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从憧憬到抵达
黄河被称为“中国之忧患”，而黄河的忧患从源头就开始了。
从鄂陵湖、扎陵湖到星宿海，一路走过来，当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已经干涸或正在干涸的湖泊，离黄河源头越来越近，我心里却越来越绝望，我们还能看见那个传说中的黄河源头吗？
当一条万里长河从源头就开始断流时，你是否想过，我们已经走到了一条断头路上？
当你仰望巴颜喀拉山北麓那斑驳的积雪，俯瞰卡日曲河谷和约古宗列盆地那穷窘寒碜的草地时，你又是否意识到，一场巨大的生态灾难正在降临，甚或已然降临？
伟大导师恩格斯早已对人类发出警示：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将受到大自然的报复。
——采访手记
一、宿命的追寻
很突然，一条大河仿佛突如其来，就像李白那劈头盖脸的两句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一个人很大程度是天地造就的，造就诗人李白的一大半是河山。他早已习惯屹立于高山之巅，在某种巅峰状态俯瞰大河，而一条万里巨川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还有生命的极大快感。那么，这从天而降的黄河之水，李白又是在哪儿看见的？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在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看见的，据说他是在华山之巅俯瞰黄河。大山、大河，极端地扩张了一个诗人浪漫的视野，李白仿佛受到了神灵的启示，以汹涌的诗情和磅礴的气势为黄河抒写了一个诗意的源头，把一条长河的来龙去脉、一生一世都交代清楚了。但那股足以穿透历史长河的浩荡之气，很可能淹没了一条真实的黄河。其实我更喜欢他的另一首《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在华山之巅看黄河，我试过，黄河如丝，太逼真了。这比李白劈头就来的那两句诗虽说少了一些狂野的气势，却更接近黄河的真相。
追溯这条河的源头，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河，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这只是东汉时代人类对黄河源的一种猜测，但大方向是对的，一直是对的。在古人心目中，昆仑山乃万山之祖、百川之源。又据先秦古籍《山海经》载：“昆仑山，纵广万里，高万一千里，去嵩山五万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环其墟。”这一系列以不同颜色命名的河流，或是黄河上游的支流，或是在注入大海之前便已消失的内陆河，但偏偏就没有黄河。最接近黄河正源的，当是《尚书·禹贡》中的记载，大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这也是关于黄河源最早的史载，一条长河从积石山到入海口的主脉在《尚书·禹贡》中基本打通了。
积石山为大禹治水导河之源，如果我们相信大禹治水不是传说，或是一个接近历史事实的传说，那么它就是黄河水利史也是华夏水利史的一个伟大开端。积石山也是当地藏民尊奉的神山，藏名叫阿尼玛卿山，意为黄河之祖，又称玛积雪山。此山为昆仑山脉中支，从青海东南部一直延伸至甘南边境。远在战国时代，中国古人就能把黄河之源推到如此接近其正源的地步，不能不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及其深远的目光惊叹不已。大自然也在见证，当黄河流出扎陵湖后，河床便开始下切，一条长河流到其上游的第一个县城玛多后，河水绕过一座由红砂岩构成的赤红色山脉，其主峰海拔6000多米，远远高过黄河发源的巴颜喀拉山。又有神话传说，这里就是女娲补天的地方，那塌陷的天空就在甘肃、青海交界处，女娲炼石补天后，还有一堆剩下的石头堆积于此，便是如火焰般赤红的积石山，实为丹霞地貌的红色砂岩。由于这一堆补天石的阻挠，黄河不得不改变流向，从大致由东向西的方向一变为绕积石山向东南流，从青海流进四川，入川后又为岷山所阻猛地折转向西，变成了一条倒流河。黄河倒流，只是一次被逼无奈的回头，但黄河坎坷曲折的命运仿佛就是从此开始的。
一条九曲回肠的黄河，从那神秘的源头流出后，一直犹犹豫豫，东奔西走、南转北折，似乎对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还没有把握。这也让人类对其源头的追溯越发地坎坷和曲折。尽管一个大方向早已确定，但这条大河的源头却一直扑朔迷离。对于人类，这是一种宿命的追寻，能否发现，何时发现，谁来发现，或许也是一种宿命。
人类与黄河的风云际会，在时空中时常发生错位。张骞在出使西域时，竟然鬼使神差地抵达了黄河上游，这让他充满了错愕与惊喜。在那个时代没有谁比他走得更远，也没有人怀疑他走到了黄河最远的上游。太史公司马迁自然不会遗漏他这一伟大的发现，郑重其事地将之载入了《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边疆和域外地理的一个专篇，但司马迁与张骞都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据后世对张骞出使西域路线的考证，他抵达的压根儿就不是黄河的最远的上游，而是更加遥远的塔里木河东支，这条支流在注入盐泽（今罗布泊）后一度失踪，但并未消失而是潜入地下，直到东南的布尔汗布达山南侧，这条地下河又重见天日。布尔汗布达山位于柴达木盆地南侧，为昆仑山的东延山地，东与阿尼玛卿山（积石山）相接，这又难免令人陡生猜测：在西汉时代黄河上游是否与塔里木河东支一脉相连？至少，这两条河流相距并不遥远。而从水色看，塔里木河还真像是黄河。如果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错位，以张骞、司马迁和《史记》的影响力，必然会让一条黄河在历史中长久地偏离方向，离黄河正源越来越远。
一条长河在错位的时空里从西汉流到西晋，才有人把她重新纳入历史的正轨，并且把黄河正源往上大大推进了一步，从积石山一下推进到了离黄河正源近在咫尺的星宿海。此人名张华，字茂先。在他编撰的《博物志》中首现黄河“源出星宿”之说。《博物志》为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但在古人眼里却是一部志怪小说集。张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此公为西汉留侯张良的十六世孙、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十四世祖，他本人也是官至司空的西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藏书家。《博物志》内容多取材于古籍，其中搜罗了不少山川地理知识，而“源出星宿”之说，当是他在古籍中发现或听闻的。在古人心目中，“山有昆仑，水有星宿，生人有祖宗，皆其源也。其源既远，其流必长”。昆仑山和星宿海就是山河之源。
晋人张华猜测到了黄河之源，仅仅只是猜测，一条长河从战国流到隋唐，才有了人类抵达河源的确凿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灭吐谷浑，置河源郡，辖地就在今黄河源区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到了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再度崛起，又有侯君集、李道宗率师远征，在《新唐书》中有大唐远征军“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的记载。随后又有史载，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吐蕃王松赞干布“率部迎亲于河源”，这个“河源”也在星宿海一带。
在元代之前，关于河源的记载，大多是往返于边塞的将军、使臣们途经黄河上游时留下的一些杂录，东鳞西爪，既不成体系，又缺少水利勘察的专业知识，有些记载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与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作为传奇稗史尚可，但在真正的河源考察上只能作为参考。若从水利史、黄河史的专业角度来追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朝廷派遣专使大规模考察黄河源，还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踏上黄河探源之旅。而在此前，还有一段前奏——时任都水监的郭守敬，在完成“西夏治水”的使命之后，没有直接返京，他还有一件酝酿已久的事情要做：考察河源。郭守敬是历史上著名的水利专家，也是历史上以科学考察为目的、专程探寻河源的第一人。很可惜，郭守敬一路千辛万苦地踏勘探源的记录，后来失传了，这也让他的探源之旅变得近乎没有实际意义。
都实一行出发时，郭守敬尚健在，依情理、逻辑猜测，作为河源考察先驱的郭守敬对都实应该是有影响的，我却未能搜寻到两人有过交集的史实。都实为金朝女真族贵族后裔，但并非水利专家，他曾三次出使吐蕃，对那条进入雪域高原的路，应该相当熟悉。史上也大致勾勒了他走过的路线，从元大都（今北京）进入甘肃河州宁河驿（今甘肃临夏一带），然后穿过甘南的崇山峻岭，溯河而上，历时四个多月，他最终抵达了大唐将军侯君集、李道宗也曾抵达的星宿海一带。行到这里，都实也就“行到水穷处”了，凭当时的条件，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往上追溯，哪怕再往前迈一步，都是人类难以逾越的。屈指一算，从唐人侯君集、李道宗到元人都实，相隔六百四十多年，然而在黄河溯源史上，人类却再也没有往前迈出一小步。但都实的这次探源之旅却并非徒劳无功，他与唐人虽然站在同一个地方，两者之间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来这里不是路过，而是专门来勘察河源的。都实是外行，但与他同行的应有不少内行。根据都实一行的考察成果和他们绘制的河源图，翰林学士潘昂霄撰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河源的专著《河源志》。该书记载了黄河由西南往东北流百余里汇为“火敦儿”（星宿海）的一支源流，这条河流极有可能就是黄河源流之一的卡日曲。
在都实渐行渐远的背影之后，一条大河的源头在人类的远眺中依然那么缥缈而高远。岁月深处，还将有一个又一个身影从不可知的远处跋涉而来。尤其到了清朝，把河源考察推到了一个风生水起的高潮。大清帝国有着极强的版图意识，清廷“屡遣使臣，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但一条兴风作浪的大河却屡屡与这个帝国作对。为让黄河安澜，康熙皇帝把目光从泛滥成灾的中下游转向了最上游的源头。康熙四十年（1701年），钦命朝臣舒兰（时任内阁侍读）“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舒兰、拉锡一行于当年农历四月从京师出发，于六月抵达星宿海一带，发现“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这一次，他们没有在唐人、元人抵达的地方就此止住，从星宿海又往上走了两天，人类的脚步终于跨越了那个难以逾越的“大限”，而且又发现星宿海之上有三座山，“三山之泉，溢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里玛勒也。三河东流入扎陵诺尔（今扎陵湖），扎陵一支入鄂陵诺尔（今鄂陵湖），黄河自鄂陵出。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渊沦萦绕，不可胜数，悉归黄河东下”。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一次考察都把人类对黄河源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转眼又是一个甲子，从康熙盛世到了乾隆盛世，黄河却依然难以安澜，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钦差阿弥达（亦称阿必达）前往河源，此次河源考察肩负的一个神圣使命，就是在大河诞生之地“告祭河神”。阿弥达不辱使命，这一次比舒兰、拉锡走得更远，西逾星宿海300里，对前辈发现的那三支河进行了极为艰险的实地勘察，并由此认定星宿海西南的阿勒斯坦郭勒河（今卡日曲）为黄河上源。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查明黄河的真正源头。阿弥达回京复命后，乾隆又命纪昀（纪晓岚）等依其考察撰成《河源纪略》，这意味着，以卡日曲作为黄河上源不但被朝廷认可，还被历史认可了。
历史的认可并未让人类追溯黄河之源的脚步就此止住，后世对这条长河的神秘源头依然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哪怕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也有一些国内学者赴河源考察，但他们只走到了扎陵湖和鄂陵湖，连唐人早已抵达的星宿海也未能抵达。
二、逆着时光的背影
对那个伟大的开端我憧憬已久。出发时，我就预感到，这将是我有生以来一次艰险而绝美的旅程。在我的天命之年，这甚至是对自己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其实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人，更不想挑战自己那恐高畏寒的天性。但那种一往情深又难以按捺的憧憬与冲动，最终还是让我战胜了对高寒缺氧的畏惧。
我承认，在出发时我有一种出征的悲壮。
一条大河的源头早已摆在那里，一路上布满了前人深深浅浅的足迹，但我依然茫然，这可能与大脑缺氧有关。我不是一个探源者，更不是探险者，只是一个历史的追踪者。这条从大禹时代一直延伸过来的路，如果你不走一遍，又怎能切身体验先辈筚路蓝缕、跋山涉水的艰辛？而以今天的高速，唐人李靖、元人都实当年要用数月乃至经年走过的漫漫长旅，我实在难以用“漫长”来形容。一天之内，我就可以从中国的任何地方飞抵中国西北角的西宁。一条由西宁通往云南景洪的青康公路（214国道），又足以在一天之内把你送到黄河源头的第一座县城玛查理（玛多县城）。
从西宁一路朝西南方向行进一百多公里，在青藏公路与青康公路的交会点，是一道必然会在山河之间出现的分界线——日月山和倒淌河。
日月山，海拔3500多米，山顶由第三纪紫色砂岩组成而呈赤红色，“远看如喷火，近看如染血”，在古籍中有“土石皆赤，赤地无毛”的记载，被古人称为赤岭，藏语为尼玛达娃，蒙古语为纳喇萨喇，皆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属祁连山脉（海拔最高为4877米）。这是位于青海湖东部的一道天然水坝，更是自然地理上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分界线：它是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叠合区，还是青海省外流区域与内流区域的天然分水岭，由此将一山东西两侧划分为农业区与牧业区；从人类文明看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东侧为农业区，一派青稞吐穗、油菜花开的田园风光，西侧则是蒙古、藏等少数民族游牧的高原牧场。一山之隔，在同一个天空下形成如此鲜明强烈的反差，如同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历史上，日月山素有“西海屏风”“草原门户”之称，日月山口历来是内地进入青藏高原、远赴西域和西藏的一道咽喉。在唐代，日月山还是大唐帝国与吐蕃的分界线，当年文成公主在一支庞大的送亲队伍的护送下，就是由日月山口进藏的。在日月山下有一条缠绵悱恻的倒淌河，相传文成公主翻越日月山时，深知一过此山再也没有归期，她怅然伫立于日月山之巅，如生离死别般回首远眺，天高路远，故都长安早已消逝在邈远的天际，转过头来，满目皆是苍凉雄浑的崇山峻岭，此去依然关山重重，遥遥无期。遥想那一个大唐公主，一个逆着时光的背影，既清晰又渺小，在日月山中往复徘徊，缠绵悱恻，泪如泉涌，化为一条倒淌的河流，那河水像泪水一样咸涩。撇开神话传说，从纯粹的自然水系看，这条河原是一条东流入黄河的外流河，后因日月山隆起，河水向西注入青海湖畔的措果（耳海），因众河皆东流，唯此河独向西淌，故名倒淌河。如今在倒淌河畔，渐渐形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集镇，属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就叫倒淌河镇，号称青藏高原第一镇。一条大河之源，自有太多的第一。而这个青藏高原第一镇还真是名不虚传，翻过日月山，过了倒淌河，就已进入青藏高原东北部，也进入了黄河源区。
这条路在青藏高原的走向，与文成公主当年走过的唐蕃古道大体一致，一条由北而南的西部大通道，一路穿越日月山、河卡山、鄂拉山、姜路岭、巴颜喀拉山、雁口山等十多座大山，穿越三江源以及众多源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江河水系。它所穿越的地域，既是黄河、长江这两大江河源头的重要水源涵养区，亦是澜沧江—湄公河、怒江、红河等从中国西部流向东南亚的三大国际河流的源区。青藏高原的雪山冰川，为这些江河孕育、分娩了无数纷纭错杂的、大大小小的源流，又以不同的海拔高度和对比鲜明的气候带，造就了一道完整的植物垂直分布带谱。凡有植物生存的地域必有活跃的动物，这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动植物种类最为繁杂多样的地域之一，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在此生成并存，物竞天择，由此形成了达尔文所描述出的自然奇观和生命奇观，它对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起到的作用，不是不可或缺，而是至关重要。然而，这也是一个生态和生命都极其脆弱的地带，这也是我一路上亲眼看见的，青藏高原的地形复杂，高寒缺氧的冻土层被人类不断撕裂，让每个在这条路上走过的人都惊叹为天险畏途，而人类的活动又把天险推向了更危险的程度。
尽管漫长的旅程已被现代时速大大缩短，但黄河源区依然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黄河源，首先是一个泛指，东起积石山阿尼玛卿山，西至东昆仑山南支雅拉达泽山，北达柴达木盆地，而南界已抵蒙古语中那座“富饶的青色的山”——巴颜喀拉山。一言以蔽之，从黄河源区的把口站——唐乃亥水文站以上，包括龙羊峡水库以上区域，均被纳入了黄河源区，涉及青海、四川、甘肃三省六州十八县，相当于一个浙江省加一个海南省的陆地面积（约13.2万平方公里，一说为16.7万平方公里）。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完全含氧量仅为我赖以为生的平原地区的一半。这么高的海拔，这么低的含氧量，在我的脑子缺氧之前心里就有些紧张缺氧。这时候我特别想抽支烟缓解一下，但打火机咔嚓咔嚓溅出火星，却怎么也打不着了。
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城奔向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玛多县城的路上，一直向着西南行进，穿越高海拔的河卡山隧道，翻越昆仑山系北列支脉鄂拉山，这是横亘于共和县与玛多县之间的最大的一座山，最高峰虽根尔岗海拔5000多米（5305米）。在紫红、暗紫、灰绿的火山熔岩和大量不明外来岩块间，一条山道变得极为凶险。一路上，我隔着车窗看着那穿山越岭的车辆，还有许多徒步行走的背包客和骑单车、骑摩托的驴友，感觉那悲壮的探源之旅，越来越不真实了。恍惚间，我觉得自己像出使西域的张骞一样，是不是搞错了方向？这是去哪儿呢？是去被人类视为绝域的黄河源，还是去一个熙熙攘攘的风景区？不过，在高原必然会出现的生理反应是真实的，那种奔向某种绝域的心理也是真实的。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觉，不管是谁，只要碰上了，一个个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都会互相加油鼓劲、摇旗呐喊。而我也是一个临时拼凑的小旅行团的一员。说实话，一个人，我是绝不敢在这高原上踽踽独行的。
出乎意料，在这里我竟然看到了一种熟悉的鸟儿的身影——鹌鹑，它们的出现让我吃惊了好一会儿，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种在我家乡的平原上最常见的鹌鹑，是不可能飞到这高原雪山上来的。我看见的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雉类——雪鸡，它们的外貌很像鹌鹑，也属鹑类，但个头比鹌鹑大得多，是鹑类中最大的。那黑褐色的斑纹、翅羽上的大块白斑，与它们栖息处的山岩是一样的颜色。如果它们不是在汽车尖锐的喇叭声中惊飞而起，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身为人类，忽然有些惭愧，我们不该来打扰这些雪山生灵自由自在的生活，或许有一天，它们会莫名地从人类的视线里失踪，每年都有多少人类已知的或未知的生灵，就这样在天地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经幡是人间神圣而永恒的风景，在经幡簌簌抖动的风声中，很多人突然俯下身，低下头，匍匐在大地上叩拜。对于那些有信仰的、心有神灵的人类，这是迢迢长旅中的一次必然的叩拜。而在经幡之间，又见人烟。那是一个神赐的小镇，只因这里有一汪神赐的温泉。温泉镇属海南州兴海县，走到这里，已进入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一条黄河流到这里，已蕴积了巨大的能量，从玛尔档峡至班多峡切割形成了黄河源区的大峡谷，这也是黄河流域最长、最深的一道“V”字形峡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加上神奇的自然景观，让人提前感受到了一条绝美的、水深流急的长河。如果我不是溯水而上，而是顺水而下，兴许能感受到一条长河更强烈的冲动。而人类也早已按捺不住冲动，正蓄势待发。对于人类而言，兴海是“海南州重要的水电资源开发基地”，已列入国家水电重点开发的项目，有班多、羊曲和茨哈三座梯级水电站。在黄河一级支流曲什安河、大坝河流域内开发的还有十九座梯级电站。此外，县境内还有众多富含药用矿物质的温泉，拥有冬虫夏草、雪莲、大黄、柴胡、黄芪、秦艽、羌活等三十余种被人类视为“仙药”的藏药材，尤其是贵比千金、被人类视为延年益寿仙药的冬虫夏草，兴海是全省的主产区之一。在兴海县境内绵延的崇山峻岭之间还蕴藏着二十余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其潜在价值约300亿元，是全国三十一个重点找矿县和全省十个重点资源开发县之一，更是海南州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基地。设想一下，如果这一切被人类尽情开发，这绝美的、生态又极其脆弱的黄河源区将变成怎样的一副面目？哪怕是想一想，我心里已经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在这里，我体验到了传说中的“到了温泉不吃饭”是怎么回事，由于气压过低，一壶水很快就烧开了，但这沸腾的开水只有七十多摄氏度，这水不说把生米煮成熟饭，连鸡蛋也煮不熟。此时我已饥肠辘辘，勉强吞下了一碗高压锅煮的烩面片，嘴里不是滋味，心里更不是滋味。我在艰难地吞咽时，发现每个人的喉结都在费劲地滚动。
高原的太阳一直迟迟不肯落下，一条路已然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一座小县城还不知隐在哪儿。入夜，终于抵达了玛多县城，未见灯火通明，但见一片笼罩在沉寂中的黑暗。我不想用“死寂”来形容玛多的夜晚，这过于残忍，但这座黑黢黢的县城真像一座鬼影幢幢的鬼城。初来乍到，我只怪自己运气不好，赶上停电了。而真相，还得等待第二天太阳升起时揭晓。玛多一夜，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黑暗而又漫长的夜晚，在剧烈的高原反应中，我不知是怎么挨过来的。当一缕寒冷刺骨的晨曦穿过窗户照进来时，我真有一种死去活来之后重见天日之感。
玛多，在藏语里，或在藏民心里，就是黄河源头。这里是黄河源头第一县，准确地说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县。黄河正源其实不在玛多县境内，而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境内。青海的每个自治州的面积差不多都有内地的一个省大，而黄河源的核心区域，就跨越了海南、果洛、玉树三州。玛多县城玛查理，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县城，这儿离真正的黄河源头还远着呢。在这里，谁都知道距省会西宁上千里（近500公里），但离黄河源头还有多远却谁也说不清楚，你问谁，谁都是一脸的神秘莫测，仿佛那是一个不可泄露的天机。
历史上，玛查理是由内地进藏的一个驿站，也是黄河最上游的一个古渡口，如今依然是黄河上游的第一个县城，也是我见过的最小的一个县城，整个县城实际上就是一个“丁”字街，人口仅有两千左右。这在我生活的沿海城市，一座大楼就全部装下了。在县城西郊，远远便能看见一座混凝土结构的六孔桥，那是“黄河第一桥”——倒邦公路桥。但很少有外来游客知道它的本名，都把这座长不过90米的六孔桥称为黄河第一桥。这倒也并不夸张，倒邦公路桥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在那岁月，人类能在高寒缺氧的冻土层地带筑起这样一座公路桥，也算是破天荒的壮举。无论是从历史看，还是从地理位置看，它都是名副其实的黄河上游第一桥。过了桥，一路向西，溯流而上，以与黄河流向相反的方式，依次穿越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海、约古宗列盆地，将最终抵达黄河正源。但到底哪里才是黄河正源，还没有最终的定论。这里离黄河正源还有多远，也说不定，一般的说法是约有200公里，但这200公里的路，远比去省会西宁的500公里要漫长得多。从清晨出发，一条道走到黑，能够走到你想去的地方，那就是天神在冥冥中庇佑了，该谢天谢地了。
若你不想往前走了，那就赶紧打道回府吧，在这里连犹豫也是奢侈的，哪怕动动脑子，也会出现高原反应。我没怎么想就上车了，不敢想。
假如时光倒流半个世纪，过了黄河第一桥，从玛多县城玛查理一路西行，基本上就是在无人区里穿行了。哪怕到了今天，玛多依然是中国人口最稀少的县境之一，在幅员辽阔、人烟稀少的青海省，玛多也是全省人口最少的县，25000多平方公里的玛多大地，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小不了多少，才有一万多人口，平均每2平方公里只有一个人。而县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溪涧、湖泊，比人口还要密集。不过，这只是我对着地图的想象。想象那辽阔的高原，几乎看不见人烟，偶尔会听见几声狼嚎，这里一声，那里一声，隔得很远，天地间真是寂寞啊。
一切想象都还有待验证。一辆越野车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穿行，一路上充满了抑制不住的冲动，它强烈地颠簸着、摇晃着，仿佛想把浑身的泥土抖搂下来。玛多就是一般人高不可攀的高原了，换了以前，要找到一辆去黄河源的车还真不容易，现在有不少汽车，可玛多县城的不少司机还是以受不了高原反应为由，不肯去黄河源。那里的海拔比玛多县城更高也是事实，但主要原因还是路况太差，他们宁肯跑一趟500公里以外的西宁，也不愿跑200公里坑坑洼洼的山道。在这方面我倒是有点经验，就是多给钱，爽爽快快地掏腰包。在这里讨价还价也是浪费生命，只要你多说几句话，就会感到恶心，不是一般的恶心，那是胸腔里缺氧了。
跑了60多公里，就是我想要抵达的第一个目的地，一个依托黄河源头天然水系而建的黄河源水利风景区，包括扎陵湖、鄂陵湖、冬格措那湖、星星海以及景区内的黄河河段与湿地。鄂陵湖和扎陵湖这一对姊妹湖，人类几乎把最美的形容词都慷慨地献给了她俩，有人说她们是镶嵌在黄河源头的两颗明珠，有人说她们就像青藏高原上两颗璀璨夺目的绿宝石。人类的比喻其实都很俗气，明珠与宝石那过于耀眼的珠光宝气反而遮蔽了她们的自然风姿与万种风情。若要看清这姊妹湖，先要登上一座山，那是两湖之间的一座雪域神山——措哇尕泽山。措哇尕泽，藏语，意为扎陵湖和鄂陵湖两湖间的大山。藏语往往比汉语更确切。在黄河源头一共屹立着十三座神山，措哇尕泽山远看酷似一匹骆驼，一大一小两座山峰构成了它的两个驼峰，山下的草原，相传就是格萨尔王的故乡。格萨尔王本名觉如，原本是个穷游牧人家的孩子，在藏族传说里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相传，格萨尔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时，就在赛马选王的角逐中骐骥一跃，登上王位，并迎娶当地贵族嘉洛之女珠姆为妃，从此一生戎马征战，一手操持除暴安良、降妖伏魔的宝剑，一手捧着扬善抑恶、弘扬佛法的经卷。他以武功统一了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个游牧部落，又以智慧与信仰让天下归心，成为藏族人民心中的旷世英雄和宗教领袖。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至今还在青藏高原上传唱，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关于格萨尔王伟大而神奇的传说，在藏区每个地方都广为流传，又各有各的地域特色。而在措哇尕泽一带，又有这样一段传说：这里原本是一片干旱缺水、赤地千里的贫瘠绝地，格萨尔长大之后，为了给父老乡亲开辟一条重生之路，从遥远的天涯移来了扎陵湖和鄂陵湖，有了碧波荡漾的湖水，必有碧波荡漾的水草，有了阳光下的浪花，必有漫山遍野的野花。这一方繁花似锦、人畜兴旺的水土，在高原的长风中声名远播，引得无数人来投奔格萨尔王，他的部落迅速壮大，成为青藏高原上最强悍的民族。这虽说是神话，却给了格萨尔称王一个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水是国之命脉，家之命脉，一切生命之命脉。夏禹能成为华夏之帝，只因其解天下生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格萨尔能成为藏民心中伟大的王者，也是以水泽被苍生而赢得天下归心。从夏禹到格萨尔王的神话传说，其实都已超越了治水的意义，所有关于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从治水、治政到治国安邦乃至人格、人生境界都已融为一体。一座措哇尕泽神山，绝非我等一目了然的一匹骆驼，在藏民心中它就是格萨尔王的化身，那座较大的山峰叫格萨峰，较小的山峰则以格萨尔王后珠姆的名字命名。
这座山看上去不过两三百米高，然而这只是我们的一种错觉，其海拔实际上超过了4600米。一条自唐代以来从中原通往吐蕃的唐蕃古道，就从山中通过，这是文成公主走过的一条路，鄂陵湖畔还留下了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迎亲滩。这座山如今又称牛头山，山顶伫立着一座纯铜铸造的牛头雕像，因此而得名。要爬上山顶不容易，还未爬到半山腰，光天化日之下忽然乌云翻涌，一场暴风雪顷刻间席卷而来。但一座被经幡簇拥的牛头碑，连漫天大雪都遮挡不住它执着而顽强的身影。这座黄河源头的标志碑于1988年国庆节落成，为玛多县政府所立，又名“华夏之魂河源牛头碑”，那碑上铭刻着我倍感亲切的字迹，是胡耀邦同志题写的“黄河源头”，下面还铭刻着十世班禅用藏文题写的“黄河源头”。这里无疑是黄河源头，但还不是我要追溯的黄河源头，有人一再提醒：“一些旅行社以及许多不明就里的旅游者把这里当成了黄河源头，而真正的黄河源头，还在距此150多公里的曲麻莱县麻多乡境内。”这样的提醒是必要的，如今很多黄河源头的县乡，为了开辟黄河源头的旅游业，都在明里暗里地较劲，从玛曲上游的约古宗列曲到玛多县的黄河源风景区，一路上竖立着数十个黄河源标志碑，每一座碑都会把你引向一个可能的源头。若从广义看，这些箭头所指的每一个方向都是对的，但人类想要探寻和抵达的显然不是这样一个泛指，而是想要看见黄河的第一滴水是从哪里诞生的。对此，游客们并非不知道，有的旅行社也并非为了讹人，但很多游客走到这里，就再也难以往前走了，不是不想，而是没力气，就像我，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不甘心就此止步，离黄河源头越来越近了，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起来，非要看个水落石出不可。
上山，下山，一番折腾后，天很快又放晴了，一对姊妹湖又映现出了蓝天白云。
鄂陵湖，古称柏海，又称鄂陵诺尔、鄂灵海，在藏语中叫错鄂朗——蓝色的长湖。藏语比汉语更真切、更传神，你看那被蓝莹莹的天空映衬得蓝莹莹的湖水，若用汉语来形容，不知要费多少笔墨。这个湖处于玛多县西部的一个凹地内，状如一个东西窄、南北长的金钟。
过了巴颜朗玛山，又见一片水泽，水色忽然为之一变，这是扎陵湖，又称扎陵诺尔、查灵海。扎陵湖和鄂陵湖一样，同处于玛多县西部构造凹地内，但形状恰与鄂陵湖相反，东西长，南北窄，湖心偏南浮现出一条乳黄色的带子，就是黄河的主流，将湖面一分为二，一半水色碧澄发亮，一半水色微微发白，在藏语中意为“白色的长湖”。
这对姊妹湖，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曾被人类视为黄河的源头。她们是黄河源区也是黄河上游数一数二的淡水湖，海拔在4000米以上，其中鄂陵湖是一个大的高原淡水湖。一条大河上下共有四大淡水湖，黄河上游就占了四分之三：鄂陵湖、扎陵湖和宁蒙河段的乌梁素海。黄河中游一个大湖也没有，黄河下游仅有一个东平湖。而在四大湖中，黄河源头就占了两个，这一对姊妹湖对黄河有多么重要，看看这些枯燥的数字就明白了个大概：鄂陵湖水域面积约610平方公里，比扎陵湖（约526平方公里）大近100平方公里，蓄水量约107亿立方米，是扎陵湖（约46亿立方米）的1倍多。无论从哪方面看，鄂陵湖都是大姐，扎陵湖是小妹。若从云端俯瞰，这姊妹俩又恰似一只蝴蝶。其实，如果没有巴颜朗玛山这一道天然堤相隔，这一对姊妹湖就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湖，即使被分隔，也如黄河一脉相连的孪生姊妹。
这里，我尽可能以逼真的方式描述出这一对姊妹湖的形象，但我不敢保证那些数字的绝对准确性，哪怕是地理教科书，记载的也只是一个大概数字。我一直深感用过于精确的数字描述江河湖泊其实是最不精确的，尤其是黄河这条深不可测又变幻莫测的大河，时时刻刻都在变。对于我们这些行色匆匆的过客，满眼都是浮光掠影的风景，蓝天、白云、湖水、草原、寺庙、经幡……这一切在我们眼里都是如此神奇，却恍如梦境中浮现出来的幻影。这也让我深感美丽的脆弱，总是担心这样的美景会像海市蜃楼一样稍纵即逝。
这姊妹湖畔就是一片高原牧场。来之前，我就看过这里的风光图片，那些戴着毡帽、骑在马上的康巴汉子，一只胳膊露在外面，像闪光的青铜。在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中，这如同人间绝域的高原却孕育出了天地间最不绝望的生命，从骨骼到性格，他们一个个如此坚毅、刚烈与强悍。他们的脸孔也是这样，这些浓眉大眼、帅气逼人的藏族牧人，大多是康巴汉子。他们是地球上最剽悍、最英武的男子汉。这让我下意识地觉得，这雪山冰峰烘托起来的高原，甚至就是唯独适合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的生存环境也特别适合他们放牧的牛羊。
我从未怀疑过那些照片的真实性，然而，在这湖畔，我偶尔看见的几个牧人却像我一样打不起精神。每经停一个地方，我都会走过去和他们攀谈。短暂的停留，让我结识了一个叫才仁达杰的牧人，他和我岁数差不多，刚过天命之年，这让我们两个民族的兄弟，至少在沟通时没有代沟。不同的语言多少会有一些障碍，但如今的藏民，时常和天南海北的游客打交道，大都能懂一些汉话，只是说出来的话，就像他们盯着这片水土的眼神一样生硬。但只要一提过去，他们的眼神里就立马闪烁出兴奋的光芒，瞬间就像图片上的那些康巴汉子一样精神焕发，连生硬的汉话也变得流畅起来。
过去，其实也并非久远的过去。假如倒回去二十年，才仁达杰还是一个剽悍而英武的康巴汉子，像我在照片上见过的一样。那时候他养了一千多只羊，到了夏季，湖畔的牧草长得又高又密，成群结队的牛羊往草丛里一走，站在远处几乎都看不见了。那时除了牧人们放养的牛羊，“这草原上还有野牛、野驴和藏羚羊，多着呢！这海子里的鱼也多着呢！那湖心岛上的天鹅、大雁、红脖子鱼鸥、青麻鸭，多着呢！那时唯一比现在少的就是人……”，才仁达杰连比带画地跟我说。我听懂了他的意思，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一车一车拉来的游客，更没有那些神出鬼没的淘金客，连天上的白云、眼前的湖水也比如今悠闲、自在，天地间的一切都静悄悄的，能清楚地听见鱼儿在水里冒泡的声音、羊儿嚼着青草的声音。这湖边的水草把牛羊喂养得一个个膘肥体壮，光滑的皮毛油光发亮，这让它们很容易成为某些凶猛野生动物的猎物。那些家伙一般很难被发现，它们特别善于伪装，把自己伪装成草原的一部分，然后在草原深处悄悄逼近。但这些康巴汉子和他们的牧羊犬眼睛特别尖，鼻子也特别灵，一下就能嗅到危险的气息。但血腥恐怖的场面还是时常会出现，那一堆堆在阳光下静静发光的白色骨骸，就是牛羊被凶猛的野生动物吃掉后又吐出来的骨头，过了多少年还留在这里，这高原上，好像没有比骨头更硬的东西……
一个藏族牧人的讲述，远比我的描述更加逼真，但我难以直接转述，只能大致说出他所表达的意思。那些凶猛的野生动物，大多是熊和狼。狼的出现是一件很突然的事，哪怕是出现在一个牧人的回忆中，也让我猛地一惊，一只狼出现了，马上就会冒出一群狼。那时候这里的狼还真是多着呢！才仁达杰说着，忽然发出一声嗥叫，哪怕是人类的模仿，也是那样凄厉瘆人。才仁达杰告诉我，它们嗥叫，不是因为饥饿，而是为了表达它们吃饱喝足了的心情。这嗥叫声离牧人的藏包很近，近得同人类的生活几乎没有距离了。只要一听见狼嚎声，睡梦中的牧人一下子就惊醒了，他们的羊圈或牛栏里可能又出事了。果然又出事了，羊圈、牛栏里充满了血腥味，顺着滴洒的血迹，你就能找到一堆血淋淋的、白生生的骨头。还有的狼特别可恶，它们只吃掉了牛羊的五脏六腑就扬长而去了，连羊肉牛肉都懒得吃了，好像吃腻了。但你还真是拿这些狼没办法，没有一条狼是好惹的，谁要惹恼了它们，它们就会疯狂地跟你玩命。才仁达杰指着湖边的一片沼泽说，就是在那儿，一个牧人不知怎么把一条狼给惹火了，一下从四面八方呼啦啦拥上来几十条狼，紧追着那骑在马上的牧人，但它们是跑不过一匹马的，等到狼群赶到时，牧人已经躲进了自家的房子里。藏民的房子都是用坚固的石头砌起来的，再多的狼，也不可能攻破那像石头城堡一样的房子。但再坚固的房子也有空子可钻，这些狼竟然用它们的脑袋撞碎了窗户玻璃，一条一条地扑进了屋子……
这让一个倾听者惊愕不已，我不敢相信那一幕是真的发生了，但愿它只是一个传说。但人类生活与野生动物的领地越来越近，甚至出现了交叉和重叠，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一堆堆白森森的骨骸，既有兽骨也有牛羊的骨头，这是生命的证据。一直有人在追问，究竟是野生动物侵入了人类的生活，还是人类入侵了野生动物的领地？这个问题，无疑只能由人类来回答，答案很复杂也很简单，这是人类过度放牧出现的一个灾难性的先兆。这里只说一个事实吧，当年那茂密的牧草，牛羊怎么也吃不完。于是乎，一个才一万来人口的玛多县，竟然发出了“突破百万牲畜”的号召，那百万牲畜，玛多人根本就放不过来，于是当地政府又再次发出号召，对于愿意来玛多放牧的，不但分给他们草场，还无偿提供良种牛羊。结果呢，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景，很快就被牛羊啃得只剩了紧贴着地面的草根，然后又被高原鼠兔啃得连草根也不剩了。这让野兽们已无藏身之地，几乎活不下去了。在被人类逼得走投无路后，它们只能追着人类放牧的牛羊，被逼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也让人类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在玛多县城玛查理周围也有不少哈熊和狼群出没，它们盯着的目标也许不是越来越少的牛羊，而是越来越多的人类。
随着草场大面积沙化，降水量越来越少，黄河源的河流湖泊开始大面积缩水，那支离破碎、干涸嘶哑的水泽四周，敷衍着一片稀薄、焦黄的草地，连几只浮在水汊里的水鸟，看上去也死气沉沉的。而在这无边的荒凉与沉寂中，连高原反应也比以前严重了。这是植被遭受破坏、空气中含氧量减少的必然反应，别说我们这些来自高原之外的人，连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民也有高原反应了。
才仁达杰伸出一根黑炭似的指头，指着鄂陵湖和扎陵湖之间的一条沙沟说，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水滩呢，可眼下连湖底都露出来了。这条水沟干涸了，扎陵湖的水位就下降了。当水沟变成了沙沟后，湖边的浅水就变成了沙滩。一个牧人也许不知道湖水下降背后的原因，却眼睁睁地见证了湖水一天天萎缩，随之而来的便是草场的大面积沙化。他用靴尖踢开一堆沙子说，你看，这地方过去是没有沙子的，水草长得好着呢！可现在，土里的沙子全都露出了，堆起来了，里边一点土都没有，连草根都没有了。
一个牧人的眼神，忽而在回忆中闪烁发光，忽而在眼前的现实中一片焦渴，而在他忽闪忽闪的眼神之间，我那不祥的预感变得异常强烈。这是黄河源区生态恶化的第一个征兆，早已不是预感，而是事实，那就是河流、湖泊的干涸与萎缩。这里仅以玛多为例，这个黄河源头第一县又有“千湖之县”的美誉。以前，这其实是大打了折扣的美誉，玛多远不止一千个湖，县境内分布着四千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然而，一个打了折扣的美誉，如今眼看着却越来越不美了，就在这近二十年来，玛多县就有三千多个小湖泊在天地间蒸发了。再看整个黄河源区，原有六千多个湖泊，在1998年至2001年的两三个年头里就差不多干涸了一半。一条长河从源头流来，沿途接纳了众多的小河流之后，穿过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等河源湖泊，才形成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干流或主流，这些已经干涸或正在加速干涸的湖泊，就是汇聚为黄河主流或径流的主要水源。
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没水大河干。这是俗语，也是常识。
看看这一对姊妹湖吧，她们被人类誉为“黄河源头的两颗明珠”，但与二十多年前的图片相比早已黯然失色。明珠也许只是一个比喻，而这一对姊妹湖作为黄河源区的两大蓄水池却是名副其实。可眼下，只要你走近湖边，俯身一看，就能看清楚水位有多低，从历史水位留下的痕迹看，至少比过去降低了2米多。我来这里时，还算好的。而在此前，这贯穿两湖间的黄河干流曾以连续三年跨年度断流的灾难性事实，向人类频频发出警示：1997年1月至3月，玛多县附近的黄河干流首次出现断流；1998年10月20日至1999年6月3日，在跨年度的近八个月时间内，扎陵湖至鄂陵湖河段持续断流。其后，黄河源区还连续两年出现黄河干流跨年度长时间断流。
走笔至此，昨夜的一个谜底已经解开：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曾斥资近亿元，在鄂陵湖注入黄河处建起了黄河源第一座水电站，就叫黄河源水电站。翻检当年的报道，这座水电站“载入了中国水电建设史册，还将以24亿立方米的库容在河源大地造就一大奇观，为扎陵湖、鄂陵湖这两个‘姊妹湖’再添新姊妹，塑造亮丽风景……”。不能不说，建这座电站是非常必要的，玛多是青海省最后一个无电县，这是一个造福一方的民生工程，诚如时任玛多县县长杨英所说：“电是玛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建镇（县城玛查理镇）四十多年来，县、乡机关和各个单位及牧民都是靠着柴油机、家用太阳能及蜡烛、煤油灯工作、生活。进入新年后，县政府所在地和黑河乡、扎陵湖乡三个地方首先通了电，我们非常高兴。电为我们的新生活、新经济带来了希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无电县的历史刚刚宣布结束，很快就因黄河源头断流而无水发电，一个无电县又重新点燃了摇曳的烛火。
若仅从数据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从大背景看，三江源区占了黄河总水量的一半左右，黄河源流在玛多县的年均径流量也有7亿立方米，这足以驱动一座年均发电量还不到2000万度（千瓦时）的发电站。何况此前，黄河在历史上虽说出现过下游断流，但还从未出现过从源头就开始断流的现象。然而，这已是谁都可以眼睁睁看见的现实，就在鄂陵湖注入黄河的水口，在裸露的湖底和河床间，只有几个被太阳炙烤着的小水凼闪烁着、颤动着，那倒伏在污泥中的水草散发出腐败的腥臭味，而我在张大嘴呼吸时，只能把刺鼻的气味大口吞下去，那种恶心呕吐的感觉又一阵一阵翻涌上来了。
湖泊的大面积缩水，直接减少了黄河的径流量。尤其可怕的是，大河上下，还一度出现上游和下游同时断流，这首尾呼应其实是互为因果的，结果便是一条神龙既不见首也不见尾，无头无尾了。黄河源头的断流，也直接导致源区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有些严重的地方地下水位下降超过10米，这让难得喝上黄河水的玛多人，连喝上地底下的井水也越来越难了，随着水井水位越陷越深，水桶上的绳子也愈来愈长。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一个致命的后果是造成水循环模式改变，水源涵养调节功能明显下降，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壤水分丧失，地表植被死亡，草场大面积退化、沙化，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干涸的湖泊变成盐沼地，大片湿地变成了灾难性的“黑土滩”或旱草滩。这是一系列恶性循环必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有专家预测，如果黄河源区的生态系统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恶化下去，几年后，玛多那“千湖之县”的美誉将会彻底名存实亡，如果连黄河流经的第一县都没有了水，那么前人追溯的一个个黄河源头都将沦为假设，一条长河或许又将回到大禹“导河自积石”的历史开端，以积石山为源头。
对于大自然，二十来年只是沧桑中的一瞬间，对于人类，则足以把一个壮年变成一个两鬓沧桑的老人。而我看着这低沉而疲倦的湖水、枯萎发黄的草场和一个与我同龄的牧人，真有一种老人式的苍凉。对于牧人才仁达杰，哪怕是椎心之痛，在二十来年的岁月嬗变中也会变得缓慢而迟钝，在他黝黑的脸上也看不出来。而当他下意识地扭头回望着什么时，那皮肉松弛的脖子已凸显出弯曲的青筋。我也问过，一个牧人能靠这五十来只羊养活一家人吗？才仁达杰却笑着说，他眼下最担心的不是一家人，而是这一片草场够不够他这几十只羊吃。那笑里，透出苦涩，更透出某种欲说还休的无奈。很多牧人，为了养活他们的牛羊，不得不离开这一方水土，赶着牛羊去转场放牧。然而，这里曾经就是青海最好的高原牧场之一，哪里又有比这更好的牧场呢？想象当年一个年轻的康巴汉子，骑在一匹藏青色的骏马上，一路荡气回肠地唱着《格萨尔王》，在一片高原旷野的远景中呼呼地抡着牧羊鞭，风起云涌般地指挥着那一千多只羊，就像指挥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神气得不得了！一个牧人骑着一匹瘦马，赶着一群稀稀拉拉的羊，走进一片稀稀拉拉的草地，那身影越走越远，越来越小，化作一团模糊的影子。忽然觉得，这个牧人，很可能就是扎陵湖草原上的最后一个牧人。这突如其来的感觉，又使我心里蓦地涌来一阵阵酸楚，那是一种比高寒缺氧更强烈的感觉。
很多疑问都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匆匆过客无从解答的，但有一点我心里非常清楚，当人类频频回首过去，很可能是我们今天出了问题，而一旦出现这种纠结的目光，甚至让他们看不到明天。
三、看不见的黄河
在一个牧人逆着时光的背影之后，我们又一次上路，继续向黄河源头挺进。挺进，是我们的导游桑却江才对大伙儿的激励，还真是让不少人又挺起了精神，但我依然走不出一个牧人留下的阴影。
而接下来的路愈加艰险，一条沿着鄂陵湖边缘蜿蜒的砂石路，像波浪一样跌宕起伏，这条路被往来司机戏称为搓板路，而我们的藏族司机兼导游桑却江才则充满了藏民特有的幽默感，他说这是一条“会跳舞的路”。这个比喻很形象，但跳得最厉害的不是路，而是越野车。这样的路旅游大巴很难开进来，只有马力强劲的越野车，才可以在这山道上行驶。我们这辆越野车上，连我一起共五个游客，这是驴友们在玛多县城的临时拼车。车开得不快，但跳得厉害，我连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是这车上年岁最大的，几个年轻人这时候精神头还挺足。有人说在这么美的一个地方，连颠簸也是一种美，可很快就美不起来了，一车人浑身一震，猛地就怔在那儿了。在高寒缺氧的地方脑子反应慢，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车轮陷在一个泥坑里了。不过一旦反应过来了，每个人都很自觉，全都下去推车。在这高原上，稍一用劲心口就憋得慌，感觉一口气堵在心眼里，想吐却吐不出来。那个难受劲儿，难以形容。车轱辘在烂泥中打滑，桑却江才在车上拼命地踩油门，那轰鸣声连空气都震动起来。一车人，弯着身子，总算把这辆车从烂泥坑里推出来，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溅满了泥巴，一个个都像是从泥淖中挣扎出来的。大伙儿上车时，我还站在那烂泥坑边喘息，这也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我总是最后一个上车，坐在最后一个位置上。然而，此时，我却望着一片多年来养成的冻土发愣。由于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江河、为生态而上下奔波，对冻土我多少了解了一点。高原冻土是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说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而这条路无疑是修在冻土上的，它变得这样起伏不平，出现这么多坑坑洼洼，很可能是路基下更深处的永冻层正在消融，这对高原是最具破坏力的，冻土退化必然会引起地下水下渗，从而进一步引起土壤含水量的下降，直至引发湖泊河流的水位下降。
但愿事情还没有我想象得那样糟糕，但我心中那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我只能从理性上安抚自己忐忑而错杂的内心。生态毕竟是一个系统，仅从一两个征兆来看，虽说也能看出某些端倪，但若要看出全貌，还得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路，像我忐忑的心情一样变得更加坎坷了，一会翻过一座山包，一会蹚过一条小溪，50多公里的路，比我从南中国海滨到青藏高原的路还要遥远。如果以一个游客欣赏风景的眼光看，再遥远、再艰险也不虚此行，无论你把镜头对着哪个方向，摄入的都是绝美的风景。
在抵达黄河源头之前，还有一个湖泊必将出现——星宿海。这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湖泊，位于玉树州曲麻莱县麻多乡境内麻涌草原北面，东与扎陵湖相邻，西接黄河干流玛曲。这里也曾长久地被人类视为黄河源头，难以逾越。一个人走到这里，才能设身处地地体验到，那些全凭徒步跋涉的前人走到这里有多么艰难和凶险，在古人心中，“河上通于天，源出星宿”，他们能不畏艰险地走到这里，或许就是有这样一种虔诚的信仰和信念在支撑着他们。
在藏语里，星宿海名为错岔，意为花海子、斑斓湖。但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宽几公里至十几公里的一个不规则的盆形湿地。这不是水的海子，而是花的海洋。有些花很常见，如报春花、紫云英，但它们能在这高原上长得鲜活多姿，却也分外难得，没想到这些寻常野花的生命力如此坚韧。还有很多花是我闻所未闻的，如高山紫苑、垂头菊、马先蒿、点地梅，在桑却江才的指点下，我才认得了它们，记住了它们的名字。一个人走到这里，一枝一叶都值得你终生铭记。自然，我最关心的还是水，一条黄河从这花海子中流过，却几乎看不见。哪怕走到了这盆地中的最低洼处，也看不出哪里是主流，只能看见一些散落着的小水洼和水凼。在阳光的照耀下，大大小小的水泊闪烁发光，看上去还真像满天闪烁的星斗。
来之前，我在西宁翻检清朝大臣杨应琚编纂的《西宁府新志》。杨应琚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对青海的生态极为关心，他一生身体力行，大力提倡种树种花，还亲自“引流种树”。他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成的《西宁府新志》，为我们呈现了当时的星宿海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形如葫芦，腹东口西，南北汇水汪洋，西北乱泉星列，合为一体，状如石榴迸子。每月既望之夕，天开云净，月上东山，光浮水面，就岸观之，大海汪洋涌出一轮冰镜，亿万千百明泉掩映，又似大珠小珠落玉盘。少焉，风起波回，银丝涣散，炫目惊心，真塞外奇观也。”在枯燥的史志里，极少有如此形象生动的笔墨。可如今乾隆版的《西宁府新志》已是绝版，乾隆年间的星宿海也成了绝版的风景。
两百多年的岁月也许过于久远，那么还说近二十年吧。20世纪90年代末，著名生态探险家曲向东和他的考察团队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驾车从黄河入海口逆水而上，最终抵达了黄河源头。当他们抵达河源地区后，那急遽萎缩的冰川、湖泊、河流以及令人揪心的高原牧场和湿地的严重退化，被他们拍摄成了影像，而这些影像公开展示出来后，让许多对黄河以及黄河源区原本不太关心的人，也突然绷紧了神经。十年后，2009年6月，曲向东和他的“Ⅱ度计划”考察队再赴三江源地区探险考察，这一次他们还特意带着生态探险摄影家茹遂初于1976年拍摄的黄河源星宿海照片，他们寻找到茹遂初当年拍摄的地点，再次拍摄了黄河源星宿海现状的照片，对比之下，让许多人愈加感到了极为强烈的反差。从1976年到2009年，三十多年的沧桑变化，当年的星宿海已经名不副实，一个星罗棋布的美花海子，已然变成了干涸的湖底、苍凉的戈壁……
然而，眼前这个星宿海比照片里那个星宿海更惨，其惨烈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了鄂陵湖和扎陵湖那一对姊妹湖。这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古老湖泊。如今的湖岸已退缩了三四十米，这让黄河干脆把它撇开了。由于不再与黄河相连，这传说中的花海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孤儿，已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内陆湖，甚至连湖也算不上，实际上已是一片濒临干涸的湿地。而我从进入玛多后，在遣词造句上就极为谨慎，实在不忍心用“惨不忍睹”这一类的词语来形容这个在清人眼中“大海汪洋”一般的星宿海，那一缕缕气若游丝的水流，恰似人类脸上那悲惨以至绝望的泪痕。从鄂陵湖、扎陵湖到星宿海，一路走过来，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已经干涸或正在干涸的湖泊，离黄河源头越来越近，我心里却越来越绝望，我们还能看见那个传说中的黄河源头吗？当一条万里长河从源头就开始断流，人类又是否真切地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机？
接下来，人们还要面临两难甚至三难选择，在星宿海上源就是前人早已发现的“三山之泉，溢为三支河”——扎曲、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这三支河都曾被前人认定为黄河源头，那么，我们又将走向哪儿？
当大伙儿的眼光一齐看着桑却江才，他没有犹豫，就把我们带上了一条路。
那是一代又一代人追溯黄河之源的一条路，同那些远远走在前面的先辈相比，我们只是亦步亦趋的追踪者。这条路一直在玛曲河谷里穿行，只是人类与河流的方向背道而驰，河流一路向东，我们则一路向西。玛曲是黄河源头最初形成的第一段干流，在藏语中，玛曲之意就是黄河。这让我在心里不禁暗叹，最了解这条河的，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苍生。就在古往今来的人们上下求索时，这里的藏民早就认识到玛曲就是黄河之源了，而一旦发生洪灾或干旱，藏民们就会聚集在长风与经幡中拜祭河神。经幡只是我们眼中的风景，却是藏民虔诚而崇高的信仰。而我们要抵达黄河源头，无论是哪个源头，从星宿海往上都必须先穿过一条16公里长的玛曲河谷。若要抵达黄河源头的约古宗列盆地，这条河谷是一条必经之路。说是河谷，在一片土黄色的悬崖深壑间，几乎看不见那一线黄河在哪儿，但见一路上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经幡，让人频频产生河水流淌的幻觉。经幡飘拂处，是一座座以石块或石板垒成的祭坛——玛尼堆，这些石块上刻有佛像、慧眼、形形色色的吉祥图案和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我虽不知所云，也会下意识地投去虔诚的一瞥。
约古宗列盆地，是一个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约60公里的椭圆形盆地。那环绕盆地四周的山岭，如同低垂在天边的一抹阴云。若从高处环顾四周，整个盆地就像安放在天地间的一口大炒锅，在藏语里，约古宗列的意思就是“炒青稞的锅”。在这口大锅子里，散落着一百多个小水泊，这和星宿海有些相似，但不像漫天闪烁的星斗，却排列得如同神秘的星象，仿佛暗藏着几分玄机。无论有什么玄机，大自然终将暴露一切。但在桑却江才等藏民眼里，这不是什么星象，而是一把被撒在锅里的青稞。仔细一看，还真是像青稞，那些小水泊是青色的，闪烁着青色的光芒。
走进这盆地，地皮很软，像踩着沼泽，感觉大地在脚下蠕动着，正瓦解着下沉。在那些零零星星的小水泊之间，又见一片支离破碎的高原牧场，风吹草低，不见牛羊，只见东蹿西跳的鼠兔。在这里，除了人类，唯一还活跃着的生命就是这肥硕的高原鼠兔了，它们这样四处乱窜，有时也难逃被车轮碾死的悲惨命运，在留下斑斑血迹后化为一小堆白骨。此时，当我们进入它们的领地，或是脚步声惊扰了它们，它们又开始东蹿西跳，引得游人一片惊呼。我倒没有大惊小怪，似乎早在预料之中。这是黄河源区生态恶化的第三个征兆，在高原鼠兔出没之处，暴露出一块块如同斑秃的红土和黑土滩，哪怕长草的地方，那稀稀拉拉的草丛也是一片枯黄。而我在扎陵湖畔邂逅的那个牧人，一直是我脑海中抹不掉的阴影。假如他转场到这里放牧，又该把目光下意识地转到过去了，然后跟我历数这二十年来的沧桑变化。
追究高原鼠兔异常猖獗的缘故，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人类滥捕滥猎野生动物，这其中就有鹰、狐等鼠类天敌。一旦没有了天敌，以食草为生的高原鼠兔和以食草根为生的鼢鼠便日益猖獗，它们的繁殖能力和生命力远远超过人类。据有关方面调查，地处黄河源核心区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每年被鼠类吃掉或破坏的牧草，据说相当于三百万只羊一年的饲草量。这些鼠类既吃草又吃草根，它们把草根四周的深层钙积土挖出来抛撒到地面，这些浮土又压抑了植物生长，让生态原本就十分脆弱的高原牧场退化为一片片“黑土滩”，加剧了黄河源区沙漠化的进程。在黄河源区，已经出现了间歇性的沙漠，只是人们出于谨慎，还没有将其正式列入沙漠，大多称之为沙化或荒漠化。多少年来，黄河源区的州县一直把消灭高原鼠害作为当务之急，但鼠害分布广，控制难度大，灭鼠年年都是当务之急，高原鼠类却愈来愈猖獗。人类可以轻易地摧毁生物链中的某一环节，但在生态系统不断恶化、生物链出现断裂的情况下，人类单凭某种单一的方式恢复生态，只能是效果极为有限的无奈之举。其实，高原鼠类在任何岁月都有，它们本身也是生物链中的一环，在草原植被处于正常的环境中，通常不会导致数量失衡，而一旦失衡，就是整个生态系统出问题了。
玛多这个黄河源头第一县，也成为草地退化、沙化、荒漠化最严重的第一县，已经把牧民们逼到了无处放牧的境地，一个人口仅有一万多人的玛多县，就有七千多人沦为生态难民。那个在扎陵湖畔放牧的才仁达杰还算幸运的，玛多的大多数牧民都只能忍痛挥别他们世代相传的羊鞭、牛鞭，开始了另一种谋生方式，由传统的放牧、游牧转为集中定居，由单一的畜牧业转向劳务输出、养殖种植、商贸经营、民族手工业、旅游服务业。我觉得这也是一条必然的路。加剧草场退化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超载放牧，让他们走出草场是人类对自然的让步，如果再不采取退牧还草、封山育林等措施，继续在超出自然生态承载能力的状况下过度放牧，必将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和自然灾害，在加害自然的同时又加害自己。另外，让他们走出原本就不适合人类生活的高寒山区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国家层面到当地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把生态难民转化为生态移民。在途经玛多县花石峡镇时，我还特意去参观了一个有三百多户的生态移民新村。花石峡镇位于玛多县境东北部，距县城玛查理近70公里，是将原清水、花石峡、黑海三乡撤乡并镇后设立的一个大镇，人口比县城玛查理还多一千多人。该镇地处山原、河谷地，东邻措那湖南岸，一幢幢色彩鲜明的藏式小楼，依山傍水，只是那水也干涸萎缩得厉害，只剩下一点水的意思了。
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除了藏民家里特有的吉祥图案和色彩绚丽的藏式家具，电视、冰箱、电脑等电器一应俱全。从盖房子到这些家用电器，国家都是有补贴的。尤为重要的是，此举一举多得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他们的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等诸多难题。近年来，随着来黄河源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吃上了旅游这碗饭，有的搞起了民居接待，有的表演藏族歌舞，还有的制作和销售藏族特有的石雕、藏毯等民间工艺品，看样子生意挺红火。这里原本就是从西宁通往黄河源区的一条必经之路，又是去果洛州首府玛沁和玉树州的分岔路口。在玉树大地震时，这里是一条生命通道，如今这里也成了这些生态移民的一条重生之路。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巨大的生态灾难，远比一场地震来得更可怕。地震是在短时间内极具摧毁力的灾难，而生态灾难则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更深远、更漫长的毁灭性。当然，无论是谁，当生活的轨迹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都会有一个从无所适从到慢慢适应的过程。很多移民在搬迁之后，对以前的游牧生活依然充满了难以割舍的眷恋，觉得没有牛羊的生活很不习惯，但这些特别纯朴的藏民也懂得，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牛羊更重要，那就是像生命一样重要的水。
我们的司机兼导游桑却江才也是一个生态移民，他生于玛多县扎陵湖乡的一个牧民世家，2010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恰好那年扎陵湖乡的一部分牧民要实行移民搬迁，他们全家将要搬到玛多县城玛查理镇的移民新村，这让他没怎么想就选择了一所职业学院的旅游专业。像他这种年轻一代的藏民，对城镇新生活比父辈祖辈更有适应能力，一个深山独居户能够搬进县城里，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太多的犹豫，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那甚至是一种深深的吸引。或许就从他们这一代人开始，先辈们那世世代代的游牧生活，将从赖以为生变成一种淡淡的乡愁，甚至是一种传说。
站在约古宗列曲边上，远眺雅拉达泽山巅的积雪，我高度近视的双眼里或许也在闪烁冷寂的光泽。约古宗列不仅是一个盆地的名字，还是藏民对一条河流的命名。常见有人把约古宗列曲和玛曲有意无意地混为一谈，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准确地说，约古宗列曲只是玛曲的上源之一，也可以说是玛曲的一条支流。当约古宗列曲与玛曲的另一上源卡日曲交汇后，自汇口以下的干流才称之为玛曲。当玛曲流经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后，一条长河的干流才可称之为黄河，当她从大地的裂缝中流过，蓝得比地图上那条长河还要沉静幽深。
桑却江才还将继续带着我们往上追寻，但他发现大伙儿有些打不起精神。他眼珠子转悠了一下，忽然指着与约古宗列曲一脉相连的玛曲问：“你们看它像什么？”这个藏族小伙子的声音激动又急切，还没等我们回答，他又抢先说出了答案：“玛曲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名字，孔雀河！你们看像不像？这数不清的水泊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五光十色，真像是孔雀啊，哗一下开屏了，多漂亮啊！”
他的声音和手势，充满了对一条母亲河的感情，但我心里却又涌上一阵莫名的酸楚，这条孔雀河，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也会变成一种传说。
四、世间最纯净的诞生
每一条河流的源头都是山。一阵阵耳鸣，不知是因为海拔太高，还是呼呼的风声和水声从耳畔掠过。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寂光泽的雪山和微微泛蓝的冰峰。那是巴颜喀拉山脉，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也是黄河的源头。对于人类，那是一个永远充满了神秘感的存在，离它越近，越是神秘。你眼睁睁地看着它，感觉已是最后1公里了，但一条在高原上蜿蜒而行的土路却像永远没有尽头。
兴许，在这憧憬与抵达之间就是人类的极限。又想到那些在万水千山中左冲右突、苦苦求索黄河源的前辈们，那时根本就没有路，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更没有精确的地图，其环境之恶劣、行程之艰难，都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更不说切身的体验，他们又是怎样跨越一道道难以逾越的艰险？
这里就从共和国诞生之初开始追溯吧。1952年8月，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组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河源查勘队，这也是中央政府直属机构第一次组成科考队，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黄河源区进行全面查勘。这么多的“第一”叠加在一起，突显了这是人类探寻河源的又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开端。这次查勘，由黄委办公室主任项立志担任队长，主要队员有董在华、周鸿石、史宗浚等专业技术人员。这次查勘的大背景和大目标，是为了全面收集黄河全流域基本情况，为从根本上治理黄河做准备，还有两个具体任务：一是查勘黄河源河势，看有无发电筑坝地址；二是“共和国第一任河官”、黄委主任王化云提出，在查勘黄河源的同时，查勘从长江上游通天河调水入黄河上游的引水线路（即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因此，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南水北调工程的查勘。8月中旬，项立志率队从河南开封出发，十二天后抵达青海西宁。不怪他们行动迟缓，只怪那时的交通还很落后，不过，同那些骑着骡马或徒步跋涉的古人相比，他们的速度已足以用神速来形容了。
然而，过了玛多，查勘队也只能像古人一样艰难行进了，能骑马的地方就骑马，连马都迈不过的坎，那就只能全凭人类的两条腿穿滩涉流、徒步跋涉了。白天翻山越岭，夜里在帐篷里宿营，那些简陋的勘测设备和生活物资全靠牦牛驮运。那时候进入鄂陵湖、扎陵湖一带，便是只有野兽出没的无人区，虽说也有先人在这里披荆斩棘地走过，但在他们离去后，这里很快又重新回归到它荒无人烟、一片沉寂的自然状态。查勘队在这人间绝域里穿行二十多天，不说路途艰苦，几乎是无路可走，既没有精确的地图，又没有向导（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向导，也从未上过河源），在这茫茫荒野中他们对自己走到了哪里、到哪里去，都难以判断，河流成了唯一的方向，他们只能一路追踪着黄河逆水而上，一条原本就如涓涓细流的黄河在湖泊湿地变得支岔众多，很难辨别哪是干流哪是支流，这让他们有几次把黄河干流给弄丢了，不知绕了多少弯子，才又摸索着把黄河重新找了回来。
这还不算什么，最考验他们的还是那种高原极地气候。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的第三极（不仅指珠穆朗玛峰，而且指青藏高原），其气候恶劣不只是绝对温度的严寒，其风云变幻和温差之大让人难以适应。这也是我的切身体验，我刚爬到一座山上，不是极顶，只是半山腰，想要看清楚那条一直看不见的黄河，忽然乱云飞渡，狂风乍起，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瞬间把我打入冰雪世界，除了没被埋没的经幡，天地间一片雪白，寒流让我龇牙咧嘴，牙缝里嘶嘶作响如同冷笑和狞笑。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在咆哮的狂风中只听桑却江才在粗暴地吼叫，让我赶紧从山上退下来。刚刚退下来，忽然又云开日出，太阳一出来就相当暴热，这让你忽而冷得浑身哆嗦，忽而又热得张口喘息。我来这里已经入伏，这是青藏高原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而查勘队当年在此查勘时，已是中秋前后，青藏高原的气候已如同严冬，他们在风雪肆虐的高原艰难地跋涉，4米长的测量标杆，在怒吼的狂风中要三个人手攥着绳拉，才能艰难稳住标尺，同时还得在风雪中稳住自己的身体。狂风裹挟着冰雪扑面而来，吹得人根本睁不开眼，一睁眼就泪流不止，但他们必须睁开眼，贴在经纬仪冷冰冰的镜头上观测。等到一个地方观测完，眼泪已经冻成了冰凌，那标尺连同人的双腿已被大雪埋下了一截。冻疮是每个人都少不了的，每个人冻裂的指头上都贴满了胶布，而最容易受伤的还有鼻孔，无论是伤口流出的鲜血，还是眼里流出的泪水，很快都会凝结成冰凌。
在这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的高原上，他们却从天刚亮一直干到天黑。回到了宿营的帐篷里，还要在摇曳的灯光下计算、绘图，仔细核对测绘数据。夜晚的气温最低降到零下36摄氏度，一顶顶帐篷在暴风雪夜的高原上不停地晃动，但从帐篷里透出的一线线微弱的灯光却久久不灭，每个人都冻得浑身发抖，连手里的笔也握不住，只能用唯一的温暖——心里的一团火来焐热自己。哪怕睡着了，也会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头疼欲裂，恶心呕吐，心口憋闷得就像死神死死压在你身上……
他们的经历，有些我体验到了，有些我永远也体验不到。同他们相比，我只是一个21世纪的高原过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他们则要用更漫长的时间、更艰险的方式去经历和体验。这次查勘，从当年9月下旬进入黄河源区，考察行程5000多公里，实测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2625平方公里），于12月末返回河南，每个人都是带着一身冻疮和伤痕回家的，如同死里逃生一般，而迎接他们的是妻儿久别重逢的热泪。
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一支由六十余人组成的队伍，历时六十余天完成了新中国第一次对黄河源区的查勘。这次对黄河源区的全面查勘，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其行进路线、查勘范围、工作深度也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任何一次河源勘查：一是初步掌握了黄河源区的基本情况；二是测绘了从长江上游引江入黄的大致路线，并首次提出从通天河调水100亿立方米的初步设想，为南水北调的前期勾画开了先河；三是通过实地考察，明确提出了“约古宗列曲应为黄河正源”。这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历史评价，具有难以改写的权威性。那么，新中国第一代黄河人又是如何确定黄河正源的？据说，就在查勘队苦苦寻觅黄河正源时，搜集到了一首在巴颜喀拉山北麓传唱的藏族民谣：“马塞巴，雅达约古塞；约塞巴，雅合拉达合泽……”意思是“黄河之水哪儿来？约古宗列。约古宗列的老家在哪儿？雅合拉达合泽……”雅合拉达合泽在藏语里就是万水之源的意思，这座山是长江、黄河、柴达木盆地的分水岭，它横亘在约古宗列盆地的西南方向，远远就能看见，那也是我们正要奔赴的方向。
从积石山、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海、约古宗列盆地到约古宗列曲，这每一个地方，都曾是前人走过的路的尽头，而每一个人类足迹的尽头都曾被认为是黄河源头。但从约古宗列曲走到其源头，还有一段说起来很短、走过来很难的路。终于，一块白色石碑闪现在约古宗列西南边的山腰间。
桑却江才尚未开口，一车人就已感觉到，黄河源到了，这一次是真的！
眼前这块大理石标志碑，哪怕被高原直射的太阳照得白得耀眼，也能看见“黄河源”那三个大字。但一看就知道，这并非1952年秋天立下的那块碑，当年的查勘队员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根本不可能以精雕细琢的方式来打造这样一块大理石碑，只是就近搬过来一块石头，刻上了“河源之石”四个大字，就立在这泉眼边上了。而在此后的地图、地理教科书中，均以此为标准：“黄河源出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雅合拉达合泽山东麓的约古宗列曲。”一块标志碑，在物换星移中数度更迭，但那源泉之水还在当年发现的地方，我一看就傻眼了，那是一眼仅有三四平方米的小泉眼，小得简直只能用眼角去看，没见泉水往外奔突，却像几滴泪水在眼眶里团团打转。泉水里依稀可见一颗颗浑圆的石头，泛出冰凉的寒光，有一种透心的清凉。桑却江才生怕我们小瞧了这泉眼，又赶紧解释说，这是一个终年不冻的泉眼，从这儿冒出的泉水又融进了盆地内，浸渗出一条条小溪流，才逐渐形成了一条小小的泉水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一缕如淡蓝色轻烟般的涓涓细流，就是约古宗列曲。如果这就是万里黄河的源头，一条黄河仿佛是从他的指缝间流出来的，再往前走，才渐渐有了一条小河的模样，宽不过10米，深不过半米，在浑圆的石头间倒也流得汩汩有声……
难道这就是黄河正源？这实在让人有些难以理喻，不光是我，几乎所有围在泉眼边上的人，都在不可思议又怅然若失地摇头，但这不会影响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地图、地理教科书和地理出版物上的标准答案。而同样作为标准答案的，还有这次查勘中出现的一个颠倒性错误。凡到过黄河源的人都知道，从玛多过来首先进入的是鄂陵湖，然后才是扎陵湖，鄂陵湖在东，扎陵湖在西，这也是此前的黄河探源者早已搞清楚了的，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查勘却把两湖的位置颠倒了。要说，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由于河源地区的环境极其复杂，加之当年的测绘设备还很落后，难免会在时空中出现错位，然而这一错位却让前人的正确答案变成了错误，此后的地图、地理教科书和出版物也纷纷修正前人的历史性错误，结果却是跟着一起犯错。这一错位其实很快就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却一直延续了二十六年，直到1978年后，经青海省政府重新考察核定，并报请国务院批复，才正式恢复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时空中的实际方位。
这次查勘的历史，足以反映人类在时空中的局限和渺小。一个人对自身的确认很难，对一条大河源头的确认就更难了。每一条河流都拥有太多的源头，黄河又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河流之一，若要在纷纭复杂的水系中正本清源，绝不像李白的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直接和痛快。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地上下求索，从最初的“两处茫茫皆不见”到在艰难的跋涉中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一次一次地修正错误，经历一个比黄河还要漫长的过程。在这条漫长的路上，除了那些前赴后继者在岁月中长途跋涉，还有多少未竟的大河探源之梦？
一种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光芒，来自高原上的太阳。这过于耀眼的阳光，让我下意识想起一个曾经与太阳合为一体的伟人。又仿佛，我一直是沿着一个伟人的思路在前行。
一个无人不知的事实，一代伟人毛泽东虽然降生于长江流域的湘江之滨，却对黄河情有独钟。黄河，像一个深奥的命题，深深地吸引着他。而一条伟大的河流，也在向一个划时代的伟人发出挑战，他一生曾多次萌生过把黄河从头到尾走一遍的想法，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还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推心置腹地进行了数次长谈。在斯诺眼里，毛泽东不亚于美利坚的华盛顿。这让这位美国人在两位伟人之间产生了很多的联想和遐想。一次，他问毛泽东：“如果您卸去领袖重任，最想去做哪些事情？”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回答，骑马沿黄河流域考察。这绝非一个心血来潮的想法。1952年秋天，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考察黄河时，半开玩笑地对黄委主任王化云等陪同人员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真想骑着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我要看看黄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未解之缘，在岁月嬗变中一直延续着。1958年8月，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大跃进”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一个被汗水湿透了的身影，久久伫立在郑州兰封县（今兰考县）东坝头。这个季节，正是黄河汛期，河水猛涨，浊浪翻滚，站在防洪大堤上，也能感觉到洪水带来的震撼。看着眼前这条惊心动魄的大河，毛泽东沉声说，他要在这里横渡黄河。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越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越是充满了挑战的勇气和征服的气魄，但保卫人员绝对不敢让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去冒这样大的风险，在反复的劝阻之下，毛泽东最后只好作罢，但横渡黄河，对毛泽东，依然是一个执着而强烈的念头。一年之后，又是洪水滔天的汛期，毛泽东来到山东泺口视察黄河，又对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就是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季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开始显现，毛泽东置身于远离尘嚣的庐山，呼吸着山野里清新的空气，内心却充满了隐忍不言的焦虑和忧患。在和身边的卫士们闲谈时，他又一次感慨地谈到了自己平生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可使我多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官员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在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三大志愿是毛泽东一生未竟的夙愿，而他骑马考察黄河的想法，一度提上了议事日程。透过他的这次谈话，很显然，他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此时他已经有了很清晰的思路，他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是想从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和人文地理上来完成一次对黄河从头到尾的行走。
转眼，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到了1963年秋天，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主持下，国民经济逐渐好转，让一个民族遍体鳞伤的三年困难时期也终于成为历史了，这让毛泽东似乎有了一种少有的轻松，他再次想起了自己多年未竟的夙愿，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身边的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自然是知道毛泽东这一夙愿的，也是深知毛泽东的性格的，他马上开始落实。1964年元月，这一重任最终落在了内蒙古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图门毕力格图的身上。汪东兴向图门做了交代，并强调，这是绝密行动。很快，骁勇善骑的图门毕力格图便带领一支精干的骑兵小分队，沿途考察内蒙古境内黄河沿岸的十八个旗县。谁也不知道执行这次任务的核心意图，只有图门心里清楚。
这是一次历尽奇险的考察，早春的黄河上游还是冰天雪地，一个个渺小的身影，在荒无人烟的荒漠、戈壁和被冰雪覆盖的草原上，风餐露宿，艰难前行，除了他们和一些游弋在荒原上的狼群，几乎看不到还有别的生命存在。他们此行，从黄河上游沿岸的地形、文物、历史、风土、人情，到社情、道路、人员成分、政治环境等，都是必须详细了解、了如指掌的。在整理成材料后，又像战争年代的情报，以绝密的方式火急送到中南海。但有的任务是勇敢的图门无法完成的，这是另一些人的使命。入夏之后，又有一批专家、学者怀揣着秘密使命，走上了他们考察的路线，从专业学术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考察。在此期间，一匹匹千挑万选出来的马匹也陆续运抵北京，同时秘密抵京的还有那些勇敢而又忠诚的骑士，每一个都是武艺、胆略、骑术十分精良的战士。每天除了训练和等待命令，谁也不知道他们将要执行怎样的任务。
当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依然是等待，等待来自中南海的明确指示，随时整装待发。
这一等又是两个年头，到了1966年夏天，又是一个去黄河源考察的最佳季节，但接下来的一切已经没有悬念，这些剽悍的骑士等来的不是出发的命令，而是一场让无数人猝不及防的风暴。那一场长达十年的风暴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中国。这一年，毛泽东七十三岁，毛泽东以节奏缓慢又十分强劲的方式横渡了长江，但他却放弃了黄河之行。从此以后，毛泽东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提及他一直想去的那个地方——黄河源。这是他一生未能成行的思路，也是一个伟大的遗憾。
就在毛泽东与世长辞两年过后，1978年夏天，又有两支黄河源区考察队不约而同地出发了。一支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查勘队，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经过四个月的查勘，他们对长江通天河至黄河源区的三条引水线路和十七个引水坝址进行了综合考察和测量，并对扎陵湖、鄂陵湖进行了一次更深入的查勘。在黄委查勘黄河源时，青海省从来没有袖手旁观。他们这次查勘，以青海省测绘局为主，并邀请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根据测绘数据，他们不但纠正了扎陵湖和鄂陵湖二十多年的时空错位，并且按照国际上认定河流正源的标准，明确提出卡日曲才是黄河正源。
按照国际标准，即河源唯长、流量唯大、与主流方向一致，同时还要考虑流域面积、河流发育期、历史习惯等因素，在扎曲、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这三支河流中选择一条作为黄河正源。那么，最上游的扎曲首先就被排除了，它流程最短，水量又小，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干涸，只能算作约古宗列曲的一条支流。三选一变成了二选一，又拿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相比，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要长近30公里，流域面积要多700多平方公里，水量也要大两倍多，在旱季也不会干涸断流。因此，以卡日曲为黄河正源是不二的选择。至此，人们长期以来的苦苦求索似乎终于有了一个正果。又按卡日曲的发源的山脉认定：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各姿各雅山。
然而，后世修改前人的错误，往往会犯下又一个错误。而人类要做出下一个判断，又得再等许多年。到了1985年，黄河正源又再次被颠倒过来了，经多方查勘和论证，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确定玛曲（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这其中的一个根本理由是，卡日曲并非一条独立的河流，实为约古宗列曲的一条支流。就这样，从1952年到1985年，人们用三十三年的时间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新中国第一代黄河探源者最早确定的那个黄河正源。黄河水利委员会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的玛曲曲果竖立了“黄河源”标志碑，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块白色大理石碑。黄委是代表水利部在所辖流域内行使水行政管理权的中央政府直属机构，这块碑，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一块标志碑。如果可以确认，那么这就是黄河源头的第一块标志碑，也是黄河源头的最后一块碑，这是一条长河的开端，也是一条探源之路的终点。但我发现，黄委对此也并未给予绝对的确认，他们的正式表述还是相当谨慎并留有余地的，并未把黄河正源绝对化，而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的约古宗列盆地，由此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区），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
黄委以约古宗列盆地为黄河源头，而不是以更确切的约古宗列曲为源头，这意味着，一条大河正源还没有最后定案。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将以此为设定标准。设定，我觉得还是用“设定”这个说法相对准确，对这样一条“河情特殊，极其复杂难治的河流”，也可谓是世界上最变幻莫测的历史长河，一切都只是人类暂时的设定，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些教科书里的标准答案只是相对标准，而非绝对标准。如此，我们才能以不那么标准、不那么确定的认知方式，去接近大河上下的真相。
然而，哪怕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标准，也依然存在广泛的争议。在与我同行的一位游客手上，就有一本由地质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地图册，明确标示卡日曲为黄河源。他以这本地图册向我们的导游摊牌了，非要去看看那个真正的黄河正源卡日曲不可。这位游客的心情可以理解，对于我们这些长途跋涉、历尽坎坷来黄河源头一探究竟、一睹芳颜的游人，谁又不想求得一个正解呢？但把一条长河走到了尽头，却依然是无穷无尽，那个黄河源头，仿佛越来越遥远，越来越迷茫。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有人问你到了黄河源没有，你该怎么回答，到了，还是没到？
这样的问题估计会经常出现，桑却江才显然有着丰富的经验。为了让每个人都不留下遗憾，他带着我们几乎走遍了每一个被人类设定的黄河源头。
从约古宗列曲走向卡日曲，海拔还在不断上升。在高原上，其实没有明显的正在上升的感觉，唯一的感觉就是太阳照着越来越冷的身体，最后我连皮夹克都穿起来。这种寒冷的感觉不是来自高原上的太阳，好像是来自远方的雪山和比雪山更高的冰峰。每次下车后徒步穿行，桑却江才都走得很慢，越来越慢，一个年轻的藏族小伙，其实可以走得很快，是我们拖了他的后腿，此时我两腿像浮肿了一样拖都拖不动了。就算你腿脚矫健，也千万不要性急。
我在黄河源区奔波时，很多人都给我讲起一段不幸的往事。1990年5月，黄委设计院测绘大队作业一组组长杨广成，一个年方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带领八名年轻组员执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测绘任务。那是他第一次上青藏高原，一上来就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据说平时身体越棒的人，高原反应越是强烈。这只是一种说法，不一定对。但在高原上放慢节奏，可以减小高原反应，则绝对是正确的。但杨广成当时还太年轻了、太性急了，为了赶快完成任务，早点撤离这令人头痛欲裂的高原，他没有放慢节奏，而是加快了速度，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两个月才能干完的水准测量任务，他带着一帮小兄弟只用了二十天加班加点就完成了，又连夜转移到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境内的第二个测区。高原测绘，原本就是高强度的、艰险的工作，他又如此拼命，在坚持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挺不住了。组员们赶紧找来当地的藏医，诊断后，那个藏医痛心地责问，为什么不早点把病人送到医院？有些话藏医没说，但心里十分清楚，晚了，对于一个生命，一切都为时已晚，小伙子的肺部多日前就已出现水肿了，这对于来自高原之外的人是致命的。而在青藏高原，从深山中的测绘作业组驻地到治多县医院，也是非常遥远的。第二天，一辆救护车终于开来了，兄弟们把杨广成抬上车时，杨广成一边艰难地呼吸着，一边安排一位骨干临时负责，还布置了接下来的测绘任务。而无论是杨广成本人，还是他的哥们，当时都太年轻了，还根本无法参透生与死之间的界线，谁也没有预感到这一别竟是他们的永别。两天后，7月12日，杨广成就在治多县医院病逝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从日月山、阿尼玛卿山、巴颜喀拉山一路走过来，这也许是他一生中走过的最遥远、最漫长的一条路，却一下就走到了他短暂生命的尽头。一条风景绝美的路，成了他的不归路。
这是一个为黄河献出的年轻生命，也是对每一个走进黄河源头的人发出的生命警示。或许是被一种共同的心绪笼罩着，我们一个一个都老老实实地跟在桑却江才后面，这样缓慢而有秩序的行进，在进入黄河源后还是第一次出现。或许，人类从自然进程向社会进程进化，就是在某种莫名的敬畏和神圣的期待中进行的。当秩序井然而心无旁骛时，每个人心中只有一个憧憬已久的目标——黄河之源。
传说中的卡日曲，终于在我们盘桓已久的那条山道尽头出现了。
无论是“约古宗列曲说”“卡日曲说”还是“多源说”，这都是一个从来就不会缺席的主角。而在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的两难选择中，还有一种比较中肯的“南北二源说”，认为“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下的卡日曲河谷和约古宗列盆地，分南北二源”。此说以玛曲为黄河干流，把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都作为玛曲的两条支流，自然也是黄河源头的两条源流（南北二源）。如果撇开主流说法的傲慢与偏见，我觉得这是最接近黄河正源真相的一种说法，至少也可以作为参考答案。
卡日曲的出现再次让我感到震惊，这同我走近约古宗列曲那个泉眼是一样的感觉，不是被一个伟大的发现而震惊，而是被一种渺小的存在所震惊。那从各姿各雅山山坡切沟流出的五缕小泉，就是一条大河诞生的源泉，而更早的孕育与分娩，则是白云深处那冰峰雪山的融水。一缕缕缓慢溢出的小泉渐渐交织聚集在一起，化作一片透明的泉水从藏民拜祭河神的经幡中闪烁而出，那经幡已经天长日久了，仿佛已与这源泉结成了永世之缘。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从此流入山坡上的一道切沟，然后流入平坦而又狭长的卡日曲河谷，在沙砾与野草、海子与溪流交错的荒原上，由西南缓缓流向东北，她将穿越100多公里的峡谷，在巴颜禾欠山与约古宗列曲汇合。至此，她的历史使命就已完成，在她与约古宗列曲的结合处，就是玛曲，一条万里长河从此诞生了。
如果说这就是一条大河的源头，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一样，也许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她实在太弱小了。或是李白诗歌的渲染太深，许久以来，我对黄河源总有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狂想，很容易把黄河的源头想象成飞流直下的瀑布，充满了从天际云端跃入大地河谷的磅礴气势，但想象中的瀑布无论在哪一个源头都没有出现。如果出现，那必将是高山雪崩、洪水滔天的巨大灾难。事实上，哪怕再伟大的河流，它的伟力也不是从刚一诞生就拥有的，而是一点一点地积聚起来的，那个积聚的过程和这条长河一样漫长。这样一想，你就能冷静地正视眼前的一切了。这水虽说没有想象中那种如同瀑布的狂野与激情，却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纯净的水，纯净得像婴儿慢慢涌现的眼泪，每一滴水都是那样晶莹、纯真。看了这清澈见底的水，你的心也会清澈见底。这世间，又有什么比纯真、天真更真实的呢？这让我猛地惊觉，恍然大悟，一条河流的诞生，恰如一个婴儿的诞生啊！
这也许就是我看到的一条大河诞生的真相，也是真谛。
卡日曲，在藏语中意为红铜色的河。一条清澈得通体透明的小河，又怎么是红铜色的河呢？我深信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民不会看走眼，凝神看，在阳光的照射下，卡日曲正焕发出红铜色的光泽，一片彤红如流血的母腹，让我怆然泪下。
五、失血的源头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那就是征服与挑战。无论哪一个既定或设定的黄河源头，在人类仰望或远眺的目光下，永远都不会成为终点，他们还将以无与伦比的执着，一次次推翻认知的极限，把一条大河的源头继续往上推，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河流发育史专家、地矿部研究员杨联康成为徒步考察黄河全程的亘古第一人。他应该是当年走得比所有人都要远的一个黄河探源者，这让他又有了一个惊世的发现，在巴颜喀拉山脉的山脊发现了拉郎晴曲，他认为这才是黄河真正的源头，比约古宗列曲长约30公里，比卡日曲长约11公里。然而这还不是尽头，近年来又有探险科考人员远远超越了杨联康这个亘古第一人，一直深入卡日曲上游的那扎陇查河，这条河在青海省“三江源头科学考察”中，曾被认为是卡日曲最长的支流，但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黄河上源应该从这里算起。今非昔比，那些探险家、科学家一旦发现了新的黄河源头，就能用随身携带的GPS进行定位，测出精准的经纬度和长度，然后标注在自己的地图上。而根据他们的测定，那个写进了教科书中的黄河全长（5464公里）一下又延长了300多公里（5778公里）。一条母亲河又往上延伸了300多公里，这让多少黄河儿女、中华儿女倍感自豪。然而，当你仰望巴颜喀拉山北麓那斑驳的积雪，俯瞰卡日曲河谷和约古宗列盆地那穷窘寒碜的草地，又是否感觉到，一场巨大的生态灾难正在降临，甚至早已降临。
河源向上延伸，是黄河源区自然生态系统恶化的又一灾难性的征兆，表明亘古的冰川正在加速消融，雪线正在人类的步步紧逼下不断退缩。近年来，一座座千年雪山渐渐不见了踪影，在高原的脊梁上化为了流水。如果这还不足以引起人类的警觉，还有一个极端的、触目惊心的案例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呼——珠穆朗玛峰变矮了！
大自然从来不会以孤例示人，它会以一连串的惨烈灾难让世人在震惊中觉醒。
2004年4月，由于冰川加速融化，在陡峭的山形和强降水的联合作用下，一场冰川雪崩发生在大禹导河的积石山阿尼玛卿山西侧，顷刻间，天地震荡，山河动摇，一座华夏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导河之源、在藏民心中被尊奉为黄河之祖的神山，仿佛又回到了女娲补天之前的昏天黑地，崩塌下来的冰川裹挟着冰碛物，如天塌下来一般扑向清水河、权隆河、达玛曲河汇入的曲什安河的河谷处，在那塌陷的天空之下又有谁能幸免于难？而一场灾难发生后还将引发次生灾害，崩塌物堆积成一道纵向3公里、横向5公里、平均厚度超过300米的冰雪大坝，被堵塞的河道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从上游流来的河水没有了出路，全都涌进了这个堰塞湖里，随着水域面积的不断扩大和蓄水量的剧增，一道由砾石和冰川碎屑组成的冰碛坝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又加之坝体本身松散多孔，每天都在松动。随着气候变暖，冰雪消融瓦解，一座冰湖溃决的危险越来越大。到了2005年6月，积石山再次发生冰川崩塌，一座以灾难的方式形成的冰湖又终于以灾难的方式溃决，崩塌的山体形成巨大的泥石流，眨眼间又冲毁和埋葬了数个村庄……
每一场灾难给人间带来的浩劫，都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直接换算，譬如说生命。在尖锐的阵痛之后，顷刻间爆发的灾难还将遗留无穷的隐患与后患。众所周知，那一座座高过云端的雪山和冰川就是孕育江河的真正源头，也是一座座固体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何尝不是对李白诗句的一种正解？在季节的轮回更替中，雪山冰川的融水一直是江河的源泉，而年复一年的冰雪又将覆盖消融的冰雪，这是大自然处于正常状态的良性循环，从而保持了雪山冰川永恒的存在。但如果雪山冰川以近年来的非正常速度加剧瓦解和消融，在短时间内，它将直接引发冰湖溃决、山洪暴发、冰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积石山已以惨烈的灾难验证了；从长远看，还将造成水资源严重短缺、河流湖泊干涸断流，而由于干旱缺水又必将带来荒漠化。有专家预言，如果冰川消融的趋势以现在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到2050年，中国三分之二的冰川将不复存在；到2100年，几乎所有的冰川都将融化殆尽。若专家的预言一语成谶，那将是人类乃至天地万物的大灭绝。
我一路追踪而来，从河流湖泊干涸、多年冻土消融、草场植被退化、高原鼠灾泛滥到冰川雪崩，这种种征兆其实只是一种灾难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它们是不分先后、不分彼此、互为因果的，由此形成了一种导致黄河源区自然生态不断恶化的恶性循环、一种随时处于崩溃状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追溯黄河源之前，我也曾探访过青海湖，愈演愈烈的荒漠化，也同样是青海湖难以逃脱的命运。随着注入青海湖的七十多条河流干涸断流，环绕这个大湖的草地变成荒滩、盐碱滩乃至沙漠，一些专家早已发出了警示，这个中国第一大的内陆湖泊正在演变为第二个罗布泊。在一个大湖死亡之前，死亡的气息已经开始弥漫，早在十多年前，就在一条注入青海湖的支流里，成群结队的湟鱼逆流而上准备产卵，这是它们的生命本能，它们却难以本能的方式预测，一条让它们怀孕、生育的母亲河，已经变成了死亡之河。由于水量锐减，大批湟鱼因搁浅而死亡，而一条河流已经连把它们遗体带走的力气都没有了，层层叠叠地堆成了一条半米厚的死鱼墙，那些面对着青海湖张开手臂兴奋地叫喊的人啊，又是否看到了发生在他们背后的悲惨一幕？这样的悲剧，离人类已经很近了。
当我一路追踪时，也在一直追问，这一切灾难的背后推手又是谁？
追根究底，无非又是两大原因，一是自然原因，一是人为因素，说穿了就是天灾人祸。
从自然原因看，无论是体制内的专家还是绿色和平等民间环保公益人士，均高度一致地指向了一个世界性的罪魁祸首——全球气候变暖。在黄河源头，这也是一切灾难的源头。气候变暖的原因非常复杂，但人类也难辞其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以煤炭和石油为主的石化燃料加速度把人类推向了现代化进程，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由此而产生所谓的“温室效应”，让地球越来越热，持续处于高烧状态。而在加害大自然的同时，人类也成为直接受害者。从更直接的人为因素看，从黄河源到三江源原本都是人烟稀少甚至阒无人迹的自然王国。在新中国第一支黄河源查勘队深入源区时，过了玛多基本上就是无人区。而近三十年来，一片在雪域高原沉睡的净土再也难得清净，一个与世隔绝之地，变成了一个黄金宝地。
一个千疮百孔的黄河源，最早为害的不是鼠辈，而是人类。就在玛多县扎陵湖乡，有一大片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人类乱挖乱采的红金台沙金矿区，一首在淘金人中传唱的青海花儿《沙娃泪》唱出了他们一路辗转跋涉的悲苦：“哎，出门人遇上了大黄风，吹起的沙土打给着脸上疼，尕手扶栏下着走不成，你推我拉的麻绳俩拽。哎，连明昼夜地赶路程，一天地一天地远离了家门，风里雨里的半个月整，到了个金场里才安下了心，哎把毡房下给在沙滩上，下哈个窝子了把苦哈下，铁锨把蹭手着浑身儿酸，手心里的血泡着全磨烂……”在这“一路上的寒苦哈说不完，沙娃们的眼泪淌呀不干”的血泪诉说里，也再现了淘金者当年日夜兼程、纷至沓来的情景，虽说艰苦备尝，矿难如麻，但很多人也在这里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玛多县也在开采金矿资源中开创了一个西部贫困县的财富奇迹，一度跃居青海省乃至全国的首富县，从1980年至1982年，全县人均年收入连续三年在全国位居第一。然而，玛多县的金矿都是高寒山区的沙金，采金对原本就极其脆弱的生态植被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人类的破坏远比鼠辈要厉害得多，到1998年，淘金者已把一座红金台翻了个底朝天。当金矿资源开采殆尽，留下的只有千疮百孔的淘金坑，而这种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致富之路，只能是竭泽而渔，不可长久持续，换来的只是得不偿失的生态灾难，一个玛多县很快又从一个富甲中国的首富县沦为了一贫如洗且遍体鳞伤的贫困县。
危机与灾难，我一直在不断地重复，我知道我在重复，只因人类一直在重蹈覆辙。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将受到大自然的报复。——这可不是我的独白，而是伟大导师恩格斯对人类发出的警示。当人类在一场又一场致命的自然灾害中惊醒时，又有多少人觉悟到这自然灾害首先就是人类造成的？然而，灾难总是突如其来，而人类的觉悟总是来得太迟。那个灾难性的后果也不是没人知道，但人类总是太急功近利。一轮淘金热过去了，还有一轮又一轮的淘金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蝗虫一样扑向黄河源区的草场，有的人拿着尖嘴的锄头在一座座山上挖虫草，有的人是来抢摘黑枸杞，这都是比金子还贵的“软黄金”。这已不是掠夺，而是洗劫，甚至是一场天地人间的大浩劫。一边是人间为利益而争斗的暴力冲突，一边是天然植被的毁灭性灾难，而人类对付大自然的工具，一转身就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同类。在黄河源区的草地上，一亩地的草场出现两百个鼠洞不稀奇，每走半步便有一个，但比鼠洞更多的还是人类挖出的数也数不清的沙坑，寸草不生。
往更深处追溯，从修建铁路、公路、水利水电工程，开发矿产资源，到过度放牧、垦荒，都是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神圣名义出发的，而追根究底，自然生物链断裂的过程，就是人性撕裂的过程。每次一想到黄河源区那些价值数以百亿计的地下矿藏，我的神经就下意识地绷紧了，如若当地政府毅然决然地要开发那些矿藏资源，随时都可以找到理直气壮的理由，如发展社会经济、改变西部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民生等等，都可以找到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借口。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借用一句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否则黄河源区的自然生态和一切的自然生态必将万劫不复。
这里还以玛多为例。玛多从来不是玛多人的玛多，也不只是黄河源区的玛多，而是三江源的核心区域。一个地方对生态的破坏很快、很容易，而修复太难、太沉重。这也是一个地方难以承受的，其间暗含了一种危机转嫁方式，最终只能由国家来埋单，实际上就是由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是公开的秘密，如今很多曾经滥开滥采的地方，都在以“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的名义，“积极争取国家项目和资金，对以往的矿山环境进行恢复治理”。而无论从国家战略还是国家责任看，都必须保护三江源的生态环境，维护黄河、长江这两大母亲河的健康生命。为此，国务院从2005年正式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工程，按照当时的总体规划，国家投入75亿元，计划用七年时间，使三江源区域的退化、沙化草地得到治理和恢复。
玛多县作为黄河源头第一县，又被列入青海省退牧还草重点县，自然是这次治理的重点。从2006年红金台淘金坑一期治理开始，采取了推沙填坑、回填表土、栽种林草、封育围栏、河道治理等措施，而我此前提及的、正在进行的生态移民，也可谓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让步，给自然生态让出了一个自然恢复的空间。除此之外，人类对自然的良性介入也是很有必要的，如在旱季通过人工降雨对草原进行雨水补济，就有助于自然生态恢复生机。《周易》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有生育万物之德，“人法地，地法天”，既善待山水，又效法自然，这其实就是天地良心。当人类尊重和顺从大自然，很多事都会顺其自然地发生，生态系统一旦有了生机，自然就有了自我调节功能，但要真正构筑起一道生态屏障，人类还任重而道远。尽管目前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了“初步控制”，但显然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从2014年开始，按照国务院部署，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同时启动，实施范围从黄河源区的15万余平方公里扩展到近40万平方公里，总投资预计比一期工程增加两倍多。有专家指出，这彰显了中央治理三江源生态的决心，如果说一期工程是在严峻而紧迫的生态危机中启动的“应急工程”，二期工程则是“常态化、持续性的保护升级”。
一位明智的专家曾这样对我说，从黄河源到三江源，乃至整个青海，其实根本就用不着开发，只要把自然环境保护好了，就是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对青海最大的爱护。
青海省一位副省长也说过类似的话：“青海是经济小省、生态大省，对国家GDP的贡献有限，但保护好三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对国家的贡献就是巨大的。”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正确的观点。青海拥有近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内地的两三个省，人口不过六百万，仅相当于内地一个地级市的人口，而且大多聚居于省会西宁以及州府、县城，而青海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只要围绕对自然生态伤害相对较小的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绿色生态环保产业谋发展，其社会经济和民生便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而青海省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可以说掌握着中华民族的命脉，维系着黄河、长江、澜沧江湄公河以及众多中小流域的命脉与生态。这三大江河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名列前茅的大江大河，长江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大河，黄河为中国第二、亚洲第二、世界第五的长河，澜沧江湄公河为位居亚洲第三的国际河流。这一条条伟大的河流，孕育于三江源这同一个子宫，而孕育她们的伟大的母亲，就是青海。而对于青海，又有什么比维持这三条大河的健康生命更伟大的事情？
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是黄河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源区乃至黄河上游的职责和定位都相当明确，他们对黄河源头的每一次查勘，绝不仅是为了确立一个黄河正源，其根本目的还是对黄河源区的生态环境、水文、水资源及其演变趋势进行综合勘测。近年来，黄河人特别强调整个黄河流域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实又岂止一个黄河流域，天地万物都是一个系统。作为一个置身局外的旁观者，以前我最关注自己的感受，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对某个河段、某个局部的感受，而现在我也像黄河人一样，习惯于把整个黄河作为一个系统来看，这让我把关注的目光延伸到了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
从生态看，黄河源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态保护和水土涵养，若要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首先必须维护黄河源头生态系统的平衡，这对维持黄河中下游的生态平衡起着积极的保护作用，直接关系到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旦失去黄河源头这个生态屏障，整个黄河的生态系统从一开始就会陷入紊乱无序的状态，甚至导致系统性崩溃。从水利尤其是宝贵的水资源看，黄河源区为黄河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年径流量（约204亿立方米），以其海拔高度又加之如此丰富的水资源，黄河源区既是黄河水塔，也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发动机”——这是黄委原主任李国英做的一个比喻，而要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就必须使发动机具有强劲的“造血”功力。
谁都知道，若要化解这一场灾难，只有全球采取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积极使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冰川才有可能回归常态，黄河源区的生态灾难才有可能得到根治。然而，谁都知道，那是相当艰难的事，远水解不了近渴，在人力尚不能完全改变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情况下，唯一能解近渴的、迫在眉睫的，只有打通与黄河源一山之隔的长江上游通天河，为黄河源区这个发动机提供强劲的“造血”动力。回到1952年，新中国第一支黄河河源查勘队就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查勘，如今中线、东线工程已经投入使用，但西线工程却一直迟迟未能上马，究其原因，一是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二则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进亦忧，退亦忧，这是一个士大夫在人间王国的处境，如今也是人类在自然王国中进退两难的处境。在奔赴黄河源之前，我与时任黄委主任的陈小江也曾触及这个话题，与陈小江的一夕谈，让我在抵达黄河源区之前就有了某种提前经历的意味。西线工程最终能否上马，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而陈小江再三重复着一句话，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任何真理“只要再走一小步，哪怕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对此，我心领神会。实话实说，作为一个局外人，又从不甘心置身于局外的人，我也觉得西线工程应该谨慎，再谨慎，从黄河源到整个三江源的生态实在太脆弱了，人类在这里动土，必须比在太岁头上动土还要有敬畏之心。在做出极为谨慎的抉择之前，遏止黄河源乃至三江源的生态危机已刻不容缓。就在我奔波于黄河源区时，又从黄河最上游的西宁局（西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获悉，8月下旬，陈小江带领工作组抵达青海省海南、果洛、玉树三州，考察黄河源区水生态环境修复状况。从鄂陵湖、扎陵湖到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源标志碑，我在这条路上眼睁睁地看到的一切，他们也必将看到，而以黄河人的专业眼光，对黄河源头的水质、水量、气候、植被变化等环境要素，无疑会比我这个门外汉有更理性、更深切的感受。尤其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塔拉滩、切吉滩、木格滩（俗称“三滩”），那是黄河上游风沙危害和土地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他们也脚踏实地地深入调查了，那也是我这次探源之旅的一个重点，但我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抵达时我已经离开了。在玛多，陈小江一行看望、慰问了玛多水文勘测人员，那是黄河源头的守望者，也将是我接下来要以一个专章来叙写的。这是一次不约而同又失之交臂的探源之行，对于我，看过了，把这一切忠实地记录下来，我便做完了我想做的、该做的一桩事。对于他们，这还只是一个自然段落，一条在天地间流淌的自然河流哪怕再漫长也有尽头，而一条流经人间岁月的长河，永远没有尽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是中国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黄河又是一条河情特殊、灾难深重、极其复杂难治的河流，被称为“中国之忧患”，而当她的源头成为忧患之源时，必将是这条大河上下之忧。如果说拯救黄河源，就是拯救整个黄河，那么拯救自然生态，就是人类的自我拯救。
尽管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但在心里我一直把黄河像母亲一样敬着。追溯祖先的血脉，我也是从中原黄河流域辗转迁徙到江南的客家民系，但我既不是一个朝圣者，更不是一个探险者，从来就没有挑战极限的妄念。一个年届天命的人，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血气和冲动，走到这里，我已抵达了生命的极限。从一开始，我的想法就很简单，就是想看看一条大河是怎样诞生的，这是我对黄河源头一往情深又难以按捺的憧憬。从憧憬到抵达，然而转身，一条路的终点变成了一条长河的开端，却再也没有出发时那种悲壮，只有不可名状的惆怅与悲哀。我相信，每一个有幸抵达过黄河源头的人，都会产生某种强烈的不幸之感。我们母亲河的生态环境，从源头就开始恶化了。当一条长河的源头变成了忧患之源，许多人甚至不相信这就是黄河源头。
当我转身离去之际，又一次下意识地蓦然回首，视野里的一切都被青藏高原的阳光清晰地照亮，那静穆的雪山冰峰倒映在水中，你只能用冰肌雪骨、冰魂雪魄这些人间最干净、最圣洁的词语来形容。一朵一朵白云低得就像在眼下掠过，恍若神仙驾来的祥云一样圣洁。藏民说，那是神。神，其实就是天意。冥冥中还有一种力量正在主宰着天上的雪线。有人把绕过积石山阿尼玛卿山的九曲黄河第一弯喻为“宇宙中的庄严幻影”，其实整个黄河源、三江源、青藏高原都是宇宙中庄严的幻影，一个被我频频使用的词总是在脑子里盘旋，绝美！在我心中，绝美不只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而且是绝无仅有之美，美得让人绝望，仰望她，让我下意识地想要跪下。
我们跟着桑却江才，按藏族仪式拜祭了母亲河的源头，就像完成了一次洗礼。
此时我的心情已如静水深流。这是我天命中的一条河，我将沿着一个伟人的思路，从黄河源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缓慢而冷静地走过自己的天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天命，黄河也有自己的天命。一个人从逆水而上到顺水而下，当你同河流保持一致的方向时，或许才会与这条长河有更默契的、高度一致的命运感。
天命如水，到时候你啥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