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假设，或一个猜想
年过而立的袁隆平，一个方向已经明确，他选择了水稻，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具有决定性的选择。如果只能用宿命来解释，一个宿命的齿轮从此进入了正轨，开始运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将在稻田里安身立命，他的魂在稻田里，他的世界在稻田里，这将是他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他还将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态，但再也不会颠覆自己。一切已经无从改变，而他将要改变我们这个世界。
那稻田看上去很浅，蹚下去很深，每走一步都要用力拔脚，这也许就是袁隆平最初涉足水稻的感觉。但在那个水落石出的时间还远远没有到来之时，没有谁能对那必将发生的一切给予准确的答案，只有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猜想。至少在最初的一段时日里，袁隆平还没有涉足杂交水稻。他最初的水稻研究是从直播试验、密度试验开始的。在直播试验上他也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亩产比传统种植方式增产九十到一百斤，这在常规水稻科研上也是很了不起的成果了。但这样的试验，只是通过改良栽培或种植方法来增加产量，增产效果很明显，但也很有限。若要从根本上提高产量，还是他认准了的一条路——必须从改良种子开始。此时，他再也不会考虑用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繁殖方式去改良品种、创造新品种了，一心只想在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经典遗传学理论中找到那把神奇的钥匙。但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自我封闭也被西方国家封锁的状态，他只能在《参考消息》上捕捉到一些东鳞西爪的国外科技信息。据袁隆平先生不太确定的回忆，大概是在1957年，他曾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一则报道，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一眼掠过的消息，却一下抓住了袁隆平的眼球，他后来感慨道：“这表明国外的遗传学已进入分子水平，而我们还在搞什么无性杂交、环境引诱、风土纯化……”
从时间上推断，袁隆平先生的这一记忆出现了偏差，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是1962年，他看到这则报道应该在1962年或在此后，不过这一成果早就产生了。从诺贝尔奖的授奖时间上看，大多是对科研成果的一种追认。实际上，早在袁隆平大学毕业的那年（1953年），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与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就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但差不多过了近十年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克里克在二战爆发前原本在伦敦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二战中应征入伍，中断了学业。1950年，克里克退役之后，考入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此前后他读到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所著的《生命是什么》。这是20世纪伟大的科学经典之一，预言一个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即将开始。克里克看后深受启发，从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物理学引入计算分子进化和遗传学的研究中，而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为他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1951年，詹姆斯·沃森来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一位三十五岁的英国生物学博士和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美国生物学博士，由此发生了在20世纪生物学史上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交集，两人一见如故又个性鲜明，他们在激烈的争吵中又一拍即合，一致认定解决DNA分子结构问题是揭开遗传之谜的关键，从而开始了对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合作研究。由于两人在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上可以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完成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克里克又以其深邃的科学洞察力，不顾沃森的犹豫态度，坚持在他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科学论断，标志着他们不仅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而且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做出了解释。
这一发现和他们提出的DNA双螺旋结构的理论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是20世纪极伟大的科学成果之一，但一开始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连一些权威科学家也在持怀疑的态度，如美国著名化学家、量子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先驱者之一、诺贝尔化学奖与和平奖双料得主莱纳斯·鲍林就认为：这个模型“看起来很棒”，不过“遗传学的分子基础”是否真相大白还很难说。在这一领域，鲍林是有权威话语权的，他本人也是有科学良知的，然而他对一个具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充满了怀疑。这其实也是很多科学发现的共同命运，无论多么伟大的发现，都必须经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过了近十年，克里克和沃森的发现才得到了科学界的公认，他俩与威尔金斯一道分享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DNA双螺旋结构的理论基础上，陆续研究出了基因疗法、转基因作物、生物克隆技术和DNA鉴定技术，克里克和沃森也被生物学界一致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
袁隆平当时还无从了解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详情，但一则报道已让他知道了国外的遗传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如果对克里克和沃森的发现以及DNA双螺旋结构的理论缺乏一个基本了解，也就难以理解袁隆平接下来将要穷其一生的研究方向，而随着他越来越深入的科学推进，你甚至会产生极大的误解。
这里还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说起，在克里克和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以后，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基因的本质，即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每个DNA分子上有多个基因，不同的基因就含有不同的遗传信息。这已不是“孟德尔猜想”，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和染色体学说已是被试验证明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的“真正的科学”。与此同时，袁隆平还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玉米、高粱和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生产中，并且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神奇效果。这使袁隆平认识到，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只要沿着这一方向或路径进行探索，就可以通过杂种优势这一途径获得高效增产的良种。
如果说杂交水稻是一扇“欲以观其妙”的“众妙之门”，那么袁隆平正在逐渐接近这扇门。
众所周知，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中国古人早在两千年前就用母马和公驴杂交而获得了体力强大的骡子，这就是原始的杂种优势利用。北魏时代，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驴马杂交的后代骡子比其双亲更健壮，“适于劳役，又耐粗饲”。明崇祯年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1637年初刊）中也有如何利用杂种优势养蚕的记载。放眼世界，1760年，德国植物学家科尔鲁特就用黄花烟草和秘鲁烟草进行种间远缘杂交成功。这些例子，都是前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现象或摸索出来的经验，但尚未从科学原理上揭示出杂种优势的秘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达尔文是科学界公认的杂种优势理论的奠基人，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他还不可能发现基因和染色体，“杂种优势”尚未成为一个正式的科学名词，但他在生物进化论中已指出了杂种优势是生物界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从1866年到1876年，他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广泛搜集植物界的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变异情况，并于1876年提出了“异花受精对后代有利，自花受精对后代有害”的结论，以自己的实验结果首先公布了自交与异交导致玉米生长的明显差别，即玉米的杂种优势现象。而从孟德尔、摩尔根的现代经典遗传学理论出发，利用杂种优势提高农作物产量，改良农作物的品质，在20世纪已是现代农业科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尤其是在摩尔根通过果蝇实证之后，从最低等的细菌到高等的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无一例外都具有杂种优势。说穿了，这就是中国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杂种出好汉”。
在世界三大谷物小麦、水稻和玉米中，玉米是“单一性功能”的异花授粉的作物，因此在杂交时不需要去掉其雄性（去雄），也就相对比较容易杂交，利用玉米的杂种优势，也就成为人类在三大谷物上的第一个突破口。这里先说被称为“杂交玉蜀黍（玉米）之父”的谢尔，他是美国《遗传学》杂志的创办者，也是“杂种优势”（heterosis，hybrid vigor）的第一个命名者。谢尔在1906年、1907年两年间，将玉米植株进行自交，同时也将其中一些植株做了杂交，通过比照试验发现，自交授粉降低了玉米的长势和产量，而自交系的杂交后代产生出了意想不到的生长优势和增产效果。但他的试验，还不是玉米杂交种诞生的雏形，只是一项试验性成果。而后，差不多又进行了一代人的探索，美国科学家终于培育出了可推广的杂交玉米种子，并于1933年开始在生产上应用，但一开始的播种面积很小，由于增产效果显著，到1945年时，美国杂交玉米的种植面积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如今杂交玉米已基本上覆盖了美国乃至全球的玉米地。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杂交玉米的划时代意义，可以借用袁隆平先生的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杂交玉米“开异花授粉作物杂种优势的先河”。
在杂交玉米率先突破时，美国高粱遗传育种专家斯蒂芬斯（Stephens）等人又于20世纪50年代初，利用西非高粱和南非高粱杂交，首先培育出高粱细胞质雄性不育系“3197A”及其相应的保持系，并从“莱特巴英60”高粱品种中筛选出优良的恢复系，利用三系配套育种方法，配制出可推广应用的杂交高粱种子，1956年第一批杂交高粱在美国投入大田生产。这是杂交高粱的三系法，对袁隆平接下来的杂交水稻研究有着重要启示，他对此的评价是“为异花或常异花授粉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开创了典范”。
玉米和高粱都是异花或常异花（指既可自花授粉，又能异花授粉，但主要以自花授粉作为繁殖形式）授粉作物，这是其杂种优势利用能够率先得以突破的一个自然前提，如果换成了小麦、水稻等具有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作物，又能否突破呢？很难，非常难，难就难在它们具有双重性功能，即由同一朵花内的花粉给柱头授粉繁殖后代，这是对其杂种优势利用的一个大限。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邓恩和杜布赞斯基的合著《遗传学原理》，是一部遗传学入门教科书，也是一部生命科学的名著。该书明确指出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在其进化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淘汰了不良基因，所积累和保存下来的都是有利基因，并由此推断：自花授粉植物自交无退化现象，杂交无优势现象，即“无优势论”。退一步说吧，即便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具有杂种优势，但也无法利用其优势。这就是说，杂交水稻还只是人类刚刚萌生的一个念头，就被国际权威科学家提前宣判了死刑。这里还有一个假设，就算你能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也必然会出现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一旦有人还想在这方面进行试验，只会遭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当自花授粉植物“无优势论”成为一个权威定论，也就成为禁律或禁区，对此也确实必须有敬畏之心，但又必须辩证地看。一方面，但凡前人积累的经验，尤其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经典之论，这是已知的存在，可以成为后世的奠基石，让后来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直接占据一个制高点，这样可以省去许多重复性的探索与试验；另一方面，一些被写入了教科书的经典之论、标准答案，往往也会产生经验惯性或思维定式，最典型的就是墨守成规。而人类在科学上的突破，无不是向这样的经验惯性或思维定式挑战，科学家的使命在于掌握人类已知的存在，更在于对未知世界的预测和探索，而一些科学禁区或禁律，往往就是前人止步的地方，也正是后辈继往开来的出发点，如此才会有代代不绝的科学家迎难而上，向一些科学的禁律、禁区乃至于大限或极限发起挑战。袁隆平接下来要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早在袁隆平把目光投向杂交水稻之前，国内外就有许多专家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但都在这一大限前碰了壁。这里不妨又假设一下，倘若有人突破了这一个大限，攻克了水稻这一自花授粉作物的杂种优势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那无疑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伟大创举，这个人也必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这伟大的创举和崇高的荣誉，轮得上袁隆平吗？袁隆平何许人也？一个偏远大山里的农校教师，如果他“提出杂交水稻课题”，那不只“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
诚然，此时袁隆平尚未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课题”，但他已经很明确地朝着这方面设想或猜想了，而在当时，这也是农业科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
对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第一个关键，就是培育出水稻雄性不育系。
对前辈探索以及阶段性成果，袁隆平一直是高度尊重的，他也曾多次坦言：“我从中外资料上了解到，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最早发现水稻有雄性不育现象，正式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日本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相继有美国、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展了研究。尽管他们试验手段先进，但都因这项研究工作难度太大，都未能应用于生产。”这是科学事实，一方面，他的科学探索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要突破的将是一道前人探索多年尚未成功的世界性难题。
这里就从1926年开始，美国科学家琼斯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不过，史上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早在1917年，“日本的奇尾首先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并提出了水稻雄性不育性状是隐性遗传，在杂种第二代的育性分离比例为1：2：1”。（根据孟德尔经典遗传学的分离定理，以及袁隆平后来的观察，杂种第二代的育性分离比例为3：1。）随后，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纷纷开始研究试验。日本抢先一步，走在了前面。现在普遍认为，日本科学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杂交水稻研究的。当袁隆平把目光转向杂交水稻时，日本人还处于秘密研究阶段，很多真相，还有日本人研究的结果如何，他都是在多年后才知道的。但袁隆平知道，中国科学家不甘落后，早在二三十年代，一大批中国现代稻作专家开始涌现，表现出空前的创造活力，他们大都有留学背景，深受现代经典遗传学的影响，如袁隆平“老师的老师”赵连芳、袁隆平的老师管相桓先生，也把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作为他们研究的一个方向。
如今国内有人认为，袁隆平“老师的老师”赵连芳先生、袁隆平的老师管相桓先生早就提出了水稻杂交理论并开始进行试验，袁隆平于1974年首次育成的中国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及其后的“南”字号和“矮”字号系列品种，都是以赵连芳育成的“南特号”和“矮脚乌尖”为关键性亲本，而就在琼斯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的1926年，中国科学家“丁颖就育成了杂交水稻，同年，美国琼斯也得到了杂交水稻后代”，此说即使不是在故意制造科学神话，也是出于对杂交水稻的一知半解。很多人因此置疑袁隆平并非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这里不以“别有用心”去猜测，那就有着一个根本性的认知误区，水稻杂交理论和技术与科学意义上的杂交水稻自然有着不可割裂的因果关系，却又不可同日而语，一为手段，一为结果，绝对不能画等号。若要把这两者辨识清楚，先要厘清杂交水稻的科学定义。杂交水稻（Hybrid Rice），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两个亲本杂交而获得的水稻杂交种，从遗传学原理说，指选用两个在遗传基因上有一定差异，同时它们的优良性状又能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杂交，培育出具有杂种优势的第一代杂交种（F1），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从而达到对杂种优势利用的目的，而杂交方法不等同于杂种优势利用，这是一个根本性区别。在袁隆平之前，已有很多育种家利用人工去雄的方式对水稻进行杂交而改良品种，但并未育成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水稻杂交种，也就未能达到杂种优势利用的目标。
这里就从丁颖先生说起，他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袁隆平十分敬重的前辈。丁先生于1921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前身）任教授。1926年，他在广州东郊犀牛尾沼泽地发现了普通野生稻自然杂种后代，选育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新品种“中山1号”，由此开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并发现有花药不开裂与花粉发育不完全的雄性不育现象，这也是关于我国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最早报道。“中山1号”综合了栽培稻与野生稻的优良特点：产量高，长势旺盛，对于寒害、热害及不良土壤等抵抗力强，具有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等特点，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1936年，丁颖先生又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也曾引起东亚稻作学界的高度关注。1957年，丁颖先生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仍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亲自主持了“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其成果为我国水稻品种的气候生态型、品种熟期性分类及地区间引种、选种育种、栽培生态学等提供了可贵的理论依据。1963年，丁颖先生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依然不顾年迈体衰，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渐消瘦，经确诊为肝癌晚期，入院不久就病逝了。这位蜚声中外的稻作科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稻作之父”，但并非“杂交水稻之父”。无论是他培育出的“中山1号”，还是“千粒穗”品系，都只是“具有野生稻血缘”和“综合了栽培稻与野生稻的优良特点”的水稻新品种，这种新品种仍然是常规稻品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杂交水稻。丁颖先生发现了雄性不育现象，这只是对琼斯的发现在中国的验证。根据经典遗传学理论，必须培育出只有“单一性功能”的水稻，通过杂交生产出来的种子，才是真正的、科学定义上的杂交水稻。丁颖先生也深知这个根本症结之所在，他曾用人工方法给水稻去雄，但实际效果不佳，也未能大面积推广应用，这也是公认的事实。
除了丁颖先生，还有人提出“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
黄耀祥先生1916年出生于广东开平，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是丁颖先生的学生，后任广东省农科院研究员，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开创了“水稻矮化育种”。古往今来，我国南方种植的都是高秆水稻，而在台风暴雨频发的岭南，在暴风雨的摧折下，经常发生水稻大面积倒伏、减产甚至绝收。这和树大招风是一样的道理。1955年，黄耀祥在广西百色地区发现了一种叫“矮仔占”的农家品种，优点是具有很强的抗倒伏能力，缺点是成熟期太迟、抗病性差。从1955年起，他先用“矮仔占”为育种材料，从中选出性状比较优良的“矮仔占4号”，并与当时的高秆品种“广场13”进行杂交，在1959年育成了我国第一个人工杂交选育的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这一品系解决了长期以来水稻倒伏减产的问题，在水稻育种史上也开创了一条矮化育种的新途径。这是中国和世界水稻育种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被称为中国稻田里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后来也有人称其摘下“水稻皇冠上的第一颗明珠”。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称黄耀祥为“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
追溯“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兴起，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些发达国家和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利用“矮化基因”培育和推广矮秆、耐肥、抗倒伏的高产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技术活动，当时有人认为这场农业革命犹如18世纪蒸汽机在欧洲所引起的产业革命一样，故称之为“第一次绿色革命”。在这次风起云涌的绿色革命浪潮中，有两个国际研究机构充当了主要平台或舞台，一个是国际水稻研究所，另一个是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CIMMYT）。
这里先说水稻。196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将原产于我国台湾及福建的水稻品种“低脚乌尖”所具有的矮秆基因成功导入印度尼西亚高产水稻品种“皮泰”（Peta）中，培育出了第一个半矮秆、高产、耐肥、抗倒伏、穗大、粒多的“国际稻8号”（IR8）品种，被称为“奇迹稻”。尽管这一品种比黄耀祥先生育成的我国第一个人工杂交选育的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晚了近十年，而台湾也早在1960年便育成了TN1（台湾本地种1号），比“国际稻8号”也要早六年，但由于国际水稻研究所对“低脚乌尖”这一水稻矮源基因的成功利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绿色革命”，如今“低脚乌尖”几乎成为世界所有国家矮秆或半矮秆水稻品种的祖先。据国际水稻研究所1980年调查，继“IR8”之后，共有三十六个国家育成的三百七十多个水稻新品种，其中矮秆良种占了七成，而“国际稻”系列良种（IR系列）又占了三分之一。
再看小麦。在“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另一国际舞台——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以“绿色革命之父”、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E.Borlaug）为首的小麦育种家，利用日本冬小麦“农林10号”矮化基因的品系，与抗锈病的墨西哥小麦进行杂交，将半矮秆与光照不敏感性相结合，育成了三十多个矮秆、半矮秆品种，具有抗倒伏、抗锈病、高产的突出优点，并迅速在北非、中东、南亚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大面积推广。这里以墨西哥为例，到1963年，墨西哥百分之九十五的小麦作物都是布劳格的新品种小麦，当年，墨西哥的小麦产量比布劳格刚来时的1944年翻了六倍，一个饥荒中的墨西哥，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小麦出口国。这是布劳格在墨西哥的麦田里掀起的一场绿色革命，随后便席卷全球，成为一场全球性的绿色革命，布劳格也因此而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美国驻华大使馆于2011年8月公开发布的一篇题的《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文章，称赞布劳格“为使数百万人摆脱饥饿而做出贡献。他研究开发出高产、稳定型小麦品种，并说服农场主和政府采用这些品种”。
1970年，诺曼·布劳格因终身致力于解决世界饥饿问题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于此可见，“第一次绿色革命”在遗传育种上的主要特征就是把水稻、小麦、玉米等世界主要粮食作物的高秆变矮秆。从黄耀祥先生培育的中国半矮秆水稻新品种到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奇迹稻“IR8”，和布劳格培育出的半矮生小麦新品种一样，都只是借助了杂交育种的一些方法，但并非科学定义上的杂交水稻，其技术路线主要是通过改良株型（从植株的高矮、形态着手），通过加强其抗逆性（如抗倒伏）和提高太阳光能利用率来提高产量。这与科学定义上的杂交水稻、杂交小麦还是有严格区别的。在遗传育种领域，还鲜有人把布劳格称为“杂交小麦之父”，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培育出严格意义上或科学定义上的“杂交小麦”。
从新中国的稻作史看，“水稻矮化育种”和“杂交水稻”堪称两座划时代的里程碑，也可谓在中国稻田里掀起的两次绿色革命，但其科学界线也有明显的区分。若要搞清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又得回到那个根本所在。若要培育出真正意义或科学定义上的杂交水稻，必须先培育出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母本，这就是关键的根本之所在。而在袁隆平之前，利用远缘杂交进行品种改良，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在杂交水稻上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难就难在难以获得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母本。对小麦、水稻等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作物，若要进行杂交，必须先把雄花去除（去雄），再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才能得到有杂交优势的种子。人工去雄，由来已久，至少从丁颖先生就开始了，在袁隆平之前，这也是国内外育种专家普遍采用的方式。
走笔至此，就该说到那个“北有李贞生”的李贞生了。李贞生是吉林省海龙县河洼公社的一个农民育种家，1967年，他与海龙县农科站一起采用“温汤去雄法”获得了杂交水稻种子，有人据此认为，李贞生“1967年人工培育杂交水稻成功，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粳稻的人”，甚至将他称为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事实上，“温汤去雄法”仅为去雄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大面积生产杂交稻的方法。1978年，李贞生作为农民育种家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有人替他感到悲哀，“由于他没有文化，不会写论文，所以他什么荣誉都没得到”。其实，会不会写论文不是关键，李贞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在《遗传学报》《吉林大学学报》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如《毛主席哲学思想是我培育玉米稻的金钥匙》《大老粗能够搞科研》，他培育的“玉米稻”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但任何一项科技成果不能以荣誉来衡量，只能以科学的方式来判断。李贞生发明了一种“温汤去雄法”，其具体操作是在水稻开花当日上午杀雄授粉，由于水稻的雌雄蕊对温度的感应不同，雌蕊的耐温力远大于雄蕊，将稻穗放入45℃左右的温水中浸泡八到十分钟，用这样的方法消除花药的活力，花粉就会完全丧失萌发能力，而雌蕊则不受影响。在水稻短暂的扬花期，每个人都端着一盆温水在稻田里一穗一穗地浸泡，且不说人有多累，以每十分钟浸泡一株稻禾计算，一天下来又能浸泡多少株呢？而水稻扬花期又短，这忙得过来吗？这个方法操作烦琐，水温也难以控制，开颖效果随汤水烫后天气的变化为转移，即烫后遇到日照隐蔽，开颖得多而慢，还容易折断稻秆。而关键是，通过“温汤去雄法”培育出来的又是货真价实的杂交水稻吗？
但凡人工去雄，科技含量不高，原理不难。但操作太难，由于水稻是雌雄同花，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几十上百粒种子结成一穗，几穗乃至十几穗合成一株，而人工去雄要一朵花一朵花地进行，如此烦琐而细致，产生的种子数量又极为有限，几乎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但又找不到别的路径。在袁隆平之前，国内外的水稻育种家走的都是人工去雄这条路，一直在为如何改善“人工去雄”的方法、效果，提高杂交结实率，以期获得大量的优良杂种而不断地摸索、改进，却一直裹足不前，难以突破。而水稻花器小，开花时间短，进行人工去雄杂交也是极其困难、难以突破的，这是水稻的宿命，也是人类的大限。因此，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等人才会提前宣判了杂交水稻的死刑，“就算你能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也必然会出现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大规模生产”，此言几乎是一语成谶。
自从袁隆平培育出一粒改变世界的种子以来，就不乏一知半解或全然误解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证明在国内外早已有很多比袁隆平更早就发明了杂交水稻的人，并列举了大量似是而非的事例，以此来置疑和贬低袁隆平这位“杂交水稻之父”。对于这些，袁隆平先生从不解释，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已用科学事实来证明了一切、解释了一切。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由于难以深入了解其中的奥妙，很容易混淆视听。而我作为一个科学的追踪者，对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的科学探索之路，是有责任把这些混淆了的视听搞清楚的，是必须诚实地向读者报告的。那么，“似是而非谁得知”？最终还得回到那个关键点上：判别一个水稻品种是不是杂交水稻，没有相对标准，只有绝对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和培育出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水稻，有没有找到那个对杂交水稻最关键、最根本的母本。尽管这仅仅是第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很多人后来对袁隆平低估或误解，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杂交水稻之所以为杂交水稻的根本之所在。
诚然，历史是一笔巨大的遗产，每一个想要创造历史的人，几乎都要承载历史。科学是继承性极强的文化形态之一，科学成就在本质上是积累的结果，一个科研工作者，必须虚心接受和吸取前辈的科学遗产，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此才能从前人占有的制高点上重新出发。而科学从来就是一场接力赛，有如阶梯式递进的攀登，任何发现、发明和创造都不能用“横空出世”来形容，而是一代一代接力完成的。从人类对杂种优势利用的角度看，袁隆平既有开创性，也是一个继承者。在袁隆平之前，国内外很多科学家在杂交水稻领域倾注多年心血，但他们研究出来的新品种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杂交水稻，国际水稻界和遗传育种学界也普遍不认同在袁隆平之前就有人攻克了杂交水稻这一世界性难题。然而，这些前辈科学家对杂交水稻的探索也绝不是徒劳无益的，一如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样，他们也在一点一点地推进杂交水稻的科学进程，袁隆平也是在前辈的积累上起步的。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例，从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证明了“9+9”，历经近半个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家都在一步一步地证明，到1966年中国数学家陈景润证明了“1+2”，人类离摘取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仅一步之遥了，迄今又过去半个世纪了，陈景润的“陈氏定理”依然无人超越，距那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依然是一步之遥，越是到了最后一步，越是可望而不可即。
人类离发现奇迹的时刻也许就是一步之遥，但何时才能跨出关键的第一步？
神奇的发现
一所偏僻山谷的农校，一位普通的农校教师，离那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科学殿堂实在太遥远了。在科学探索之路上，“无知者无畏”是绝对行不通的，若要突破这个大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验中，对人类智慧和科研水平都是极高的挑战。
那么，杂交水稻的密钥到底在哪里？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雄蕊和雌蕊在同一朵花里，但是分开的，若要改变其自花授粉的天性，通过异花授粉进行杂交，第一就是要找到雄性不育的水稻，即雄性器官功能丧失，但雌性器官仍可授粉结实的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水稻，这样的水稻没有了雄性功能，自然不用进行烦琐的人工去雄，以此作为杂交水稻的母本，和其他水稻品种杂交，就可以培育出第一代杂交水稻的种子。一直以来，这个对于杂交水稻最关键的母本，就是很多稻作育种学家苦苦寻觅的，很多人为此而穷尽一生，到头来依然是两手空空。在我们早已知道一个结果之前，对于一切尚处于未知状态的袁隆平，他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为此而穷尽一生的失败者。而在一个神奇的发现被揭示之前，对于他，那还只是一个念头，他已隐隐觉得，在他眼前有一个偌大的、引人入胜的又尚无前人进入的隐秘世界，从此他便一直执着于迈进这个世界的念头，那是一个异常顽固的念头。
追溯前人探索的历程，在一粒改变世界的种子被发现之前，农业育种一般是通过两个途径挑选品种：一是系统选育，就是从群体中选择表型良好的变异单株加以培养；二是从国外引进的材料中去挑选。由于中国当时还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当时最主要的方式，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系统选育。每当水稻从抽穗到成熟的那段时间，也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节。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袁隆平除了上课，一天到晚都在稻田里。那时他还是一个以教学为本的教师，搞科研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放下教案，就直奔稻田，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镊子，去观察和挑选种子。那方法和农民选种差不多，拣穗子大、籽粒饱满的。他没有助手，偶尔会带上几个有兴趣的学生，大多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像是一个被遗弃在世界之外的人，在炽热而炫目的烈日下一意孤行。一个人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有时候也会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优势，他只能开启自己的全部感官，全身心地调动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往往会有更独到的发现。
每次下田，他就挎着一个水壶，揣着两个馒头，这是午饭，除此之外他不想带任何多余的东西，连草帽也不戴，光着头，在毒日头下长时间烤晒，“上面太阳晒，很热；下面踩在冷水中，很凉，因为没有水田鞋，都是赤着脚”，这水深火热的感受，来自袁隆平先生多年后的讲述。烈日蒸腾起一股股炙人的热浪，稻田里的水像是烧开了，冒起一串串咕咕响的气泡，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晒得冒烟，那是被烈日蒸烤的。那浮现在稻田里的半截身体和一个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脑袋低垂着，几乎紧贴着稻穗在缓缓挪动。他一次次地俯下身子，挨近稻穗，仿佛在倾听花开的声音、稻子的呼吸——这样的形容有些失真，他其实是在一穗一穗地挨着寻觅着，连眼皮也不敢眨，生怕一眨眼就把一粒种子给漏过了。那绽开的稻花一般人是难以看清的，它太渺小了。那稻芒很扎眼，针尖对麦芒，稻芒一如麦芒，当袁隆平躬身低头挨近稻穗，一不小心就会被稻芒扎伤眼睛，那是尖锐而又渺小的伤害，看不见伤口在哪儿，看得见的只有一双红肿的眼睛和眼泪。这是极其枯燥乏味而漫长的寻觅，脖子酸得抽筋，那长久地弯着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每走过一块田，他就要捶一捶腰。太阳把他的影子从早上移到晚上，拉长或缩短，他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坚持着，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时，他才一边擦汗，一边看着天边的火烧云，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每天乘兴而来，又无功而返。而当第二天太阳升起，他又挽起裤腿下田了。
尼采说过一句话，一切都是顺序。
尼采还说过一句话，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
袁隆平儿时就在母亲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尼采。而对一个哲学家的伟大洞见，他在年过而立之后才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在1961年的夏天，岁月几乎隐藏了所有的时日，而属于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日子，其实就是一个瞬间，一个极其渺茫可虑的寻觅者，终于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他将发现自己生命中的第一株神奇的水稻——鹤立鸡群。
发现，永远都是神奇的。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在何时何地发现，由谁来发现，看似有很多的偶然性因素，甚至是巧合，如“芝麻掉进针眼里”，这样的巧合也不是没有，却也极为罕有，而这偶然或巧合的背后，其实无不是苦苦求索的结果。然而，多少人上下求索一生，也未必就能求得一个正果。唯其如此，才让人感觉天意和宿命的存在，天地间仿佛有某种神秘力量，在冥冥之中给人以暗示和灵感，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收到那神秘的信息，也并非每个人都会激发出那神奇的灵感。这又让你觉得，每一个神奇的发现又是必然的，你必须具备这种发现的综合素质和辨识能力，你必须知道，在你眼里出现的是什么，它对这个世界将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当一只苹果掉在牛顿的头上时，他灵机一动，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那只苹果如果不是落在一个正在冥思苦想的物理学家头上，而是落在了一个对物理或力学没有长时间的知识积累、没有深入思考的人头上，譬如说落在了我这个科学门外汉的头上，结果很可能只是带来一次意外伤害。
在摒弃了天意、宿命和一切神秘主义因素后，我只能这样来解释袁隆平接下来的那个神奇的发现。你可以假设，如果换一个人，换一种可能……但历史或命运的选择没有假设，一切都是决定，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只能接受一个既定事实。
在袁隆平先生后来的回忆中，那个日子已经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但可以肯定，那是1961年7月的一天，此时还是农历六月，还没到早稻开镰收割的季节。他上完课后，像往常一样，在夕阳下走进了安江农校的水稻试验田，挽起裤腿在稻田里察看。眼前的一切一如既往，这年风调雨顺，金黄饱满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连风也吹不动。袁隆平看着，心里自有一种像农人一样的丰收喜悦，却也没有太多的惊喜，这些长势喜人的稻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眼看太阳又将落山，袁隆平又将无功而返了。然而，一个神奇的瞬间，突然一抹夕阳照亮了，袁隆平的一双眼睛睁大了，他眼里开始闪烁出一种奇异的亮光，这样的目光在他的一生中还将反复出现。此刻，在他眼里出现的是一株形态特异的水稻植株，它以鹤立鸡群的姿态，在挺立与沉重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袁隆平的心在狂跳，他先让自己平静下来，才缓慢地弯下身，挨近那株稻子。他的眼睛一辈子也没有近视，在仔细察看后，他发现这的确是一株非同一般的水稻，株型优异，尤其是那十多个有八寸多长的稻穗，穗大粒多，而且每一粒都分外结实、饱满，摸在手里，就像他在小提琴上触摸到的音符，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韵律和节奏。慢慢地，他又蹲下身子，开始仔细地数稻粒，一数，竟然有二百三十多粒。他不敢相信，又数了一遍，没错，二百三十多粒。他又数了数旁边的一株普通稻穗，只有这特异稻株的一半呢。他在心里推算了一下，当时的高产水稻一般不过五六百斤，如果用这株稻子做种子，哪怕打点折扣，水稻亩产就会过千斤，可以增产一倍呀，那可就不得了！许多年后，袁隆平回想起那神奇的发现，还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当时我认为是发现了好品种，真是如获至宝！”
在一片普通的稻田里竟然长出了这样一株稻子，简直是鹤立鸡群啊！他在心里这样赞叹着，也以“鹤立鸡群”给这株水稻命名，又用一条布带做了记号。到了开镰收割时，他把“鹤立鸡群”的稻子与别的稻子小心翼翼地分开——作为种子，这是一粒也不能混淆的。这些谷粒，他打算都留作来年做试验的种子。
后来有人说，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一个泥腿子专家成了一个幸运儿。
这话还真是一句外行话，诚如他的弟子们所说：“袁老师绝不是第一个见到异型稻株的人，却是第一个找到其本质规律的人。”这里，先且不论其本质规律，第一个，袁隆平绝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碰巧撞上了大运的“泥腿子专家”。一个农业科技人员，必须像泥腿子的农人一样赤脚下田，但这样的泥腿子不是一般的泥腿子，而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遗传育种学科研人员，但很多人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混淆这两个概念。袁隆平的发现，也符合他那个众所周知的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而他尤其看重灵感。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艺术趣味。他曾说过：“艺术创作要有灵感，灵感来了，一首曲子哗哗哗就流出来了。我们科研也有灵感，一定不能害怕失败，恰恰在失败中会产生灵感的火花。”可见，他对艺术的理解已超越了艺术的边界，给他的科研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意想不到的启迪，从而揭示其本质规律。
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把“鹤立鸡群”的种子播种在试验田里，一株稻子变成了一千多株。自从播种之后，他几乎天天往稻田里跑。天性浪漫而幽默的他，把那种兴奋喜悦而又充满了期待的急切心情，形容为就像去与情人约会。说来，此时已经年届而立之年的袁隆平早该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了，但那时他的婚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这让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稻田里的“情人”身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观察啦，施肥啦，灌水啦，除草啦……渴望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其实，他更像是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期待那些种子能够长成植株壮硕、穗大粒多的下一代。但他渴望的奇迹没有出现，结果让他大失所望，当禾苗开始抽穗时，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没有哪一株有它们老子的模样。袁隆平傻傻地看着，眼里一片错乱。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这些稻子，怎么一点也不像它们老子那样有出息呢？
从1961年夏天的神奇发现，到1962年夏天的灰心失望，这强烈的反差，化入了袁隆平一生最铭心蚀骨的回忆：“我感到很灰心、失望地坐在田埂上，半天呆呆地望着这些高矮不齐的稻株，心里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他在回忆中这样形容自己那一刻的感觉，“结果一瓢凉水泼下来，我心中的龙变成了虫。不过，这瓢凉水也让我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冷静，必须冷静。就在他失望乃至绝望的追问中，一个灵感蓦地闪现：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按现代经典遗传学对有性生殖的遗传过程中的“分离定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是的，在一个关键时刻，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帮了袁隆平的大忙，他虽说还不敢确定，但已经开始询问，眼下这些“鹤立鸡群”的第二代，其性状参差不齐的表现，是不是就是孟德尔的经典遗传学上所说的分离现象呢？“我眼睛一亮，心中突然感到非常欣喜，因为只有杂种的后代才可能出现分离。那么就是说，我前一年选到的那株优良的水稻（鹤立鸡群）现在出现了分离，其本身是不是就可能是一株杂交稻呢？”袁隆平的猜想是准确的，他对上千株稻株反复统计计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是3：1，结果验证，孟德尔的分离规律真是太神奇了，“鹤立鸡群”就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这些没有出息的第二代就是杂种的后代。这一重大发现又让袁隆平变得异常兴奋了，甚至比去年夏天发现“鹤立鸡群”稻株愈加喜出望外，这让他更坚信了自己的探索方向：既然有天然杂交稻存在，必将有培育出“人工杂交稻”的希望；既然那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长势这么好，这就充分证明了水稻的杂种优势是可以为人类利用的，只要继续钻研下去，就能揭示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奥秘和规律。
又按经典遗传学理论推论，像水稻这种自花授粉植物，一般来讲，在有外来花粉串粉的情况下，其天然异交率为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这个概率非常低，但在湖南有些籼稻和粳稻混作的地方，在糯稻或粳稻田里，时常会出现“公禾”，也叫“冬不老”，实际上就是水稻的两亚种——籼稻和粳稻的天然杂交株（籼粳杂种），它们的生长优势强，往往就是“鹤立鸡群”的样子，但不结实。后来，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搞籼粳亚种间的两系法杂种优势利用，就是受到了“公禾”的启示。这是后话。
此时，还是回到袁隆平获得的第一个启示上来，一株天然杂交稻的启示，让袁隆平由此绕开了前人通过人工去雄进行水稻杂交那条路，既然那条路一直没有人能够走通，那就只有另辟蹊径，从根本上找到杂交水稻育种的一个突破口，一条捷径。这就是袁隆平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另一条路，如果能培育一种雄蕊或花粉退化不育的、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母稻（母本），即雄性不育系，就可直接绕开人工去雄这一烦琐而又费工费时的方式，将母本与其他的品种混种在一起，这样就能生产出可以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杂交水稻种子。用袁隆平先生的话说，这对于他是“决定性的思考和选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到水稻扬花吐穗的季节，稻田里都会出现一个精瘦的身影，那黝黑的皮肤吸收了太多的阳光，像黑釉一样反射着阳光。他手里拿着一只放大镜，头顶烈日在田间苦苦寻觅，那放大镜里何时才能出现一粒放大了的、如同特写般的种子呢？
终身大事
袁隆平在苦苦地寻找一粒种子时，也一直在寻找自己人生的另一半。
他在雪峰山的那个山谷里一待就是十来年，这么多年他一直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孤寂生活。但他并非那种形影相吊、远离人群的孤独的单身汉，而是一个“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快乐单身汉，颇有“贤哉回也”之风。有人忧他是苦中作乐，但除了那饥饿的岁月，他也不觉得有多苦。做一个快乐的单身汉，他也觉得挺好的，住的是单人房，吃的是大食堂，只要那大食堂里顿顿都有饭吃，他还真是一副不急不愁的样子。他是一个天性快乐的人，也很善于找乐，除了弹琴唱歌、游泳打球，他还养成了不少爱好或习惯，如抽烟、下象棋、打扑克，打输了就钻桌子，这些基本上就是在安江农校那十多年的单身汉生活里养成的。
说来也是怪了，一个天性浪漫的人，除了大学时代对一位女生没有表白过的“心仪”，在婚恋上却成了一个久拖不决的老大难。天性浪漫是一种天生的魅力，可生活散漫、不修边幅却不讨女孩喜欢。在他一茬一茬的学生的印象中，年轻的袁老师一年到头留着一个硬扎扎的板寸头，长得又黑又瘦，看上去哪里像个知识分子啊？到了冬天，更不像样了，他换上了新棉袄，却图方便，时常一撩袖子擦黑板，袖口磨破了，连棉絮都出来了。他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好的，添置的新衣也不算少，还时常送衣服给学生，可他每次洗衣服，只拣脏的领口和袖口洗洗，还笑称这是他发明的“新式洗衣法”，在同事尤其是那些单身汉中推广。那些单身汉也各有各的发明。久而久之，这个大学时代还挺洋气的“大Bass（大贝斯）”，在安江农校却得了一个很土气的绰号——油榨鬼，那样子还真像油榨过的。他呢，随便你叫什么，一点也不生气，还冲你咧嘴一乐，又绽出了那“刚果布式的笑容”。
眼看就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和他年岁差不多的老师，早已结婚成家了，孩子都能一口一声叫爹了，他教过的学生也一茬茬毕业了，又一个个结婚生子了，而袁隆平一年又一年地吃着别人的喜糖，却不知自己何时才能给别人发喜糖。他不急，同事们倒急了，一个个都急于给他牵线搭桥，结果又闹出了不少笑话。一次，有个还未找对象的男老师发现有个姑娘挺适合袁隆平，便带着他去相亲。袁隆平还是像平时一样，穿着平时那身衣服，而那位介绍人却换了一身行头，还特意露出了白衬衫的领子，皮鞋擦得亮晃晃的。结果，一见面，那姑娘就相中了这个介绍人，反倒把袁隆平这个主角给晾在了一边。袁隆平挺知趣，赶紧找了个借口退出来了。没过多久，那两位就喜结连理了，袁隆平还乐呵呵地给他们送上了一份贺礼。
接下来，他又被同事们拉着去见了不少姑娘，大多是，第一次见面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但袁隆平依然是一副不急不愁的神情，反倒安慰那些失望的同事：“莫急，慢慢来，缘分未到呢，等待机遇吧。”介绍人替他分析失败的原因，分析来分析去，也没有别的原因，他们也知道袁隆平很优秀，但关键是要让人家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优秀。他们都劝袁隆平下回相亲时，一定要穿得体面一点，打扮得干净整齐一点，可他从小就散漫惯了，随便惯了，实在不想改变自己，还是本色一点好吧。打心眼里，他也看不上那些只看外表的姑娘，那不是他心仪的女性。其实，除了天性散漫，他找不到对象还有一个很多同事都知道的原因，那时恋爱是要讲出身、讲成分的，袁隆平的家庭出身原本是不错的，但换了一个环境全变了，他父亲解放前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作为民国时代的政府官员，在国共争战中，他没有追随国民党而去，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却因“历史问题”被打入了另册，又加之身体欠佳，一直没有安排工作。他母亲在教会学校里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礼，相夫教子，在解放后进了重庆一家塑料制品厂当会计，成为一名劳动妇女，也算是工人阶级了。然而，当一种曾经还算优越的家境变成了历史的原罪，也让袁隆平一直笼罩在历史原罪的阴影里，而知识分子当时在婚恋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反而时常遭受歧视。
袁隆平二十七八岁时，也曾有过一段延续了三年之久的爱情，甚至更长。那是1956年，离安江农校不远的黔阳一中要开一门农业技术课，由于当时普通中学没有农业课教师，袁隆平被安排到黔阳一中代课，这也是他教学生涯的一段插曲，也给他平添了一段人生与爱情的插曲，他和一位女老师相爱了，这也是袁隆平大学毕业后对一个姑娘第一次真正动心。
那位女教师是教化学的，袁隆平和她在一个教研组里。第一次见到她，袁隆平就被她善解人意的笑容打动了。这位女教师也不爱打扮，穿着随意，可很随意的衣衫穿在她身上，却把她衬托得风姿绰约，明艳照人。那是袁隆平很欣赏的一种美，美在自然，不像别的女孩，漂亮得很不真实。就在袁隆平暗自欣赏这位女教师时，她也暗自欣赏着袁隆平，袁隆平那“刚果布式的笑容”，在别的女孩眼里不是什么优点，却让她情有独钟，感觉特别有魅力。而那黑而瘦削的脸颊，在她看来，很有点刚劲的味道。这相互的欣赏在各自的心底暗藏了一段时间，就被同事看出来了，然后就在同事们嘻嘻哈哈的打趣中把他们的心思给挑明了。那时恋爱很少直接表白，但只要两人心里都明白，一切仿佛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他们能够走到一起，还有一个原因，在那个特别强调“家庭出身”的特殊年代，两人“家庭出身”都不好，这让他俩反而少了一些“出身不好”的压力，都有一种同病相怜、如同解脱般的轻松感。
应该说，那还是袁隆平有生以来第一次恋爱，是袁隆平的初恋。因为爱，袁隆平的生活变得格外充实而甜蜜，他浪漫的天性也被激发出来，尽管两人每天几乎朝夕相处，即便袁隆平回到了安江农校，黔阳一中和安江农校也相距不远，但一刻不见如隔三秋，袁隆平每周都要给她写两封情书。然而，一个转折发生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反右运动席卷而来，一向不关心政治的袁隆平，突然被政治关心起来，很快就有人贴出了袁隆平“走白专道路”的大字报，他差点就被划为“中右”。那些大字报袁隆平看得见，那巨大的压力他也能感受到，但他最终侥幸逃过一劫，没有被戴上右派帽子。但有消息灵通人士将袁隆平差点就划为“中右”的内幕告诉了黔阳一中的一位领导，那位领导挺关心袁隆平的恋人，语重心长地提醒她说：“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啊，像你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再和袁隆平结婚，要当心自己成为‘双料货’啊！”
这好心的提醒，让袁隆平的恋人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一下凉透了。这不能怨她，袁隆平也从未怨过她，直到晚年，他对她还是充满了同情和体谅：“那时候政治压力大，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美好的爱情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不过当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差点就被划为“中右”的内幕，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找她，她却一直躲着他。一场热恋，转眼就变成了一场让他越来越痛苦的苦恋，而他又不知道个中原委，看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他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只能在门外急切地呼唤她，可回答他的，只有伤心的哭泣声，那声音很小，就像花瓣零落的声音，但他听得见。
没过多久，袁隆平的恋人就迫于家庭的压力，找了一个出身比较好的男朋友，无论哪方面的条件都比袁隆平优越，还在省城长沙的一所大学里当助教。对于一个山区女教师，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只要和这位男朋友结婚，她也有机会从湘西雪峰山调到省城了。她找到袁隆平，先告诉了他实情，也算是对三年恋情的一个交代吧。那眼神里含着泪花，又含着一种决绝，她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袁隆平，声音慢慢低了下来：“我们……算了吧……”
算了，三年的热恋啊，一句话就算了？袁隆平心里有多痛苦，只有寸心知，那真是一寸一寸地揪心啊。看得出，她心里也很苦，很揪心，她那眼神在揪心的痛苦中越陷越深，一双原本清澈如水的眼睛已恍若一泓看不见底的深潭。就是这眼神，让他一瞬间理解了她的选择，也许爱就是一种最深的理解。那就分手吧，他咬咬牙答应了，甚至还对她微笑了一下。
笑比哭好。他是一个豁达而乐观的人，一个以微笑面对痛苦的人，但失恋还是很折磨人的，尤其是在女友结婚的前一夜，眼看自己的心上人就要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个坎，绝非一般人能够迈过去的。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把小提琴拉得如泣如诉，几个同事都暗暗替他捏了一把汗，生怕他想不开，便拉他去看电影，“她明天就结婚了，你今天去看电影吧，算了，别把自己气傻了”！这倒是一种解脱的方式，他没怎么犹豫就去了。可就在那晚，又有节外生枝的情节发生。他刚出门，女友就来找他了，而且一连找了他三回。袁隆平看得很准，她心里也很苦，很揪心，一直在后悔，而在结婚的前夜，她就是想来告诉袁隆平，她不想结婚了，还是想跟袁隆平在一起。而此时，袁隆平正满心惆怅地看着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电影，却错失了一次很有可能失而复得的爱情。多少年后，回想起那个阴差阳错的夜晚，袁隆平先生还有些怅然若失：“她后来说，那天晚上如果看到了我，历史就要改写。”
接下来还有一波三折。就在领了结婚证后，她丈夫忽然又来找袁隆平，要袁隆平到那里去跟他妻子见面。这是咋回事呢？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位女教师了，她是袁隆平原来的恋人、女友，而她成了别人的新娘，还与袁隆平有什么关系呢？这让袁隆平有些生气了：“你们都结婚了，何必还要跟我示威呢？”袁隆平不肯去，他的态度很坚决，但她丈夫的态度也很坚决，接连找了袁隆平三次，非叫他去不可。袁隆平感到有些蹊跷了，那就去一下吧。到了那，她一下扑在他怀里抱头痛哭，一边流泪，一边倾诉，说自己好后悔、好后悔，要袁隆平等她，一定要等她。这次见面，女友一直在哭，整个哭成了一个泪人儿，袁隆平也泪眼模糊，分不清是自己的泪水，还是女教师的眼泪。他答应了，等她，一定等她。
后来，她接到了调令，要调到长沙去了，临行那天，袁隆平赶来送她，她又哭了。袁隆平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只身远去，然后真诚地祝福她一路保重，全家幸福！挥别之际，他看似一脸平静，可当车子开动的那一刻，他的心在一瞬间被掏空了，赶紧转过身来，那夺眶而出的眼泪，像水一样流了下来。但这一别，并非就此别过，袁隆平那一份人间少有的痴恋还在延续。女教师每两三天就会写一封信给他，信纸上泪痕斑斑，连那娟秀的笔迹也被洇染成一片。她说她那个老公对她很好，但她只想跟他在一起，“我真的好后悔、好后悔，我每天晚上做梦都在梦到你……”，这样的信，袁隆平看一次感动一次，湘西雪峰山离长沙实在太远，想见一面不容易，他也只能写信安慰她，每封信他都信守着自己对爱的承诺：“我等你！”就这样，袁隆平一直等了女教师三年，一直等到女友的第一个孩子降生，这一场无果的等待才终于断掉了。
这是袁隆平一往情深的初恋，也是对他伤害至深的苦恋，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一直信守着爱的承诺，哪怕最终等来的是那样一个结果，他一辈子也无怨无悔，而一直在后悔的还是他那初恋女友。据袁隆平先生回忆，两人最近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虽说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爱是不能忘记的，老太太见了阔别多年的袁隆平，还在喃喃地对他说：“我真的好后悔、好后悔，一失足成千古恨哪，今生我要带着遗憾的爱情入土了……”袁隆平也有些伤感，一直到现在，他对她依然充满了宽容的同情和体谅：“实际上她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只是迫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无奈，那个年代又害怕舆论的压力，她才一直下不了决心，她丈夫也对她很好……”
又不能不说，人生与命运中，或许真有某种生命密码存在，他这执着的等待，也许是在等待一个真正属于他的爱人出现。如果不是这样，他与初恋女友最终能走到一起，就没有与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个贤内助了。
那个必将成为他贤内助的女子，是他的学生，邓则，比他小八九岁，1959年从安江农校毕业后分配在黔阳县两路口农技站，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说是师生恋，但两人在学校里还没那意思。在袁隆平的印象中，邓则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生，唱歌、跳舞、打球、游泳，还特别爱笑，仿佛看见了什么都忍不住地想笑。这样一个女生，自然不乏追求者，但邓则和袁隆平一样，她也出生在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家庭，父亲曾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在解放初的镇反中被处决了。这让她背负的历史原罪的十字架比袁隆平更为沉重，在婚姻上也成了一个大难题。就在这师生俩沿着各自的那根平行线运行时，一些有心人发现了他们有交叉的可能，不说别的，他们的爱好和兴趣太对胃口了。
第一个有心人是邓则的同学谢万安，当然也是袁隆平的学生。在一次同学聚会时，他有意无意地谈起了袁老师，又仿佛不经意地问邓则对袁老师的印象如何。邓则一向心直口快：“袁老师啊，挺不错啊，课讲得好，还爱打球，爱搞些文艺活动的，又会拉小提琴，人品更是没的说。他还带我们下沅江游过泳哩！”谢万安一听，感觉有戏，那口气一下变得认真了：“袁老师到现在还没有成亲，我看你俩倒是挺般配的！”
这家伙也太直爽了吧，邓则毕竟还是个姑娘家，脸唰地一下就红了。
谢万安突然袭击，让邓则有些猝不及防，她没有表态，却也没有拒绝。几天后，又一位叫王业甫的同学来了，这家伙也是一根直肠子，一见面就直奔主题：“邓则啊，我看你和袁老师真是天生一对啊，你俩结合，哈哈，我保管你们幸福无比！”
这些家伙，一个接一个来给袁隆平当说客，是不是早就有什么预谋啊？却也不然，袁隆平一开始还真没那心思，全是关心他俩的人在有意撮合。那天，王业甫跟邓则打过招呼后，又兴冲冲地奔向袁隆平这边，一口一声袁老师的，要他去两路口农技站去走走，“袁老师啊，去看看你的学生吧！”
一个老师，去看看自己的学生在毕业后表现怎么样，过得好不好，也是人之常情，袁隆平半推半就地去了两河口。这样一来二去的，加之一层意思早被那些牵线搭桥的人提前挑明了，这师生俩彼此原本就互有好感，很快便有了那层意思。袁隆平也渐渐打破了曾为人师的那层尴尬，还写了一首小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怀：“茫茫苍穹，漫漫岁月，求索的路上，多想牵上一只暖心的酥手；穿越凄风苦雨，觅尽南北东西，蓦然回首，斯人却在咫尺中。”这首小诗，也成了他们未来牵手一生的预言。后来说起这事，袁隆平笑言，他俩在感情上是“情投意合”，在家庭出身上是“门当户对”，谁都不挑谁。那时谈恋爱，也就是一同去看看电影、打打球、游游泳。不过，天性浪漫的袁隆平还能给那个单调的时代增添一些少有的浪漫，那把小提琴又派上了用场，每到周末，袁隆平就会带着她，带着小提琴，去沅江边那洒满阳光的沙滩，一个拉琴，一个唱歌，或男女声二重唱，而她那倾听或凝视的神态，能让他连续回味好几天，甚至一生。
世间还有什么比爱情更美好和浪漫的事情呢？但又有人看不惯了，开始嚼舌根了：“你瞧，真是物以类聚啊！”还有一些好心人，劝他们要“注意影响”。一看那眼神，就充满了某种不寻常的阴暗的神秘感。有什么不寻常的、神秘的？他们不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吗，不就是师生恋吗？一向宽容平和的袁隆平，此时也忍不住倔强地抬起头，挽起邓则的手说：“什么影响！我们大男大女，谈情说爱，正正当当，以后还要继续扩大影响呢！”一句话说完，邓则又忍不住地笑了，袁隆平也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他就是要让那些人听见，他在笑呢！
转眼到了1964年正月初五，黔阳地区举行职工业余篮球赛，邓则是黔阳县女子篮球队的队员，而赛场正好选在安江农校的球场。这是一个好机会啊，那些热心的同事纷纷提议，干脆趁热打铁，给袁隆平和邓则把喜事办了。一直关心袁隆平终身大事的曹老师，还找了个空隙，把邓则请到袁隆平的宿舍喝茶休息。恋爱几个月来，邓则还是第一次走进袁隆平的单身宿舍。这又有点像突然袭击，搞得袁隆平有些狼狈和措手不及。邓则此时也不知道办喜事这码事，她以为只是进来歇息一下。刚打过球，她想找一个脸盆洗洗手。进门一看，一间木板房，一个凌乱而狭小的空间，天哪，这房里都乱成什么样了，一张单人床上挂着一顶半高半矮的学生蚊帐，帐子顶上布满了一层黑乎乎的灰尘，墙角边还东一只西一只地丢了几双臭袜子，桌上，椅子上，还有墙角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各种中文、英文的书刊。邓则随手翻了翻，全都是专业书籍和外文资料，这些在别人眼里极其枯燥乏味的书刊他竟然百读不厌，那些书页都翻得卷了边儿了，不知看过多少遍了。她手脚很快，几下就把屋子干净利落地收拾好了。这一切是那样自然，仿佛她已是这屋子里的主人。袁隆平搓着手站在一旁，看着这样一个勤快能干的未婚妻，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脸盆，拿起来一看还有几个透亮的漏眼。看着邓则那吃惊地张大了的嘴巴，连舌尖都吐出来了，袁隆平红着脸，低着头，尴尬地把脸盆歪在一边，才接了一点水给邓则洗手。那点儿水，连手也没有打湿。邓则忍不住又要笑了，却没笑出声，只紧紧抿着一张似笑非笑的小嘴。
如果换了一个姑娘，很可能像受惊了的兔子一样吓得逃走了，但这一幕不但没有破坏袁隆平在她心中的形象，反而让她更平添了几分敬意。就是在这样简陋、艰苦的环境下，袁隆平还一直在钻研他的专业，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怀着某种她暂时还不太了解的志向，但她能够感觉到，这个人一直顽固地执着于一个念头，她喜欢他的顽固，或顽强。这显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姑娘们追求的眼光，但邓则还真是有不同于一般姑娘的独到眼光，她能够在袁隆平那不修边幅的外表之下，看见一个内心丰富的袁隆平。还是那句话，爱是一种深刻的理解，也是一种很深的修养。她后来说出了自己当时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因为看见了袁隆平生活的真实状况，才让她深深感到，袁老师身边得有个人照顾了。
邓则第一次走进袁隆平宿舍里的表现，也让袁隆平对她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好感。邓则重返赛场后，那些热心的老师又一个劲儿地催着袁隆平把喜事办了。为了让比赛和喜事两不误，曹老师还专门去找裁判调整比赛场次，而大赛组委会还真是临时调整比赛场次，这也是充满了人情味的一件事，给袁隆平和邓则留下了一段温暖的记忆。
同事们一个劲地催着袁隆平趁热打铁，袁隆平还真是铁了心了，趁着比赛中场休息时，他把邓则从赛场上拉了下来，拖着她去打结婚证。
邓则急了，比赛还没完呢。袁隆平说，打结婚证比打比赛更重要！他的口气十分坚决，甚至有点霸蛮。也许是已经错过了一次，这一次再也不能错失了。
邓则有个堂兄也在赛场上，眼看袁隆平就要把邓则拖走，也急了：“你们怎么搞的，比赛都不比了？”
袁隆平说：“反正明天再比吧，今天这个结婚证更重要！”那一刻他坚决得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说来还有一个小小的隐情，那时结婚很简单，就是发点喜糖，但买糖果是要凭指标的，必须拿了结婚证才能给你买。
袁隆平和邓则办喜事的日子是正月初十，雪峰山那触及蓝天的冰雪，闪烁着明亮而圣洁的光泽，漫山的树木宛如冰雕玉树一般。那天正巧是星期六，这其实是一个特意选择的周末，袁隆平和邓则的人缘都很好，来参加婚礼的老师和同学欢聚一堂，特别热闹。这年，袁隆平时年三十四岁，邓则二十六岁，这在当时都是大男大女了，他们终于可以给同事们发喜糖了。但袁隆平犯了一个实在不该犯的错误，一直到结婚时，他还没给自己的新娘买一件礼物，别说钻戒，连新娘穿的衣服也没买。他也悄悄地问过邓则：“给你买件新衣服好不好？”邓则连连摇头说：“不要，不要。”袁隆平这人也特老实了，换句话说也特笨了，他还当真就依了她，结果到了结婚时，连根纱也没给她买。这让那些热心的同事再看不过眼了：“你可真是世界上最笨的新郎官啊，哪有新娘子说不要，你就不去买衣服的！”
这些同事不知道，袁隆平不但没有给新娘买衣服，还半开玩笑地问过新娘这样一句蠢话：“将来，如果我对你不好，不爱你了怎么办？”你说这不是找骂吗？可邓则没有骂他，只用一个很低的声音给了他一个很坚决的回答：“那我也不会离婚！”
那是一个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从头到尾都是同事们帮他们布置的。那喜糖，是曹老师拿出五块钱买的，还有一位叫周琼的体育女教师，把一双刚买回来的平绒布鞋送来了，那鞋子上还绣着红蝴蝶，穿在新娘脚上挺合适。新郎官袁隆平只穿了一身平常的衣服，而新娘邓则就穿着那套打比赛球衣，一身火红的球衣，映着新娘那张红扑扑的脸，而她那绽开的笑靥已被红扑扑的幸福所充满，这为一个朴素的婚礼平添了一股红红火火的喜气和生气。
不过，袁隆平还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新郎，新婚宴尔，他竟邀请新娘一起去沅江里畅游一番。那还是穿棉袄、烤炉火的正月，一天晚上，袁隆平记不得是参加一个什么会，一直开到深夜十一点多了才散会，一回来，他就非拉着邓则去游泳不可。他那倔劲儿一上来，没有谁能够抵挡，连一阵一阵扑来的寒风夜抵挡不住。此时的沅江天寒地冻，黑灯瞎火，但他心细，还特意带上了一把小剪刀，一旦卷进了渔网，就可以剪开脱身。那晚他们游得畅快无比，又有谁敢比这一对在寒江里遨游的新婚夫妻，越是逼人的严寒，越是能刺激血液循环，那沸腾的热血和燃烧的激情，随着那奔腾的沅江水一起倾泻，两个滚烫的生命，连呼吸的气息都是滚烫的。
一桩久拖不决的终身大事，就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了，而这对师生恋，从介绍到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后来有人说他们是“闪婚”，袁隆平则笑称是“速战速决”。从一次长达数年的无果的苦恋，到这次“速战速决”的婚恋，再到一生一世的追随与相守，这和科学探索之路也有某种相似之处，多少人苦苦追寻一生，或苦恋一生，最终也难得修成“执子之手，白头偕老”的正果，但只要抓住了机缘，就可突飞猛进。回首袁隆平一生只能用单纯来形容的婚恋经历，从大学时代对心仪的女孩不敢表白的失之交臂，到为等已婚的初恋情人回心转意而痴情地苦等三年，最终他终于寻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半，越往深处琢磨，越是觉得还真要用生命密码才能解释。
袁隆平能够找到这样一位终生相伴的贤内助，不只是他本人的幸福，也是杂交水稻的幸运。从性情上看，他们一个自由散漫，一个井井有条，一个粗枝大叶，一个体贴入微，婚后，他那乱糟糟的宿舍被妻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了，吃饭穿衣有妻子悉心照料了，而以妻子的专业知识，也可以给他当当助手。在他们相伴走过的漫长人生中，袁隆平在家里从不干扫地、擦桌子、洗碗这些家务活，他也很少待在家里，就是在家里他也干不好，所有的家务活，抚养三个接踵而至的儿子，几乎全是妻子一手操劳。在妻子的身上，他时常看到母亲的影子。他若得闲，偶尔也会做几个拿手菜，那都是最简单的菜，如番茄炒蛋、炸花生米，在几个孩子眼里，这就是他们难得品尝到的父亲的味道。也正因有了一个贤内助，当他向世界难题发起艰难的冲刺时，他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从此风里雨里，一心扑在了稻田里……
关键的第一步
一个终身大事交代过了，言归正传，还是回到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探索之路上来。
袁隆平从发现“鹤立鸡群”天然杂交稻株，到第二年发现“鹤立鸡群”第二代出现分离现象，又从农田里的“公禾”得到启示，这一系列的启示，让此前的一个追问有了正解：水稻不但具有杂种优势，而且对其杂种优势可以利用，只要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这意味着，袁隆平想要进入的那个“隐秘世界”已渐渐露出端倪，现出轮廓，但要进一步求索，入于其堂奥，还必须找到杂种优势利用的理论依据。然而一所大山深处的农校，又哪里能找到这些理论依据？凡是这方面的书刊资料，早被袁隆平如饥似渴地翻遍了、翻烂了。若要在理论上获得突破，只有跳出安江农校，到外面去找。
他第一个就想到了自己的恩师管相桓，自从大学毕业后，他也断断续续听到了管先生的一些消息，知道他身陷逆境，命运多舛，此时也不知被发配到何处了，一时联系不上。他想到了管先生很推崇的一位遗传育种学家，鲍文奎先生。
鲍文奎，浙江宁波人，1916年出生，1935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是管相桓的学弟。大学毕业后，鲍文奎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麦作股技佐，鲍文奎和管相桓又成了专业不同的同事。中央大学（包括其前身东南大学）农学院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农学人才，而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也集中了农学领域的一批优秀人才，管相桓主攻水稻，鲍文奎主攻小麦，后被誉为“中国杂交小麦之父”。1942年，鲍文奎转到由食粮作物组主任李先闻领导的细胞实验室。李先闻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攻遗传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鲍文奎在他手下从事小麦和粟（小米）的细胞遗传研究。1947年夏，经李先闻推荐，鲍文奎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深造，并于1950年6月获博士学位。自20世纪30年代起，遗传学在美国有两个活跃中心，一个在东部康乃尔大学，由爱默生领导，以玉米为研究材料；一个在加州理工学院，由现代实验生物学奠基人摩尔根领导。在鲍文奎赴美留学之前，摩尔根已于1945年去世，其继任者为化学遗传的创始人G．W．比德尔，而鲍文奎在导师指导下进行链孢霉菌的生物化学遗传研究，但他研究遗传学的主要兴趣是在农作物的应用方面。对于他，没有比拯救饥饿、解决饥荒更要紧的事情。
1950年初，鲍文奎归国心切，提前预订了回国船票，连颁发博士学位的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就赶往芝加哥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留美分会的年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号召留美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当年9月，鲍文奎便带着自费购买的研究器材和秋水仙素等科研材料，搭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担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食粮作物组副主任，从1951年全面铺开了谷类作物多倍体育种，并选用四种谷类作物作为研究对象：大麦代表自交的同源四倍体，黑麦代表异交的同源四倍体，水稻代表籼粳亚种间的同源四倍体，八倍体小黑麦代表典型的异源多倍体，开头四年的研究试验进展顺利，时至1954年秋天，“李森科旋风”席卷而来。对于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鲍文奎是有所了解的。他还在美国时，就读到了1948年苏联关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大辩论的文集，他知道李森科是反对孟德尔、摩尔根的现代经典遗传学的，对基于基因的多倍体研究更是激烈反对，但他当时估计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在中国科学事业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不会闹得像苏联那样厉害，而事实上正相反，由于多倍体育种研究与米丘林学说是相冲突的，随着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如旋风般刮来，很快就遭到严厉批判而被迫停止，试验田植株被强行铲除。随后，鲍文奎和管相桓的遭遇差不多，在“肃反”运动中被无端地隔离审查了三个月之久。到了1956年，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一度解禁，鲍文奎被调到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处，成为中国农科院的创始人之一。
1962年夏天，袁隆平利用暑假自费去北京拜访鲍先生。他取出了准备买自行车的钱作为路费，又换了十斤粮票，上路了。那时湘西离北京还天遥路远，途中还需数次中转，袁隆平花了四天多时间才抵达北京，下车时腿脚都有些浮肿和麻木了。几经打听，他终于找到了鲍文奎先生。说来他还真是有些冒失，那时，鲍先生还不到五十岁，正值春秋鼎盛之年，在农业科学领域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袁隆平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校教师，灰头黑脸的，就像一个顶着稻花进京的农民。
谁又能料到，这是一位中国杂交小麦之父与杂交水稻之父的历史性交集？
尽管对袁隆平未来的一切都无法预料，但鲍文奎先生却没有慢待他，一见面，袁隆平就感觉到了一副蔼然长者之风，尤其是那双炯炯有光的眼睛，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第一印象。袁隆平是带着满脑子的问题和想法来的，他先从自己的疑惑说起，当他说到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时候，鲍先生把手凌厉地一挥，说：“那是主观唯心论！”尽管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鲍先生没有任何顾忌，他指出了米丘林学派的缺陷，批判了李森科在学术观点上的谬论，那不是尖锐，而是犀利，如同庖丁解牛一般，袁隆平的种种疑虑，一下就迎刃而解了。这让袁隆平更加吃下了定心丸，也更加认准了自己选择的方向。他把自己研究杂交水稻的想法说出来后，鲍先生对他的设想非常赞赏，又诚恳地对他说：“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乃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的进程，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乃是生命的价值所在。”这是袁隆平一辈子铭记在心的话，从此他将一直坚定地在杂交水稻科学之路上走下去。告别时，鲍先生又鼓励他，在科研上要敢于大胆探索，还特别指出“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在鲍先生的帮助下，袁隆平还在中国农科院图书馆阅读了很多专业书刊，这也是袁隆平此行的目的之一。若要找到杂种优势方面的理论依据，在国内，没有哪个地方赶得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这些书刊，一个普通的农校教师当时是根本无法读到的，尤其是那些遗传育种学科前沿的基本情况，还有他感兴趣的理论探索的热点问题、当时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实际进展，他边读边记，为自己的设想寻找理论上的支撑点。
袁隆平的这次北京之行，在理论上否定了《遗传学原理》中关于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在杂种优势及其利用上的“无优势论”，他认为“这一论断仅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实验上的根据”。如果不提前排除这一权威理论上的障碍，他在杂交水稻探索之路上必将走投无路，任你左冲右突，也只能从一个死胡同钻进另一个死胡同。
理论上的难题破解了，但一个技术难题仍未解决，那就是如何寻找到雄性不育株。
鲍文奎先生在小麦杂交技术上，也是采用人工去雄的方式，从1951年11月初开始，鲍先生带领自己的科研组，先把母本小麦、父本黑麦播种，待到翌年春天小麦扬花时，再把扬花小麦的雄蕊去掉，用采来的黑麦花粉，一株株施给小麦，经过精心培育，结出了小黑麦果实。而鲍文奎先生研究试验的重点是采用染色体加倍技术，而小麦与水稻虽说都是自花授粉作物，但在杂种优势利用上还是有根本区别的。他若要效法鲍文奎先生，对水稻采用染色体加倍技术，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直到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多倍体水稻应用仍差最后一公里，这还是比较乐观的预期。而以鲍文奎先生所拥有的科研条件、科研团队，也绝非一个普通的农校教师所具备的，他想要靠一己之力和一所中等农校简陋的科研设备几乎不可能完成。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唯一路径，就是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培育出不需要人工去雄的杂交水稻种子。
那时候，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还只是袁隆平脑子里的一个执着的念头，它到底长成什么模样，他没有见过，他在中国农科院图书馆翻检过的中外资料上也无迹可寻。回到安江农校后，他依然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去稻田里一株一株地寻找。那个寻找的过程可想而知，该有多么渺茫。
追踪袁隆平寻觅一粒种子的历程，也让我反复回味牛顿的那句名言：“真理的大海，让未发现的一切事物躺卧在我的眼前，任我去探寻。”且不说真理的大海有多大，即便那茫茫稻海，也实在太大了，那是如大海捞针般极其渺茫的寻找，稻海茫茫，而他要在成千上万的稻穗中，寻找概率仅为三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很多事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这句话其实很矛盾，你不去上下求索又怎么能够遇到呢？
自袁隆平1961年发现他生命中的一株神奇的稻株——鹤立鸡群后，转眼便是四个年头了，而他投身于杂交水稻研究，则公认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这样说也比较“正式”，从这年夏天开始，他才第一次锁定自己的第一个明确目标——寻找水稻的雄性不育株。而这在外人看来又是如同重复般地寻觅，那苦难的历程其实也如同重复。一个身体几乎弯成九十度以上，一个脑袋在潮湿闷热的稻浪中时起时伏。在发现雄性不育株之前，他就发现自己得了肠胃病。这是饥荒岁月埋下的隐患，又加上长时间在稻田里奔波，饥一餐饱一餐，冷一餐热一餐，哪怕一个再健康的身体，也经受不住。袁隆平对自己的身体一向是很自信的，有人曾描写他在稻田里昏倒过的经历，袁隆平先生后来一直矢口否认，认为这是对读者的误导。但有一次，他还真是有些顶不住了，那是烈日正当顶的时候，他浑身直冒冷汗，打冷战，那时他的一个学生潘立生也跟着他一起寻找，赶紧把他扶到树荫下休息，可他歇息片刻，又站了起来，又下田了，越是天气最热的时候，越是水稻开花最盛的时候，也是寻找不正常雄蕊的最佳时机，他怎么能坐得住啊！
尽管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的概率微乎其微，但他坚信，它是存在的。事实上，属于袁隆平的第二个神奇发现，他生命中的第二株神奇水稻，一直就等在那里，当然，它绝不会轻易示人。它隐蔽着，很神奇，也很诡异，充满了不确定性，总是在跟人类捉迷藏。大自然就是这样，总是想蒙住人类的眼睛，它不想让所有的天机都被人类窥破。若能窥破这个天机者，必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而袁隆平的命运和虞舜的命运还真是极为相似，“舜发于畎亩之中”，袁隆平亦“发于畎亩之中”，他们将以各自方式而扮演着救世者的角色。
那是一个必将载入了杂交水稻史的日子，而第一个历史记录者就是袁隆平的贤内助邓则，她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
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
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那已是袁隆平自入夏以来寻找的第十四天了，在那个神奇的时刻来临之际，太阳几乎处于直射的状态，他手里的放大镜反射着强烈的光芒。突然，一株性状奇特的稻株如特写般放大了，袁隆平的眼睛也一下睁大了，又一次焕发出兴奋的、奇异的光芒。这就是他的第二个神奇发现吗？但他还是不敢相信，又拿起五倍的放大镜仔细观察起来，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这种特有水稻植株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雄蕊花药不开裂，从而导致雄性功能丧失而不育，对于雌雄同花的水稻，既然其雄性功能丧失了，那就是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母稻了，也就可以用来作为杂交的母本了。他又一次凑近了稻花，千真万确，那花药没有开裂！好半天，他都没有吭声，只感觉心头一阵阵狂跳，连手里的放大镜都兴奋得颤抖了。他将这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他的手一直在颤抖。做上了记号后，他感觉就像做梦，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又采下花药，拿回实验室去做镜检。那用五倍的放大镜放大了的一切，又被高倍显微镜放大了，眼前是一个赫然醒目的事实，这就是他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两次神奇的发现，两个非凡瞬间，都没有离开袁隆平那双眼睛，一旦这双眼睛闪烁出奇异的光芒，必将有神奇的事情发生。而对于杂交水稻，我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说实话，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两个神奇的发现有什么重大意义，而这个意义将被一个叫袁隆平的人赋予。这是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科学探索之路上最初的两个关键点，这里不妨把这两个发现放在一起看，也许会看得更清楚。
1961年夏天，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早稻田里发现了特异稻株——鹤立鸡群，第二年根据“鹤立鸡群”第二代出现的分离现象，推断其为天然杂交稻稻株，进而形成了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当时称之为“雄性不孕性”）的思路，也就是袁隆平先生所说的“决定性的思考和选择”。
1964年夏天，袁隆平在洞庭早籼稻田里发现了“天然雄性不育株”，这一发现，被公认为袁隆平在“中国首创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开端。由此，袁隆平在做出“决定性的思考和选择”后，终于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这也标志着杂交水稻研究迈开了第一步。而接下来的路是否又能走通呢？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这些历史追踪者，一切早已不是悬念，一切都是顺序，都是过程。而对于此时的袁隆平，一切依然还是未知数，该经历的他都得经历，该发生的也必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