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
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如同探悉一粒种子。一切早已不再是悬念，只是我接下来叙述的前提。这是一个命定为种子而生的人，一个命定要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
通过一粒种子，可以追溯物种的起源。“万物的原则，起始于根基”，这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一句名言，而种子就是万物生长之根基。一粒种子是那样卑微而渺小，看似寻常和简单，一旦放到显微镜下，竟是那样复杂而奇妙，它支撑着物种的基本构造和性能，蕴含着宇宙、物质、能量、结构、变化等信息，储存着种族、孕育、生长过程的生命密码。
人类也是生物界的物种之一，每个人自然有自己的生命密码。所谓生命密码，据说源自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理论》，在他看来，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就是人生拥有的第一个数据，也就是人生起始之根基。他费尽一生心血探索数字与生命的奥秘、与宇宙的关系，试图通过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绘出人生的密码图，从而解开一个人的天生潜力和性格特质，经由身、心、灵的不同层面来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捕捉每个人身上潜藏的价值和能量，从而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同时还可以帮助你认识别人，更智慧地与他人相处，更有效地调整我们的人生资源。对此，我是充满疑问的。这里，即便我们假设生命密码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生命科学，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也仅仅只是定数，在天地造化和波诡云谲的岁月里还有太多的变数，在决定着人生未来的命运，更何况，所谓定数也并非那么确定，很多当初似乎一目了然的事情，在岁月嬗变中也会有阴差阳错之感，人生中往往充满了错位对接的命运。
说来奇怪，像袁隆平这样一位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杂交水稻之父”，在关于他的如此繁多的生平简历和各种传记里，对他的生日，迄今还没有一次书写是正确的。最接近真相的一种说法，是2010年出版的、由辛业芸访问整理的《袁隆平口述自传》，据该书附录的《袁隆平年表》记载，袁隆平于“1930年9月1日（农历七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记载说，他生于1930年9月7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岁月的错位，也许与那兵荒马乱的世道和我们主人公颠沛流离的童年岁月有关，模糊记忆中难免会出现偏差，连他本人在八十岁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确凿生日，更不知谁是第一个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直到一个婴儿的出生证据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档案里被重新发现，才最终还原了一个属于他的确凿无疑的诞生日：Aug，13，1929，——1929年8月13日，农历己巳年七月初九，他不是属马而是属蛇，也就是小龙。对于一个此时已年逾八旬的老人而言，这是一次迟到已久的生命确认。对此，一辈子大大咧咧的袁隆平先生倒是觉得改不改过来无所谓，多少年了，他早已习惯了9月7日那个生日，习惯成自然。但对于一个严谨的、一丝不苟的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必要的矫正，从而确立了一个正确的生命开端。
那份出生证据是打印的，除了打印文字，其余的空白则是用繁体中文或英文填写，左上页填写的是一个婴儿的生命信息和家庭信息：袁小孩，家住西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原籍江西德安城内；右页中间为袁小孩出生时留下的脚印，上面还有那位为袁小孩接生的妇产科大夫的英文签名：Qiaozhi Lin，——林巧稚！一个女性娟秀、端正、一丝不苟的笔迹，绝不同于如今医院里开出的那些如天书般的病历或处方，这让我一下辨认出了一个伟大的名字，第一个把袁隆平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竟然是万婴之母林巧稚！
这一发现也让袁隆平先生充满了惊喜和荣幸：“最近欣然获得了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证据，并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接生的。”
林巧稚大夫生于1902年，恰好与袁隆平的母亲华静同岁，那年她还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大姑娘，就在她为“袁小孩”接生的那年，她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不过，那时还难以预料，她将成为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并将在未来岁月里开创很多个第一：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她是否又预料到自己将成为“一个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富的母爱；没有子女，却是拥有最多子女之爱”的万婴之母呢？而眼下这个躺在她怀抱里的“袁小孩”，只是她一生接生的五万多个婴儿之一，一个柔弱的女子搂着一团柔软的血肉，又怎能预料到，这个还没有命名的“袁小孩”，将在未来岁月里成为一个以拯救亿万生命、让人类远离饥饿为天职的“杂交水稻之父”？
生命中有太多因缘际会的偶然，也藏满了无尽的、未知的秘密，很多的秘密都是无解的，即便有解，不走到那一天，你也无从得到那个最终的解答。而对于每一个接生的婴儿的未来，林巧稚大夫还一无所知，她要做好的是眼下的一切，一方面她在忠诚地履行一个妇产科大夫的天职；一方面她也带着一个女性天性中的母爱，悉心呵护着每一个刚从流血的母腹中降生的生命。她握着袁小孩柔嫩的小脚丫印在一张白纸上，这是袁隆平人生的第一个脚印，在一张白纸上印得清晰而端正，而在这脚印的旁边则是她同样清晰、端正的英文记录：“男婴，体重3680克。”他在母腹中发育得相当健康，一个七斤多、结结实实的小子。林巧稚大夫兴许又发出了她那惊喜的欢呼：“又是一个胖娃娃！”——在林巧稚大夫的一生中，她时时刻刻都在情不自禁地发出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欢呼：“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三个，真好！”——她为此而欢呼了一生，这也是她在弥留之际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临终遗言，而是对生命发出的生生不息的呼唤。
无影灯下，一切安静如无声的镜头，而细数岁月流年，回首便是饥饿与死亡。
就在袁隆平出生的那段岁月，全世界都发生了大饥荒，美利坚在经济大萧条中有数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而中国从1928年到1930年，在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中，随后又是江淮大水灾、哈尔滨大水灾。每逢天下饥荒，粮食已不能用升斗来量，连黄豆、豌豆都被穿成串儿来卖，想想那粮食有多金贵，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故都北平，那时几乎成了一个混乱无比又巨大无比的难民营，那些蜂拥而来的饥民和乞丐，在弥漫着死亡气息的胡同里弯着腰，踉踉跄跄地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那也许就是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孩睁开眼第一次看见的世界。
当然，一个婴孩还不可能有任何记忆，而那时，又怎么会有人能够预见，在这天下荒年中降生的孩子里，至少有一个，命定的就是为了拯救饥饿而降生的？
又不能不说，在那样一个饥饿的乱世，一个婴儿能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盛名的协和医院里幸运地分娩，绝非一般贫寒人家出身。对于自己的家世，一直以低调处世的袁隆平后来也很少提及。当他成为一个农学家后，他那顶着烈日、浑身黝黑、挽着裤腿、赤脚下田的泥腿子形象，让很多人下意识地就把他当成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和“泥腿子农民”。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这样说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田里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袁隆平对自己的家世如何既不大了然，也不太关心。但他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名为《西园迁徙》的家族小史，对他们的血缘谱系有了一番追溯，这让袁隆平对祖上的事情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其先祖在明代便已在江西德安县城南郊坡上的青竹畈落脚，那是庐山脚下的一片田野，而“畈”之本义，就是成片的田地。德安是一个岁月幽深的鄱阳古邑，古属江州，今属九江，为楚尾吴头之地，那里也是我先代的故乡，若从祖籍而言，我还可以和袁隆平先生高攀上老乡。那一方水土，素有翠竹之乡的美誉，也是鄱阳湖畔的鱼米之乡，袁氏一脉在这里世代务农，开枝散叶，从第十一世祖开始，便在族谱上定下了二十代人的辈分：“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承先贤业，常遇圣明时。”
自袁隆平上溯三代，其曾祖袁繁义为“繁”字辈，兄弟四人按仁、义、礼、智四字排名，繁义公排行第二，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那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一场灾难性的事变，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而在其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华民族将在内忧外患的灾难与屈辱中苦苦挣扎，也将在不屈的抗争中不断变法图强，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完成一次艰难转身。艰难时世中，偶尔也会给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带来转机。在繁义公十来岁时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庐山和鄱阳湖是太平军与清军、湘军的必争之地，而繁字辈的袁氏四兄弟反而因祸得福，他们在一个不确定的日子里，竟然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因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抛下的一大笔银两。这笔财富到底有多少如今已不得而知，但足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而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不光是财富，还有这兄弟四人的仁义和智慧。一笔意外之财未让兄弟分家，反而把他们紧紧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此为资本，从世代农耕到半农半商，又到弃农经商，把一个大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兴旺。在苦心经营了近五十年后，到清光绪己丑年间（1889年），四兄弟从青竹畈举家迁居德安县城，盖起了德安城中首屈一指的一座大宅院，人称“西园袁氏”，那自明代以来一直寂寂无闻的青竹畈袁氏，从此便跻身于德安的名门望族之列了。
从农耕转为经商，不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的“耕读传家”，从来就非一般贫寒农家所能传续，倒是那些富裕的商贾人家更重视对子孙后辈的教育。到袁隆平的祖父盛鉴公时，一举高中晚清举人，如果不是废除了科举制，他下一步想要迈过的门槛就是进士及第了。不过，在戊戌变法之后，一个旧式读书人的观念也随之一变，从一个晚清举人一变而为清末宪政时期的维新人士。盛鉴公放下了“四书五经”，一度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会研习变法图强的新政。辛亥革命后，盛鉴公又经九江五邑同乡会公举，在民国初年做了两年“知事存记”，此职大约相当于县政府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而后，他又当选江西省议员，做过县高等小学的校长，而对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升迁，是被委任为文昌县县长。文昌为海南三大历史古邑之一，但在那个时代交通极为不便，盛鉴公从赣中出发，横渡琼州海峡，一到海南岛便如到了蛮荒之地，他既听不懂海南话，海南人也听不懂他带着浓重乡音的江西官话，这让一县之长难以施政，他那一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抱负很快就变成了一纸辞呈，人未老，便还乡。从此，那一个长袍马褂的身影，便渐渐走进了岁月深处。这原本是一段可以省略的往事，而岁月往往又在无意间出现某种轮回，许多年后，袁隆平就是沿着他祖父走过的这条路，一路追逐着阳光走到天涯海角，续写了祖辈“造福一方”的梦想，把海南岛打造成了南繁育种的天堂。
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盛鉴公是一个维新派绅士，却也是一个新陈代谢时代的过渡人物，他很干脆地剪掉脑袋上的辫子，但一辈子也脱不下长袍马褂。这其实也是那一代读书人的缩影或宿命，一个封建帝国虽已土崩瓦解，但那压抑沉闷的社会还不可能一下子解体。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随着新鲜空气和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尤其是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五四运动更猛烈的冲刷之后，中国人的形象才真正开始重塑，到了他儿子袁兴烈这一代，才脱下了长袍马褂，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换上了以西服和中山装为代表的“文明新装”。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是一个生于帝国时代、成长于民国时代、在壮年岁月又迈进了共和国时代的人物。西园袁氏的一脉书香，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但和父亲那种从帝国走进民国的维新派绅士不同，他已全然成为由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人才。他一路顺遂地念完了小学、中学，考上了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最高学府，在院系设置上也是当时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从他留下的照片看，那已是一个儒雅而挺拔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穿着挺括的西装和白衬衫，看上去风度翩翩、英气逼人。而他那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嘴唇和一抹淡黑的髭须，还有那略显瘦削的身形和脸庞，让我竟有些似曾相识之感。当我和袁隆平先生面对面地访谈时，下意识地打量了他两眼，仿佛想从他脸上找到一种血脉与基因的验证。他的脸颊、眉眼、鼻子和嘴唇都长得跟父亲很相像，像神了，只是要比他父亲黑得多。
变换了的不仅是衣装，还有婚姻。这也让袁兴烈有幸摆脱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包办婚姻，走向了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在南京上大学期间，他就认识了一位叫华静的江苏女子，然后相恋结婚。华静，原名华国林，1902年生于扬子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南鱼米之乡镇江，那一方水土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美誉。她是一位大家闺秀，不幸的是父亲早逝，母亲许氏年纪轻轻便守寡，只得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回到了娘家。华静在镇江一所英国教会高中毕业后，一度在安徽芜湖教书，从她年轻时的照片看，她已一改旧式千金小姐遍身罗绮的形象，上穿浅色的高领衫，下穿黑色长裙，素净简约，舒适得体，那已是一个民国淑女的典型形象。她还有一个叫华秀林的妹妹，毕业于协和护士学校。袁隆平在协和医院降生时，他姨妈华秀林当时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能在协和医院降生，第一个就得感谢姨妈华秀林，还有亲手把他迎接到这世界上来的林巧稚大夫。
袁兴烈大学毕业后，也曾担任过德安县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从20世纪20年代至1938年一直供职于平汉铁路局，他是中文系的高才生，担任的是文书、秘书一类的工作，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成了他青壮年时代的人生中轴线。
当我在地图上追踪袁隆平在大学毕业前的那段生活足迹，与他父亲的足迹大致是重叠的，北平、江西德安、湖北汉口、湖南沅江、重庆、南京，这些是他居留时间较长的城镇，在中国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一条是纵贯中国南北的中轴线，一条是横亘中国东西的长江。对那个消逝已久的时代，他并没有太多的怀旧情绪，如果一定要他去回忆，那将是一个让他重新体验那个不幸时代的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不过也有童趣和快乐，那才是他津津乐道的。
袁隆平降生后，在北平度过了一段还算安稳的岁月，最初他们家住在位于今天的民族文化宫一带的长安公寓，后来又搬到了东城金鱼胡同10号，也就是如今的王府饭店那一带，那是他人生最初的一段记忆空白，他还不可能记得自己幼儿时的事情，日后在他脑子里闪烁的一些记忆碎片，其实大多来自大人的讲述。
在他两岁时，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把这个依然处于记忆空白期的幼儿提前推进了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抵抗日寇入侵的十四年抗战从此开始，日寇在东北得手后，也愈加穷兵黩武，走上了必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条不归路。而在东北沦陷后，原本处于中国腹地的华北大地一变而为前线，在日寇步步紧逼的铁蹄声中颤抖。随着华北局势骤然吃紧，中国的内忧外患愈演愈烈，除了对整个中国虎视眈眈的日寇，大小军阀也在不断掀起一场场烽火狼烟的内战，把无辜百姓拖进一场接一场的血腥战争。国难当头，民生维艰。在袁隆平三岁到七岁的这几年里，袁隆平一直随父母在平汉铁路上南迁北徙，辗转奔波于北平、天津、江西赣州、江西德安、湖北汉口等地。在他漂泊流离的童年记忆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还算安宁的岁月片段——袁母还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在德安老家断断续续住过几年，这让一个在北平出生的孩子，有幸在故乡度过了一段充满了乡情与童趣的日子，一个原本只是名义上的故乡，从此与他的生命有了联系。
当我追踪袁隆平的足迹时，也翻检到了一些关于袁隆平身世的档案，发现一些档案也有错讹。譬如说，抗战胜利后，他父亲袁兴烈任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行政科长，在南京市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他们家的户籍档案，一家人居住在南京市梅园新村49号（保甲号是1区30保），袁隆平在1947年登记户口时为十八岁，出生于1929年7月9日，生年是对的，但日月又错了，应该是把农历登记为公历了。此外，在这份户籍档案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讹，袁隆平是长子，下面则有三个弟弟，分别是袁隆赣、袁隆德、袁隆湘。——事实上，袁隆平并非家中的长子，还有一个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小名二毛。中国的父母亲给孩子命名，一般都按辈分取名，而在命名时还要反复斟酌，大有深意，但对袁隆平这个名字其实没有必要过度诠释，他是隆字辈，在北平出生，这就是他名字的来历。他本人对此也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几兄弟的名字基本上是按辈分和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隆津（大毛），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隆赣，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隆德于1932年出生于德安老家，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隆湘，是在湖南桃源出生的。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此外，他还提到，“我有个妹妹袁惠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
如果说辈分是他们名字中的定数，那么颠沛流离就是他们名字中的变数。
当袁母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回到德安袁家时，西园袁氏那个由繁字辈的四兄弟繁衍出来的一个大家族，早已在20世纪20年代分家，袁隆平的祖父盛鉴公又在德安城北门盖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宅院——颐园，这也是他辞官之后的颐养天年之园。袁母带着孩子就住在颐园里。在江西的这几年里，袁父依然在平汉路上奔波，而袁隆平的三弟、四弟也相继降生，家里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那时候袁隆平的祖父祖母都还健在，在二毛的记忆里，一个深沉而威严、让他充满了敬畏的形象出现了，“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坐着，老老实实地吃”。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在孙儿们面前还是一个拥有旧式大家长威仪的老太爷。孙儿们长大了一点后，祖父便开始教他们读书识字。老爷子手握戒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腰杆笔直，目光如炬。在老爷子面前，孙儿们都必须挺直腰杆，正襟危坐，绝不可趴着写字，歪着拿笔，否则，一戒尺就打过来了，叭——打得很响，却不是太痛。二毛在小哥俩中打小就是最淘气的，他属蛇，一条小龙，却跟个小猴精似的，那两只精光闪烁的眼睛，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而那小脑袋里又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时不时就蹦出一个大胆新颖的鬼点子，兴奋得让他一蹦三尺高。一个小板凳怎么能让他坐得住？这小子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又加之贪玩不用心，自然没少被祖父打过手心。像他这样一个孩子，注定不会遵循祖父的意志循规蹈矩地成长，但他并不叛逆，只是随心所欲，有些任性，有些调皮，有时甚至是大胆妄为，那是一个孩子无法掩饰的天性。
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物，他又特别有定力，譬如他对祖母那杆一吸就咕嘟咕嘟直冒泡的水烟袋充满了好奇，每次祖母抽烟时，他一双眼睛就亮亮地瞄着，只见祖母噘着嘴，把一杆烟袋吸得吞云吐雾，而祖母那样眉飞色舞，简直快活得跟神仙似的，不知那东西到底有多好抽，他一直想试试那滋味儿。一次，趁祖母放下烟杆，转身出去了，他赶紧飞奔过去，拿到嘴里猛吸了一口，他抽得很卖力，把鼻涕都吸溜一下抽出来了，一下被呛得咳嗽起来，一撒手，那水烟袋掉在地上，咕咚一声摔坏了。这还得了！祖母迈着一双小脚赶来了，又好气又好笑，拿起烟管来敲他的小脑瓜。自然，祖母也只是要吓唬吓唬这个坏小子。又哪怕是真打，在时隔多年的回忆中也会变得童趣盎然，反而把疼痛的感觉给忘了。
在德安老家，还有一个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的细节，一段关于稻米的难忘记忆。那是二毛稍稍懂事的时候，父亲在奔忙中抽空回家，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天津小站米，一颗颗晶莹剔透如玉粒般，好看，又好吃。当几个孩子吃着香喷喷的蒸米饭时，父亲便有些得意地笑问他们：“你们觉得这大米饭好吃不好吃？”几个孩子都抢着说：“好吃，好吃，香得很！”要说呢，德安也是鄱阳湖畔的鱼米之乡，可德安本地产的稻米还真是比这米差远了。而袁父带来的大米，可不是一般的大米，原来是给皇帝吃的贡米呢！他还美滋滋地给孩子们念了两句诗：“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
关于故乡和童年的一段生活，很快沦为了纯粹的记忆，连曾经的证据也很快就丧失了。1936年8月，袁兴烈把妻儿从德安老家接到了汉口，而二毛这次告别德安老家，其实也是他对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的告别，一别之后，就再也回不到那载满了他童年记忆的老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一座颐园连同袁家在德安多年积累下来的家产，在接踵而至的战火中毁于一旦，那是连废墟和灰烬也没有留下的毁灭，而二毛在颐园度过的一段纯真而又充满了童趣的岁月，也就成为他一生中唯一与故乡有关的记忆。
汉口时间
汉口，是袁隆平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坐标，一座鲜活而水灵的城池，给童年的袁隆平注入了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的生命记忆。尽管他在汉口只度过了两年短暂的岁月，但此时正值一个懵懂童年逐渐觉醒的时间，在这里发生的几个细节，对他的未来都有意义。
当年，平汉铁路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局管理，袁兴烈供职的南局总部就设在汉口。此时的二毛已年满七岁，该上小学了，而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汉口扶轮小学。民国时代，在全国铁路沿线的重镇都开办了扶轮小学或扶轮中学，相当于后来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这也是当时铁路教育的一大特色。此举既保证了流动性很大的铁路员工子弟随时都可就近入学，又可从小培养他们对铁路的归属感，造就大批后继人才。对于二毛，从无拘无束的童年迈进学生时代，也可说是他迈开了人生的第二个脚印，一个早已取好了的名字，从此正式注册——袁隆平。
袁家迁居汉口时，中日战争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中国还在一再忍让，但日本早已剑拔弩张。不过在战争爆发之前，从他们一家人摄于1935年至1936年间的一张合影看，一个铁路员工的家庭生活看上去还不错。这张照片以“青分豫楚，襟扼三江”的信阳商城鸡公山为背景，而近景则是被阳光照亮的一家人和一棵小树，穿着白衬衫的父母亲含笑站在三个虎头虎脑、一律剪着小平头的儿子背后，从左到右依次为老四隆德、老大隆津和老二隆平。呃，还有一个老三隆赣呢？他从小就过继给伯父了。——袁隆平先生端详着这张看上去还十分清晰的老照片，想起了一段已不那么清晰的回忆：“这是我们一家人到河南商城鸡公山休假避暑时的合影……当时我的年龄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样子，我们三兄弟在美妙的山水间游玩，心里十分高兴。后来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大好的河山遭受践踏蹂躏，百姓因此失去平安宁静的生活，激起了我无比的痛恨……”
而在袁母看来，这座城池和她的故乡镇江十分相似。汉口是汉江汇入长江之口，既是平汉铁路的终点，也是粤汉铁路的起点，在终点和起点之间隔着一条在当时还难以逾越的大江，若连接起来，也就是如今的京广线。一座江汉交汇点上的城池，如同一座水做的城市，当一条长江从三峡、洞庭湖奔涌而下，在汉口遭遇了她最长的支流汉江，四周皆是密如繁星的水乡和一圈一圈蓝得发亮的湖泊。每天清晨，那些水乡姑娘就会荡着双桨，挽着花篮，到城里来叫卖那些鲜嫩的还带着露珠的花花草草，这些乡下妹子一个个鲜活而水灵，跟水妖似的。袁母自幼在江南水乡的花丛中长大，爱煞了这些鲜花，而插花又是民国时代女子学校的必修礼仪课。那时还很年轻的袁母，每次从码头上或拐弯抹角的小街上回家，手里不是捧着买来的鲜花，就是她信手采来的野花野草，然后插在花瓶里，摆在阳台上，阳光，鲜花，还有一个年轻母亲洋溢着阳光、绽放如鲜花的笑容，哪怕在袁隆平年深月久后的回忆中，依然记忆犹新。
一家人能够活下来，在战争的巨大阴霾之下还能活得有滋有味，全靠袁父那根顶梁柱在苦苦支撑。二毛虽说顽皮，但很懂事，每次看见为养活一家人而几乎耗尽了精力的父亲，带着微笑，带着他挣来的吃的喝的回到家里，二毛都能从父亲的微笑里感觉到那骨子里的一股韧劲。这股韧劲似乎也是遗传在他血脉中的基因。一个不堪重负的父亲，想要以微笑的方式来化解自己的沉重。然而真正能让这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的还是母亲。那位一天到晚系着围裙、戴着袖套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不但讲得一口流利的、字正腔圆的英语，还时常忙里偷闲地捧起一本尼采的著作读得津津有味。在这样一位母亲身上，有不同于父亲的另一种坚韧，在她的笑靥里洋溢着一种举重若轻的乐观，还有一种源自天性与知性的豁达，像她那双清澈透明的眼睛一样豁亮。二毛从小就在母亲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吸引，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与魅力，还有她在不经意间营造的一种优雅别致的生活。这一切，都不知不觉地融入了二毛的生命里。如果在生命密码中真有某种天意的存在，他能拥有这样一个母亲也许是天意吧。
一个母亲培育孩子的方式，也如同培育一粒粒种子，润物细无声。袁隆平兄弟五个，后来出了四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首先应该感恩这样一位言传身教的母亲，一位循循善诱的启蒙老师。这里还有一个令人倍感惊讶的细节：二毛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他念尼采的书了。尼采，这个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的哲学家，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他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也许让一个孩童感到高深莫测，但他还说过不少通俗易懂的又很励志的名言，如他说过：“人类唯有生长在爱中，才得以创造出新的事物。”如他发问：“凡具有生命者，都不断地在超越自己。而人类，你们又做了什么？”这些话，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也许还似懂非懂，却提及、触及了他一生追求的关键词：爱、创造、超越。诚然，一个哲人的影响是间接的，最直接的还是母亲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
袁隆平先生每次讲起母亲，仿佛重返童年岁月，重新经历着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此时，他一往情深的讲述，仿佛变成了画外音：“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时我就跟着她念：This is a book．How are you……后来上学，我的英语从来不复习就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在孩子们纯真无邪的童年，如何让他们去理喻那些难以理喻的世道人心，还有繁复莫测的人生？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那些妙趣横生的故事、童话和寓言，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以超越年龄界限的启迪。这也是袁母常用的方式。汉口的夏天如火炉般闷热，每天入夜，一家人吃过晚饭，孩子们做完功课，就搬个小板凳围着母亲，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底下乘凉。一轮悬挂在树巅的明月和那银色的月光，注定会成为夜色的一部分，随着静谧的月光与幽静的树影，那燥热之感渐渐化作清凉。孩子们每晚的静夜功课，就是听母亲讲述那些古老的中国故事，还有遥远异国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野天鹅》《拇指姑娘》《皇帝的新装》……这些充满了人生哲理的故事和童话，让孩子们提前看到了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苦难，也看穿了那些权势者或虚伪或愚蠢的把戏。不知不觉间，他们就在母亲的故事里懂得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让二毛特别着迷的是一个关于狐狸的寓言。一只圆滚滚的狐狸想要钻过墙洞去吃院子里的葡萄，可那个墙洞太狭小了，它左试右试怎么也钻不过去。可这胖狐狸还挺聪明的，它先在洞子外饿了七天，等到身体瘦下来了，嗖地一下就钻进了院子。一只贪婪又饥饿的狐狸一下有了那么多好吃的葡萄，还能不狼吞虎咽？结果坏了，又把肚子吃撑了，那身体又变得圆滚滚的了，想钻出墙洞又钻不出来了。它只得躲藏在院子里又饿了七天，等到身体瘦下来了，才钻了出来。这只又聪明又愚蠢的狐狸，让孩子们笑成一团乐不可支，二毛更是笑得人仰马翻。等孩子们笑够了，母亲便笑着问他们：“你们说这只狐狸是聪明呢还是愚蠢呢？”几个小家伙抱着小脑瓜想，你说它蠢呢又怪聪明的，它遇到了过不去的困难很会想办法；你说它聪明呢又挺蠢的，它在院墙里里外外地折腾了一圈，那葡萄也吃着了，但一只狐狸从胖到瘦，从瘦到胖，依旧是原来那只狐狸。母亲一边听着孩子们的回答，一边微笑着点头，但她从不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让他们往多方面去想。二毛就这样反反复复想过，一方面呢，这只狐狸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吃葡萄！它很聪明，想尽了办法，也达到了目的，吃到了葡萄。从另一方面想呢，这只狐狸又真是挺蠢的，其实不是蠢，而是它太贪心了，如果它不吃那么多葡萄，适可而止，就不会把自己吃撑了，也就用不着把自己饿瘦了再钻出来。所以啊，一个人不能没有目标，但也不能太贪心，否则就算你再聪明、再用心，在费尽了心机达到了目的后，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什么也没有得到。
二毛是个猴子屁股，哪怕是听母亲讲故事，在小板凳上也坐不住，听着听着就走神儿了，忽然一下就蹦起来，穿个小背心、小裤衩，一溜烟儿就跑得不见了踪影。天上流星，地上萤火，在暗影重重中闪烁着微光。那微弱的、闪烁不定的萤火，在一个孩子眼里，仿佛从天外飞来的神秘之光，在晚风中仿佛随着神秘的音乐摇曳荡漾，他开始追逐、捕捉，装在玻璃瓶里入迷地看着。它们在玻璃瓶子里不停地飞舞，每一只萤火虫依然释放出小小的光芒，但这微弱的光芒不能释放它们。这让一个心中充满了慈悲的母亲看了心疼不忍，又给他讲起了萤火虫的故事。一个是东晋人车胤小时候的故事，这个穷人家的孩子白天帮大人干活，只有夜晚才能捧书苦读，可由于家里穷得没钱买蜡烛，他就捉了十几只萤火虫，装在一只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像灯笼一样挂在案头，每天借着萤光读书，后来这人有了大出息。还有一个是少年赵匡胤的故事，他从一个盗窟中解救出了一个叫京娘的少女，两人结为了兄妹，赵匡胤护送京娘回家，一路上扶着骑在马上的京娘，他则一直牵马步行，千里迢迢，终于把京娘送到了家里。但京娘命太苦了，没过多久还是在战乱中死去了。后来，赵匡胤当上了大将军，在一次夜战中迷失了方向，只听身后传来一片敌军的追杀声。危急时刻，一只萤火虫忽然飞来，相传那是死去的京娘为了给赵匡胤报恩，特意化作萤火虫来给他引路。——这两个小故事，一个励志，一个感恩，至于那些装在玻璃瓶里的萤火虫怎么办，母亲却并不吱声，让二毛自己去琢磨。
这样一个母亲，她讲的是一般的故事，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讲法，这些故事天底下的人都在讲，直到今天仍然是高度趋同化，一个单一的标准答案早已预设好了，只等着孩子往里边钻，钻不进来还要拉进来，就像拉进一个早已预设的圈套。而袁母最可贵的就是从不给孩子一个标准答案，从不把繁复的人生和微妙莫测的人性变成一个简单的哲理，她给孩子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在多种可能性中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让她讲述的故事总是充满了创造性和寓意无穷的延伸。
而对一个在未来岁月将被誉为“当代神农”的杂交水稻之父，在汉口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那也是他对炎帝神农氏的第一次记忆。距汉口不远有一个神农洞，相传是神农的诞生地，演绎出了许多属于农人和粮食的节日和风俗。每当春种秋收之际，农人们便从各个村子里纷至沓来，拜祭神农，春天捧来的是祈求五谷丰登的种子，秋天带来的则是他们刚打下来的新鲜稻谷。袁母不是农人，但深知稼穑之艰辛。1936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她带着孩子们去拜谒神农洞。在扑鼻的稻香里，二毛觉得那个脚下摆满了稻子的神农依然活着，一双大脚仿佛还踩在稻田里。忽然，他那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一个问题：神农为什么这般受人尊敬呢？这也是一个母亲带孩子们来拜谒神农的目的。
随着母亲娓娓的讲述，二毛眼里呈现出那远古岁月的一幕——在那荒芜而又蓬勃的旷野上，大地上的一切都在疯长，一个农人的身影在浑浑噩噩中慢慢浮现，越来越清晰。
好地方啊——土地啊——！他一边深情而不知疲倦地呼唤，一边俯下身躯，用双手抠出荒草下的泥土。他捧着那黑油油的土地，仰望苍天，喊出了他的第一个心愿：上苍啊，给我种子！——在他的呼唤中，一只火红色的神鸟缓慢地飞过天空，嘴里衔了一株九穗的稻穗，穗上的谷粒一粒粒坠落在地上。他弯腰把种子捡拾起来，散播在田间。
上苍啊，给我灌溉！——在他的呼唤中，大地上涌现出九眼泉井，井中的水脉彼此相连，他从一眼井中汲水，其他的八眼井水也会一起波动。
上苍啊，赐我阳光！在他的呼唤中，云开日出，太阳立刻便发出金黄的光芒，那浑浑噩噩的天地间一片灿烂，一个被阳光照亮了的农人充满了生命的威严，金黄的阳光，照耀着金黄的稻田，天地间渐渐弥漫出成熟的味道……
袁母的讲述，可以追溯到一个出自《逸周书》的神话——“天雨粟”，说起来很神奇，其实也入情入理，成熟的谷子被旷野之风一阵阵刮起，又纷纷洒落下来，这就是天雨粟啊！而那只衔来稻穗的神鸟，其实也和别的鸟儿一样，这些长了翅膀的生命，可以把种子传播到天地间的每一个地方，凡有土地的地方，一粒种子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神农还有更神奇的地方，为了耕耘大地，他变成了牛头人身。二毛仿佛看见那个牛头人身的神农，把一个硕大的脑袋深深埋向大地，为了耕耘，他绷紧了脊梁，从嘴里喷吐出大口大口的热气，每一个毛孔里都热汗淋漓。其实这也是一幅远古人类的农耕图，拖着犁铧走在前头的是牛，而扶犁走在牛后的是人，若是不经意地看上去，人和牛恰好构成了一个重叠的影像，一个牛头人身的神农形象便逼真地出现了！
神农不仅是五谷之神，也是医药之祖。在那原始洪荒的岁月，荒芜连天，百草莫辨。在神农到来之前人们还分辨不清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神农是上古传说中第一个遍尝百草的人，“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他还发明了一条赭红色的神鞭，“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一说这条神鞭可以把五谷百草都赶到大地一边，然后神农挨个地尝，选出了人们可以吃的五谷杂粮；一说一经鞭打，那些草药是有毒无毒、是甘是苦，或寒或热，那药性便一下显露了出来。他是神，一生下来就是个透明肚子，从外面就能看见他的五脏六腑，如果他不幸尝到了有毒的草药，一看就知道中毒在哪一部分，并能及时找到解药；但他又是人，为了给人类找到安全的食物和救命的良药，他尝到一种致命的断肠草，肠子断了，无药可救，他死了，死于中毒……
一个神话讲到这里，一个孩子透明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仿佛看见了一个断肠人透明的肚子，透明的胸腔与肺腑，眼里渐渐涌出了晶亮的泪水。二毛没想到，一个为老百姓而生，又为老百姓而死的神农，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和痛苦，最终的命运又是这么悲惨，那一刻他突然想要跪下。
一个懵懂童年，在一个古老的神话中隐隐获得了某种神示，而在他的记忆中，还有一个确立了他心志方向的细节，这也是来自袁隆平先生晚年的一段回忆：“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红红的桃子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美好。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
如果说炎帝神农氏的故事以古老农耕文明的方式给袁隆平带来了某种神示，这个如同天堂般美妙的园艺场，则是现代农业文明给袁隆平带来的憧憬。但要说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从此就确立了他未来的方向，从此就与一粒种子结下了宿命般的不解之缘，最终创造了那个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稻作神话，此时还是一个为时过早的预言，只能说是一颗宿命的种子绽出的一点儿小小的萌芽吧。
就在袁隆平“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时，日寇掀起的战火一直在疯狂延烧。1937年底，随着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大部分军政机关迁往华中第一重镇武汉，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扼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的衔接点，更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势必成为日军沿长江长驱直入的又一个核心战略目标。
袁隆平对战争的记忆始于1938年，元旦刚过，正在教室里上课的二毛就听见了飞机的轰鸣声和爆炸声。那是1月4日，日机对武汉发起了首轮空袭，一座江城狼烟四起，飞机带着恐怖的尖啸与令人胆寒的光芒向人间俯冲……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日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制造的灾难也越来越惨烈。据时人记载：“但见死伤平民断头析（折）颈，血肉横飞；被毁房屋，皆一片瓦砾，情形甚为惨酷……”日寇的轰炸目标不只是中国的军事设施，他们把炸弹、燃烧弹掷向了一座座校园，华中大学的三座教学楼化为了废墟，课桌上、黑板上血迹斑斑，那些翻开的书本上是飞溅的碎骨和骨髓，一支支被炸断的钢笔上还挂着血丝。此时的汉口，已变成了一座战争的炼狱。而在此前，一个孩子还有着天堂般的憧憬，此后的二毛和一家人则是在炼狱中度过的。在天堂与炼狱之间，一个孩子提前感受到生与死的两个极端。但二毛也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那是中国人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顽强和处变不惊的镇定，哪怕民房与店铺被炸成了一片火海，别的店铺依然在开门营业，大中小学也照常上课，袁隆平也一直没有中断学业。那些日军重点轰炸的工业基地、交通枢纽，哪怕在短时间内陷入瘫痪，很快就会被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恢复，重新运转起来。
在二毛的记忆中，那段时间父亲总是早出晚归，而每次回家都像刚从战场上归来，脸如焦炭，一双深陷的眼睛干涩发红，仿佛还燃烧着刚烈的火焰。父亲很少给家人讲他那些危险的经历，袁隆平后来才知道，父亲每天都在铁路上为抗战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而奔忙，而铁路是日寇轰炸的重点，父亲时时刻刻都冒着生命危险。一个铁路员工薪水不高，但他倾其所能，与福裕钢铁厂厂长陈子善两人筹资，打造了五百把特制的大刀，捐献给西北军抗日名将孙连仲麾下（第二集团军）的大刀队。在武汉会战爆发之前的台儿庄血战中，孙连仲将军率部据守南关一隅，面对日军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发起的一轮轮猛攻，孙连仲一直率处于劣势的兵力坚守在河边阵地上，就是在此战中，他说出了一个军人充满了血性的誓言，也是名言，他命令其手下将领：“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西北军装备简陋，武器低劣，但在短兵相接的近战时，其大刀发挥了极大的杀伤力。他们独创的“无极刀”刀法专往鬼子的脖子上砍，令日军闻风丧胆，日军不得不给每个士兵装备了一个铁围脖，但厚重的铁围脖大大削弱了鬼子的战斗灵活性，其伤亡更加惨重，而孙连仲部最终以必死之决心、惨重之代价将日军击退。
袁兴烈捐献的大刀，也让他和一位爱国名将有了一段交集的机缘，他因此而得到了孙连仲的器重，在逃离汉口，抵达重庆后，被委任为第二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上校秘书。
历史的巨轮之下，个体生命是卑微的，个人的命运是渺小的。当武汉会战进入7、8月份，日机轰炸的频率、规模及酷烈程度都达到顶点，蜂拥而至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此时，一座华中重镇已到了沦陷前的最后时刻，政府开始提前疏散转移难民，袁兴烈又带着一家人在难民潮的裹挟下踏上了逃亡之旅。那年，袁兴烈三十三岁，在平汉铁路这条南北中轴线上已供职十余年，而这次逃难，也让这位铁路人从此偏离了他的人生中轴线，而那年正是袁母三十六岁的本命年，她已身怀六甲，只能挺着大肚子逃难了。
一个生命即将降生，一家人却奔波在生死路上。
另一种血脉或基因
对于当时的逃难者，陪都重庆几乎是唯一的方向。
从汉口抵达重庆有两条路，一条是“北通巫峡”，一路溯江而上，要穿过“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荆江段，还要穿过“重峦叠嶂，隐天蔽日”的三峡，且不说当时的荆江和三峡有多么凶险，这一条线路既是当时军政机关从华中撤退到大西南的主要路线，也是日机重点轰炸的战略目标，几乎是与炸弹结伴而行；还有一条是“南极潇湘”，先逆长江而上，在长江和洞庭湖的交汇口岳阳城陵矶进入洞庭湖，在漂过洞庭、抵达湖南桃源后，再转向素有“湘西门户”之称的沅陵（今属湖南省怀化市），然后穿越中国的盲肠——湘西，抵达重庆。
袁兴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走这条道的人相对较少，也相对安全一些。然而，当一条雇来的小木船一路风雨飘摇进了洞庭湖，他才发现这也是波险浪恶的一条路。一条小木船载着一家人，四个粗壮的船夫赤裸着黝黑的膀子，轮番摇着船桨逆水而上，昼夜不息。他们都水性极好也熟谙水性但还是难以驾驭一条颠簸在风浪中的木船。二毛眼睁睁地看见，他们刚把船往前摇一步，一个浊浪打过来，一条船又猛地退出了好远。从汉口到桃源，换了现在，最多也就一天一夜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二十多天。谢天谢地，这船没翻，也没有遭遇日机轰炸，一家人总算全须全尾地上岸了。就在二毛将要登岸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他被顽皮的四弟隆德从船上推下了水。那时他还没学会游泳，一下就被卷进了旋涡里，幸亏一个船工水性好，眼疾手快，扑通一声跳进旋涡把二毛救了起来。二毛呛了几口水，但很快就回过神来了。按说，从此他该长记性了，知道水的厉害了，但恰恰相反，这次差点要了他小命的经历，却让他从此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学会游泳。——据袁隆平先生晚年回忆，他一辈子酷爱游泳，就是从一种求生的本能开始。从那以后，他就在心里发誓，他要像船工一样练出一身好水性，无论掉进了怎样的旋涡和激流，他都能游出来，还能救起那些不幸落水的人。
桃源，人道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这儿也不是世外桃源，就在他们抵达桃源的第二天中午，一家人还没来得及安顿下来，一枚枚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呼啦啦倾泻而下。二毛和一家人躲在一座石拱桥下才侥幸逃生，但见桥外的弹片、泥土、砖瓦和被炸裂了的树木四下飞溅。二毛的一双大眼圆睁着，两只眼珠子发出一阵一阵红光，那是瞳仁里的火苗子在燃烧。当遮天蔽日的浓烟渐渐散尽时，一座青砖黑瓦的古城已在烈火浓烟中化为一片瓦砾，废墟下还有人类用撕裂嗓门的声音发出的呼号和惨叫。一个孕妇在逃奔中流产了，她已经拼尽了自己的性命，躺在血泊中，那是一个母亲的血，也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降生的婴儿的血。这血与火中的悲惨情景，让另一个怀孕的母亲的呼吸声忽然压得很沉、很低，一股悲戚之情化作泪水，从她的眼里夺眶而出……
无论怎样颠沛流离，父母亲都决不会耽误孩子们上学念书。从1938年8月到1939年1月，二毛在毗邻桃源的澧县弘毅小学上了半年学。而在这年10月底，袁家的第五个儿子隆湘降生了，他们逃难的方向又一次改变了。按预定路线，他们原本打算孩子出生后，坐船从沅江逃往湘西沅陵，但孩子降生后已是枯水期，他们的船行至一个叫牛屎坳的地方，就搁浅了。而此时，关于湘西匪患的消息也接连传来，那些剽悍的湘西土匪，让很多逃难者望而却步。袁兴烈在踌躇之中，决定还是乘船去重庆，这就必须再过一次洞庭湖，从桃源折回岳阳城陵矶入江，经湖北宜昌穿过三峡到重庆。
一条船，一家人，漂洞庭，过荆江，当他们经过几近一个月的波折，抵达“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宜昌，已是1939年2月。这年的农历除夕是公历2月18日，一家人是在船上度过的。一阵阵狂风掀起的恶浪猛烈地冲撞着停在江边的小木船，袁母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望着眼前几个又冷又饿地瑟缩在船舱里的孩子，她内心不知有多少悲苦辛酸，脸上却依然带着慈爱的微笑。几个饥饿的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那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在他们眼里，父亲是那样不可思议，仿佛会变魔法似的，眨眼间就能给他们变出吃的喝的。此时，当一家人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绝境时，父亲就是唯一的指望。在时隔多年之后，一个疲惫不堪又特别坚忍的形象还在二毛幼年的记忆里反复闪现——父亲把手撑在腰上，从低矮的船舱里吃力地支起身子，他支撑着的是一家人的性命。
岁月辗转但从未蹉跎，乱纷纷的世道里仿佛也有一种预定的秩序，一切都将按部就班地发生，袁隆平还将继续上学。据《袁隆平口述自传》附录的年表记载：“1939年8月至1942年7月，袁隆平在重庆龙门浩中心小学学习。”但一家人是何时抵达重庆的，一路上又有着怎样历尽奇险的经历，早已沦为岁月与记忆中的一片空白。不过，透过袁隆平先生的一段回忆，大致也可以猜测到一家人抵达重庆的时间。“一到重庆不久，就经历了‘五三’‘五四’的大轰炸。”当我翻检到当年的历史档案，那模糊的日子一下变得清晰了，那是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对重庆进行了连续两天的大规模轰炸，投下了大量比高爆炸弹更具毁灭性的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区在两天内化为一片火海，当场炸死了近四千人，两千多人受伤，二十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从中心城区一直到嘉陵江畔，街道两边的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那一条条繁华热闹的大街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大弹坑，残砖断瓦间堆满了残缺不全的尸体，很多尸体通体枯黑如同木炭，在一个被烧成了焦炭的女尸身边，躺着一个尚未成形的婴儿，在一位死去的母亲怀里，她的孩子还在吮着她的乳头。那些没有被炸死和烧死的人，却比那些死难者更痛不欲生。一个被炸断了双腿的“扁担”（脚夫），抱着妻子的尸体绝望地哭喊：“你走了，我这没了腿的瘫子还怎么活啊？你生下的那一堆崽子我拿什么养活啊！”
别说可怜的人类，连那些庙宇里的菩萨、大佛和各路神仙都被炸成粉末。
这年，二毛快满十岁了，这是一座山城给他留下的最悲惨的记忆。但这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为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从1938年至1944年，日军共出动飞机九千多架次，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无差别轰炸，其残暴程度绝不亚于南京大屠杀。那时重庆还没有电声防空警报，一旦日机来袭，一座山城就会在各个制高点上升起一个个红灯笼，那充满了喜庆色彩的红灯笼也就成了市民逃命的信号。而遭受日机轰炸最烈的重庆市民，有时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每次跑警报，袁母就抱着襁褓里的孩子，袁父则张开手臂保护着一家大小，在滚滚人流的裹挟下往防空洞里钻。那是他们唯一的避难所，却像坟墓一样压抑、憋闷，孩童绝望的哭泣，刺鼻的呕吐物，一双双眼睛里发出的光亮是那样阴森、悲惨而凄凉。在二毛的记忆里，连一向沉着而坚强的父亲也曾发出悲怆、绝望的叹息：“今天全家人还躲在一起，不知明天将怎样。”
后来，袁隆平先生每每想起此事，“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教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在袁隆平儿时的照片中，有一张在战时首都重庆留下的照片，从照片看，他和哥哥隆津当时都加入了童子军，头戴无檐军帽，腰间紧扎皮带，那是夏式军服，小哥俩都穿着高过膝头的短裤，穿着长筒袜，看上去都挺瘦，但精神气儿十足。这也是我所见的袁隆平的唯一一张戎装照。其时，他们的父亲袁兴烈已在第二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供职，家住南岸。南岸区是重庆的主城区和中央商务区，袁隆平还记得家里的门牌为周家湾狮子口龙门浩二十七号，他和四弟隆德在1939年下学期便就近入学，进了龙门浩中心小学。但二毛毕竟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都无法压抑他的天性，没有什么能拘束那颗小小的心，无论走到哪里，他身上都有一股率性而为的野气。那绝非一个好玩的年代，却偏生有这样一个好玩的孩子。由于他三弟隆赣从小过继给伯父了，四弟隆德便成了和他形影不离的跟屁虫，他时常带着隆德去街上看小人书，一看就把啥都忘记了，好几次都是被母亲揪着耳朵抓回来的。
看看小人书还没什么，二毛还有一个危险的爱好——玩水游泳。这其实是每个孩子的天性，但对于二毛来说，除了天性，还有他此前在桃源的誓言，那甚至可以说是他和江河达成的一个生命契约。而重庆既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江城或水城，而嘉陵江就是二毛眼皮底下的一条江，从家里到学校，每天上学、放学，那条弯弯曲曲的河街，那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和贝壳，那河上的渔船和渔船上沐着细雨的鹭鸶，在一个孩子如鸟儿般圆圆的眼睛里，永远都怀着某种神奇的诱惑。趁着大人不注意，二毛时不时就会一个猛子扎进那江水里。——后来，只要说到抗战时期在重庆的那段生活，袁隆平先生就会风趣地操着一口重庆话：“日本人的飞机飞得很低，机上的飞行员我都看得很清楚。我是艺高人胆大，看见日机丢炸弹，就一猛子扎进水里躲起来……”
有时候正上着课就拉警报了，师生们马上就要停止上课躲进防空洞里。在那如墓穴般憋闷得喘不过气来的防空洞里，你只能咬着牙闭上眼睛死劲忍耐，那感觉真是难受死了。这不只是一个孩子的感觉，甚至是一种集体死亡体验。1941年6月5日晚上九点左右，日军飞机分三批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轮番轰炸，数万市民拥挤在十八梯大隧道里，在长时间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一直紧锁栅门，导致上万避难民众窒息而死或在推挤践踏中死亡，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这是继南京大屠杀之后，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并称的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之一。一个孩子在这样的防空洞里怎么受得了？他觉得防空洞比死还恐怖。好几次跑警报时，二毛眼看着别的学生没命似的往防空洞里跑，他却一把拉上弟弟隆德，撒丫子就往嘉陵江边跑。而他又是个贪玩的野小子，还时常逃课到嘉陵江去撒野。但小哥俩逃离了课堂，却逃不过父亲的眼睛。他们家的房子临江而筑，父亲正举着一架军用望远镜，站在窗前远远地瞄着他们呢。“这个兔崽子，他又想跑到哪儿去！竟然还拉上弟弟，又是去玩水，不要命啦！”在一个父亲眼里，河流是危险的，在二毛眼里，父亲是危险的。他虽说看不见父亲，但也知道这很危险，一旦被父亲发现了，肯定逃不过一顿打。不过，他的鬼点子很多，譬如说，他每次下河游泳，都要拉上弟弟，就是他想出来的一个鬼点子：两个人一起犯错误，如果挨打，那也是两个人一起挨打，各打五十大板，会打得轻一点。但结果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那天，小哥俩还没来得及跳下水，就被像飞毛腿一样跑来的父亲在背后来了个突袭，一只手拎着一个，像拎鸭子似的。而那个结果已经注定，二毛被父亲“打了一餐饱的”。——袁隆平先生讲起这事，忍不住得意地大笑。
几乎对于所有的孩子，父亲都是一个严厉的代名词。
同温存而慈祥的母亲相比，父亲给袁隆平的未来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始终显示着自己坚忍不拔的人格力量；一方面，袁兴烈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在教育孩子上有自己严格的规矩，而像二毛这样屡屡犯错的孩子，也就难免屡屡受到处罚，挨打，下跪，还有惩罚性的背书写字，而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不准吃饭”。当一个父亲处罚孩子时，一个母亲纵有菩萨心肠，也从不出来为孩子们说情，对于二毛这种太顽皮的孩子，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不能没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来管教，她再心疼，也只是躲在房间内默默垂泪。直到做父亲的出门办事去了，做母亲的才会悄悄走过来，她煮好了二毛爱吃的荷包蛋，一边看着儿子大口大口吃着，一边柔声细语地给他讲一些他能听得懂的道理，那嘉陵江有多危险，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宝贵，如今人们活着又多不容易，不说鬼子每天都在轰炸，就是能吃上一口饭也难啊，人啊，活的就是一口饭！
对于一个孩子，最厉害的惩罚就是不准吃饭，而能够香喷喷地吃上一顿饭就是最好的补偿。这也是袁隆平对饥饿与温饱的童年体验。那时他们一大家子人，全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勉强才能维持温饱。应该说，除了父亲的惩罚式挨饿，他还没有饿过肚子。但饥饿和死亡对于他也是近在咫尺的现实。自古以来，饥荒与战乱就是结伴而生，在战乱与饥荒的时代，人命是最贱的东西。在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中，除了直接死于炮火的死难者，还不知有多少饿死者。战争让大片田地抛荒，让无数农人逃离了他们的田园，又加之交通运输线遭受日寇的轰炸，势必会导致粮食短缺、粮价飞涨，一座山城，每天都有汹涌而至的难民、饥民，哀鸿遍野，饿殍枕藉。在二毛的记忆里，有一天母亲拉着他的手穿过混乱的人流，满街都是饥民浮肿的脸孔，嘴巴就像一个个黑洞。转入一条小街，几个瘦得皮包骨的耍猴人牵着一只瘦小的猴子，人与猴都在打躬作揖，哀求路人赏口饭吃。袁母上街买了点油盐米菜，口袋里只剩下了两角小钱，她赶紧掏出来递给了耍猴的老人。二毛看着母亲那想要救助穷人又无能为力的悲哀神情，忽然又想起了那个牛首人身的神农，那个“天雨粟”的神话，这让一个孩子蓦地产生了异想天开的幻想，若天上落下的不是日本鬼子的炮弹，而是纷纷扬扬的谷子该有多好啊！
1942年夏天，袁隆平从龙门浩小学毕业，一个战争年代的孩子，念过三所小学，而他接下来还将上三所初中、两所高中，才能中学毕业。
袁隆平念的第一所初中是复兴初级中学，但他只念了半年就转学了。这所初中没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却给他留下了一段有些好笑又让他日后充满了自嘲的记忆，那是他写的一篇作文，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然发出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怅叹。当时，他对自己在作文里用上这样两个成语还有些自鸣得意，可他不会写“梭”字，一句无病呻吟般的怅叹外加一个错别字，让老师朱笔一批：“臭文章！”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他的脖子根儿都红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写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的成语了，再也不爱使用这一类人云亦云、浮泛空洞的形容词了。
第二年春季开学，袁隆平转入了赣江中学，袁隆平在这所中学仅仅读了一年，又转入了博学中学。当时，他哥隆津已在博中读高一，他觉得博中的教学质量比赣江中学好，便极力主张弟弟转到博学中学来。这是一所从汉口转来的名校，最早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创办的汉口博学书院，是汉口第一所集大学、中学、师范、经学于一身的综合性学校，也是汉口乃至中国最早的西式学校之一，其创始人为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传教士杨格非（格里菲斯·约翰）。1938年武汉沦陷，侵华日军把博中校园变成了战地医院。而在此前，博中已从汉口向大西南撤退。当时的校长是胡儒珍，这是一位毕业于香港大学和英国伯明翰舍里欧研究院教育系的双料博士，也是该校首位华人校长和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从1928年到任到1950年卸任，长达二十二年之久。他结合杨格非牧师为学校亲拟的校名“博学”，一方面吸收了杨格非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教育理念；一方面又从中华文化精粹中提炼出“勤朴博学”作为校训，并做出了内涵更丰富的诠释：“勤为常，为恒，为毅，不言苦，不言厌，乐教乐学；朴为实，为廉，为静，为谦，不狂妄，不浮躁，不计得失名利；博为广，为多，为争，不坐井底，不作短视，不服输；学为敏，为钻，为成，不迟钝，不浮浅，不独学。”这一校训所蕴含的精神，融入了一代代博中人的血液，也为袁隆平注入了血缘传承之外的另一种血脉或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一点一点地渗透在他的骨子里。
这种在战乱中迁来的学校，大多是因陋就简盖起来的临时校舍，除了一栋学生宿舍，一半是砖瓦，一半是土墙，其余的校舍都是师生们在山上砍竹、割茅草，再敷上黄泥巴搭建的草棚。袁隆平先生回忆起这一段生活时，用“非常艰苦”来形容，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两个星期打一次牙祭，穿的是政府统一发放的灰色的布装，每年一单一棉两套，布鞋时有时无，所以穿着磨破鞋底而“脚踏实地”是常有的事。为了改善师生们的伙食，一周两周能够打一次牙祭，胡儒珍校长挽起裤腿，拿起锄头，带着总务处的员工开垦荒地，种菜养鸡。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一所在战乱中临时迁来的学校，在教学上绝对不是临时凑合。这所中学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灵魂和信仰，足以穿越战火、穿越地域的界线和无尽的岁月，即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她也依然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而且坚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人民以及我们坚守的正义，绝对会存在下去、延续下去，这是一种经世不灭的生命力。
关于这所学校的很多细节，都来自袁隆平先生的回忆，那是满怀深情的讲述，偶尔又带着些许自嘲的意味。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十分钟内洗漱完毕，全校师生在操场集合做操。
这种紧张而有规律的学习生活，对天性散漫的袁隆平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每次起床铃一响，训育主任胡必达先生手里拿着一根竹片，一间一间地检查学生宿舍，如果还有赖在被窝里的学生，他举起竹片就打，不是打人，而是打得被子呼呼直响。袁隆平也许就是那赖在被窝里的一个。他们宿舍里的几个同学想要捉弄捉弄这个讨厌而又可爱的胡先生，故意把几个枕头压在被子下，看上去就像一个蒙头大睡的学生，胡先生敲打了几下不见反应，掀开被子一看，才大呼上当了！几个恶作剧的学生，又兴奋又紧张地看着胡先生的反应，但胡先生骂了几句臭小子，笑了一下，转身就走了，几个顽皮鬼这才挤眉弄眼地坏笑起来。
从这样的小细节看，博中既有严格的纪律和校规，师生关系也很轻松，很融洽，没大没小，其乐融融。袁隆平还记得他们的语文老师王育之先生，当时也就四十七八岁的样子，却是一副满腹经纶的老夫子形象，尤其是上古文课时那摇头晃脑的样子，一会儿拖长了声音“噫吁”，一会儿又压低了声音“呜呼”，忽然间又以震颤之声发出了“危乎高哉”的浩叹，那陶醉于其中而忘乎所以的神态，让同学们感到特别有趣儿。而有些同学还时常同这老夫子逗乐，一本正经地问他“噫吁”“呜呼”用英文怎么说，他就笑着去敲同学的“栗壳”（他把脑壳叫栗壳），佯作生气地说：“你晓得我不懂英文，还用英文来考我！”
袁隆平的学生时代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跟着兴趣走。对此，他从来就毫不掩饰，“我在学习方面喜欢凭兴趣，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都是这样，对喜欢的功课，就特别注意听讲，还读这方面的参考书，成绩就很好，不喜欢的，就考六十分，只求及格就行”，他“最不喜欢数学，得六十分就心满意足”。要说呢，他也并非天生就不喜欢数学，而是有两个未能得到满意答案的疑问，挫伤了一个中学生的兴趣。一个是念初一时，数学老师讲解有理数乘法，袁隆平对“负乘负得正”这条乘法法则百思不得其解，正数乘以正数得到正数，这个很容易理解，可为什么负数乘以负数其绝对值也是正数呢？这有理数，简直太无理了！凡不理解的问题，袁隆平从小到大都是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他一问，那位数学老师还感到挺突兀，好像这是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不该问的问题。那位数学老师思考片刻后，才回答说：“你们还刚开始学习代数，只要牢牢记住这条法则，按照这条法则运算就行了。”应该说，老师这样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数学是基础课，对于这个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先要打好基础，而袁隆平提出的是一个超前的问题，他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而这个过程还真不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能够搞懂的，若要得出正确的答案，只能牢记乘法的法则。袁隆平觉得这种死记硬背式的牢记，实在是“呆记”，他愤愤地想：“怎么呆记呢？要讲道理呀！”
按课程推测，有理数是初一上学年的知识点，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博中，应该是在复兴初级中学的故事。一个数学老师没把有理数讲出让一个初中生足以信服的道理，从此，这个学生便对数学不感兴趣了。代数如此，几何亦如此，这也是发生在初一的故事。在学最基本的平面几何时，老师说，在世界三大难题中，有一个叫直角不能三等分，但袁隆平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一个九十度的直角，分成每个三十度，怎么不能三等分呢？但老师仍然没跟他讲道理，只跟他们讲定理，既是定理，必须牢记！就是这一个法则、一个定理、两个牢记，让一个初中生伤透了脑筋也伤了心，他“觉得数学没有搞头，从此就对数学更不感兴趣了”。而一旦不感兴趣，愈是觉得那些被老师反复强调必须牢记的公式定理“真是乏味”，又加之当时晚自习的条件很差，在昏暗的油灯或摇曳的烛光下，他做着数学老师布置的作业，“有时一个晚上一个题目也解不出来”，那就不如把时间和心血花在自己感兴趣的功课上。
后来，袁隆平先生对自己没有学好数学有追悔莫及之感，他不止一次说过：“对当年的学习，我现在感到遗憾的就是数学没学好。”但他的追悔与遗憾，又何尝不是对教育方式的一种反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那些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每一个老师都应该尽可能把问题讲透彻，对那些“有问题”的学生更应该多启发，而不是一味向他们灌输什么，逼着他们去牢记什么。袁隆平后来身为人师，一直特别反对那种死啃书本、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尤其是如今的应试教育所催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他觉得难以培养出有思想、有创造力的人才，只能制造出千篇一律的、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书呆子。
如果换一种方式，又会是怎样的效果呢？譬如说物理课，它和数学一样也是很抽象、很枯燥的，也要掌握大量的公式、定理，也有各种演算和证明，但袁隆平对物理课一直兴趣不减。其实，他也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次老师讲解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E=mc2，这一方程式揭示了物质质量与能量的关系，E代表物体静止时所含有的能量，m代表它的质量，c代表光速，这意味着每一单位都有巨大的能量。一个静止的物体，其全部的能量都包含在静止的质量中，一旦运动，就要产生动能。由于质量和能量等价，运动中所具有的能量应加到质量上，也就是说，运动的物体的质量会增加。当速度趋近光速时，质量随着速度的增加而直线上升，速度无限接近光速时，质量趋向于无限大，需要无限多的能量。因此，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不可能达到光速，只有质量为零的粒子（即没有内禀质量的物质），如光子，才可以以光速运动。
对此，袁隆平又有问题了：“老师，为什么物质的能量和光速的平方成正比呢？”
这和他提出的数学问题一样，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问题。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是原子弹的理论依据，也是狭义相对论的最重要的推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用了十年时间才推导出了这个公式，别说一个初中生，就是一个中学物理老师也难以解答清楚这样一个世界尖端的科学难题。但这位物理老师回答得很好，很诚恳，他首先表扬了袁隆平，每个同学都应该像袁隆平一样，只有爱动脑筋才能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钻研问题——这也的确是袁隆平最典型的性格特征，他就是这样一个“爱把事琢磨透的人”，无论是怎样的公式、定理和法则，他都想“弄个究竟，为此费了不少脑筋，花了很多时间”，这样一个学生其实特别需要得到老师的鼓励——而另一方面，这位物理老师并未让他去“呆记”，而是尽可能地给了他一个基本上能听懂的回答，如一公斤煤在完全燃烧后可释放出八千千卡的热量，能把八十公斤水从零度烧到水的标准沸点（一百度），但如果能把它的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其释放出的热量可达到二十一万六千亿千卡，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几年所消耗的电力。这让全班同学发出了一片惊呼，天啊，一公斤煤，不就是一个小煤球吗，就能让一座城市烧几年啊？这怎么可能，又怎样才能让一公斤煤释放出这么巨大的能量呢？老师又诚恳地说：“这还只是一个从理论上推导出的科学猜想，若要变成现实，还有待于今后科技手段的发展，也许到了你们这一代人，就能实现了！”
袁隆平的一双眼睛又亮亮地瞄着一个方向了，那是一个未知的方向，也是一个天真少年异想天开的方向，在这一线灿烂的光亮里，渗透进了一个物理老师给他的目光带来的某种亮度，他感觉未来不再是渺茫而黑暗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已负有某种意义非凡的使命。——这并非我一个叙述者的妄自猜测，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如果说那位数学老师的回答让一个初中生感到特别失望，这个物理老师的回答则让袁隆平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岁月苍茫，七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一公斤煤依然是一公斤煤，迄今仍未释放出二十多万亿千卡的巨大能量，但原子弹、氢弹早已在中国研制成功，也让积贫积弱的中国释放出了让世界震撼的巨大能量。如今，袁隆平先生已是一个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农学家，他并非物理学家，但他还在由衷感叹，“现在来看，这个简单的方程式说明了很深奥的问题”。而他的琢磨绝非无意义的徒劳，这是一个物理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爱因斯坦也堪称是一位哲学家，一个看似简单又很深奥的问题，对袁隆平先生的一生其实都有启示意义，一个人，或一粒种子，如何才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暑假期间，博学中学从重庆迁回汉口原校园。袁隆平随博中迁回汉口时，恰好从重庆初中毕业。他的学生时代是在汉口开始的，他的高中学业也是在汉口开始的。尽管他在汉口前后只待了三个年头，但在他的学生时代，这是除了重庆之外的又一个重要人生坐标。一座满目疮痍的城池正在重建和修复，然而在短暂的和平过后又是接踵而来的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在接下来的几年统治里几乎无暇顾及教育，胡儒珍校长也只得把重庆办校的战时经验搬到汉口，将一个偏僻的、毛荒草乱的足球场开辟出来，连同周边的空地共七十亩，分为若干块，一部分由后勤职员耕种管理，大多划分到班级，作为学生从事劳作练习的基地。对于袁隆平，一个未来的农学家，那一小片试验田至少让他提前获得了农学实践的机会，而种植各种农作物又可以让师生们的饭碗里每天都有新鲜菜蔬。当时，所有学生和教师职员都住校，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进餐，数百学生从走进食堂、排队领餐、围桌进餐到餐后收拾餐桌、走出食堂，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几乎没有一点混乱嘈杂的声响。从礼拜堂到食堂，再到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举行全体集会，都是这样井然有序，主席台上只要出现了胡校长或副校长、教务长、训育主任的身影，所有师生自始至终都看着主席台。从入场到退场，没有一丝杂音，也不会落下一片纸屑，几如无人来过一般。
这是一所井然有序的中学，也是一所生龙活虎的中学。在占地近二百五十亩的校园里，就拥有两个篮球场、三个足球场，还有乒乓球室、游泳池。早在1934年，博中足球队就和英国水兵足球队进行了一场载入校史的比赛，张学良将军还亲临比赛现场为比赛开球。在文体方面袁隆平一直有着广泛的兴趣，尤其喜欢各种球类运动，直到晚年还坚持打排球、踢足球。解放后，博学中学改名为武汉市第四中学（武汉四中），袁隆平先生“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闪现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我看到了他在母校绿茵场上留下的照片，还真是找到了当年的感觉，那踢球的姿势相当矫健敏捷，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
只要说到各种文体活动，袁隆平先生就会神采飞扬，但他笑称自己“打球只是三流候补队员的水平”，而“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以横渡长江。哈哈，这位一向谦逊的农学家，在游泳方面倒是从不谦虚，他连比带画地说：“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不吹牛，在游泳方面，我读高中时就有段‘光荣史’，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
他天性就热爱自由，最喜欢的也是自由泳，这是竞技游泳四大泳式之一，也是速率最快的泳式，但自由式看似自由，但一招一式很有难度，很讲技巧。他能掌握这些技巧，除了偶尔能得到体育老师的一些指导，主要是参照分解动作的图例自己练习，直到每一个动作都能协调运行了，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泳姿势，身材平直地俯卧水中，两眼凝视前下方，两臂轮换前伸向后划水，两腿上下交替摆动，以大腿带动小腿，这一系列动作既是自由泳的关键技能，也是其重要的动力源泉。当然，他这自由泳到底学得怎么样，还得拉出来试试看。1947年6月，一个机会来临了，湖北举办全省运动会，先要分区进行选拔赛。袁隆平兴冲冲地向体育老师周庆宣报名了，但周老师把这位个头瘦小的高一学生打量了一番，心里头就冷了半截。看看吧，那十来个提前挑选出来的选手，一个个身高体壮，袁隆平往他们跟前一站，一下就矮了一大截。周老师摇了摇头说：“你个头太小，体力不行啊！”这话让袁隆平挺不服气，他个头小，那是一眼就能看见的，但他的体力行不行，又怎能以貌取人呢？他虽说没有当场与周老师争辩，但心里打定了主意。到了参赛那天，那些挑选出来的选手每人骑上一辆锃亮的单车，一个个呼呼生风地奔向选拔赛场，袁隆平纵身一跃，就跳上了最后一名选手的单车后架，飚进了赛场。周老师在点名报数时，发现多了一个人。看着瘦小个儿的袁隆平抬头挺胸地站在队伍里，那股倔劲儿把他给逗乐了，也感动了。他拍了一下小伙子的肩膀说：“好，你既然来了，那就试试看！”
这可不是学校的选拔赛，而是整个汉口的预选赛。在这场悬念迭起的选拔赛中，没有谁会看好瘦小的袁隆平，也没有谁喊着他的名字给他鼓劲加油，但袁隆平游得很开心，很轻松，他不像是在跟别人比，而是在跟自己比。结果一出来却让人们惊呆了，袁隆平竟然一身轻松地夺得了汉口赛区男子100米和400米自由泳第一名。而这次选拔赛，对他来说还只是小试牛刀，这小子，还有不小的野心，那就是在全省的正式比赛中摘金夺银。这还真不是吹牛皮，在正式比赛中，他果然夺得了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的银牌，不是一块，是两块！每次讲了这段来之不易却又赢得轻松的“光荣史”，袁隆平先生脸上绽放的笑容，恍若水面上闪动的光辉，而对母校他也充满了一生的感激：“感谢母校，给了我一副好体魄！”
其实，除了一副强健的体魄，这所母校还给予了他太多的、一生受用的东西。在袁隆平上过的中小学中，博中也是他就读时间最长、感情最深厚的母校，而从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在博中度过的这段岁月，也正是一个青少年塑形的一段岁月。只要一提起那段岁月，他脸上和眼神里便流露出一往情深的神色，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当年的校园：“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了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对他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一是母亲，一是母校。
对于袁隆平，告别这所母校，如同告别母亲一样充满了难舍难分的眷恋。
1947年底，袁隆平的父亲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担任行政科长（一说为事务科科长），为了一家人能够团聚，袁隆平在1948年2月转学到南京，在中央大学附中（今南京师大附中）读完了高二下学期和高三课程，而他的户口，在1947年底就已在南京登记注册，迄今还保存在南京档案馆的民国户籍档案里。袁隆平父亲的母校东南大学也是中央大学的前身之一，中大附中或央大附中也是当时的一流名校，袁隆平能够进入这所学校并不令人意外，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所母校让他最难忘的老师，竟然是一位数学老师，黄泰。
黄泰先生192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和袁隆平的父亲是校友，年岁也差不多。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赴美留学的公费生，但为了承担起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而放弃了留美的机会，当了一名中学数学教师。袁隆平转入该校时，黄先生年过不惑，他教的是西学课程，还差点儿去西洋镀金，却总是习惯于穿着一袭长衫，看上去更像个一身书卷气的国文教师。袁隆平最伤脑筋的就是数学，但黄泰先生的拟人化数学授课方式却让他感到特别生动有趣，这也是他进入中学后第一次发现数学这么有趣。黄先生画几何图形从来不用尺子和圆规，画圆时，先在黑板上点一个圆心，再按半径画一小弧，接上来就一气呵成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形，比圆规画出来的更有一种浑圆饱满的立体感。而在讲授解析几何时，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左右、上下一拉，那长而且直的X轴、Y轴便出现了，再画上一条条曲线。黄先生的粉笔板书也是一绝。他虽是数学老师，却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并时常以韩非子的名言“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来勉励自己的学生，无论你钻研哪门功课，都要先有国学根底。
这是一位对袁隆平影响深远的先生，他不仅是一个中学数学老师，也堪称是一个数学教育家。由于当时缺乏国人编写的教材，黄先生在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里，连续翻译或编写了七本教材，尤其是他编写的《高中解析几何》，是我国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中学教材，而他在1934年编写的《初中代数》被评定为国定教科书。对学生不懂的问题，他更是百问不厌，一遍一遍地悉心讲解，直到你听懂为止。袁隆平一生“感到遗憾的就是数学没学好”，设若他在进入初中后就能幸遇这样一位数学老师，也许就不会留下这个终生遗憾了。而黄泰先生或许也有自己的遗憾，如果他能留美，他也许就不是当一名数学教师而是一个科学家，但作为一位教育家他也倍感欣慰了，在他的学生中，竟然涌现出了包括袁隆平在内的十二位院士，而在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中，竟然有他的三位学生：袁隆平、吴征镒和黄纬禄，六个子女全都成为科学精英。黄门十二院士，一家七位精英（他本人又何尝不是一位国家精英），这样一位教育家不说绝无仅有，却也极为少有。
袁隆平不但被这样一位恩师重新激发起了对数学的兴趣，还学到了许多比数学更重要、丰富的人生智慧，这对他的一生都有意义。2002年，袁隆平回母校（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一百周年校庆时，黄泰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但他在匆匆毕业后一直不知道黄先生的下落。师恩难忘，他也曾请南师附中的校友打听黄先生的下落，几番打听后终于得知，黄泰先生已于1979年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四岁。一位渡尽劫波的老先生能够活过古稀之年，也算寿终正寝了，但袁隆平还是长久地沉浸在悲伤之中，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黄先生画出了那个圆浑饱满的、充满了立体感的圆形……
第一志愿
事实上，袁隆平没能按部就班地念完高中，就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匆促结束了学业，也可谓是提前高中毕业。袁隆平的中学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也行将结束，而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即将开启。
在一个高中毕业生的身影背后，是黑白影像中出现的历史性一幕，当几名解放军战士爬上南京那座总统府门楼的门顶，扯下那面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旗帜，此前袁隆平已和大哥隆津坐着南京解放前夕的最后一趟火车离开了南京，袁家又举家迁往了重庆。
时代的交替往往让深陷其中的当局者迷，绝不会像我等后来的旁观者那样一下就能看清天下大势。而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军政两界都干过不短时间的官员，在当时也面临着是去是留的两难选择。而就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中，袁隆平也开始报考大学。在关于袁隆平先生的各种传记里，对他最终做出“立志学农”的选择都做足了文章。对于一个未来的农学家，这也是最关键的人生抉择。其实，当时袁隆平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是这样说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大半壁江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大学已经没剩下几所了，只是在四川还有几所大学。”
尽管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但家里人还是围绕他的选择出了不少主意，当然也有争议，他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前途应该会很好，但他想学农，最终把学农作为自己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对此，他说出了一个我已提前交代过的原因，他在汉口扶轮小学上一年级时去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给他留下了太美好的印象：“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啦，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了，还说她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学农还有个好处，它的数学少，只要搞方差分析，说是统计方面的一点数学，其他没有。那时没有计算器，都用笔算或是算盘打，讨厌死了，都是些数字”。
说到这里，袁隆平先生露出了自嘲的笑容，这也是他一贯的幽默。
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选择似乎过于单纯，应该还有更复杂的情节和激烈的争议，毕竟这是决定他未来一生的抉择，但袁隆平在这方面的确很单纯，也没有走弯路，即便在家里也没有发生太激烈的争议，他的父母亲虽说对他学农都不大乐意，但又都是很开明的：“父母最终是尊重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
那已是1949年9月上旬，此时离重庆解放还有两个来月，蒋介石在大势已去后还想重温其抗战时期以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以大西南为“复兴基地”的旧梦，而大自然从来不管人间是非，一座山城终于走出了那阴雨绵绵、潮湿闷热的灰色夏日，一切自然风物都变得明亮、朗润起来。袁隆平刚刚度过弱冠之年的生日，就背着行囊走进了位于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的相辉学院。那是一所与复旦大学有渊源的学院，1939年复旦大学从上海内迁至重庆，在夏坝创办了战时校园；1946年6月复旦大学回迁上海后，复旦同学会决定在此创办一所学院，为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和老校长李登辉（1872—1947），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为“相辉学院”。由于校园校舍是现成的，学院在创办的当年9月便开始招生。夏坝，原名下坝，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陈望道取华夏之夏，更名为夏坝，而坝为河工险要处巩固堤防的构筑物，陈望道先生的良苦用心，既直接又深远。这一方水土位于嘉陵江畔，缙云山下，而在复旦迁来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偏远之地，复旦师生借庙宇、祠堂、农家民房作为教室、办公室或宿舍，一边教学上课，一边如燕衔泥般建设校园。复旦已去，相辉犹在，走进一座独立牌坊式的校门，是一座清新整洁的美丽校园，江山之间，坐落着一幢幢两三层的红砖楼房，以复旦当年的礼堂登辉堂为基准，相伯图书馆、寒冰馆、新闻馆、青年馆等一字排开，皆坐东朝西，面向嘉陵江，一条梧桐夹道、绿影摇曳的马路，沿着嘉陵江一路延伸，还有一座座倒映在水中的小拱桥，这让在重庆上了八年中小学的袁隆平也暗自惊叹。在抗战艰难时期，复旦人能在短短数年内建成这样一座大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接下来的四年大学生活里，他还将更深地感受到风景这边独好。
相辉学院从1946年6月创办，在1950年11月到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相辉学院农艺系及其专修科与四川省教育学院、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等十所综合大学中的农学系或农艺系整合为一所新型的农业高等学府——西南农学院，为农业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农业大学。2005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该校已是由教育部、农业部和重庆市共建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袁隆平若要寻找自己的母校，就是西南大学农学院。
袁隆平在相辉学院的第一学年攻读的是农艺系，在西南农学院的三年时间里攻读的则是农学系，但主修专业始终不渝，一直是遗传育种学。尽管母校几经整合与变迁，但沧桑中也有不变的存在。复旦大学的夏坝旧址、相辉学院的夏坝旧址，如今已作为西南大学一段历史踪迹而载入史册。袁隆平先生曾多次来母校旧址探望，过往的一切还历历在目，他深情地说：“景物犹在，秀丽的嘉陵江顺流而下，我们经常由这里下到江边去游泳的石阶依然还在。”
追溯那段年深月久的岁月，在拉开了时空的距离后，反而会看得更加逼真和清晰。
这里就从袁隆平先生在2008年10月应邀回母校说起吧。那天，深秋的嘉陵江畔，秋风夹着冷雨，但丝毫不减师生们欢迎一位老校友的盛情，欢迎的队伍从校门口向着袁隆平将要回归母校的那个方向延伸了一里多路，沿途都是拉起的横幅、挥舞的小旗子，很多学生把袁隆平的画像高高举过了头顶。袁隆平摇下车窗向校友们深深致谢：“这么隆重欢迎我，我感到不好意思啊！”而在历史深邃的天空下，当年的大学生袁隆平又怎么能预见这样一个未来？当天的欢迎晚宴也别具匠心，在餐桌正中摆了一个盛满了优质杂交稻米的玻璃缸，缸壁上还写了一句话：“饮水不忘挖井人，吃米不忘袁先生。”西南大学还特意联系了他的几名同班同学来见面叙旧，王运正和陈德玖就是当年与袁隆平同窗的两位女同学。王运正还清楚记得袁隆平纵身跃入嘉陵江搜救一位溺水同学的情形：“他的游泳技术很好，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在嘉陵江夏坝段游泳失踪了，隆平和另一个同学得知后，就火急地跳入江中救人，从夏坝一直游到黄葛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才发现，那个同学被江底的石头卡住遇难了。”这也是袁隆平一生的痛惜，如果能把这位同学救上来，谁又知道他未来将有多大的造化，一个人的未来既不可预测也不可限量，而生死却是一瞬间的，起决定作用的除了自身，还有命运。
袁隆平的另一位女同学陈德玖回忆说：“大学时的袁隆平像个大孩子一样，喜欢打球、游泳，学习成绩不拔尖，但是很聪明！”后来，很多人都误以为这话是王运正所言，其实不是，这话出自陈德玖之口。
说到当年这些女同学，袁隆平在大学时代也曾有过一个心仪的女孩子，那是园艺系的一位女生，叫康杏媛，一个健美、阳光、性格活泼、落落大方的女孩子，一双清澈似水的大眼睛是那样迷人。应该说，袁隆平当时和她走得很近了，她时常和他们这帮男生一起去重庆北温泉游泳。但袁隆平那时在女生面前还真像一个大孩子一样腼腆，一个女孩子冲着他妩媚地微笑着，他却一脸通红不知所措。说来这倒也并非他的天性，只因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实行严格的男女分校，在整个成长期都很难见到一个女生。他在重庆博学中学上学时，只能透过一片山林，远远打量博中的姊妹学校懿训女中那些穿着白衫黑裙的女生，“经常听到随风送来女中唱诗班优雅的歌声，很令人神往”，那时他还是一个初中生，对异性还只是充满了朦胧的憧憬。上大学后，男女同学终于可以亲密接触了，但哪怕和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和穿着泳装的女同学在一起游泳，他也不敢向自己心仪的女生表白。直到大学毕业，他分配到了大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她分配到了云贵高原的贵州，他也未曾表露过自己的爱意，只在心中暗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心仪之感。其实，他是有机会表露的，他和康杏媛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无话不说的好友，这位同学后来知道了袁隆平的心思，挺惋惜地说：“嗨，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我给你们牵线就行了。”
袁隆平还真是老实，红着脸说：“我怕她不同意。”
康杏媛后来成为一位研究云贵高原野生果树种质资源和果树生态栽培技术的专家，一生在大地芬芳中度过，这位在袁隆平心中像天使一样的女生，如今已经去世了，袁隆平只能在心中默默祈愿她进入一个美丽而安详的天堂，而那一段连初恋也算不上的情愫，也就成了袁隆平心中的一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这也是陪伴了他大学时代的一段人生风景吧。
一条嘉陵江，几乎是在袁隆平的生命里流淌的河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都没离开这条河，哪怕暂时离开了，最终也要回到这条河流的身边。而他那“浪里白条”的绰号，也被从小学带到中学又一直带入大学，而他对自己的游泳本领依然充满了自豪：“上大学时，我始终喜欢运动，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说在西南农学院也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因为我游泳游得好，就由我当同学们的教练，教他们游泳。在北碚夏坝的时候，前面是秀丽的嘉陵江，我们经常到江边去游泳。有时为了去对岸看电影，我就将衣服顶在头顶上，游过去了再穿，这样就省下渡江的几分钱。你想想，当时三分钱可买一个鸡蛋呢。”
游泳不只是袁隆平一生最大的爱好，还差一点就成了他的专业。
1952年西南地区举办了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那时四川省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区，北碚是川东区的首府。袁隆平在川东区的游泳选拔赛中一路领先，轻轻松松就夺得了第一名。接下来，他又去成都参加西南地区的大赛。这是一次极有可能改变他人生命运的竞赛，“在这次比赛里取得好成绩，就有可能入选国家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对于一位血气方刚、喜欢挑战的大学生，这是极大的诱惑。一个感觉突如其来，他的世界就在游泳池里，他将在游泳池里逐鹿世界，为国家摘金夺银！这个感觉很强烈，但大赛在即，他还是一身轻松，一点压力也没有。成都的小吃又多又好吃，什么龙抄手、赖汤圆、“一蹦三跳”等等，他看见了哪样都想尝一尝，结果呢，“我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影响了比赛的发挥”。
比赛那天，在袁隆平的回忆中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上午”，一声信号，选手们一起跃入水中，袁隆平又是一路领先，闯进了“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而决赛一开始，他就发挥出了“反应快、爆发力好”的优势，在前50米他竟然打破了世界纪录（据秒表显示，袁隆平在此次决赛中的前50米为27秒5，而当时的世界纪录100米为58秒），他本人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在看台上观战的啦啦队见证了这一神奇的时刻，他们也被袁隆平强有力的速度带起来了，一双双挥舞的手臂如同劈波斩浪一般，“袁隆平，加油，浪里白条，加——油——”然而，在这欢呼声和加油声中，袁隆平的速度却再也加不起来了，而且越游越慢了，他那吃坏了的肚子受了冷水的刺激，一阵阵发作起来，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眼看着落在他身后的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超过了他，他拼尽余力也游不上去了。
袁隆平差一点就当上国家游泳队的专业运动员，结果却是失之交臂，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之一。时隔多年之后，那个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决赛结果，还是让他又是摇头又是苦笑，而后一声深深的叹息，“唉，最后搞了个第四名，前三名都进了国家队，我被淘汰了，要不然我就会变成专业运动员了”！从这事也可看出，尽管选择学农是他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却也并非像许多人说的那样“义无反顾”，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的兴趣那么广泛，思想那么活跃，又怎么会没有别的想法呢？
而让他遗憾的还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差点当上空军飞行员，结果又是擦肩而过。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2年夏天，国家决定在全国高校中选拔一批飞行员，仅西南农学院就有八百多名适龄大学生踊跃报名，这是极为严格的遴选，每个人要经过三十多项身体检查和测试，在激烈竞争中，只要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就会被淘汰出局。袁隆平一路过关斩将，一直闯过了体检的最后一关，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但过了身体关，还有政审关。这让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袁隆平的父亲原本是一位充满了凛然正气的爱国志士，但他毕竟在民国时代的军政两界都担任过官员，这一关是否过得了呢？袁隆平心里也没底，直到光荣榜贴出来了，全校有八个人被录取。当他在光荣榜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心里一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一下变得轻松了，那一刻他有一种想飞的感觉。第二天，他就参加了空军预备班，提前就享受到了军人的待遇，被邀请参加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当他听着雄壮的军歌，跻身于威武雄壮的军人之列，感觉自己已是人民空军的一员了。而此时，他胸口已戴上了参军入伍的大红花，就等着穿上一身戎装、奔赴军营了。
那么结果呢，袁隆平又是摇头又是苦笑了：“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可在那天晚会之后，突然又宣布大学生一律退回。他们欢送了我们，我们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那时候国家要开始十年大建设，大学生很少，全国大概只有二十多万吧，所以大学生要退回，只要高中生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们又回来了！”
对于他，这是一次选择天空的机会，然而他注定只能选择大地。那个第一志愿，也注定了那是他永远的第一志愿。
而我面对的，一个是眼前的袁隆平先生，一个是那个年轻的大学生袁隆平，这两个处于不同时空的袁隆平，也让我们对人生、对命运有了双重的反思。对那两次落选，袁隆平先生一直到现在还有些失落之感和愤愤不平，而对选择大地、选择农业，他又多少掺着一些无可奈何之感：“我做运动员被淘汰了，做飞行员也被淘汰了，就回来干农业了。”这话里，自然也含有他一贯的自嘲与幽默，又绝不轻松，他是真的带着那种被淘汰了的人生失落感，也带着痛失机遇的惆怅与遗憾。
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虽说与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失之交臂，却也让我这个历史追踪者暗自庆幸。年届天命的我，也时常琢磨一些与天命有关的玄机，或许冥冥中还真有某种天意，否则，中国可能多了一位为国家摘金夺银的世界冠军，或是一位鹰击长空的空军飞行员，但中国和世界上却少了一位拯救亿万苍生的杂交水稻之父。而人类常以高瞻远瞩的姿态展望未来，但在那个未来变成现实之前，又有谁能洞察其间的山高水深？
又诚如袁隆平的同班女同学陈德玖所说，他大学时代的学习成绩并不拔尖，这在西南大学校史馆里也能找到证明，该馆首次面向公众展示了袁隆平在重庆求学时的实物，如他当年的转学证明、学生证等，还有他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的各科成绩，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普通化学60分，农场实习67分，这都是及格的成绩，而他良好的成绩则是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而达到90分以上的只有英文（93分）。看来，这个在未来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当年的学业成绩确实不拔尖，在班上仅相当于中等。当然，学习成绩只是一个方面，不足以全面反映一个大学生的综合能力，袁隆平的聪明和才情还表现在他广泛的爱好和兴趣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人，什么都想学一点，什么都会一点。”
除了体育，音乐也是他一生热情不减的热爱。他在大学里加入了合唱团，由于他唱歌声音较低而且共鸣很好，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大Bass（大贝斯）”的外号。他喜欢中外经典名曲，对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也很着迷，如《喀秋莎》《红梅花儿开》，由于英文好，他还特别爱唱原汁原味的英文歌，如福斯特创作的美国黑人民歌Old Black Joe（老黑侨，又译为老黑奴），那优美、亲切而又哀婉动人的旋律和充满了沧桑与惆怅的歌词，让他一唱三叹：“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爱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那时他和陈云铎、梁元冈等好友不仅经常聚集在一起，或唱歌，或拉琴，用现在的话说，他们都是爱乐族或音乐发烧友。梁元冈来自香港，后来担任了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主持选育迟熟荔枝新品种“挂红荔枝”，以多肉无核、晶莹剔透、挂齿留香而且不上火而在岭南荔乡广为传播。他会拉小提琴，在西洋乐器中，小提琴是为人们百般宠爱的“乐器中的王后”，那有着优美曲线的造型和优美的音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下就把袁隆平深深迷住了。袁隆平和几个好友在梁元冈手把手的指点下，从练基本手型和手指的灵活性开始跟他学着拉。从学游泳到学拉小提琴，袁隆平发现，掌握基本技巧并不难，难在如何抵达那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境界。如小提琴，最难的还不是通过演奏来忠实地再现作品的音乐内涵，而是在这种乐器上注入源于乐曲也源于生命的灵魂。
音乐可以留住青春的记忆，也可以将时隔多年的记忆重新激活。对于袁隆平，小提琴不只是与他终身相伴的一件乐器，不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更是生命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他特别喜欢舒伯特的小夜曲，哪怕是回忆中的回响，也让他深深陶醉，“它能把你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
尽管袁隆平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说来好笑，在毕业前夕，除了正式的毕业鉴定，同学们还给他做出了这样一份“毕业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
说到这样一个“毕业鉴定”，袁隆平先生也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哈，说实在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我不爱拘礼节，我不喜欢古板，不愿意一本正经，不想受到拘束。我读大学时，入团很容易，但我没入，因为我自由散漫惯了，起不到表率作用。”他没有入团，也没有入党，一辈子都是个无党派人士，如今，很多人都赞扬他从小就如何如何表现好，他幽默地说：“现在听了这么多的赞扬话，我的压力不小啊！”
如果仅从表现看，作为学生的袁隆平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严格的纪律，对天性散漫的袁隆平一直是一个考验。上大学时，他早晨还是爱睡懒觉。早晨起床的钟声分为两次，一次是唤醒众生的钟声，别的人一听钟声就醒了，赶紧起床洗漱了，他还赖在被窝里眯着呢。几分钟后，就开始打紧急起早钟，那钟声就像急促的催逼，这时他才掀开被窝一跃而起，一边扎腰带，一边往操场里飞奔，这倒养成了他争分夺秒、干事利索的作风，却也落下了很多人至今还在笑话他的毛病，譬如说他为了赶急，连被子也不叠，衣服扣子常常扣错位，脏衣服、臭袜子也来不及收拾。每到卫生检查时，他才临时抱佛脚，把一床被子马马虎虎叠好，那脏衣服、臭袜子只能胡乱塞在被子里。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叠不好衣服。
除了这些自由散漫、不修边幅的生活细节，还有一些直抵他内心以及未来的情节。在他敬重的恩师中，就有一位著名的水稻专家——管相桓。
管相桓，原名传学，进中学时才改名为相桓，袁隆平觉得“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含着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故事”。的确如此，这里边蕴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学辅政”的一种情结。管先生1909年农历正月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天池乡，比袁父小四岁，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中央大学的前身就是东南大学，管相桓与袁兴烈也算是校友，只是两人素无交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如同平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延伸，只有特别有缘的人才会在某个时空中发生交集，这个概率非常小。而对于管相桓，他在中央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交集，就是幸遇了一个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的人物，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赵连芳先生。
赵连芳，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赴美国留学，著有《水稻连锁遗传的研究》《水稻糯性因子对门德尔遗传律之影响》《水稻的细胞学研究》等论文，是世界上较早研究水稻遗传育种的学者之一。赵先生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先后主持育成了“中大帽子头”和“中大258”，并指导江西、湖南稻作人员分别育成“南特号”“胜利籼”等一批早期水稻良种，对长江中下游水稻品种改良和大规模推广示范有奠基与开拓之功。1945年，日寇投降，台湾光复，赵先生被派往台湾省主持农林机构的接管和农林科技事业的恢复与发展；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晚年又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水稻专家，为拯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类，远赴中东的伊拉克、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等国家，为改进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水稻生产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今，赵连芳先生在遥远异国的稻田里奔波的身影，早已化为了黑白影像，他走过的一条路已变得像是时间那么深远，但在深远的时空中注定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相继走过，越走越远……
赵先生为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水稻育种和良种推广的先驱之一，管相桓则是追随其后的又一代中国水稻专家。作为赵先生的嫡传弟子，无论在专业上还是思想上，他都受到了赵先生的直接影响。落后不但处处挨打，在科技领域也饱受列强欺凌。由于近现代中国农业科技非常落后，一个泱泱稻作大国，当时每年都需要进口大米二千万担以上，这也使赵连芳、管相桓等两代科学家发誓要为提高我国稻作生产水平、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奋斗终生。管相桓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从事稻学研究，学成归国后，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相当于高级农艺师），并兼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在战乱频仍、科研经费几近于无的困境下，他主持了全川水稻品种的搜集、普查与比较研究，编纂了《四川省水稻地方品种检定汇编》，保存了大量水稻品种资源（即现代科学上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所保存水稻品种数量之多为当时的全国之冠。从科学贡献看，他在水稻性状遗传方面的研究为当时国内首创，选育出了适合于四川省各自然、生态区的水稻高产品种。在国内水稻科研领域，他的成就一直处于当时的前沿。1945年管相桓受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毅然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厚禄，重返祖国和故乡，成为西南农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并主持教务及农学系工作。袁隆平是从相辉学院转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的第一批学生，有幸成为管相桓先生的嫡传弟子。他和管先生的交集，也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交集？又何尝不是中国现当代水稻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交集，从赵连芳、管相桓到袁隆平，从近代、现代到当代，这三代中国稻作专家、遗传育种学家从此构成了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三点一线，一气贯通了。又不能不说，这是被很多的历史追踪者忽视了的一个因果关系。
袁隆平是一个“学习成绩不拔尖”的学生，却是一个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据他日后回忆，管相桓教授教遗传学，“当时一切向苏联看齐，遗传学只能是教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他们坚持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否定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和美国科学家摩尔根等人基于基因的遗传学”，而管先生之所学、之所教，则植根于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孟德尔是经典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他通过豌豆实验，发现了经典遗传学三大基本规律中的两个——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摩尔根则是现代实验生物学奠基人。在孟德尔的经典遗传学向分子遗传学发展演绎的过程中，摩尔根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经典遗传学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基因在亲代和子代之间的传递问题，而分子遗传学则主要研究基因的本质、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的变化等问题。他们相继从理论和实践上指出，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基因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且具有双重属性，即物质性（存在方式）和信息性（根本属性），而米丘林、李森科的“环境影响”学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量变，不见质变，最后什么都没有”。
但教学不能离开教学大纲，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在当时备受打压，甚至惨遭扼杀。而就在这种一边倒的形势下，一个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与那些接受能力特别强、成绩全优却不爱动脑筋、没有任何问题的学生有了明显的差别，袁隆平一只耳朵里灌满了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另一只耳朵里也听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的声音。但无论是苏联科学家的声音，还是美国科学家的声音，他从不偏听偏信，而是竭尽所能将两种声音搞清楚。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国内外多种农业科技书刊，在广泛的阅读中了解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并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学术观点同“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进行比较，这让他做出了最初的选择。当许多同学凭着对“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考取高分时，他已经对那一套不感兴趣。他早已说过，对不感兴趣的、不喜欢的东西，“只求及格就行”，而他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自学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有了不懂的问题，他就去请教管先生。而管先生“凡过目之书皆能记忆，人或提出问题，一一耐心作答，并能指出其出于某刊几期卷上”。
袁隆平与管相桓先生的交集，仅在大学时代的短短四年，但管先生对他影响还将在他未来的一生中不断续写，而管先生对他的一个直接影响就与杂交稻有关。诚然，管先生那时还难以预见这些莘莘学子中将会出现一个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即便他能够预见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但这个人到底是谁，又将在何时出现，他也难以预见，否则他就真是神了。不过，他本人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进行水稻杂交育种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征集野生稻种进行远缘杂交试验，据说已获得有希望杂交的种子，但在随后席卷而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这些希望的种子毁于一旦，连他本人也含冤自尽，年仅五十七岁。历史上有太多“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幸者，管相桓先生虽未培育出杂交稻，但至少是中国杂交水稻的先行者之一。
对于自己选择学农，袁隆平也曾有过多次反思，他曾坦言：“如果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的不是那个园艺场，而是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是这样又苦又脏又累又穷的地方，恐怕我就不会立志学农了。”这很清楚地交代了他选择学农的初衷，然而，那个资本家的园艺场绝非真正的农村，他第一次深入农村是1952年春天，赴四川大足县参加了三个多月的土改，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拥有了土地的农民提高了积极性；一方面，他住进农民家了，和农民裹在一床污黑的破被子里睡觉，在一只土锅里搅饭，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才知道真正的农村“又苦又累又脏又穷”。在那里，袁隆平留下了一张站在庄稼地里的照片，他穿着一身青灰色的学生服，胸口别着一支钢笔，黑发浓眉，眼神深邃，那神情已不像是他女同学印象中“像个大孩子一样”的袁隆平，而是一个充满了凝重忧思的知识分子形象。许多年后，袁隆平先生回想起这段往事，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实际上，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学知识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时候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觉得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从第一志愿到最大的心愿，这是袁隆平人生中的一次嬗变。
如果没有这样的嬗变，后来的一切都无法设想。
1953年7月，袁隆平的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何去何从，又是他人生的一次抉择。
若按袁隆平的真实意愿，还有他一家人的意愿，自然是希望能留在重庆，这年袁隆平二十四岁，他在重庆已生活了十二年，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在这座山城度过的。对于这座山城，袁隆平有一种源于天性的热爱，在他的整个成长期，这座大西南的山城对他形成文化气质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一座散漫得有些任性的城市，如果你不为吃饱肚子发愁，如果你不担心会有飞机从天上扔炸弹，这里还真是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而对于一个在流离转徙中长大的孩子，重庆可以说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第一故乡。而他的父母亲，他的家，在解放前夕就已迁到了重庆。但他的选择不是由自己的意愿所决定，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事实上也没有太多的自我选择余地，在毕业分配动员大会上，一个强有力的号召就是“服从统一分配，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在分配志愿表上，填上了“愿意到长江流域工作”，而重庆属于长江流域，汉口也属于长江流域，但这个空间实在太大了，长江流域涵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十九个省市区。对于当年的袁隆平，他将奔赴哪儿，一切还处于未知的状态，既有兴奋的憧憬，也有焦躁不安的等待。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被分派到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任教。雪峰山在哪儿？安江农校又在哪儿呢？但无论去哪儿，那都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人，远离他最难以割舍的母亲。袁隆平先生在八十岁生日晚会上，回想起当年即将远行的那一幕，不觉间脸上又涌上了年轻时的茫然，他在烛光中躬身向早已长眠于雪峰山下的母亲倾诉：“还记得吗？……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对于一位即将奔赴远方的大学毕业生，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即将奔赴的那个目的地，但接下来的一切依然处于漫长的未知状态，而对于我们，早已知道了他将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神奇事实。而一粒用心血熬炼而成的种子，唯其神奇，又总是撩起人们的玄想或神思：在天地之间，种子是通灵者，每一粒种子仿佛都有自己的宿命，从来就不是自顾自地孕育与生长。它兴许会被一阵风吹扬而起，但它不会绝尘而去，风将把它带到世界的某个角落，让它重新回归土地；它也许又会被一只鸟儿带到某个人迹罕至的角落，但那个角落到底在哪儿，是肥沃还是贫瘠，一粒种子又到底能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谁也不知道，连它自己也不知道。
一粒种子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命运？既是命运，在未被揭示之前，就含有某种神秘的、可知的或不可知的定数。这其实不是玄学而是科学，在环境和遗传的相互作用下，每一粒种子都演绎着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一个一辈子与种子打交道的人，在揭开了一粒种子的秘密后，也对人与种子的命运有了深刻的洞察：“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