在大门上添加“禁止入内”的字样。
许久以前，我曾失掉一条猎犬、一匹棕色马、一只斑鸠，现在仍在找寻。我对很多游人提起过它们，说明它们走失的踪迹和它们懂得并知道予以回应的呼唤声。我也遇到过一两个游人，说听到过狗的叫声、马的蹄声，甚至看到斑鸠消失在云端里，游人也都急着想把它们找回，好像自己就是那失主似的[10]。
我不仅迎接日出黎明，若可能的话，还要迎接自然本身的苏醒！多少个清晨，无论是夏是冬，在邻居们还没动静以前，我老早便已经工作起来了！晨曦中动身前去波士顿的农人，或去工作途中的伐木工人，无疑地，都会在路上碰见我办事回来。我没有为旭日之升起助过一臂之力，但也没有怀疑目睹日出是件极为重要的事。
多少个秋日，啊，多少个冬天，我漫步郊外，试听风里的消息，很快报道出来！我用全力做这种事，且打听消息，又弄得我喘不过气来。如果消息是有关其中任何一方的，你放心好了，那一定会在报纸快讯中刊出来。其他时间，我躲在树后或悬崖之后观察，拍发新的消息；或晚间坐在群山之巅，等夜幕低垂，以便能捕捉点东西，收获显然不多，而所获得的一点东西，也会像天粮吗哪那样，再次融化在日光里。
我曾长时间当过一份销路不大的报纸[11]的记者，那位编辑一直认为我的大部分稿子不适合登载，所以和其他作者的一般遭遇一样，我只是白辛苦一场。然而，在此情形下，辛苦的本身就是报酬了。
我曾是个自封的暴风雪、暴风雨的监工，忠实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又曾是个自封的山林田间小径的测量员，但不是公路的，只负责使小径畅通、阡陌相连、四季无阻，行人的脚印证实了这些工作的用处。
我也照顾了镇上的无主动物，这些动物翻篱越墙，给忠实的牧人制造了许多麻烦；我也会留意农庄上人迹罕至的各个角落，虽然我不常知道约拿或所罗门今天在何处工作，那不关我的事；我也为越橘、沙草莓、葛麻树、红松、黑柠、白葡萄、黄色罗兰浇水，不然，这些植物早已在旱季枯死了。
一言以蔽之，我就这样继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可以说，不是自吹，我已经尽了心，事实越来越明显，然而镇民却不愿见到我的名字出现在镇上的公仆名单里，也不愿给我个领普通薪水的闲差事。我的账目，我发誓绝无浮报，从来未被审核通过，更别说拨款结账了。反正，我也从来没有指望这个。
不久前，一位流浪的印第安人贩卖篮子，来到我邻近一位名律师家，问道：“想买几只篮子吗？”回答是：“一只也不想买。”印第安人走出门口，叫嚷道：“怎么！难道要把我们饿死不成？”看到这位勤勉的白人邻居如此富有——这位律师只需编点辩论稿，财富、地位便滚滚而来，于是印第安人便对自己说：我也要开业，编篮子，我会编篮子。心里好像觉得，篮子只要编成，就尽到自己的本分了，然后就轮到白人买篮子的份儿了。他没有弄清楚，他需要把篮子编得值得人家买，起码要人家觉得值得买，不然，就该试试做点值得人家买的别的玩意儿。我也曾编过一种细致的篮子，但没有编成值得任何人买的样子，然而就我来说，篮子不仅值得我编，而且我还要研究如何编得卖不出去，而不是研究如何编得值得人家买。人们称赞或认为成功的生活，不止一种，为什么非要重视其中一种而忽视其余呢？
知道了康镇的乡亲们不大可能给我在法院里弄一席之地，或在教区里弄个助理牧师，或在别处弄个差事过活，我只能自谋生计，于是我较以往更向往山林，因为山林比较了解我。我决定用我现有的一点本钱即刻前往开张，而不是等待筹妥基础资金。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不是讨便宜的生活，也不是讨昂贵的生活，而是以最少的阻碍干点私人的工作[12]。若因缺少点常识、企业精神和商业头脑，不能完成这项工作，其愚蠢远超过可惜[13]。
我一直致力于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因为这是人人不可或缺的。你若跟中国贸易，那么，在色冷某一港口岸边弄间账房就够了。你可以设法出口本国所能供应的那些纯土产、冰、松木或花岗石，用本国船运。以下是些好办法：事无大小，皆须躬亲处理：做舵长也要做船长，做船主也要做保险商；要亲自买亲自记账；读每封来信，写或读每封回函；监督进口货物卸船，要不分昼夜；要能几乎同一时间在岸边的许多地方——贵重货物经常在新泽西岸边卸船——做自己的收报机，不停地扫视海平线，招呼过岸的往来船只；要保持连续不断装运，以供应这样一个遥远的大好市场；对市场现状、各处战争与和平进行展望，你要使自己消息灵通；要预测贸易文化趋势；要善加利用各种海上探险取得的成果，利用新辟航道以及航运上的革新——要研究航海图，要确知暗礁、新建灯塔、浮标警铃的位置；要经常修正对数表，因为某一计算者的错误，会导致一条本应安全驶入码头的船只触礁断成两截——拉·贝鲁斯[14]就遭到这种不可测知的命运；要能跟得上宇宙科学，研究从汉诺[15]和腓尼基人直到现在的伟大发现者和航海家的历史；最后，货账随时要记，以便知道你的处境。那是一件令人绞尽脑汁的苦差事，需要懂得多方面知识，比如盈余、亏损、利息、皮重、添头、种种计量等。
我会想到瓦尔登湖是个工作的好地方，这不仅是因为这地方的铁路和冰的事业，还因为这地方隐藏着许多优点。瓦尔登湖是个好港口、好基地，在这里，虽然处处需要建立在你自己槌进的木桩上，但却没有尼瓦河的沼泽要填。听说洪峰、西风加上尼瓦河里的冰，能将列宁格勒从地面上扫除。
由于这种工作不需启动资金，即可开张经营，所以，我那一点点做任何工作都不可或缺的资本究竟从何处取得，猜起来恐怕还是不甚容易的。开门见山，先说衣服[16]。人之选衣，大多不顾衣服的实际效用，只是被对时髦的爱好和别人的品评牵着鼻子走。若那个有事可做的人知道，在现实社会状况下，穿衣的目的，首在保持生命热，次在免于赤身裸体，他就能推断，不在衣橱里增添新衣，也能完成许多重要之事。尽管衣服是由裁缝专门剪裁缝制，那些一套新衣只穿一次的国王皇后却领略不到穿套合身衣服是多么舒服。他们比那专门用以悬挂干净衣服的特洛伊城木马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的衣服，一天天地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一天比一天更能显示所穿者的个性，直到有一天必须丢弃时，还不免犹犹豫豫，还要借助精神上的医疗，像丢弃自己的身体一样。
我不会因为一个人穿了有补丁的破衣服便瞧不起他，觉得他没分量。然而，我也确信，一般说来，人对时髦衣服，至少是干净无补丁的衣服的关切，大于其对是非良知的关切。但即使是破洞未补，所显示的最大罪过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偶尔用类似下面的问题测验我的朋友们：有谁愿穿条膝盖处有补丁又多缝了两针的裤子？多数人的反应是，要是真穿这样的裤子，生活前景不被毁了才怪。要他们拖着条破腿蹒跚到镇上易，要他们拖着条破裤子蹒跚到镇上难。若意外发生在绅士的腿上，尚可修补；若同样的意外发生在他的裤子上，那就没得补了。因为这位绅士注重的不是真正可敬的东西，而是表面上被人尊敬的东西。
我们认得的人不多，但认得的外套和裤子却不少。把你最近所穿的衬衫给稻草人穿上，你自己不穿衬衫站在一旁，谁又会不向稻草人敬礼呢？几天前我经过一块玉米田，从挂在树上的帽子和外套认出了田庄的主人，他只是比上次见面时多受了点风霜之苦罢了。据说有这么一条狗，每次看到身穿衣服经过其主人宅院的人，必狂吠不已，却被一个裸体小偷制伏得半声不叫。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人都被迫剥光了衣服，他们各自的地位究竟能保持到何种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任何一群文明人当中，真能说得出谁属于最受人尊敬的阶级？当普妃雅[17]从东往西环球探险旅行到达俄罗斯，接近家乡的时候，她说，当她去会见官员时，有必要脱下旅行装换穿别样衣服，因为她“现在又回到了文明国家，在这里，人都是以衣服论断人”。纵然在我们民主的新英格兰镇，仅靠偶得之财富以及此财富所表现于衣着佩戴上的东西，就能为其主人赢得无比的尊敬。然而那些表现出尊敬他人的人，人数尽管众多，却是如此异端，需要为他们派遣一位传教士。此外，衣服引出缝纫，缝纫真可谓是件无穷无尽的工作。起码，女人的衣服是永远不会完工的[18]。
一个最后终于找到事做的人，不需要弄套新衣服穿上去做这事，对他来说，有那套长久遗留在阁楼灰尘里的旧衣服就行了。旧鞋伺候英雄的时间，比伺候英雄的管衣仆人还要长——如果英雄还会有位管衣仆人的话——一对光脚要比一双鞋老旧，但英雄能令那双光脚长久服务。只有那些常赴晚宴、常去立法厅的人，才需要新外套。外套要常变，就像外套里的人常变一样。如果我的夹克和裤子、我的帽子和鞋是适合的，那么就行了。难道这些不行吗？自己的旧衣——自己的旧外套，穿破了，已不成衣服样子了，送给某个穷孩子也不能算是善行了，因为还可能被这个穷孩子转送给另一个更穷的孩子，而这个更穷的孩子能靠更少的物质而生活，但是他在精神上更富有。
我说，要当心一切需要新衣而不需要新人的事业。若无新人，为何使新衣缝得合身？你面前若有任何事业，试着穿你的旧衣去做。要知道人人都想有事情“做”，或有点事情“成”，而不是有点可以“用之做”的东西。除非我们已在持身、事业、德行上令自己感觉到自身已成旧衣中的新我，或感觉到若仍保持旧衣，便像用旧瓶盛新酒一样，那么我们就不应换新衣，不管旧衣多破多脏。我们的换衣季节，像家禽的换羽毛季节一样，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时刻。潜水鸟退隐到寂寞的池塘里度此时刻，蛇之蜕去旧皮，毛虫之脱去旧毛，亦是如此，皆由内部转化而发。我们的衣服，只是皮囊外之皮囊[19]。如果随便更换新衣，就会被人发现是在假旗帜下航行，终将被世人唾弃，也被自己唾弃。
我们穿衣，一层又一层，身体被埋在层层衣服下，好像我们是从外面堆积而成的外长植物。我们外面穿的那些又薄又奇特的衣服，是我们的假皮肤或表皮，是无关我们的生命的，是可以任意削除一块，而不致造成伤害的。而里面穿着的比较厚的衣服，是细胞皮肤，是皮质，但衬衫是我们的韧皮部，或者说是真皮，是无法削除而不割伤人体的。我相信世界各民族的人都会在某一季节穿着衬衫或与衬衫相当的东西。人穿衣服，最好力求简单，简单到能在黑暗中触摸到身体，简单到当敌人攻进城里时，能像希腊哲人毕雅士那样，两手空空、无牵无挂地走出城门。当一件厚衣服能在各方面不逊于三件薄衣服，而便宜衣服可按顾客各自需要而购得时；当一件可穿五年之久的厚外套可用五美元买到，厚裤子可用两美元买到，牛皮靴一点五美元一双，夏用帽二十五美分，冬用帽五十三点五美分[20]，或花象征性的钱自己做一个更好的时，在这种情状下，哪里会有穿着用自己血汗钱买来的这种衣服的人，会可怜到找不到向他表示尊敬的聪明人呢？
当我要求女裁缝师为我做一件某种式样的衣服时，她板着面孔对我说：“人家现在都不做这种式样的衣服了。”一点都不加重“人家”二字，就像她是在引用命运之神那样非凡权威者的话一样，而我也觉得，想要得到我所要的也不容易，因为女裁缝师不相信我是当真的，认为我是说着玩的。听到女裁缝师神谕般的话后，我坠入沉思，想了片刻，把她的话一字一字分开，重加思考，以便能真的了解其意义，能寻找出是何种程度的血缘关系把“人家”与“我”关联在一起，以及在这件与我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上他们究竟有些什么权威。最后，我也想以同等神秘、半点也不加重“人家”二字的语调，回答女裁缝师说：“是呀，人家最近都不做这种式样的衣服了，但人家现在却又做了。”
她若不量我的性格，只量肩宽，好像那只是挂衣钉，那又有何用。我们不崇拜象征美丽、优雅、喜悦的女神，不崇拜司命运的女神，只崇拜时髦女神。因时髦女神以绝对权威剪裁我们的衣服。巴黎的猴王，拿了一顶旅行帽商的帽子戴上，于是美国的大小猴儿群起效尤。我有时不免绝望，你真能靠世人之助，在世上完成点简单诚实之事？应先用强力压缩机将世人压缩一遍，把他们的旧观念挤压出来，使其无法再迅速站起。然而旧观念是烧也烧不尽的，群众中还是会有从不知何时置放在那里的蛋中所孵出来的怪物，于是你的劳力仍是白费。虽然如此，我们也应记得，有些埃及的小麦，据说是由木乃伊传下来的。
总而言之，我不相信你能辩称，穿衣已达到艺术境界。本国不是，外国也不是。眼前人们只是将就着有什么穿什么。就像逃过海难的水手一样，在岸边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但是过了不一会儿或者没走多远，便又互相嘲笑各自的伪装。每一代总是嘲笑前一代的老旧，拼命追逐新式。我们看到英王亨利八世或女王伊丽莎白穿过的衣服，便觉得好笑，觉得那似乎是属于野人岛的国王或者皇后的。所有不再被人穿用的衣服都显得怪异或可怜。只有那从衣服内向外张望的严肃眼睛和那在衣服内过的诚实生活才能止住嘲笑，才能使人的衣服变得神圣。让那喜剧或哑剧中穿杂色衣服的丑角患阵腹痛吧，他那服饰正适合那种心境。战士被炮弹击中，破衣也贵似龙袍。
男男女女对新式样的幼稚野蛮的胃口，使许多人对着万花筒，不停地抖动斜视，以便找到这一代人今日所需要的式样来。制造商已经知道，这种胃口是很难捉摸的。两种式样，其差别仅在于几条针线颜色略有不同，但其结果却可能是一件很快售出，另一件只能置之衣架，而经过一个季节之后，前者却又常常被淘汰，后者变得流行起来。比较来说，文身倒不能称为陋习。不能只因它深及皮肤无法更换，便认为文身野蛮。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人们取得衣服的最佳方式。工人的处境日益变得像英国工人的处境。就我所见所闻，毋庸置疑，工厂制度的最大目的不在于要人类穿得好穿得诚实，而是要公司发财。人们终能达到他们所定立的目标。因此，尽管眼前会遭受挫败，他们还是把目标立在更有意义的东西上去较好。
至于住所，我不否认，现在已成为生活所必需，虽然仍有些例子，证明在更寒冷的国度里，人长久没有住所，照样能够生活。塞缪尔·隆[21]报告说：“北欧的拉布兰人，凭着皮衣和覆在头、肩上的皮袋，就能夜复一夜地睡在雪上……睡在能把穿毛织品衣服的人冻死的地方。”他目睹过彼等这样睡，但又报告说，“彼等并不比别处的人更耐寒更强壮。”这可能是因为别处的人，在地球上没过多久，便发现了房屋所能提供的方便，也就是房屋之舒适（the domestic comforts）的缘故。“房屋之舒适”这句话，其原始意义指房屋之满足（the satisfaction of the house）更大于家庭之满足（the satisfaction of the family）[22]，然而这种说法对生活在我们这种气候里的人来说是极为偏颇的，因为我们主要把房屋与天和雨季联想，而且一年中有八个月是无须房屋的，只要一把伞就够了。
在此地的夏天，房屋起初只是夜间的遮盖物而已。在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中，“房屋”[23]者，一日行程的标记也，而一排刻在或涂在树皮上的此种标记，就象征着他们营宿过那么多次。无论人如何壮健，无论四肢如何巨大，也不得不设法缩小其生活天地，开始筑道墙把自己围进适合的空间里。开始时人光着身子露天而宿。在晴朗温和的日子里，或者在白昼，这当然是够惬意的，但他若未及早躲到房屋的怀抱里求庇护，恐怕在其萌芽时期就被雨天、寒冬甚至烈日摧残而夭折了。人类想要房屋，是想要一处温暖或舒适的地方，先是身体上的温暖，后来是亲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在人类进化初期的某一时刻，有一个胆大冒险的人，为了遮盖，爬进岩石洞里。每个孩童，或多或少，都要经历一遭这类穴居世界，即使在潮湿寒冷的日子里，他也喜欢停留在户外。小孩之所以喜欢玩“办家家酒”、玩“骑竹马”的游戏，是本性使然。谁不记得小时候遇见可躲进去的悬岩山洞时，所产生的那种兴趣？那正是仍存活在我们心中的先人对自然的渴望。我们已从穴居进步到居住在以棕榈树叶、以树枝树皮、以撑开的帆布、以干柴青草、以木板木瓦、以石块砖瓦做屋顶的房子里。我们不再知道生活在户外是什么滋味，而生活变得家居式[24]的程度，也远非我们所能想象。从壁炉到田野，是一大段路程。我们若能多分出点我们的昼夜，直接与日月星辰为伍，诗人若能少在屋顶下自语，圣人也少留在屋里，那该多好。鸟儿不也是不在山洞里呢喃，鸽子不也是不在鸽房里养性吗？
然而，今日人若想盖处房屋住所，他应该运用点新英格兰人的精明，以免后来发现自己所住的不是房屋，而是间平民习艺所，是座找不到任何出路的迷宫，是博物馆、救济院、监牢或豪华的坟墓。首先要知道，盖间住所很少是绝对必要的。我曾看到从北面缅因州来此的印第安人，住在薄棉皮帐篷里，帐篷周围的积雪深达一尺，而且我猜他们乐于见到积雪能更深一点，得以挡风。从前——因为现在我已变得有些麻木不仁了——当我为如何才能在不失去做其他有意义事情的自由之原则下，讨得诚实的生活一事苦恼时，我经常看到铁道旁边有个六尺长、三尺宽的工人夜间用以锁工具的木箱，而这个木箱令我想起，任何为生活所迫的穷困之人，都能花一块钱买个这样的木箱，侧着打几个洞，让空气进来，夜晚或雨天爬进去，拉下盖子，在里面他就能像诗人说的：爱情里有了自由，在灵魂上也自由[25]。对上面那个苦恼的问题而言，这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好办法，而且一点也不可鄙。你在里面爱睡多久就睡多久，而且不管什么时候起来，走到外面，也不会有地主或房东尾随着向你讨房租。有许多人，若住在小如这种木箱中，便不致被冻死，反而会被一个较大较奢华的木箱租金折磨而死。经济是个允许人轻率处理的问题，但人却无法轻松地解决掉。
那个经常住在户外的粗犷民族，用几乎全由自然提供的手边现成材料，在这里盖成舒服的房屋。做过麻州殖民地印第安总监的高德钦，于1874年的记载中说：“他们最好的房子，用树皮遮盖，显得非常干净、紧密、温暖。树皮是在汁液干的时期被人从躯干上剥下来的，然后趁着青绿时，及时用重木材压成薄片……差一点的房子，则用芦苇做成的垫子覆盖，也颇紧密温暖，只是不如前者好……我见过的一些，有六十尺或一百尺长、三十尺宽……我在这类‘房屋’里住宿过，发现它和英国最好的房屋一样温暖。”他又说，房屋里通常都铺以刺绣的垫子，陈设各类器皿。这些印第安人甚至会利用悬在天窗外由绳子移动的垫子调节气流。这样一栋住处，其好处一是可于一两天内盖成；二是拆下收拾起来只需几个小时；三是每家都能拥有一栋，或几家共有一栋。
在野蛮社会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好于金窝银窝似的住所，足以满足其较为简陋的需要。可是，虽然狐狸有洞，飞鸟有窝，野人有“房屋”，但在现代化的文明社会里，却有一半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所。我想我这么说，并不过分。在大城镇大都市里，文化可说是鼎盛的了，拥有自己住所的人只占全体人数的一小部分。没有自己房屋的人，就是要为这种夏冬两季不可缺少的外衣，年年付租金，所付租金足可买下一整个印第安人村庄的“房屋”。在这里我无意辩论住者有其屋或租其屋的优劣，只想指出：野人拥有自己的住所，因为搭盖起来花费不多，而文明人租屋而居，通常是因为盖不起，到了终了，甚至想租都租不起。或许有人说，只需付些租金，这个贫穷的文明人就能取得一处比起野人住的胜似宫殿的住所。根据这里的行情，付二十五美元到一百美元的年租，就有权享受本世纪以来的一切“进步”：宽敞的房间、干净的油漆壁纸、伦福特式的壁炉、涂胶泥的间柱、活动百叶窗、铜质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下室，以及其他种种方便。为什么享受到这种种方便的人往往都是些贫穷的文化人，而享受不到这种种方便的人却是些富裕的野蛮人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确认文化代表人类生活层面的进步——我仍这样确认，虽然只有聪明人才改进其生活层面——那么进步就该显示出，它能以较低的价格为人类提供较好的住宅；一物的价格，等于人为购得该物所支付的宝贵时间，现付也好，期付也好。附近一栋中等房屋的价格在八百美元左右，要节省下这个钱，即使不受家庭之累——以一日平均劳力所得为一美元计（若某些劳工所得高于此，另一些必然低于此），也需一位劳动者十年到十五年的宝贵生命，因此在他赚到他的房屋之前，他必先付出大半的宝贵生命。如果我们劝他不要购屋，以租屋代之，则同样不好。野蛮人若会在这种条件下，以其简单“房屋”交换这种宫殿，那他还能算得聪明吗？
读者诸君可能猜想，我几乎把持有这所多余房屋的一切利益贬抑为只是积“屋”防老，就积“屋”者而言，主要是为将来抵付丧葬所需。虽然人或许不会被要求负责埋葬自己，但是这却指出了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一处不同点。再者，毫无疑问，使文明人生活制度化的着眼点，还是为了文明人的利益，在此制度下，为了维持整体生活，才要求个人生活做相当程度的牺牲。不过，我却想指出，目前为了获得此一利益，个人的牺牲是何等之大，同时又想指出，我们有方法能够完全获得此一利益，而又不需做任何个人牺牲。那么你们所说的“穷人经常和你们在一起”，或“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坏了”，那是什么意思？
当我想到我的邻居，也就是康镇的农民们，他们至少也像其他阶层的人一样富有，我发现他们多数都已劳碌了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农场，而这农场通常也都是抵押或承租而来的，或用告贷的钱买来的——大概要劳碌所得的三分之一用于房屋费用——一般说来，他们都尚未付清农场借款。借款利息加上经营农场的费用，有时会高于农场现值，以致农场本身变成一大累赘，然而仍会有另一个人，如他本人所书，由于自己太习惯于农场了，仍愿再传承下去。我向康镇官员打听，镇上农友们有哪些付清了农场的一切借款，完全拥有了自己的农场，令我吃惊的是，他们连十来个名字都无法即时说出。若想知道这页承继史，就去抵押银行打听打听吧。完全靠着农场劳碌所得付清借款的人少之又少，邻居们都能屈指而数，我想这种人康镇只有三个。说到商人时，说他们十之八九，或一百人中有九十七人，都逃不了失败的命运，农人的处境亦复如此。在商人这方面，其中有人中肯地说，他们的失败，其实多半不是金钱上的失败，而是因不方便履行合约而违约的失败。换句话说，就是商业道德上出了毛病。上述情形不仅使事情显得更糟，也间接表明了那一百个人中有三个成功的商人，就拯救其灵魂方面上说，可能也未成功，且与那九十七个诚实的失败者比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破产”得更不可告人。赖债与破产，如弹性跳板，人类的多数文化就是从这跳板上翻来滚去的，但野蛮人则站在无弹性的饥荒木板上。尽管如此，中区家畜展示会仍年年在此地盛大举行，好像这部农业机器的各个接合点仍运转得很正常似的。
而农人也以一种较生计本身更为复杂的处方，试图解决生计问题。为了弄到鞋带，不惜干买卖家畜的勾当。他用尽心机技巧，设下弹簧圈套陷阱，捕捉舒适与独立，可是一回头，却把自己绊住了。这就是他可怜的原因，也正是我们多数人——尽管享受着种种奢侈的生活，然而与野蛮人的千般舒适相比——可怜的原因。正如英国诗人查普曼[26]吟唱的：
“凡夫俗子误坠世尘——
为求蜗角虚名——
幸福化为朝露闷云。”
纵令农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屋，他也可能不会因屋而富，反而因屋而更可怜。就我所知，这就是希腊嘲弄之神摩墨斯所提出的正当论据，用以反对智慧女神米诺娃所造的房屋，说她“没能把房子造得可以搬动，若能搬动，就能躲避恶邻”。此一论据亦可用以反对我们的房屋，因为我们的房屋被盖得太笨重了，以致我们不是住在屋里，而是被囚禁在屋里。那要躲避的恶邻，正是可鄙的自己。在这个镇里，我知道起码有一两户人家，已经有将近一代的时间，想着卖掉郊区的房子，搬到乡下去，却没能卖出去，看样子只有等着死亡来解脱他们了。
就算多数人最后都能拥有或租到一栋具备一切先进设施的现代房屋吧。文化虽然改进了房屋，却没能使居住在房屋里面的人进步。文化创造了许多宫殿，但要想创造些高尚的人和国王，却不是那么容易。倘使文明人所追求的不比野蛮人所追求的更具价值，倘使文明人将其大部分生命只用于谋取粗俗的需要和舒适，那么前者能较后者更有资格获得更好的住所吗？
然而，那些可怜的少数人该怎么办呢？你在当今能找到一项正比，那就是：在物质外观方面，有多少人升到高于野蛮人的地步，就有多少人降低到低于野蛮人的地步。一个阶级的奢侈会由另一个阶级的赤贫来平衡。一边是宫殿，另一边是救济院和“不食嗟来之食”的穷人。为法老王建造金字塔陵墓的千万苦力，吃的是大蒜头，而且死了都不一定有个葬身之地。那粉修宫殿飞檐的泥瓦工匠，夜里可能要回到一间简陋的茅屋。
当然我们不能假设，在一个有一般文化迹象存在的国家里，不应使其广大民众的生活环境恶化到不如野蛮人的地步。我现在要说的是那些堕落的穷人，不是那些堕落的富人。为了了解这句话的意义，不需往远处望，只需看看散布在铁道——文化上一项最新的改进——两旁那些简陋的小屋就行。我天天散步经过那里，看到那里的人好像是住在猪栏里，为了有一丝光线，仅有的一扇门整个冬季也得开着。燃柴取暖，想都别想。由于寒冷的痛苦难挨，那里的人养成了缩首缩尾的习惯，长此以往，不论老幼，都弯腰驼背，佝偻着身体，身心发展都受到阻碍。照顾一下这个阶级的人，务必是公正的，因为使这一时代显得突出的那些工程，毕竟还是借着他们的劳力完成的。或多或少，以上这种情况也是英格兰——世上最大的救济院——各色各样工人的共同处境。或者，我们可以看看爱尔兰——这个在地图上用白色或已开化小点标示的地方。把爱尔兰人的物质环境与北美洲印第安人、南海岛民或任何未与文明人接触而恶化的野蛮人的物质环境对比一下吧。然而我确信爱尔兰人的统治者与普通文明人的统治者一样聪明。他们的处境只能证明，卑劣与文化能同生共存。我几乎无须再说我们南方各州奴工的生活情景。他们生产了本国的主要出口物品，而他们本身也是南方的主要产品。所以，现在就让我把话题限定在那些据说是生活在中等环境里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未思考过，房屋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须有一栋和邻居一样的房屋，所以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虽然没有必要，事实上都在痛苦地想着。这就仿佛是：人一定要穿裁缝为他剪裁的任何样子的外套；或者仿佛是：人们还在慢慢脱去棕榈叶或土拨鼠皮帽的过程中，只因为买不起皇冠，便开始埋怨起日子的艰苦来了。人们想再发明一种比我们现有的房屋更为方便、更为豪华的房屋，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但这种房屋无人付得起。我们难道不应该少想点办法取得更多这类东西，而以少得一点为满足吗？那些可敬的镇民真的应该以身教或言教，教导年轻人在其有生之年准备多余的套鞋、多余的伞、梦中客人的空客房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的一样简单？当我想起这些人类的恩人，这些已被我们理想化为上天差来的使者、给人类带来神圣礼物的人的时候，我脑海里并没泛起他们身后跟有任何侍从或他们家里有满车时髦家具的场景。
如果我应允——难道这不是项特殊的应允？——我们在品德和智慧上比阿拉伯人优越多少，我们的家具就可比阿拉伯人的家具复杂多少，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现在的房屋被零乱的家具弄得脏乱不堪，一个好家庭主妇，就应该将其中的大部分扫到垃圾桶里去，当作她早晨工作的一部分。啊，早晨的工作！天哪，在这世界上，人早晨的工作应该是些什么呢？我桌上有三块石灰石，天天需要我拂去上面的灰尘，而我心灵家具上的灰尘却没有时间清扫，我很恐惧，因此不屑一顾地将石灰石丢到窗外。我哪里能住得起有家具的房屋？我宁愿坐在户外，因为除非那里有人破土动工，否则青草上是不聚尘埃的。
时尚者，骄奢淫逸者兴之，群众中之逐臭者随之。那个驻足在所谓一流旅馆前的旅客，会立刻发现此点，因为那些旅馆主人肯定会把他视作一个虚脱无能之辈，如果他再听由他们热诚服务的摆布，他准会立刻被完全阉割掉。在火车车厢方面，我们也是为豪华所花的钱多，为安全方便所花的钱少。长沙发呀、褥榻呀、遮篷呀，以及数不清的我们搬到西方来的东方物品。若得不到这些物品，好像火车车厢比现代化的客厅好不到哪里去。我宁愿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南瓜上，也不愿坐在天鹅绒的垫子上与人乱挤。我宁愿在地面上坐辆空气流畅的牛车，也不愿坐在一辆装饰奇异的游览厢里，沿途呼吸着恶浊的空气到天堂去。
原始时期人类生活之单纯与赤裸，至少暗示着一项好处，就是此种单纯与赤裸，让人仍能继续成为自然界中的一名过客。当他饭饱睡足精神恢复之后，会再次踏上征程。他好像是住在这个世界的帐篷里，不是穿过深谷，就是越过原野，或是爬上山峰。但是看哪！现在的人类已变成了他们自己工具的工具了。原先饥则随意采食果实的人，如今变成了农人；原先站在树下以求遮掩的人，如今变成了守屋人。我们不再为一宿而扎营，我们业已安顿在人间而忘却了天上。我们为今世建造了家庭房屋，为来世建造了家庭坟墓。最好的艺术作品，是人类努力从上述处境中自我解放之表达，而我们现今的艺术，则只求使这种低等处境变得舒适，使那种高等处境被遗忘[27]。在康镇，美术作品——即使有任何此种作品会被传下来——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我们的街道都没有为这种作品提供适当场地。没有一根钉头挂画，没有一个架子摆英雄圣哲半身雕像。
当我思虑着我们房屋的建造情形，付款或尚未付清的情形，或其内部经济管理与维护的情形时，我真怀疑，当访客正在赞美壁炉架上的摆饰时，地板会不会从他脚下塌下去，让他掉进地下室，坠落在虽是土质的但却坚固的根基上。我焉能不发觉这类所谓富裕高尚的生活是一种暴发户跳跃而得的东西。由于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种跳的动作上，故未能及时欣赏那点缀这东西的美术作品。因为我知道，限于精力，世上最远的跳跃纪录是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所创造的，据说他们在原地起跳能跳到二十五尺。若无人为的支撑，过了那个高度，还是要坠回地面来。面对这强取豪夺而得到大房屋的大房主，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支撑你跳得这么高？你是那九十七个失败者中的一个，还是那三个成功者中的一个？请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或许会欣赏欣赏你的摆饰，或许会发现它们具有点缀作用。本末倒置既不美也没用，在用美丽的物品装饰我们的房屋以前，要先清洁墙壁，先清洁我们的生活，美丽的家事、美丽的生活应先予以建立，作为根基。须知对美丽事物的鉴赏力，多是在户外所培植，但那里却没有房屋、没有屋主。
爱德华·约翰生[28]在他的《创造奇迹的上苍》一书中写到和他同期到达本镇定居的第一批移民时，曾这样说：“他们在某一山坡上挖空一处泥土，作为最初的住所。把挖出的泥土覆盖在做屋顶用的圆木头上，然后就在屋顶最高的一边，就着泥土，生起冒烟的火来。”又说，“一直要到靠主的祝福，泥土生出了喂养他们的面包后，他们才能建造真正的房屋。”而第一年的收成又是那样贫乏，以致“他们被迫把面包切得薄些，束紧腰带，以便挨过那漫长的一年”。
1650年，新尼德兰州（今纽约州）州务卿在为那些有意移民彼处的人提供资料时，用荷兰文写得更详尽、更具体，他说：“住在新尼德兰，尤其是新英格兰的那些人，起初无法依照自己的意愿，搭建农舍房屋，就在地上挖一个像地窖一样的方形坑，六七尺深，长宽视各人认为合适而定，坑内四周泥土罩以木板围墙，木板间衬以树皮或他物，以阻挡泥土渗入。下铺以木板为地板，上铺以木板为天花板，再以清洗过的扁平石头堆高成屋顶，上面铺一层树皮或青草，这样，他们全家就能在这种房屋里不阴冷不潮湿地过上三年五载了。当然，他们也依照家庭的大小，把地窖隔成若干小间。这些新英格兰的富裕的重要人物，在殖民初期，之所以要以这种样式开始建造房屋，其理由有二：第一，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建筑上，多从事耕作，以便来年食物不匮乏；第二，是为了不立下坏榜样，使那些他们从祖国带来的可怜的劳动人民失望，觉得自己永远无法达到那种标准。这样经过三年五载，当他们适应了农业文化后，才开始花上数千美元为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
在我们祖先生活的过程中，多少有点过于节俭的痕迹，好像他们的主要原则首先是满足较为迫切的需要。然而我们较为迫切的需要有没有满足呢？每当我想为自己弄得一处奢侈的住所时，总是知难而退，因为，依我看来，这个国家尚未能就人类文化方面做好适应工作，而我们仍需把我们的精神面包切得比我们祖先切的面包更薄些才行。这并不是说所有建筑物务必装饰点缀，在最原始的阶级也不必如此。让我们的房屋里面就像甲壳类动物的住处一样，稍微点缀些美的东西吧，但却不能堆得满屋都是。但是，我的天！我会置身于一两处这样的房屋，知道那房屋是用什么点缀的。
虽然我们退化到住在山洞里、住在印第安人那种简陋“房屋”里，或穿兽皮生活的程度，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接受人类的发明与工业所提供的一些方便吧——虽然这些方便得来不易，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像康镇这样的地方，木板、木瓦、石灰和砖，较合适的山洞、整个树干、足量的树皮，甚至黏性适度的土和扁平的石头，得之更为容易，价格也较便宜。我不是外行人说外行话，因为我在实际与理论两方面对这些事都很熟悉。稍微动动脑筋，我们就能用这些材料，使自己变得比现在最富的人更富，使我们的文化成为福祉。文明人者，较具经验、较为聪明的野蛮人也。不过，还是赶快说说我自己的盖屋实验吧。
1845年3月，我借了把斧头，来到瓦尔登湖畔的森林里，在我打算搭盖房屋的附近，开始砍伐一些树龄虽小但高大挺直的白松，作为木料。想创业而不告借是很难的，但告借或许也是让你的同胞对你的事业起点感兴趣的方法。斧头的主人，一面拿给我斧头，一面对我说，斧头是他的心爱之物，但当我归还时，斧头却比借时锐利。我工作的地方是个可爱的山坡，山坡上处处都是松树林，穿过松树林，可遥望瓦尔登湖和林间的一片空地，空地上松树和山核桃的幼苗欣欣向荣。湖上的冰尚未解冻，但已有几处裂口，冰饱含着湖水，呈现出一片深黑色。我在那里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断断续续飘了几场小雪，当我走出森林，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铁道时，看到沿铁道两旁的黄色沙堆向远处延伸着，在蒙蒙薄雾里闪烁着，铁轨也在春日的阳光下不停地闪烁，云雀、京燕和别种小鸟齐来同我迎接新的一年。这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春日，在这个春日里，人类对寒冬与冰封大地的不满一起消失了，蛰伏的生命也伸起懒腰来了。
一日，斧柄脱落，于是我砍了一棵绿山核桃树做楔子，用石头把斧头打进柄里，再一起放进湖水里泡，以便斧柄楔子膨胀，固定斧柄。这时，我忽然看到一条蜕过皮的蛇爬进水里，沉到水底，我停在那里观察了一刻多钟，并无动静，大概是因为尚未脱离蛰伏状态。人类之所以仍停留在目前这种低而原始的状态中，以我看来，恐怕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只要他们能感觉到春之源泉由其丹田涌起，则必会起而向着更高更富灵性的生活道路走去。从前，在那些多霜的清晨，在路过的小径上，我也见过身体仍然部分麻木不能伸缩的蛇，在那里等着阳光将自己解冻。4月开始的第一天，下了雨，冰融化了，一大清早，多雾，我听到一只孤单的鸿雁在湖水上空一面盘旋一面鸣叫，好似失群落单一般，又好像是雾的精灵。
我就这样继续了数日，用那把斧头伐木，制成建材，削成墙壁支架、梁椽。胸中既乏经文纬武之略，乃自拉自唱曰：
人人皆诩万事通，
事到用时却飞去。
艺术跟科学，
并千种应用，
到头来你我知道的，
也只是那呼呼吹过的风。[29]
我把做主梁的建材切成六寸见方，用作墙壁支架者只削两面，用作屋顶椽天花板和地板者只削一面，另外几面，树皮仍留在建材上。与用锯锯成的建材比较，这种建材既显得挺直，也更坚实。那时我已借来了其他工具，每块建材，都细心地做了榫眼榫头，以便将来相接时，榫头容易套入榫眼。我住在森林的日子并不是很漫长，但我仍然带着牛油面包，中午时刻，坐在砍断的绿枝中，一面吃午饭，一面读包装牛油面包的报纸。由于满手都是厚厚的松脂，面包也散发出阵阵松香。虽然我砍伐了一些松树，但由于渐渐熟悉了它，我们反而变成了好朋友。来森林漫游的人，有时受了斧声的吸引，走到这边来，我们便在碎木片间愉快地聊一会儿天。
因为我不赶工，而只是尽量从中享受工作的乐趣，所以直到4月屋架才完成，可以竖起来了。我原先已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小木屋，主要是要用木屋的钉和木板，别人都认为那是个极美好的木屋。柯林斯是个在非其堡铁路做工的爱尔兰人。我前去看木屋时，他不在家。我在屋外来回走动，起初从屋里看不到外人，因为窗户开得又高又深。木屋体积甚小，尖屋顶，四周堆着五尺来高的污泥，像是一堆堆肥，其他实在没什么可观的。虽然许多木板因受日晒已经弯翘易碎，但屋顶还是好的。屋无门槛，但门板下有一通道，母鸡可长年经此出入。不久，柯林斯的太太走到门口，邀我进去内部观看。我一走近，母鸡竞相逃出木屋。里面一片漆黑，地面多为泥土，肮脏、潮湿、阴暗得无以复加，令人难忍，另外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禁不起再搬动的木板。她点了一盏灯，让我看一看屋顶和墙的内部，以及延伸到床下的地板，警告我不要误入地窖——那个像两尺深的垃圾坑的东西。照她自己的话，“顶上是好木板，底下处处是好木板、好窗户”，窗户从前曾有过两块完整的玻璃，但最近只有猫进出那里了。屋里还有一炉、一床、一处可坐的地方、一把伞、一面镀边穿衣镜、一个钉在小橡树上的咖啡磨，此外别无他物。
交易很快谈成，因为詹姆斯适时地回来了。今晚我付他四美元二十五美分，明早五点他搬走，不再卖给别人，六点我来接收。他说，最好早点来，这样就在地租燃料方面发生某种划分不清的争议时，不会不知所措。他向我保证，这是唯一可能出现的麻烦。
六点钟时，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家人，一个大包裹裹进了所有家财——床、咖啡磨、穿衣镜、鸡——唯独缺少猫，猫被他抱到森林里丢了，做了野猫，听说后来误入捉土拨鼠的陷阱，成了死猫。
同一天早晨，我把这小木屋拆卸，拔出钉子，用手拉车一车车搬运到湖边，把木板平铺在草地上，让太阳晒白晒平。在我往返穿梭于林间小径的途中，一只早来的画眉鸟儿向我唱起小调。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偷偷地对我说，他那个名叫西利的爱尔兰邻居，在我往返穿梭的途中，把那些仍然坚固、挺直、可用的普通钉、“U”形钉、长钉都一起弄到他口袋里去了，而当我回来跟他寒暄的时候，他却站在那里，事不关己似的、愉快地望着这场洗劫，像他说的：没什么好做的。他在那里如同监工，且使这种本来无足道哉的小事，弄得像是搬运提洛城的神祇那样严肃。
我在山坡的南面挖了一个地窖，正巧是一只土拨鼠先前挖洞的地方，挖穿一层盐肤木和黑莓的根层，以及某些低等植物，六尺见方、七尺深，到七尺深处，沙土很美，把马铃薯放在这种沙土里保存，再冷的冬天也不会结冻。地窖墙壁不架木板，也不砌石头，因太阳永远照射不到，沙土可保持在原来位置。这活两个小时就完工了。我对这样的破土工作特别感兴趣，因为几乎在所有纬度里，人们挖地洞，都是为了这种稳定的温度。在城里最豪华的房屋里，都可发现人像古人一样用地窖储放根类食物，而当地面上的建筑物消失许久以后，后人仍可看到它在地下的凹处。房屋不过是洞穴入口的一种走廊而已。
5月初，在一些熟人的协助之下，我终于把屋架竖立起来了。要熟人相助，与其说是基于需要，不如说是借此良机以增进睦邻之谊。彼等能成为该屋架之竖立者，是他们的光荣，无人比我使他们的人格更加高尚。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也能帮助别人建立更伟大的建筑，建立更好的社会。我于7月4日这一天，就是屋顶壁板完工后，移住新屋。因为木板都是经过彻底削边层叠的，木板之间接合紧密牢固，绝对防雨。在钉壁板之前，我已在墙壁一角建了个烟囱的地基，为此我从湖边捡了两车石头，徒手运上山坡。但烟囱是到秋耕之后、需火取暖之前才搭盖完的。在此以前，我都是一大早在户外空地上煮饭。那种方式，至今我还觉得，在某些方面，比一般方式更方便更宜人。若面包未烤熟前起了风雨，我就在炉火上固定几块木板，自己坐在下面看着面包，就这个样子我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在这些日子里，因两手劳动多，读书就少。但是地上、把柄上、桌布上的任何片纸只字，都能像《伊利亚特》一样，带给我同样的快乐，给我提供同样的服务。
譬如说，当我们考虑到门窗、地窖、阁楼在人类本性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时，则建筑起来，较我所为，更为悠闲自在，恐怕也是值得的。甚至连任何地面建筑，除非能找到比所谓暂时需要更为有力的理由，否则都不必建立。人为自己建筑房屋，若能像鸟儿构筑窝巢一样，更为合宜。当鸟儿为自己筑巢时，总是且筑且唱。人若能用双手建筑自己的住所，靠自己的简朴诚实养活自己和家人，谁又知道人类的歌唱本能，会不会像鸟儿一样，普遍地发扬光大呢？但是，可惜呀！我们全像些牛鸟和布谷，把蛋下在别人所筑的巢里，而我们叽叽喳喳的刺耳调子，又不能娱乐游人。难道我们要永远把建筑之乐让给木匠吗？一般大众究竟有几许建筑经验？在我所到之处，从不会碰到一个人，忙于为自己建造房屋，而自建房屋是多么自然简单的事。现在那些只够得上普通人九分之一的人，不再只是裁缝，还有牧师、商人、农人。这类分工将止于何处？而分工的目的又是什么？当然另一个人也“可”为我思考，但是，若他之“可”为我思考完全排除了我之为自己思考，那就不好了。
的确，在这个国家里也有所谓的建筑师，至少我也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建筑师，具有下述构想：就是使建筑装饰也具有一种真理核心、一种必然性，也就是美，这对他好像是一种启示似的。他这观点，充其量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的想法。因为他是个感情的建筑改革者，所以他的建筑改革论是从装饰方面出发，而不是从地基出发。这种改革只在于如何赋予外在装饰部分以真理核心，如同在糖果里加添香料一样，而不是设法令住用部分、内在部分等里里外外都能真实地建造出来，把装饰留在一边——而我却相信不加香料的糖果更有益于健康。
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外在皮相？乌龟得到斑纹外壳，甲虫得到鲜艳珍珠母，其偶然性和百老汇区居民得到三一教堂一样？人与其建筑风格之间的关联，并不大于乌龟与其外壳斑纹之间的关联。军人也不必如此无知，试着把他的专长用正确的颜色涂在军旗上，那样敌人会发现的。当考验来临时，他会面如土色的。依我看来，刚才说到的那个建筑师，好像是斜倚飞檐，把他那不成熟的建筑理论窃窃私语地说给住在屋里的那些粗人，而那些粗人懂得的建筑理论比他还多。我现在所见到的建筑之美，都是由内而外渐渐地提升，都是基于内住者的需要与性格，他是唯一的建筑者——基于他的某些不自觉的信托与高尚气质，丝毫未考虑到外观。至于这种美究竟能有多少可在建筑中表达出来，也要靠一种类似的不自觉的生命之美作为前导。先有内在的生命之美，才能创造出建筑之美。
在这个国家里，最有趣味的住所，如画家所言，是那些穷人的最质朴简陋的木屋茅舍。这些木屋茅舍是居住者的壳，使这些壳显得“如画”一般美的乃是居住者的生活，而不是壳的表面上的任何奇特之处。同样有趣味的是市民的郊区房屋，他的生活越简单愉快，则他越不为住所的风格问题感到苦恼。大部分的建筑装饰都是极其虚浮的，好似借来的羽毛，一阵9月的狂风，就能将之吹落殆尽，而屋基实质部分丝毫无损。地窖里没有橄榄和酒的人，可以不需要什么建筑。如果同样多的庸人自扰之事发生于文学风格的装饰，又将会有何种后果？纯文艺作品、美术作品以及两者的教授就是这样产生的。说来也真奇怪，人所最关切的只是几根横木如何倾斜，用何种颜色涂抹房屋。如果这还能表示点什么，那只表示居住者自己倾斜这几根横木，自己涂抹房屋罢了。然而，精神却离开居住者而去了。精神既去，那这就和做自己的棺材一样了——建筑坟墓的“木匠”，只是“棺材匠”的另一个名字。有个人，在其绝望或生活乏味之余说道：“抓起你脚下的一把泥土，把你的房屋就涂抹成那种颜色吧。”他是想到了他那最终归宿的狭窄房屋（指坟墓）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掷个铜币或许就能决定。他的空闲何其多呀！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脏土？以你自己的肤色涂抹你的房屋更好，让它为你苍白或红润。什么改善茅舍建筑风格的计划！你为我准备好装饰时，我再来穿用吧。
在入冬以前，我盖好了烟囱，又把已经能防雨的墙壁加以木板，这些都是不完好多汁液的木板，由木板最外层第一次削的削片做成，边缘还需要用刨子刨平。
就这样，我有了个涂了灰泥、结构紧密的木造房屋，十尺宽、十五尺长、八尺高，有阁楼、衣橱各一，每边有一扇大窗、两扇活动门，一端开一扇大门，另一端是砖造火炉。包括材料时值，不计人工，因劳力未假手他人，房屋正确造价如下。我之所以要逐条详细列出，是因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房屋的正确造价，知道所用各类材料价格者，即使有，也是少之又少——
木板……8.035美元
屋顶屋壁用夹板……4.00美元
板条……1.25美元
两扇带玻璃旧窗……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4.00美元
两桶石灰……2.40美元
毡毛……0.31美元
火炉铁架……0.15美元
钉……3.90美元
门枢纽及螺丝钉……0.14美元
门闩……0.10美元
白垩……0.01美元
运输费……1.40美元
总计……28.125美元
除去木材、石头、泥沙外，这就是全部材料，而那三项是我无权而擅自取之于土地者。此外，我又用建屋所剩材料，在旁边加盖一木栅，用以储存燃料。
我有意为自己盖栋房屋，在气派和奢侈方面，要胜过康镇大街上任何一栋，但又能同样令我感到愉快，而花费也不比现在这栋高。
我因而发现，梦想一处住所的学生，能够以不大于他现在所付的年租，取得一处终身住所。如果我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么我的辩解是：我吹嘘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我本身的短处与矛盾，并不影响我上句话的真实性。纵然有许多赘书伪善——许多不易从我的麦子中剔出的糠秕，对此无奈我也同别人一样惋惜——我仍想在这方面畅所欲言，一抒愚意，因为这能大大解除我身心两方面的痛苦，而我绝不为了谦卑便一言不发，做魔鬼的代书人。我将尽力为质理辩解。
在剑桥的哈佛大学[30]，学生租一间宿舍，房间虽较我的略大，但仅房租一项，一年就要三千美元，而在同一屋顶下，学校当局又可因利乘便，盖上三十二间连排房间，住宿者又因遭到诸多邻居吵闹的不便，或许还要住在四楼。我无法不这样想，如果在这方面我们能多具有点真知灼见，不仅教育可大为减少——因为减少这种教育后更有机会学习其他东西，而且为接受教育而承受的金钱负担也可消除。学生所求于剑桥或其他学校的那些东西，由于未经双方适当安排制订，以致学生或其家人付出了十倍以上的无谓的人生牺牲。那些最需花大钱以求的东西，并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举例说，学费是注册缴费单上最重要的一项，但在另一方面，从与当代最有学养的人物的接触中所得到的更有价值的教育，倒是完全免费的。而设立一所大专院校的模式，通常都是先募捐筹集一些大钱小钱，然后盲目地追随着分工合作的理论，一种非经深思熟虑绝不可追随的理论，找来一个把建校事业当作投机事业干的建筑商人，建筑商人再雇用爱尔兰人或其他劳工做实际的奠基工作，而那些准大学生，不管校舍盖成什么样子，据说就只有适应的份儿。为此疏忽，以后的代代学生都要同受其害。
我想，由学生或由那些想着从此处受益的人，亲自做奠基的工作，会比较好些。那个以各种方法规避人生必须劳动而取得令人羡慕的休闲清静的学生，所得到的只是懒散而无益的休闲，并且丧失了使休闲显得真正有意义的那些生活经验。有人会问：“但是，你的意思不该是说学生应当以双手而不是以头脑去做他们的工作吗？”我的意思不完全是这样，但我的意思却是：学生应当多多作如是想。鉴于学生的这种昂贵游戏都是由社会来支持的，他们不应当只是“游戏”人生，或者“研究”人生，而应当自始至终地“体验”人生。青年若不能积累生活经验，如何能体验更有意义的生活？我想人生体验和数学都能锻炼学生的头脑。
举个例子说，如果我想要一个孩子知道点有关艺术科学的事，我不追随一般的方式，把孩子送到某某教授那里去，那里什么都传授什么都实习，就是不传授不实习生活艺术——那里只用望远镜、显微镜观察世界，但从不用肉眼。研究化学，但不学习自己吃的面包是如何做的；或研究机械技巧，但不学习那是如何发明的；或寻找海王星的新卫星，却不想探察自己眼中的梁木，或自己也是别人的卫星，而那个人又是个多大的无赖；或正在想象一滴醋中的怪物，却被群集在他四周的怪物所吞食。一个月过后何者前进最多？是那个自己挖掘矿砂、自己冷炼、自己参考资料做成小刀的孩子？抑或是那个一面去听冶金演讲，一面从他父亲那里取得小刀的孩子？两者中又是何者最有可能被小刀割破手指？使我吃惊的是，在我离开学院之日，获知我学习过航海学！哈哈，如果我出港到海上兜一圈，那么我知道的航海学会多一点。即使穷学生，也只研究、只被传授政治经济学，但与哲学同义的生活经济学，却未见在我们的大专院校里被认真地传授过。其结果是：学生一方面读亚当·斯密[31]、李嘉图[32]、赛依[33]，但另一方面却拖累得他父亲债台高筑[34]。
大学的情形是如此，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革新”的情形也是如此。人们对这些东西都抱有幻想，这些东西都没有实质上的进步。魔鬼自始至终为其早期股份与后续投资，又不停地强索复利。我们的发明，通常都是些小玩具，分散了我们对严肃事物的注意力。这些发明，对那个未革新过的目的而言，只是些革新过的手段，而这个未革新过的目的，若想达到早就达到了，就像通往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一样。我们匆匆忙忙架起缅因与得克萨斯间的磁性电报，却不管两州之间是否有要事需要沟通。这如同一个急于别人介绍自己认识一个聋女人的人，在他被介绍而且那个聋女人的助听器的一端已放到他手上时，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一样，双方都觉得很痛苦。好像主要的目的是求别人说得快，而不是求别人说得言能及义。我们殷切盼望掘出一条大西洋隧道，以便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通过隧道传进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则消息可能是有关阿德莱德公主[35]得百日咳的新闻。毕竟骑千里马的人不一定有重要信息传送，他不是个福音传播者，也不是那个身穿骆驼毛衣服、口吃蝗虫野蜜的先知。我怀疑那匹千里马并未带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36]。
有人对我说：“我不相信你不存钱，你喜欢旅行。可能你今天就会搭火车去费兹堡[37]，去看看那边的乡村。”可是我找到了比搭乘火车更聪明一些的办法。我已经学到，速度最快的旅行者，是徒步旅行的人。我对他说：“你坐火车我徒步，试试看谁先到达。路程是三十里，车资是九十美分。要知道九十美分几乎等于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先前筑这条铁路的劳工，工资是每天六十美分。我现在徒步出发，天黑以前就能到达那里。我曾经以这个速度连续旅行过一个星期。在同一时间内，因你必须工作赚取车资，所以你要到明天，也许是今天晚上才能到达，这还得靠你的运气，能及时找到工作才行。你不能即刻去费兹堡，你必须花几乎整天的时间在这里工作。同样地，即使铁路能环行整个世界，我想我仍能走在你的前头，至于说到看看那边的乡村、得点人生体验之类的事，那你就更望尘莫及了。”
这就是宇宙的法则，是任何人都无法胜过的法则。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铁路宽度之宽亦如其长度之长。要筑一条环绕整个地球供人类使用的铁路，等于是要把整个地球表面夷平。人持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观念，认为只要将合股经营的局面不断地维持下去，久而久之，人人终能免费坐上火车，快速地到某地一游。可是，尽管人群涌向车站，尽管车站服务人员高叫“大家请上车”，但当火车黑烟飞去蒸汽凝聚时，人们所察觉的仍是火车乘客还是很少，其余大多数人还是没有能力坐火车。人们称这种情形为“悲哀的事故”，其实这也是悲哀的故事。当然在这大多数人之中，那些最后能赚到车资的人，也可坐一下火车出去玩玩，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能活得那么久。但到时候，可能他们已没有坐火车旅行的冲动与兴趣了。把人生最宝贵的部分用于赚钱，然后在人生最不宝贵的部分内享受那并不见得是自由的旅行，这样的人生令我想起从前那个英国人来：他先去印度发财致富，以便日后返回英国过诗人的生活。要过诗人的生活，他应该一开始就爬到他的阁楼上去才对。“什么？”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工人会从美国各地的简陋木屋中跳起，“我们筑的铁路不是好事？”我会回答他们说：“是好事，比较起来是好事，因为你们本来可能做更坏的事。但是，既然把你们视为我自己的兄弟一般，我觉得你们应该把时间用在更好的地方，而不是用在挖掘脏土上。”
在房屋尚未完工之前，我想用诚实愉快的方式，多赚取十美元或十二美元，以支付造屋的大额花费。于是在房屋附近，我开辟了两亩半的贫瘠沙质土地，主要用于种植大豆，一小部分用于种植马铃薯、玉米、豌豆和萝卜。整块土地共十一亩，大部分生长着松树和胡桃树，去年以每亩八美元八十美分卖出[38]。一位农民说，这块土地“没有一点用途，只能养吱吱喳喳的松鼠”。因为自己不是地主，只是个擅自取用者，下次又不打算耕种如此多，所以什么肥料也没施，也没整个彻底锄土。犁地时犁出许多砍伐后遗留的树干，当燃料用了，用了很久，而每一个犁出树干的地方，都留下了一圈处女地般的沃土，种在那里的大豆生长得特别茂盛，在夏天里甚为惹眼。房屋后面那些枯木残枝以及地上的废木，补足了我缺少的部分燃料。虽然我自己掌犁，但为了犁地，不得不雇用一组马和一个帮手。农场第一年支出，包括工具、种子和雇工等，共十四美元七十二点五美分。玉米种子是别人赠送的。除非种植过多，否则买这种种子也花不了几个钱。我收了十二蒲式耳（折合36.36公斤）的大豆、十八蒲式耳的马铃薯，此外还收了一些豌豆和白玉米。黄玉米和萝卜下种太晚，未见收成。我的农场总收入是：
总收入……23.44美元
扣除支出……14.725美元
结存……8.715美元
上列农场收入支出结存表中，并没有列入我所消费以及留为己用的部分收成，其现值为四美元五十美分——足以抵消我未耕而食的一些谷物。一切考虑在内，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的灵魂和今日今时的重要性，纵使我的实验所花时间有限，而这实验又是即时性的，我相信我这一年的表现比康镇任何农民的表现都好。
第二年的表现比第一年还要好，因为我用铲子把我所要耕种的约三分之一亩的土地全翻了一次土，而且由于未被著名的农业著作吓到，譬如说阿瑟·扬[39]的名著吧，我从这两年的耕作经验中学到了许多事：如果一个人愿意过简单的生活，愿意只吃他自己种的粮食，愿意能吃多少粮食就种多少，愿意不用这恰好够的粮食交换不必要的奢侈昂贵之物，那么，他只要耕几小块土地就够了。我也学到了用铲子为土地翻土比用牛犁便宜，若能时时换用某小块新地而不沿用旧地施肥，我就能利用夏天的零星时间用一只左手轻易地把农场上一切需做之事做好。若能如此，我就能免于被公牛、马、母牛或猪套牢而动弹不得，而这正是一般人目前的情况。我只想为这个问题说句公道话，以一个对现实农经社会之安排以及自己的得失全无兴趣的人的身份说句公道话。在康镇我比任何农人都独立自由，因为我不自我缚绑于一室或一农场，只是随着我的意愿转向而转向，这是条非常曲折非常短暂的路。我已经比他们富有，如果我的房屋被火烧了或我的土地没有收成，我也仍会像从前一样富有。
我老是觉得，与其说人是牛马的看守人，还不如说牛马是人的看守人，牛马比人更自由。人与牛相互交换了工作。如果只计算必要的工作，可以看出牛占了很大的便宜，牛的农场比较广阔。人在六个星期的储存干草期间，做了他交换来的工作的一部分，这部分工作也着实不轻松。没有一个在各方面都过着简单生活的国家，没有一个国人全是哲人的国家，愿意犯利用动物劳力的过错。当然，像这样一个国人全是哲人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将来也不会有。同时，我也不敢确定，大家是否愿意有这样一个国家存在。无论如何，本人是不会驯服一头马或牛，将之驾在农具上，替我做任何它能做的事的，因为我生怕自己会变得像是个人马或人畜。如果这样做在社会看来像个赢家，那么我们能确定一人之所得不是另一人之所失吗？能确定马夫没有与马主同样多的理由去自求满足吗？假定某些公共工程，未借重动物之力，便不可能完成，因而让人与牛马共享此荣耀，那么你能就此推定，人不能靠一己之力完成些更有价值的工程？当人借重动物之力，开始做多余的或艺术性的，而且是奢侈的和无聊的工作时，不可避免地，有些人就要做那些与牛马交换来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成为强者的奴隶。因而，人不仅要为内在于他的动物工作，而且，作为他要为内在于他的动物工作的一个象征，人也要为外在于他的动物工作。虽然我们已有了许多坚固的砖石房屋，但是农人的繁荣，仍要以其马厩高出其房屋之多少来衡量。据说康镇具有附近一带最大的牛厩马舍，其公共建筑也不落人后，然而用于自由崇拜自由演说的厅堂却少之又少。
国家既不应以其建筑来表扬自己，何不以其抽象思维之力来表扬自己呢？与东方的一切废墟比较，薄伽梵歌[40]是多么令人赞美呀！塔与庙是公子王孙的奢侈品。一个简单独立的灵魂，是不会为任何公子王孙的差遣而辛劳不停的。天才也不是皇帝的侍臣，而其为天才之质者，亦非金银宝石，即含有之，其量亦微。试问：敲打那块石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当我梦游于亚加第雅[41]时，在那里我并未看到有什么被敲打过的石头。国家被一种疯癫的野心所驱策，想以其遗留下来的敲打过石头之数量来延续人们对它的记忆。若将同样的辛劳用于修养其风范，那又将是一种什么结果？一块小小的善意之石，较之一座高耸天际的纪念碑，更能令人长久记忆。我倒愿见石头各在其位。埃及古城色庇斯的宏伟，也只是庸俗的宏伟。一段围绕诚实人田野的短短石墙，较之具有百道城门、远离人生真谛的色庇斯城，更具意义。
只有野蛮异端的宗教文化，才喜欢建造巍峨的庙宇。国家所敲打的石头，极多数用于建造坟墓，自己把自己活活埋葬。说到金字塔，其自身一无可观之处，只能指出一个事实：有那么多卑贱之人，甘愿终其一生，为某个有野心的蠢货建造坟墓，而这个蠢货，若能自沉尼罗河，再以其浮尸喂狗，那会显得更聪明、更具有丈夫气概。我或许能为彼等制造一个借口，但我无意于此。至于说到建筑者对宗教与艺术之爱好，则普天之下的建筑，皆一丘之貉，埃及的庙宇也好，美国的银行也好，都是花费不赀，所获者少。其主要泉源，乃是虚荣，再辅之以对大蒜、面包、牛油之酷爱。青年建筑师包卡姆先生，在他建筑书籍的背面，用硬笔和尺子设计出图案，然后交由道生父子的沙石公司去做。前三千年俯视金字塔，而今则仰视它。康镇曾出过这样一个疯子，甚至要挖地洞到中国去，据他说，他已挖到能听到中国茶壶酒罐所发出的声音的程度。我想我是不会搁置下正经事不干，跑去赞美他所挖的地洞的。很多人关心东西方的纪念碑——想知道建筑者是何许人，至于我，我倒想知道不会参与其事的是哪些人，哪些人不屑于做这种琐碎工作。书归正题，还是让我谈谈我的统计吧。
因为我会许多手艺，所以替人丈量、做木工和其他数种乡里的散工，在同一时期，我又挣了十三美元三十四美分。八个月的食物花费，就是从7月4日至次年3月1日，也就是下列流水账记载的这段时间。我在林中住了两年多——除去食用自己种的马铃薯、青玉米、豌豆以及截至最后一日手头上剩余的食物——总花费是：
米……1.735美元
糖浆……1.73美元 糖中最便宜者
裸麦粉……1.0475美元
玉米粉……0.9975美元 较裸麦粉便宜
猪肉……0.22美元
面粉……0.88 美元 比玉米粉贵，而且做起来麻烦 实验失败的部分
糖……0.80 美元 实验失败的部分
猪油……0.65 美元 实验失败的部分
苹果……0.25 美元 实验失败的部分
苹果干……0.22 美元 实验失败的部分
甘薯……0.10 美元 实验失败的部分
南瓜一个……0.06 美元 实验失败的部分
西瓜一个……0.02 美元 实验失败的部分
盐……0.03 美元 实验失败的部分
是的，算起来一共吃了八美元七十四美分的东西。若不是知道读者诸君大多也犯了同我一样糟蹋粮食的罪过，而且他们的记录印出来不一定比我的好看，我是不会把我的罪过贸然公之于世，而不感赧颜的。第二年，我有时网一网鱼做晚餐，有一次竟狠心杀死一只到我的大豆田里搞破坏的土拨鼠——真如鞑靼人所说，法轮常转，报应无爽——而且把它吞食了，部分也是为了实验。尽管有点麝香的异常味道，仍能供我享受片刻。不管看来有多容易让村里的屠夫为你烹调土拨鼠，我仍然觉得无论你习惯多久，也不应使之成为一种习惯。
在同一时期，衣服和其他意外花费，虽然从这项里推论不出什么来，也照列如下，合计为：
意外花费……8.4075美元
灯油及家用器皿……2.00美元
因此，所有金钱支出，不包括洗衣缝补，这些工作多由外界代做，账单尚未收到——在世界之此一部分，必须支出金钱的地方如下：
房屋……28.125美元
农场一年开支……14.725美元
八个月的食物……8.74美元
衣服等八个月……8.4075美元
油等八个月……2.00美元
总计……61.9975美元
我现在要对那些必须自谋生计的读者诸君说一说，为了贴补上列开支，我销售农场产品所得：
销售农产品所得……23.44美元
零工所挣……13.34美元
总计……36.78美元
这项所得，从开支中扣除后，剩下二十五美元二十一点七五美分，这项差额——一方面，差不多正是我开始实验这种生活时的基金，也是八个月的预计开支；另一方面，除去得到闲暇、自由和健康外，又为我换取了一所舒适和愿住多久就住多久的房屋。
不管这些统计看起来如何限于一时一地一人，因而缺乏教育性，但因其具有某种完整性，所以也就具有某种价值。凡我所身受者，无不予以记载。此项统计显示，仅食物一项，每星期就花费二十七美分。此后约两年，也是如此，食物仍是裸麦、未加酵母的玉米粉、马铃薯、米、咸猪肉、糖浆、盐以及白开水。我酷爱印度哲学，故我主要食米，这必定是自然合宜的。为堵那些惯于吹毛求疵者的口，我只好声明，如果我偶尔被人请去吃饭，那会对我的居家安排造成伤害。我有时也被人请去吃饭，相信将来仍有机会。然而外出吃饭一点也影响不到像这样一种一般性统计，因为外出吃饭，如我已声明者，是个不变的常数。
从两年经验中，我知道即使在这个较北的纬度里，要想获得必需的食物，并不困难。人的食谱，即使简单到像动物的食谱一样，仍然可以维持体力和健康。我会将从玉米田里摘来的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加盐煮熟后，做成在许多方面都令我满意的餐点。我之所以把这种植物的拉丁学名也写出来，是因为这个名字的芬芳气味。在承平时代，在一般的日子里，一个有理性的人，除去足量的青嫩白玉米加盐煮熟做成食物外，还能有何奢求？我餐食中的一点小小变化，也往往是顺应胃口求变的要求，而不是为了健康。然而人却到达了这般境地，就是他们挨饿，不是由于缺少必需的食物，而是由于缺少习惯了的奢侈食物。我知道一位好妇人，以为自己儿子失去了生命，是因为儿子酷爱喝白开水。
读者诸君看得出来，我处理饮食问题，是从经济的观点而不是从食谱的观点出发的。除非读者有个堆积如山的食品储藏室，否则他是不会贸然尝试我这种箪食瓢饮的节制吃法的吧。
最初我用纯玉米粉加盐做成面包，这是纯正的玉米饼，我把饼固定在木瓦尖上或盖房屋时锯剩下来的棍棒头上，蹲在户外的火前烘焙，但面包老是会被熏黑，且带有松木味。我也试过用面粉做饼，但最后发现将裸麦和玉米粉混合来用最为方便合宜。在寒冷的气候里，连续烘烤几小时这种面包，不停地翻转，小心地照料，就像埃及人照料翻转孵化中的鸡蛋一样，很是好玩。对我来说，这种饼真像谷物做成的水果，由我使之成熟，吃起来也觉香甜，胜似其他高尚水果，小心包裹在布里，能保存多久就保存多久。
在此以前，我曾对古代做面包的必要艺术做过一番研究，参考一切能够找到的权威资料，追溯到原始之日和未发酵食物的初创时期，那时人类刚从茹毛饮血、采摘野果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制作美味食物的生活方式中。顺着研究的道路下行，了解了古代人们使生面团发酵的过程，通过后来种种的发酵方法，人们做出了我这种“美好、香甜、有益健康的混合面包”[42]，这种赖以生存的主食。酵母，这一有人认为是面包灵魂的东西，是该细胞组织内的生命力，被当作神圣之火保留下来——我猜是由五月花号首先把约一瓶量的此种宝贝带来，然后在美国大行其道，其影响力至今仍在本地谷类食品的浪涛中上升、膨胀、扩展。这种酵母引子，我也一直定时从康镇忠实地买些回来，直到一天早晨，我忘了规矩，用开水把它烫死了。此一意外，使我发现连这种东西也是可以省去的——因我的发现不是由综合法而得——我也就乐得从此省而不用。尽管许多家庭主妇向我热心地保证，不加酵母就不可能有安全和有益健康的面包，长者也预言不加酵母，精力将迅速衰退，然而我却认为这不是必具的材料。经过一年的省而不用，我依然活在人世。我很庆幸现在能逃避在口袋里携带一瓶酵母的麻烦，有时瓶盖会裂开，酵母撒出来，弄得我狼狈不堪。省而不用，既简单又可敬。人是最能适应各类气候、各类环境的动物。
我也不在面包中加添苏打晶碱或其他酸碱类的东西。我这样做面包，好像是依据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卡托制造的配方（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我认为这段拉丁文的意思是——“用以下方法做面包：先洗干净双手和水槽，然后把面粉倒在水槽里，徐徐加水，再用力彻底揉。揉好以后，做成面包形状，在盖子下烘烤”。其中无一字一句提到酵母。但是我不经常食用这种赖以生存的主食，有一次由于钱包空空如也，一个多月都没有吃过一块。
在这片国土里，每个新英格兰人都能轻易地生产自己做面包所需的裸麦和玉米，不必依赖老是波动不定的市场。然而我们都太远离简单和自由了，以至在康镇的商店里，很少有人买裸麦和玉米拿去喂牛养猪，然后再以更高的价钱买进并不更有益于健康的面粉。我知道我能轻易生产自用的裸麦和玉米，因为裸麦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种玉米也不需要更好的土地，我又能用推磨自己把裸麦和玉米磨成粉，吃这种粉做成的面包，就不用再吃米和猪肉。如果我需要吃点甜的东西，通过实验，我知道能用南瓜或菜根榨出很好的糖浆。不然，多种几棵枫树，取得甜东西就更容易了。而在枫树成长期间，除以上所指出者外，我还可利用许多其他代替品。因为，如我们先祖所唱的——
“我们能用南瓜、防风草、核桃树皮
酿制成蜜酒以香润我们的唇。”
最后，说到盐。这种最常用的日用品，去逛一次海滨就能取得些了。如果完全省而不用，顶多少喝些水罢了。我还没有听说过印第安人会为寻求盐的供应而使自己烦恼过呢。
就以食物而论，用以上方法，我就能完全避免使用金钱或以物易物。既然已经解决了食物的问题，那么剩下的问题只有衣服和燃料了。现在我穿的这条裤子，是在一位农人家里做的，连布都是在那里织的——感谢上苍，人还是有这么多美德善行的，因为吾人从农夫堕落为工人，其堕落之深之显著，一如人堕落为农夫——至于燃料，在这个新兴国家里，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说到栖身之所，如果人不准我继续临时占用现今我所耕种的这块土地，我可用同一价格将该地售出——就是八美元八十美分——买进一亩。然而事实是，由于我的临时占用，我认为已经提高了该块土地的价格。
有一类多疑寡信的人有时向我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真的能相信自己仅靠素食就能维持生命吗？为了开门见“根”给他们以当头棒喝——因为根者，信心也——我习惯这样回答：我能靠铁钉维持生命。如果他们不懂这句话的意义，则我所要说的一切，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好懂的了。听说这类实验，也有别人在做，我很高兴。听说有个年轻人，以牙齿为臼，以生玉米棒为唯一食物，实验了两个星期。用松鼠也做了相同的实验，且已获得成功。虽然有些老妇人无能为力，有些遗孀闻此则惊，但人类对这种实验还是抱有兴趣的。
我的家具，部分系自制，其余为购置的，悉数记录在流水账里了。这些家具包括一床、一桌、一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寸的镜子、一套炭钳和炭架、一壶、一煮锅、两炒锅、一勺、一洗脸盆、两刀叉、三个盘子、一杯、一汤匙、一油罐、一糖浆罐、一上漆灯笼。没有人穷到只能以南瓜为座椅的，那是无能的表现。在康镇的阁楼上有许多我很喜欢的那种椅子，只要我搬走就是我的。家具，谢谢上帝，没有家具店的帮忙，我仍能坐仍能站。
除哲人以外，又有谁能不羞于见到自己贫如乞者的家具，几个空箱子破盒子胡乱堆在牛车上，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走向乡村？这是史包汀的家具。从察看这样一堆家具中，我不能讲这是属于所谓富人的还是穷人的，因其主人老是显得自己为贫穷所苦。真的，你的家具越多，你就越穷。一车家具就像是装了一打简陋小屋，如果拥有一间简陋小屋就已经够穷了，那么拥有一打简陋小屋就是穷十二倍了。请问，若不把家具丢弃，不脱下旧壳旧皮，我们搬家何为？难道不是从这个天地搬到另一个新装潢的天地，把这旧的烧掉？这好像是家具已被扣在人的裤腰带上，如果不拖拉着它们，他就不能去他命中注定要去的乡村似的。把尾巴留在捕捉机[43]里逃命的是只幸运的狐狸。为了逃命，麝鼠会把第三只脚也给咬断。
人无怪乎会失去自己的移动性，他总是常常被套死！“先生，恕我冒昧，你说套死，那是什么意思？”你若是个有眼睛能看的人[44]，每当你遇到一个人，就能看到他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啊，看到他背后那些他假装没有拥有的东西，甚至看到他厨房里的用具以及那些他保留下来不肯烧掉的华而不实的东西。看来他是被这些东西套牢了，载渴载饥，寸步难行呀。所以，自己的拖车已经走过大门或古木节孔，但其家具无法随车而走的那个人，我就认为他是处在被套死的状态之中。当我听到衣着整洁、貌似洒脱的人随时随地谈起他的家具时，例如家具是否有保险，我对他无法不起怜悯之心。“可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我的欢乐的蝴蝶被蜘蛛网给网住了。
甚至那些好像长久都没有家具的人，若你诘问下去，就会发现他们的家具是存在别人的仓库里。我把今日的英国人看作是一位旅行的老绅士，带着一大堆行李，一大堆由长年累月的家居生活所累积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一大堆他没有勇气烧掉的东西：大的衣箱、小的衣箱、薄板衣帽盒、包袱……起码他需要把前三件扔掉。在今日这个时代里，要叫健康的人扛起他的床褥来走路，那是他力所不及的，但我却要奉劝生病的人，丢掉他的床跑开。当我遇见移民来此的人，背着包着他全部家产的包袱——看起来这包袱好像是脖子后面生出来的肿瘤——步履蹒跚，我就觉得可怜，倒不是可怜他全部家产一肩挑，而是可怜他能带的都带来了。如果我必须挑着我的行李（捕捉机）走的话，我会确保那是个轻便的行李（捕捉机），同时也会小心不要被这行李（捕捉机）夹住要害。最聪明的办法或许是不要把手脚放进（捕捉机）里去（就是不带任何行李）[45]。
我愿顺便提一下，窗帘没花我一文钱，因为除太阳、月亮外，我没有窥视者需要阻挡，而我很乐意让太阳、月亮往我屋里望。月亮不会弄酸我的牛奶，弄烂我的肉；太阳也不会破坏我的家具，使我的地毡褪色[46]。即使太阳有时太热情了，我发现退到自然所提供的幕帏之后，较多增加一项家居琐事，更为经济。有位太太有一次要送我一块小垫，但是一来屋里没地方放，二来我也没空在室内室外常常掸它，所以我没领这位太太的情，我宁愿进屋前在门前草地上擦干净自己的双脚。最要紧的是防范罪恶于初起之时。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位教会执事的动产拍卖会。因为他生前勤勉，故死后有动产拍卖——
“人犯的罪恶，人死后仍会存在。”[47]
像一般情形一样，所拍卖的东西，大部分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是他父子两代积聚的结果。其中就有枯干的虫子，在其阁楼或其他垃圾洞里躺了半世纪之后，如今尚未烧掉，不仅未烧掉，或者说清除掉，反而要拍卖，就是要提高身价。邻居们成群结队跑来看，争着买，买得一干二净，然后小心翼翼地搬到他们的阁楼上、他们的垃圾洞里，让它们躺在那里，直到他们寿终正寝，再拍卖一次。当人死时，他会扬起一阵尘土。
我们若能模仿某些蛮貊之邦的习俗，也许会得点好处，因为彼等每年至少能象征性地脱换一层旧皮外壳。不管懂或不懂此事的实质意义，至少他们有这种观念。如果我们也能庆祝一下像威廉·巴尔特拉姆[48]所描写的有关印第安人的“丰年祭”的话，不也很好吗？威廉·巴尔特拉姆描写道：“节庆在村镇上一开始，由于新衣服、新罐、新盘以及其他新家具、器皿早已准备妥当，所以人们就把一切旧衣服和其他可厌的东西统统收集起来，然后洒扫房屋、广场以及整个村镇，务必将污垢脏乱除之殆尽，最后也把旧谷陈粮搬出来，一起堆成一堆，放火烧掉。用了药物，禁食三日，大火熄灭。禁食之日，镇民必须禁绝一切物欲凡念。罪恶已经获得大赦，镇民可以苏醒过来重返家园了……”
“第四天早晨，大祭司再以干木头互相摩擦，在广场上取出新火来，村镇上每位居民都供以这种新生的纯净之火。于是，他们吃着初熟的果黍，且歌且舞，夜以继日，连续三日。次日，迎接宾客，与那些也已用同样方式斋戒洗涤过的邻镇访客同乐。”
墨西哥人在每过五十二年的年底，由于相信那该是世界终结的时候，也会举行同性质的净化仪式。
字典上把“圣礼”定义为“内在精神恩典之外在表征”，准此观之，我还没听过有比上述圣火仪式更为神圣的事。虽然他们并没有该种启示的记载，我仍确信不疑，他们是直接承自上苍的。
五年多来，我就这样仅以劳动的双手支撑自己的生活，而且发现一年中只工作六个星期，就能支付全年的花费。整个冬季和大半个夏季，我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读书研究。我也曾尽力实验过教书的工作[49]，但发现教书的收入与我的支出不相称，原因是我的穿着必须修整得像个老师，还要有依样的思想、依样的信仰，在交易中又失掉了自由。教书又不是为了使同胞得到好处，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因而教书的工作失败了。我又实验经商，但是我发觉要想在商界里占一席之地，在商界里上路，也需要十年的工夫，到那时节，很可能自己也在往道德堕落的道路上走了。实际上我担心的是，到那时节我会在商界里做出好成绩来。许久以前，当我暗自忖度，能以何种工作自谋生计时，由于为迎合朋友的心愿所得的某种痛苦经验仍清晰地留在心中，折磨着我的创造力，因而我常常认真地考虑采野草莓的工作。这工作我有能力做，所得的一点利润，或能够供自己所需——因为我的最大本事就是会缩小再缩小自己的所需。这项工作所需资金亦少，又不分散我的情趣。我老是这样痴痴地想。当昔日的相识毫不迟疑地投入世界，或做律师或做医生时，我也在思考着这个行业，觉得这个行业就像他们的行业一样。整个夏季，我翻山越岭，沿途遇着野草莓，随采随放，就这样，为亚德米塔斯[50]放牧牛羊。我也梦想能采到其他药用或食用仙草，或者带些常青植物，卖给那些喜爱忆起山林的居民，甚至以运草车之道，运进城里。但是从那时起，我也学到，贸易为一切经营之物带来灾祸，纵使你买卖的是天国的信息，贸易的一切灾祸也如鬼魂附体，拂之不去。
既然我喜欢某些东西甚于另外一些东西，尤其是特别珍视我的自由，既然我能粗衣淡饭，不以为苦，又获成功，那么我就没必要花太多的时间致力于赚取昂贵的地毯，或其他漂亮的家具，或佳肴珍馐，或希腊式、现今盛行的哥特式的房屋。如果有人能取得这些东西，又能不驶离他的生活常轨，而且既得之后又知善加利用，那么我愿意把追求这种东西的机会割让给他。有些人很“勤勉”，好像是喜爱劳动而劳动，也许是因为劳动能使他免于做其他坏事，对这些人目前我也无话可说。但对那些较现在所享更多闲暇而不知道如何利用的人，我奉劝他们加倍地工作、加倍地努力——工作、工作，直到赢得赎身钱，获得自由为止。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那种按日计酬的散工最为自由，尤其是一年中，我只需工作三十或四十天就够了。劳动者的日子应是日落而止的，然后自由地追求自己所选定的事物，不受工作的牵连。而那月复一月思虑不停的雇主，却是年复一年地得不到喘息的机会。
一言以蔽之，信念与经验都使我确信，人生在世，若不以简单和哲人的生活为苦，想维持一己之生存，不仅不是件苦差事，反而是一项消遣。像那小国寡民的单纯国家，所追求者，仍是些游戏玩乐的东西。人实在用不着为谋取生活，辛勤工作，汗如雨下，除非他比我更容易出汗。
我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在父亲死后继承了几亩田，有一次告诉我说，如果他也有我那种智能，他也想过一过我过的生活。我不要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采取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尚未真正学到我的生活方式以前，可能我又为自己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此其一也；其二是：我愿见世界上尽可能有形形色色的人出现，我要每个人细心地找出并采用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走他父亲的、母亲的或邻居的路。青年可从事建筑、从事耕植、从事航海，只是不要阻碍他走他自己所喜欢的路、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我们之所以聪明，只是靠了一点数学做基础，犹如水手和逃脱的奴隶，两眼望着北极星指引的方向一样。但这一点数学，作为我们生活上的指引已足够了。我们或者无法在一定限期内到达港口，但却能保持着正确的前进方向。
在这方面，无疑地，对一个人为真的，对一千人仍为真的。譬如一所大房屋，并不一定会成比例地较一所小房屋贵，因为头上一个屋顶、脚下一处地窖、一道墙壁可隔成数个房间。但在我这方面，我则喜欢独居。同时，自己独建总比说服别人合建共享墙壁便宜。若是合建共享墙壁，虽然一般隔间会便宜些，但隔间墙壁一定很薄，将来也可能发现对方是恶邻居，只修整自己那面的墙壁。最成功的合作也只是片面的、表面的，即使有点真正的合作，由于那只是听不到的无声和谐，也像没有一样。若一个人忠诚，他会以同等的忠诚处处和别人合作；若他不忠诚，无论在任何团体，他都会像芸芸众生一样生活。合作云云者，充其量不过是生活在一起而已。我听说近来有人这样提议，两个年轻人合作一起环游世界，其中一人不带钱，以做临时水手或替人耕作赚取食宿旅费，另一人则口袋中装着汇票。两个人不愿长久做游伴，或者长久合作，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因为有一方毕竟不肯合作。他们会在旅途中第一个利害冲突点处分手。除此以外，如我已经暗示者，单独旅行的人可即日起程，但和另一个人一起旅行的人，就必须等待对方准备好才行，那就很可能许久以后才能起程。
我听到一些镇民说，但这一切都是很自私的呀。我得承认，直到如今我甚少参与慈善活动。出于责任感，我曾做过许多牺牲，其中之一便是牺牲参与慈善活动的乐趣。有些人不惜鼓其如簧之舌，要我帮助镇上一些清寒家庭。如果我无他事可干——因为闲居易为不善——我会试一试此类消遣。然而，只要我在这方面想着一试，出于某种义务，试着为某些穷人建立起天堂，在这天堂下，他们在各方面都能过得像我一样舒适，甚至毛遂自荐，主动向他们提出此项奉献，则每个穷人无不宁愿继续做穷人。既然康镇的兄弟姐妹们利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门路献身于慈善事业，我想起码也该分出一个人来，让他追求点别的或者无关人道不人道的事。[51]
做救济事情，如同做其他事情一样，要有天赋才行。至于行善，这个行业已是人满为患了。而且，我也会试着行善。但说也奇怪，我觉得行善是不符合我的本性的。或许我不该把为了防止宇宙毁灭，社会所要求于我的行善天职随随便便且有意地抛之脑后，但我却相信现今支持宇宙于不坠的，是另外一股具有同样性质却无限坚定强大的力量。我不会阻碍其他人发挥其天赋，对那些一心一意从事这项我所放弃的慈善事业的人，我要说：坚持下去，即使世人说那是恶事时，也要坚持下去，而且世人很可能会这么说。
我绝对不认为我的情况特殊，相信许多读者也会做同样的辩护。每着手做一事——我不担保邻居们会称之为“善”——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我是个能雇到的一流好手，但底细究竟如何，那要由我的雇主去发掘。我由此而行的善，以“善”字普通的意义解释，不应该是行为此事的主产品，而应该是大道旁无心所插之柳。
习惯上，人们总是说：不管你修养德行到达何种程度，勿预存进德之念，不奢求为善人知，现在就开始行善。若是我也以这种口气说教，我却宁愿说：现在就开始成善[52]。照他们的意思，好像太阳发出像月亮或六等星那样的光亮后，就该停止，然后就做个喜欢恶作剧的小精灵，窥视每个农舍的窗户，使人发疯，使肉发臭，使黑暗可见，而不必继续将其光与热增强到无人敢于直视，同时在自己轨道上一面绕地球运行，一面行善于地球；或如真实科学所发现的，地球一面绕着它运转，一面自转且承受其善行。
世界上没有比酸臭了的慈善更臭的东西了。那是种从兼具人性与神性的臭肉中所发出的臭味。如果我确知有人要到我家，有意来向我行善，为了不承受他的善行——深怕他那善行的毒素会混入我的血液——我会拼命逃走，就像逃避那起自非洲沙漠、席卷沙石、吹进人耳目口鼻、使人窒息而死的干燥热风一样。不，我宁愿忍受贫困，也不要他那不自然的慈善施舍。那个仅在我濒临冻饿边缘时以衣衣我、以食食我，或当我跌进沟壑时以手扶我的人，算不得什么善人。我可以找一条纽芬兰大狗做近乎同样的事。广义地说来，慈善并不等于同胞的爱。在这方面，霍华德[53]无疑是个中的佼佼者，他也得到了应得的报酬。但比较来说，如果他们不能在我们不是濒临冻饿边缘或跌进沟壑时施以援手，不能在我们处在良好状态或最值得帮助时帮助我们，那么，即使有一百个霍华德，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我从未听说过有那么一个慈善会议，在会议中真诚地提出建议，向我这一类的人做点善事。
看到那些在火刑柱上受死的印第安人，反而向折磨他们的人提出酷刑的新花样来，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既然不在乎肉体上的刑罚之苦，自然有时也就不在乎传教士给予他们的安慰。对那些不在乎别人怎样待己、以德报怨、逆来顺受的人来说，那种以己所欲施之于人的律法是鲜有说服力的，是听不进耳里去的。
你要切记，你给予穷人的应该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东西，要做他们远不及的榜样。你若是出钱，同时也要献出自己，不能仅把钱丢给他们就算了事。有时候我们会犯些奇怪的错误。穷人衣着肮脏，通常并不意味着他也是如此饥寒交迫。衣着肮脏，不仅仅是因他贫困，部分是出自他的习性和爱好。你若给他钱，他或许会用以买进更多破烂的衣服。从前我一直很同情在此湖上采冰的那些爱尔兰劳工，他们笨手笨脚，衣服褴褛肮脏，而我却能在自己比较整洁且稍微入时的外衣下颤抖。直到一个严寒的冬日，有个滑进湖里的劳工跑到我屋子里来取暖，我看到他脱下三条裤子、两双长袜，然后才露出皮肤，虽然袜裤都很肮脏破烂，但他却拒用我所提供的内外衣，因为他已有了这么多的内外衣。这种滑到湖里洗洗衣服的事正是他所迫切需要做的。于是我开始同情起自己来，我了解到：赐我一件法兰绒衬衫，比给他一铺子廉价估衣更为慈善。
砍伐罪恶根茎的人与砍伐罪恶枝叶的人，是一与一千之比，而可能的结果是：那个为穷人奉献最多金钱与时间的人，想借此减少悲惨不幸，但是不仅努力徒劳，而且到头来反而制造了更多的不幸与悲惨。这等于一个虔敬的奴隶贩子，将他贩卖第十个奴隶的所得一一奉献，以便为其他奴隶买得主日的自由。有些人为了表示对穷人慈善，雇用穷人到厨房里工作，若这些人能雇用自己到那里工作，他们岂不是更为慈善些？你夸耀自己能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慈善救济，其余的十分之九，或许你也应该拿出来，就此了结慈善救济。以十分之一回馈社会，社会所收回的只是其财产的十分之一。这是由于施主的慷慨使之欤，还是由于主持正义者的疏忽职守使之欤？
慈善是被人类深切重视的唯一德行。不，慈善的价值，是被人类过于高估了。其之所以高估，是出于人类的自私。会有个健壮的穷人，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康镇向我称赞一位镇民，说他之所以称赞那位镇民，是因为那人对穷人非常慈善。所谓穷人者，原来指的就是他自己。毕竟慈善的叔伯婶姨，比精神上的父亲母亲更受人们敬重。有次我听一位有学问的牧师以英格兰为题演讲，他列举过英格兰的伟大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如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后，便说到英格兰的基督徒英雄，就像他的天职所要求于他的一样，他把这类英雄推崇高举到前列伟人之上，认为这些英雄才是伟人中的伟人。受推崇的英雄包括潘恩、霍华德、佛莱夫人等。人人都可看出其言辞之虚伪偏执。后者绝不是英格兰的什么伟大男女，充其量不过是几个较好的慈善家而已。
我无意贬损慈善事业应得的任何赞许，我只是想为那些其自身言行即构成人类福祉的人讨个公道而已。我不会特别注重一个人的正直与仁慈，其实这只是枝枝叶叶。那些翠绿的叶子会变枯变黄的植物，通常都被拿来做成草药治病，只完成卑微的任务，且多由庸医应用。我所注重的乃是它们的花与果，乃是从它们那里飘向我处的一股幽香之气；乃是使我们交往中所呈现的成熟之美。这种善美不应是偏袒的和短暂的行动，而应是一种永恒的、不断的浩然之气，取之不竭，既不耗费他分文，而他也无所觉察，这才是能遮掩诸多罪恶的善行。慈善家经常用他本人已经脱掉的贫苦往事的记忆，形成他称之为同情的氛围，把人们笼罩起来。我们要分享给别人的，应该是我们的勇气，不该是我们的绝望；应该是健康与安逸，不该是病患，且要留意不让这种情状传染蔓延下去。从南方的何处平原传来这如泣如诉的哀号声？在哪些纬度下住着需要我们给予真光的异教徒？谁是那个狂妄、残酷需要我们救赎的人？
一个人若有了些什么病痛，因而不能发挥其机能，甚至他若肠胃痛——肠胃正是发出怜悯部位的所在——他便即刻就此出发改革——改变世界。由于自己自成一个小宇宙，便发现世界一直在啮食青苹果——这是项真发现，发现的人正是他——事实上，在他眼里，这地球本身就是个青苹果，在那里有着思之令人惧怕的危险，就是在其未成熟前，人的子孙就开始啮噬起来了。于是他那强烈的慈善心，便立刻去找寻因纽特人，找寻巴塔哥尼亚人，立刻去拥抱印度与中国人口稠密的乡村。就这样，几年的慈善活动下来，丧失的机能也在同一时期因利乘便，得以恢复，于是他的肠胃痛、消化不良症痊愈了，地球的面颊泛起了红润，好像开始成熟的样子，生命也脱去生涩，开始甘美、健康起来。我从未想到有人比我更为罪恶深重，现在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有比我更坏的人[54]。
我坚信使改革者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的同情，而是来自他私人的病痛，尽管改革者是上帝最圣洁的儿子。纠正一下这种错误，让春天回到他身旁，让早晨从他卧榻升起，那他就能问心无愧地离开他的慷慨伙伴。我对自己不会宣传戒烟，我的辩护是我自己没吸过烟，宣传戒烟是戒了烟的人应做的事。我尝试过其他一些事，对这些事我是可以宣传的。万一你被引诱而做了一件好事，那么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事，因为好事是不值得宣扬、不值得一闻的。救起了溺水的人，就系起你的鞋带走开。利用你的时间，从事些自由劳动。
与圣徒的交往，已败坏了我们的善行。圣歌集里，充满着上帝的诅咒与人无休止容忍上帝的调子。甚至那些先知和救赎者，也只会消除人的恐惧，而不知满足人的希望。没有一处记录着对人生这项礼物表示的满足和对上帝表示的赞美。不管是如何遥远或显得如何不可捉摸，只要是健康与成功，对我就是善行；不管彼对我怀有几许同情，或我对彼怀有几许同情，只要是疾病与失败，就会使我悲伤，对我而言就是恶行。我们若真想以真正印第安式的、植物性的、催眠术或自然的方式恢复人类的信念，那么让我们首先师法自然，像自然本身那样单纯健康，把锁在自己眉头的乌云吹散，让自己的毛孔充塞一些生机。不要只做贫穷者的监护人，要竭力做个在世上有价值的人。
我在西拉兹城的希克·萨迪的一首名为《玫瑰花园》（Gulistan）的诗中读道：“他们问智者说：‘在至高之神所创造的参天般高浓荫覆地的诸多名树之中，除那不结果实的柏树之外，无一树被名之为自由之树，是何因缘？’智者答曰：‘各树皆有其定产，皆有其定时，当其时也，则枝繁叶茂；失其时也，则枯槁凋零。唯独柏树，终年常青，不受定产定时的限制，此即自由的特性，亦属宗教性的独立。’切勿一心迷恋于过眼云烟的事物，因为当王国消失得无影无踪后，底格里斯河依然滚滚地流过巴格达城，尔若手头阔绰，那么就要像枣树那样大方；尔若两手空空，那么就像柏树一样，做个自由自在的人吧。”
互补诗[55]
贫穷的遁词
“可怜的穷酸哟，你的确妄想得过火，
妄想在碧海青天里设太空站。
只因你那陋室，或你那破浴盆，
在廉价阳光下或阴凉泉源旁，
靠着树根野菜，
滋生着懒惰迂腐的德行。
在那里，你的右手，
随地把人之热情从心上撕走。
花儿的茎去了，
一手恶化了自然，麻痹了感官，
像蛇发女妖，又点人成石。
我们求的不是沉闷的社会。
你那养生节制，
不近人情的愚蠢，
不识欢乐也不识伤悲；
也不是置于积极之上的
虚假崇高的消极坚韧。
这卑微低下的种族，
根植于平庸之中，
形成了你那奴隶性的心境；
但我们崇敬
没有节制的德行，
勇猛、挥霍、气派，
无所不知的智虑，
无所不包的海量，还有那英雄气长。
为此古人未可名之，
但留下典范，诸如赫拉克勒斯、阿基里斯、齐修斯。
回到你那可恶的洞里去吧，
当你看到启蒙的曙光再现时，
学一学这些有价值的是谁。”
T.卡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