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

走向她，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她仰卧于波涛之上，世界一片安详。

阳光穿过尘埃，这大河上游比别处更多了几分尘世的苍茫。我擦了擦镜片上的一层灰尘，才看清楚一个母亲的形象。

每一条河流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让人铭记。尽管我憧憬已久，但是未承想到，一尊母亲的形象会塑造得如此完美。以天空、大河和逶迤起伏的群山为背景，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子，一个坦荡着胸怀的母亲，一种沉静自如的姿态，随着那优美的身体曲线像波浪一样起伏，亘古而绵长。我在刹那间感到了她的光滑与温软。一个光溜溜的婴孩，一个赤子，依偎在母亲怀里，像一条光溜溜的鱼在起伏的波涛中嬉戏。那顽皮可爱的模样，有一种天真而又出人意料的巧妙情趣。母亲微笑地，甚至有些羞涩地看着她的儿子，那眼神里，深含着的是一种疼爱。只有久久凝望，你才能感觉到那疼爱中隐含的忧伤。

她的神情让我的感动瞬间苏醒。啊，黄河，母亲！这不是一个矫情的比喻，在凝视她的那一刻，你会下意识地觉得，你和一个母亲、一条大河有了某种特殊的缘分。在这里，看不见急匆匆奔走的人，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她了，就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她，下意识地围聚着她。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团聚的机会。我心里十分清楚，这只是一尊雕塑，不是大理石，而是花岗岩。有人说，就是这黄河底下的花岗岩。这是一个神奇的事实，如果没有倾注赤子般的感情，谁又能在这顽石身上慢慢塑成人形？那基座上的水波纹和鱼纹图案，源自甘肃古老彩陶的原始图案，最早开始塑造它的是黄河上游的先民们，这些先民里或许就有你我的祖先。无论你现在生活在哪里，无论你是喝哪条河的水长大的，一个中国人，谁也无法割裂你同这条岁月长河的联系。

看见她，你会不知不觉地弯下腰，低下头。一个儿女面对母亲的姿态就这样不经意地完成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完成的。

看见她，你就能真正看见一条大河了。

一 世间最纯净的诞生

很突然，一条大河仿佛就是突如其来的，就像李白劈头就来的两句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李白的生命是与山河联系在一起的，他早已习惯于站在高山之巅，在某种巅峰状态下俯瞰大江大河。那么，这从天而来的黄河之水，李白到底是在哪里看见的？肯定不是在龙羊峡，更不是在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或卡日曲。盛唐的李白离黄河的源头还有遥远的距离，他是无法抵达我们今天所能抵达的黄河源的。据说他是在华山之巅看黄河的。大山，大河，极端地扩张了李白的视野，让他拥有了极豪放的气势。正因为这两句诗，黄河可能一直被误读了。其实我更喜欢他的《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如丝，太形象了，这就是我看见的黄河，虽比劈头就来的那两句诗少了一些狂野的气势，但也许更接近黄河的真相。

面对这条在岁月中哗哗流过的河流，我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起步。

每一条河流都有太多的源头。正本清源，对黄河，人类也有一个漫长的求索过程，然后一步步艰辛地接近。

此时是2012年夏天，这是我第二次走进青藏高原。第一次是去西藏，这一次是去青海。一直到出发时，我依然茫然。我要去探寻一条大河的源头，却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才能抵达那里。一个大方向是明确的，青海腹地，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这让我出发时有一种出征的悲壮，我已经预感到，这是我有生以来艰险而绝美的一次旅程。在我的知天命之年，这将是对我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

一种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光芒，来自高原上的太阳。

这过于耀眼的阳光，让我下意识地想起一个曾经与太阳合为一体的伟人。又仿佛，我一直是沿着一个伟人的思路在前行。

毛泽东虽然降生于长江流域的湘江之滨，却对黄河有着更浓郁的情结。黄河，像一个深奥的命题，深深地吸引着他，而这条伟大的河流，也在向一个划时代的伟人发出挑战。他一生曾多次萌生过把黄河从头到尾走一遍的想法，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延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如果您卸去领袖重任，最想去做哪些事情？”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骑马沿黄河流域考察。这绝非一个心血来潮的想法。1952年秋天，毛泽东在考察黄河时，又半开玩笑地对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等陪同人员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真想骑着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我要看看黄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终其一生，毛泽东未能成行，但在他的身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后继者在岁月中长途跋涉地走过。

一阵阵耳鸣，不知是因为海拔太高，还是呼呼的风声和水声在耳畔掠过。

太阳的光芒依然离我很近，几乎一直处在直射的状态，皮肤上有火焰一样的灼热，但我浑身发冷。在高原上，并没有明显的正在上升的感觉，唯一的感觉就是太阳映照着我越来越冷的身体，最后我连毛衣都穿起来。不知道这种寒冷的感觉是否来自远方的冰峰与雪山，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在阳光下闪烁着凛冽光芒的雪山和微微泛蓝的冰峰。每一条河流的源头都是山。那是巴颜喀拉山脉，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也是黄河的源头，海拔5266米。这个海拔高度比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大冰峰要低得多。

一路上，碰到许多风尘仆仆的背包客，还有骑单车、骑摩托车的驴友，更多的还是自驾游。在这里，不管是谁，只要碰上了，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都会互相加油、鼓劲。而我只是从青海玉树州出发的某旅行团中的一员。一个人，我是绝对不敢在这高原旷野上行走的。

一条像谜一样的长河，从她的源头——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卡日曲——一路奔涌而来。但黄河源到底在哪里？关于黄河的源头历史上曾有过多种说法。《说文解字》：“河，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这是古人对黄河源最早的猜测，这个大方向是对的。

在青海省玛曲上游的约古宗列曲，一路上矗立着数十个黄河源的标志碑，一座石碑就会把你引向一个可能的源头。若是从广义看，它们箭头所指的每一个方向都是对的。所谓黄河源，人们常说的黄河源，是一个泛指，指青海龙羊峡以上、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黄河流域范围，涉及青海、四川、甘肃三省的六个州、十八个县，总面积约十三万平方公里。但人类想要探寻和抵达的显然不是这样一个泛指，而是想要看见黄河的第一滴水是从哪里诞生的。

第一个探索黄河源的人，据说是元朝初年的都水监郭守敬。他在完成“西夏治水”之后，告别了西夏的父老乡亲，但他没有直接返京，他还有一件酝酿已久的事情要干，那就是探寻黄河的源头。一条大河的源头到底在哪里，让古人倍感神秘，以往史书上虽也有些河源探险的记载，但都是些往返于边塞的将军、使臣们路过黄河上游时写下的一些东鳞西爪的杂录。这不仅缺少专业知识，而且有些记载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作为传奇稗史尚可，在真正的河源考察上却难以作为依据。郭守敬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以科学考察为目的、专程来探求黄河正源的第一人。很可惜，他这一路千辛万苦探源的记录后来却失传了，这也让他的这次探源之旅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而后，一个叫都实的女真族后裔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带领一干人马自河州宁河驿（今甘肃临夏境内）出发，然后穿过甘肃南部的崇山峻岭，溯河而上，历时四个多月，都实一行终于抵达黄河源头湖泊——星宿海。行到这里，都实就算“行到水穷处”了。以当时的条件，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上溯，哪怕再往前迈一步，都是人类难以逾越的大限。他只能在这里画下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把星宿海作为黄河正源。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考察黄河之源。都实绘成黄河源图，呈报朝廷。后有元人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转述，写成一部《河源志》，对黄河上游干支流的情况做了详细记载。都实，也就成了历史上走得离黄河源较近的第一人。

星宿海，这海也就是北方人所谓的海子，实际上是黄河出山东行后的第一个河源湖泊。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东西长约三十千米、南北距离几千米至十几千米的一个盆形湿地。但这海子里水很少，只在盆地中最低洼的地方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水洼和水凼，它被命名为星宿，看上去还真像是满天闪烁的星斗。看不到水的地方，也有逐水而生的草木。在这样的高原，只要看见一点绿色，你也会俯身深嗅。这里的一切生命都有一种超越世间之态，海子里的鱼类，低飞的水鸟，还有湖边草滩上不时出现的黄羊、野驴，在人类眼里都是奇妙的，恍如在梦境中浮现出来的静物。

对于人类，黄河源缥缈而高远的存在，一直是人类的梦境。在元人把黄河正源追溯到了星宿海之后，人类对黄河源的探索从未就此止步。在都实渐行渐远的背影之后，又有无数跋山涉水的身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黄河源，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似乎再也没有人比都实走得更远。

直到1952年8月，人类的脚步终于越过了星宿海，也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大限。那是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一支河源考察队，他们带着当时最先进的勘测设备，越过星宿海继续往上追溯，如同深入史前的沉寂，抵达了约古宗列曲，并把这里作为黄河正源。曲，藏语，河流。以下类推，凡称之为曲者，均为河流。而约古宗列，在藏语中意为“炒青稞的锅”。这是当地藏民根据这里的地形起的一个名字，很形象。约古宗列不是河流，地形和星宿海相似，也是一个盆地，但比星宿海更大。这个东西长约四十千米、南北宽约六十千米的椭圆形盆地，看上去就像安放在天地间的一口大炒锅。盆地四周是环形山脉，闪烁着积雪冷寂的光泽。盆地内，散落着一百多个小水泊，这和星宿海也是相似的，但不像漫天闪烁的星斗，却显得有几分玄机，排列如同神秘的星象。

但在我们的藏族导游桑却江才眼里，那不是什么星象，那就是一把被撒在锅里的青稞。仔细一看，又还真是像青稞，那些小水泊是青色的，闪烁着青色光芒。桑却江才把我们引到约古宗列盆地的西南，在距雅拉达泽山大约三十千米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泉眼。他告诉我们，这是约古宗列曲仅有的一个泉眼，也是1952年确定的黄河源头。我的内心感到了震惊，不是被伟大的事物震惊，而是被渺小所震惊。看着这渺小得只能用眼角去看的泉眼，泉水里泡着的一颗颗浑圆的石头，正泛出一种冰凉的寒光，有一种透心的清凉。桑却江才好像生怕我们小瞧了这泉眼，又赶紧解说，这是一个终年不冻的泉眼，涌出的泉水又汇合了盆地内浸渗出来的一条条小溪流，逐渐形成了一股宽约十米、深约半米的泉水河。他一边说一边就带着我们顺着这泉水流淌的方向走。地皮很软，感觉大地在脚下蠕动着，正瓦解着下沉。很快，我们就看到了一条由溪流和众多的泉眼连缀而成的小河。桑却江才说，这就是约古宗列曲，她在星宿海之上与卡日曲汇合后，便形成黄河源头最初的河——玛曲。

桑却江才告诉我们，玛曲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名字，孔雀河！

这康巴汉子的表达充满了感情，而我们眼前，数不清的水泊在阳光下斑斓闪烁，还真像是孔雀忽然哗地一下开屏了。难道这就是黄河的源头？还真是。当玛曲——孔雀河向东流过十六千米长的河谷，便进入元人都实发现的星宿海。这就是说，差不多近千年之后，在1952年的黄河源考察中，人类才又把元代的黄河源头向上至少推了十六千米。

不过，这一结论仍未成为定论，人类还将进一步向上追溯。桑却江才也带着我们又一次上路，沿着人类追溯的足迹继续前行。同那些远远走在我们前面的追溯者相比，我们是一群亦步亦趋的追踪者。

尽管长江、黄河、澜沧江几乎同出一源，也就是所谓三江源，但与同处在生命禁区的长江源和澜沧江源相比，黄河源则要显得平缓许多。从星宿海、约古宗列曲走向卡日曲，尽管路途越来越艰险，海拔越来越高，但这里还不能说是生命禁区。凡有水的地方，就有广大无边的天然牧场，随时都能看到戴着毡帽、骑在马上的藏族牧人，一只胳膊露在外面，像闪光的青铜。他们的脸孔也是这样。这些浓眉大眼、帅气逼人的藏族牧人，大多是康巴汉子。他们是地球上最剽悍、最英武的男子汉。他们放牧的牦牛和羊群，则显得很懒散，这里的水草把它们喂养得一个个膘肥体壮，光滑的皮毛油光发亮。这让它们很容易成为某些凶猛野生动物的猎物，或许这些家伙正在草原深处悄然逼近。但这些康巴汉子和他们的牧羊犬眼睛特别尖锐，鼻子也特别灵，一下就能嗅到危险的气息。然而，血腥恐怖的场面还是会时常出现，那一堆堆在阳光下静静发光的白色骨骸，就是牛羊被凶猛的野生动物吃掉后剩下来的骨头。那些浮出草原的野生动物一般很难被发现，它们都很善于伪装，把自己伪装成草原的一部分，但它们异常活跃的身体偶尔还是会把它们暴露在阳光下。不过，我看到的不是猛兽。在我不断拉近的镜头里，不时闪现的是狐狸、猞猁、白唇鹿、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和藏羚羊，我们如同进入了动物世界，这都是一些很天真也很善良的动物，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鸟儿在不停地鸣叫。

还有狼。狼的出现是一件很突然的事，让我猛地一惊。当狼也被列为人类必须保护的野生动物之后，那些消失多年的狼群仿佛又重出江湖。听一个叫才仁达杰的牧人说，现在狼是越来越多了，入夜之后，狼就会发出凄厉瘆人的嗥叫。它们嚎叫，不是因为饥饿，恰好是为了表达它们吃饱喝足了的心情。这嚎叫声离牧人的藏包很近，它们同人类的生活近得已经没有距离了。而一听见狼嚎声，牧人一下子就被惊醒了，清醒了，他们的羊圈或牛圈里可能又出事了。果然又出事了，羊圈、牛圈里充满了血腥味，顺着血迹，就能找到一堆血淋淋的骨骸。有的狼甚至只吃掉了牛羊的五脏心肺，就扬长而去了，连羊肉牛肉都懒得吃了，好像吃腻了。这让没有了猎枪的牧人非常愤怒。其实就是有枪，人类也不一定对付得了这些狡猾而又凶残的狼。在黄河源，我听到了许多关于狼的传奇，不一定是真的。这些传奇只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意思，这些狼没有一条是好惹的，谁要惹恼了它们，它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跟你拼命。就在这约古宗列曲的沼泽地里，一个牧人不知怎么把一条狼给惹火了，一下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几十条狼，追着这牧人的骏马跑，但它们是跑不过一匹马的。等到狼群赶到时，牧人已经躲进了自家的房子，这房子是用坚固的石头砌起来的，再多的狼，也不可能攻破这些石头城堡一样的房子，然而再坚固的房子也有空子可钻，这些狼竟然用它们的脑袋撞碎了窗户玻璃，一条一条地扑了进来……

我不敢相信这一幕是真的发生了，但愿它只是一个传说。然而人类生活区域与野生动物的领地越来越近，甚至已经出现了交叉和重叠，现在已被当地专家确定为一个事实，而人类的处境也变得非常危险。自然，有人会追问，究竟是野生动物侵入了人类的生活，还是人类侵入了野生动物的领地？这个问题，无疑只能由人类来回答。

又或许是一个传说发出的警示，我们这个团队不再是乱糟糟的一盘散沙，谁都不敢乱跑了，怕招上狼了，一个个都老老实实地跟在我们的藏族导游桑却江才的后面，这样的有秩序从玉树出发后还是第一次出现。兴许，人类从自然进程向社会进程进化，就是在某种恐惧感、不安全感中完成的。当秩序井然而心无旁骛时，每个人心中只有一个憧憬已久的目标，黄河源。

或许是李白诗歌的渲染太深，许久以来，我对黄河源总有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想象，很容易把黄河的源头想象成飞流直下的瀑布，但那想象中的瀑布一直没有出现。

在人类把约古宗列曲设定为黄河正源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1978年夏天，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再次组织河源考察队，这一次考察队又有令人震惊的发现，在河源地区西部，不只是一条约古宗列曲，而是，有三条河流汇入星宿海，它们是扎曲、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那么，黄河源到底在哪儿？又如何确定一条河流的源头？按照国际上河流正源的确定，有三个标准：河源唯长、流量唯大、与主流方向一致，同时还要考虑流域面积、河流发育期、历史习惯。也正是按照国际标准，最上游的扎曲首先被排除了，它流程最短，水量又小，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干涸，只能算作约古宗列曲的一条支流。三选一变成了二选一，又拿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相比，卡日曲最长，流域面积和水量也最大，尤其是在旱季也不会干涸断流，应该说，把卡日曲作为黄河正源的依据是比较充分的。但，这又是最后的定论吗？

人类似乎很喜欢挑战极限，或许还会一次次提高认知的极限，继续往上推，推到一个新的极限。而对于我，一个走向知天命的人，走到这里，我感觉已抵达了生命的极限，但丝毫没有挑战极限的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抵达一条河流的源头，就是想看看一条大河是怎样诞生的。桑却江才不会让我们失望，他把我们带到了人类最终认定的黄河源头，卡日曲。这也是只有桑却江才懂得的语言，藏语，红铜色的河。

但我们首先看到的又是泉眼。卡日曲也是从巴颜喀拉山脉北麓各姿各雅山脚下的泉眼中涌出的泉水，但不是一眼，而是五眼。在这沙砾与野草交错的荒原上，这水没有我想象中那种如同瀑布的狂野与激情，但特别纯净，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纯净的水，纯净得只能用纯粹来形容。看着这世间最纯净的水，像婴儿的眼泪一样慢慢涌现，每一滴水都是那样晶莹、天真，这世间，又有什么比天真更真实的呢？猛地惊觉，一条河流的诞生，恰如一个婴儿的诞生啊。这也许就是我看到的一条大河诞生的真相，也是真谛。

哪怕再伟大的河流，它的伟力不是从一诞生就拥有的，而是一点一点地积聚起来的，那个积聚的过程和这条大河一样漫长。而我们眼下只能看到，那溢出的泉水渐渐变成一缕弯弯曲曲的小溪，又和众多的小溪交织成一条小河，一条清澈得通体透明的小河。但哪怕她真是一条河流，也并不是红铜色的，而藏民又是绝对不会看走眼的，在阳光的照射下，卡日曲正焕发出红铜色的光泽。是的，这就是黄河的源头。这一切，上苍其实早已创造了这一切，人类却一直在苦苦寻找。发现，或许也是一种宿命。但如果说这就是一条大河的源头，我觉得更多的也许是一种象征意义，她实在太弱小了，弱小得让人难以把她和一条雄浑的大河看成同一条河流。

人类只能这样设定，黄河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卡日曲算起，黄河全长约5464千米，而流域面积难以精确测算，一说为75万平方千米，一说为79万平方千米，但这都是约数。据此，黄河是中国境内长度和流域面积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为世界第五大长河。但它的水量却先天不足，年径流量仅有661亿立方米，在中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名列第四。一条长江的水量就超过了二十条黄河，一条珠江的水量也超过了五条黄河。身为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的水量仅相当于长江第五大支流赣江的水量，而赣江的流域面积还不到黄河流域面积的十分之一。以如此有限的水量，要浇灌近乎无垠的大地，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几乎从一诞生就必须直面它宿命的大限。而它的另一个大限是泥沙，由于流经上游峡谷的砂岩地带和大西北的黄土高原，它也成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然而，一个黄皮肤的民族就是在这条黄色的大河边发祥起来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而这条河就是中华民族的龙脉与图腾，它在中国大地上蜿蜒曲折又不屈地向大海延伸的形象，就像一条龙。

如今，艰险的探索依然在继续，人类以无比的执着，还在把一条大河的源头继续往上推。按中国三江源考察队2004年的考察发现，黄河的真正源头不是卡日曲，而是卡日曲上游的那扎陇查河，如果从这里算起，黄河一下延长了300多千米，全长约为5778千米。黄河源头往上延伸了300多千米，这让人倍感自豪，却不一定是件好事，甚至是一种灾难性的信号。这意味着，源头的雪山冰川很可能正在加速融化。当亘古的冰川变成流淌的河流，这首先引起一些生态探险家的警觉。20世纪90年代末，著名的生态探险家曲向东等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驾车从黄河入海口抵达黄河源头，他们以逆流而上的方式，沿途考察拍摄“黄河断流，万里探源”的景象。当他们抵达河源地区后，那急遽萎缩的冰川、湖泊，以及令人揪心的高原湿地的严重退化，让许多对黄河原本不太关心的人，也突然绷紧了神经。十年后，2009年6月，曲向东和他的“Ⅱ度计划”考察队赴三江源地区探险考察，这一次他们还特意带着生态探险摄影家茹遂初于1976年拍摄的黄河源星宿海照片。他们寻找到茹遂初当年拍摄的地点，拍摄了黄河源星宿海的现状照片。通过对比，许多人一下感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差，三十多年沧桑变化，当年的星宿海已经名不符实，过去星罗棋布的美丽的湖泊，现在已变成干涸的湖底、荒芜的戈壁……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然而，当高过云端、高过天空的雪山冰川以这样的速度消融萎缩，黄河之水还能从哪里来？

我就是带着这个疑问重新上路的。——这里，还是按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设定，从卡日曲到龙羊峡，为黄河上游河源段。这漫长的河流，可以说是一条长河，但还说不上是大河。她一路悠然流淌，性情温和，两岸的山，看上去亦神态安详。还是在流经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等河源湖泊之后，黄河上游才开始变得波澜壮阔。黄河流域主要有四大湖泊：扎陵湖、鄂陵湖、乌梁素海和东平湖，除了东平湖为黄河下游最大的一个湖泊，其他三个都在上游。扎陵湖、鄂陵湖为河源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高原淡水湖，两湖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在绕过阿尼玛卿山、西倾山和青海南山时，黄河连续遭遇山势的阻挡和挟制，开始变得扭曲，被扭曲成“S”形，两岸多为湖泊、沼泽、草滩，当经幡开始飘扬在缓慢起伏的山冈上，伴随着高原牧场上缥缈而高远的炊烟，一条长河的水量也越来越大，水势却越来越平缓。在这迂回与行进的过程中，黄河湍急的流速被不断地缓解和延宕。与同样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相比，黄河的高潮被大大推迟了。

我不是一个朝圣者，更不是一个探险者。我心里十分清楚，一个年届知天命的人，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血气和冲动，现在我只想沿着知天命中的一条河流，缓慢而冷静地走过我的岁月。知天命如水，到时候你啥都明白了。

二 从憧憬到抵达

从黄河上游一路走来，在漫长的平静之后，是突如其来的震撼。

这是我的感觉，一种久未曾激活的震撼，在瞬间出现了。

这震撼的感觉来自深陷于地腹中的幽暗峡谷，也来自于一条大河。这一段河流，除了黄河水，还有红岸河、莫渠沟、龙春河、浪麻河等众多的支流水系和源于四川岷山的白河、黑河，它们分别从左右两岸争先恐后地奔向黄河，又被黄河一一吞没。一条长河，流到这里，仿佛被转化为另一种更强大的生命形式，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大河。大自然以鬼斧神工的方式，创造了极其惊险又出乎意料的情节。两岸高耸的大山被河流深切为一道道峡谷，而一条大河仿佛也进入了历史的断裂处，这高山峡谷成了黄河唯一的通道，水势从这里一下变得异常峻急，黄河像一条狂躁的巨兽，一路发出狂暴可怖的咆哮声，越来越大，流速快得惊人。

这情景把我惊呆了。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峡谷里，两只手交叉在胸前，下意识地把自己紧紧抱成一团。

眼下，就是我一直憧憬的龙羊峡。龙羊，是藏语，龙为沟谷，羊为峻崖。但必须抵达现场你才能看清一个事实，当河流从峡谷西部入口处飞流直下至东端出口处，这巨大的落差让一条大河的激越与冲动变得无与伦比。面对这巨大的水能，人类从来就不会袖手旁观，黄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梯级电站，便横亘在这里。它的确切位置，就是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与贵德县之间的龙羊峡。

一道大坝。一座水电站。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它们的出现在我的预料中，但还是让我震惊不已。这是没有任何诗意的存在，就像一个庞大而威严的帝国，充满了霸气。这是人类强加给河流的一个主题，只有人类，才有切断和阻挡一条大河的力量，从此让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服从他们的绝对指令。——我这样形容绝对没有贬义，这其实就是水利的本质。水利一词可以高度概括为：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自然界的水和水域进行控制和调配。龙羊峡水电站是黄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梯级电站，人称黄河龙头电站。一座银灰色的大坝横切了整个峡谷，这座高达178米的大坝比后来的三峡大坝还要高，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大坝。它一举就将黄河上游十几万平方千米的年流量全部拦住了，一条从天而降的大河，在咆哮中盲目地挣扎。可无论怎样挣扎，都只有一个结局，这是人类早已为之安排好的命运。高峡出平湖，一座中国最大的人工水库，在这里诞生了。如果不使劲想，你无法想象，在这道钢筋混凝土大坝筑起来之前，龙羊峡是什么样子，黄河又是什么样子。

龙羊峡水电站或水利枢纽是在毛泽东逝世的那一年——1976年上马的，这对一个一辈子魂系水利的划时代伟人，是最隆重的祭奠。而这工程又是在1979年11月成功实现截流的，就在这一年，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艰难启航。这也让龙羊峡工程横亘在一个清晰的时空坐标上。按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划分，黄河上游河源段在此终结，从这里开始，黄河进入了它上游漫长的峡谷段，而从共和国的历史来看，这又恰好是一座矗立在历史分水岭上的水利枢纽。

每当我走近一个过于宏大的工程，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正在走向一个精神高地。

在高原直射的阳光下，只有云翳偶尔投下的暗影，但很快就被风吹走了。我一直不敢把眼睛完全睁开，眼睛很容易被太阳灼伤，但并没有炎热之感，风很大，一直很大。这夏天的西北风，吹得整个高原沙沙作响，吹在脸上，竟如刀割一般。我的高原反应，好像也与这风有关，一种浑浑噩噩的感觉，气短，胸闷，又不敢用力呼吸，一用力就会出现眩晕的感觉。

想象当年第一次走到这里来的人，不知他们又是怎样的感受。那是中国水利战线的一支铁军——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除了那些久经沙场的老水利人，还有很多是工程开工前夕刚刚招来的新工人。这些人，绝不是像我一样的匆匆过客，他们至少要在这里待上三年，甚至一辈子。我来这里，就是想探访他们三十多年来的经历。事实上，现在我能够在这里见到的，大多数也就是1976年的那一茬新工人。哪怕当年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如今也该是这里的老师傅了。

我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个。这汉子叫李庆元。我摸出烟盒，还剩下两支，给他一支，我自己也叼上一支。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就这样拉近了距离。我还想给他点上火，但打火机怎么也打不燃。我以为是风大了，李师傅说，不是风，是这里空气稀薄了。不说打火机，这里连车子发动也不容易打着火。他一边说一边掏出了火柴，连划了三根火柴才把烟点着，在火光照亮的一瞬间，我发现他的嘴角在颤抖。

李师傅比我大不了几岁。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发生了什么，他已无法清晰说出。但那个从憧憬到抵达的过程，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当年，和他一起来的全都是像他一样的毛头小伙子和小妹子，大伙儿背着背包上车时，一个个眼里闪耀着充满向往的兴奋光亮，很多人还一脸稚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将要干一件伟大的事业。没有人知道，他们将要抵达的是一个生命的极地，有的甚至是奔赴在死亡的道路上。但每个人最终是怎样的结局，只有命运心中有数。

从憧憬到抵达，那个过程在回忆中被大大缩短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一下车，就遭遇了一场大风，那风在龙羊峡其实还不算什么大风，但这些半大孩子一下傻眼了，一个个吃力地站在大风中，大风吹得到处都是沙子，一张张还长着细嫩茸毛的小脸蛋被沙子打得生疼，眼睛也睁不开，连手里的红旗也被风吹得攥不住了。很快，就有不少小妹子站在大风里哭了；没哭的，也在风中流泪，被泪水冲刷出来的沙尘，比眼泪还多。这曾经给他们带来灿烂梦想的工地，眨眼间就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一百多个半大孩子在风中瑟缩成一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孤零零的，就像一群被遗弃的孩子，一群受了骗的孩子。

这时，一个人突然来了，瞪着眼骂：“熊样，就你们这熊样，也敢上龙羊峡来啊？”

他一转身走了，又撂下一句狠话：“哭吧，先让眼泪把你们的脏脸蛋洗干净！”

那些半大孩子一下子被怔住了，忽然就咽住了哭声，齐刷刷地去看那个凶巴巴的人。这人是谁呢？很快他们就知道了。

但比那个人更凶狠的还是风沙，风沙是这里的家常便饭，哪怕八九级的大风也是稀松平常。每当大风裹挟着黄沙席卷而来，大白天里，忽然天昏地暗，风沙噗噗地打在脸上，疼痛，只是最初的感觉，不一会儿就麻木了，连疼痛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了。这就是他们每天要过的日子，每天都要被风沙鞭打，每天都是沉重而冷酷的劳动，还要被高原的烈日暴晒。他们的脸很快就被高原的阳光晒成了深棕色，很多人脸上都烙下了一生也无法消退的高原红。白天，在工地上干活，不到半天，一张脸就变得灰突突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只能看到对方的牙齿是白的，不叫名字，因为谁也不知道是谁。端上饭碗，你就得赶紧掀起工装捂住，手脚慢了点，那碗里就扑上来一层灰沙。就连夜里躺在帐篷里，也不敢睁眼，只能紧紧闭着眼睛，那凄厉的风声听起来，像荒原上的狼嚎一样瘆人。而沙土会钻过帐篷的缝隙，落到每一张熟睡的脸上。早晨起来，一咬牙就会咯吱咯吱地响。这不算啥，大风有时候会把帐篷整个儿吹走。风太大了，一个人走路时也会被大风刮跑，大伙儿必须手牵着手，臂挽着臂，才能在狂风中穿过……

在最初的一段日子，很多尚未成形的小伙子姑娘们几乎都脱去了人形。从脱去人形到重新长成一副人形，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他们仿佛就是这样长大的。

如今，老李这个当年的毛头小伙子，一张脸在风沙与烈日的轮番磨砺下，像高原的岩石一样粗粝，那风沙再打在脸上，就像小石子打在岩石上，他早已没有了疼痛的感觉。这像岩石一样坚强的生命，或许就是龙羊峡给予这一代人的第二次生命。

对于这些早已走过知天命的人，没有人觉得自己当初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都服从了命运的安排。那是一个习惯于听命与服从的年代，由此而产生了一代人共同的命运。

每一次走近他们，我仿佛都是在体验人世间最残酷的事情。

又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在这样一个凶险之地，从一开始，牺牲，成了最大的可能。

我踩着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正的终点，葫芦峪。

一切突然安静下来了。这里是个山谷，也是个风口。两面是碎石翻滚的山坡，山土的颜色像被烈火烧灼过的焦土，连岩石上也有火焰的纹路。在这风沙弥漫、乱石丛生的山谷里，竟然开满了花，看上去显得有些多余。仔细看，它们并不是花，而是一种顽强地生长着的野草，一簇簇的，矮小，硬扎，它们在石头的缝隙里生长出来，以坚忍而顽强的方式，把根深深地扎进这高原的岩石中。这是在亿万年的物竞天择中，最终留下来的一种古老的孑遗植物——戈壁红，一种渗入心肺的深红。这是龙羊峡人对它的命名。

当年，这里曾站过一位沉默的军人。那时候，大型水利工程的指挥长大都是军人或军人出身。很多龙羊峡人都跟我提到了这位军人，芦积苍，一个1937年参军、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当年，他担任水电四局党委书记，一到龙羊峡，一看这险恶的地势，凭一个军人的本能，他就知道，这将是一场硬仗。他这辈子不知打过多少次硬仗，他有这个心理准备。还没开工，他就走到了这个叫葫芦峪的地方，长久地看着这个地方出神。风很大，一阵风猛烈地掀起了他厚重的黄军棉大衣，但没有吹动他。“就是这里了！”他把大手一挥，对站在身边的几个人说。几个人看了，也都觉得这地方不错。这里依山傍水，在龙羊峡，也算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来寻找营地呢，后来才知道，他是提前来这里寻找烈士的墓地。这块墓地，是按照一个团的编制选定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像是经历了很多个世纪。当我一步一步地走向葫芦峪，也一步一步接近了一个老革命冷峻的内心。1976年龙羊峡工程开工以来，已经有两百多名烈士陆续被埋葬在这里。一个工程，牺牲了这么多人，绝不亚于打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一块块冷硬的石头上，刻着一个个名字。经历了无数的风霜雨雪，那被高原的阳光照亮的笔画，有些残缺、模糊。只有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才会把这些名字还原为一个个血肉滚烫的生命。但我真想把他们连同那个时代一起忘怀。对于他们，遗忘或许是最好的方式，让一切成为过去，但我还是颤抖地记下了这样几个名字——

阎海，当年的挖掘队队长。有人说他像一头闷声不响的驴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丝毫预感，依然埋头干活。那天，工地上又刮起了大风，还有车辆来回经过时扬起的尘土，在弥漫的灰尘中，几步之外就看不见人影。一辆汽车在倒车时，将阎海撞倒了。几个战友赶紧冲过来，想把他扶起来，但已经扶不起来了，也看不出伤在哪里。战友们准备送他去抢救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但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他一边吃力地呼吸，一边在身上摸索着，他从怀里掏出仅有的一点钱，抖抖索索地交给身边的战友，这是他最后一次交的党费。你也许觉得，这是电影里时常出现的情节，或是我矫情的虚构，然而，我只能以最诚实的方式记录下那个时代的真实，这的的确确就是在龙羊峡发生的最真实的一幕。很多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一闭眼，眼前就浮现出这黄土风沙中的一幕，而这又是他的妻子最不愿意想起的一幕。他牺牲时，年轻的妻子一头扑在丈夫身上，哭着喊：“你一扔就扔下了三辈人啊！”

那哀哭声，在龙羊峡无边的黑暗中一直断断续续地传来，很多人在半夜里都会被女人的哭声惊醒。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女人渐渐哭得意识不清，她的精神失常了。一直到现在，她都不能见到丈夫的任何照片和遗物，更不愿走进葫芦峪，她丈夫的墓地。这是一个最想把阎海烈士遗忘的人，只要谁提起她丈夫，这可怜的女人就会凄惨地发作……

弥芳玲，年轻美丽的生命在二十二岁时猝然终止。很多龙羊峡人还记得这姑娘长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一对可爱的小酒窝。那是在1985年秋天，当时她正在工地上埋头干活，她干什么总是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她没有注意到，一直悬在她头上的那道阴影，一只吊在空中的水泥罐。这其实没有什么，就像一些沉重的吊臂也经常悬在我们头上，我们也不会太在意。然而，这道笼罩她的阴影成了一道致命的阴影。水泥罐突然出现了故障，她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所有人都没有反应，顷刻间，几吨重的混凝土像天塌下来了一般，砸在了她身上。从概率上来看，她只是偶然被砸中的一个，属于“万一”。而厄运和灾难又总是在偶然和万一中发生，这样一想，反而又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了。那个惨哪！过于悲惨的事情，让许多过来人不忍回忆，她的血肉永远留在了大坝的混凝土中，没有谁能够清理干净，能够清理的是她寥寥无几的遗物。她哥哥在清理妹妹的遗物时，看到最多的是妹妹给母亲的汇款单。这样一个孝顺女儿，就这样撒手走了，一个母亲的精神崩溃了。这可怜的母亲，一直没有从三十多年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现在看来，那很多的不幸，其实都是工伤死亡事故。但那个时代的人很少往这上面想，哪怕最普通的人也有更高尚的想法：他们不是事故的死难者，而是牺牲的烈士。

还有一个说起来更可怜也更坚忍的女人，孟朝云。她现在还住在龙羊峡一间寒碜的小屋子里。拉开布帘，就像走进一个地窖。哪怕在夏天，这屋子也显得异常昏暗、寒凉。看着眼前这样一个瘦弱的、头发花白的女人，她的眼窝几乎凹陷下去。谁又知道，这是一位烈士的遗孀，也是一位烈士的母亲。丈夫牺牲时，大儿子十二岁，小儿子才四岁。她不是这里的职工，只是跟着丈夫来这里的家属。那时她还年轻，对这个地方也是充满了憧憬，以为从此就能跟着丈夫过上好日子了，却没想到会是这样悲惨的人生。她都不知道丈夫死了她该怎么活下去。当时她只有一个念头，死，一死百了。但当她看到眼前两个瞪着眼睛望着她的孩子时，她抹掉了眼泪，转身就去给儿子做饭了。她知道，为了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她不想活也得活啊。十几年过去了，大儿子终于长大了，像他爹一样，是一条壮壮实实的汉子，上了工地。她也感到自己终于又有了个盼头了，然而灾难又一次降临，大儿子也像他父亲一样牺牲了。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一门双烈，这双重的灾难和不幸全都降临在一个庸常女人的身上。命运如此残酷，她到底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承受？

她依然没有倒下，她的精神一直没有崩溃。她再次咬着牙活过来了，但一直到现在都活得异常艰难。在一间转身都困难的狭小客厅里，只有一台老旧的电视机陪伴她的孤寂。地上，是她刚从山上挖回来的一袋蕨菜，她准备用盐腌了，做下饭的咸菜。一只旧沙发的边上，还有一堆别人给她的羊毛，大山里风湿太重了，她准备给自己织一条羊毛褥子。这是个能干的女人，什么都能干，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当年，她是随迁的家属，半边户。现在老了，没有退休工资，每月只有三百多块钱的低保。这点钱，她要吃饭，还要吃药，她心脏一直不好，上了这岁数，身体日渐萎缩，不是这里出点毛病，就是那里又有什么病痛。她也不想给儿子媳妇增添负担。现在，她小儿子结婚成家了，有了孙子了，但儿媳妇和她一样，还是个半边户。她要靠自己的力气来活着，活一天是一天。在她的窗台上，还养着一盆盆小花，不知道是什么花，花儿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一个悲惨的女人，一种清贫的生活，一点儿花卉点缀，哪怕是长了刺的花，也让人多少感到了一点温馨。一问，才知道，她养花不是为了给自己看，而是拿到门口去卖，一盆花能卖五六块钱，这对她拮据的生活多少也是点儿补贴。闲话间，她站起身，又给这花浇了一点儿水。

看着她佝偻着身子浇水的姿态，是那样平静和淡定，干涸的眼眶里没有一丝泪痕，脸上也没有什么悲戚的表情，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女人经历过丧夫丧子的大痛。瞬间，我忽然觉得，这是我在黄河上游看到的一个更真实的母亲形象。

牺牲的不只是那些献出了年轻生命的烈士，还有那些依然活着的人。由于常年在高寒缺氧的地方工作，这里很多人都有高血压、心脏病和风湿。有一年，水电四局对职工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全局职工平均寿命只有五十九岁。这是一个残酷的数字，甚至比葫芦峪那些烈士的数字还要残酷，他们几乎都在以牺牲的方式奉献着自己的生命。

又一次走向黄河。或许，只有通过河流，人类才能接近生命的真相。

站在这里，只要把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就能看见另外一个地方，大峡谷里那座银灰色的水利枢纽，但我没有再往前走。它的存在，对于我是外在的，我不可能进入它复杂的内部。我也只能从外部感受它的辉煌和崇高，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汉语词汇才足以来形容它。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它绝对不会出现在虚构的事物中。当崇高变成一种真实，或许才能发现这辉煌背后的另一种真实，沉重与苦难。在中国，苦难与辉煌从来就不是悖论，而是互为因果。为了这样一个结果，那些长眠于此地的人，守望在此地的人，还有从这里离去的人，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创造。

它创造了许多的中国之最，其拦河大坝之高，库容量之大，湖面之广，单机容量之大，地质条件之复杂，海拔之高，各种测试仪器的种类和规模之多，还有施工条件之艰苦等，均居全国水电站之首。但这个工程的进展一直不顺利，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这里虽是峡谷，但峡谷河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坚固，坝址有十条大断层，这样一道巨大的大坝压在断层上面，还有被拦截的巨大水量，每一条断层都是巨大的隐患。在大坝建造的过程中，拦河坝基础处理难度之大，水库滑坡之严重，让建设者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事实上，从龙羊峡工程于1986年下闸蓄水运行，就让很多人不放心。人们觉得，在龙羊峡建一座大型水利枢纽，从一开始也许就是一个错误。龙羊峡工程也引起了国际水利专家的高度关注。1987年，来自世界各国的水电专家、学者专程赶到龙羊峡，他们想要看看中国人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在这里，他们以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发出了此起彼伏的惊叹，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心。然而，龙羊峡水电站运行了十三年多之后，这一个悬念终于有了答案，一份正式的工程竣工验收安全鉴定报告终于在青海西宁定稿，最终结论为：“龙羊峡水电站自1986年下闸蓄水运行至今已十三年多，经历了三次较高水位、三次三级左右的水库诱发地震活动期和两次里氏4.0级以上的构造地震影响，总的来说近坝库岸、大坝和两岸坝肩岩体、引水系统和发电厂房等工作状况正常。龙羊峡水电站工程总体是安全的，各建筑物工作状态未见明显异常，已具备进行竣工验收的条件，存在问题需在运行中不断解决，以利于工程的安全运行。验收委员会对工程质量做出总评价，认为龙羊峡水电站工程总体来看，大坝径向和切向变位绝对值较小，基础和深部断层变位较小，坝体防渗效果好，大坝和基础工作状态正常；主坝及基础处理整体质量合格，断层带高压固结灌浆后变形模量满足要求；设计技术方案合理、可靠，满足规范要求。”

我在此真诚祝愿，这个结论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最终的结论。

如果单纯从发电量来看，龙羊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仅为128万千瓦，这个数字比接下来开工的许多水电站小多了。除发电外，它还有防洪、灌溉、养殖等综合效益，这也是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题中之义，概莫能外。我特别注意到，这一工程通过调节水量，可以使下游段陆续建成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四大水电站每年净增发电量六亿多千瓦时，尤其是增加了龙羊峡以下青、甘、宁、内蒙古四省区农田灌溉面积一千七百万亩，净增城市工业用水四亿七千万立方米，更能有效地控制下游段洪水和凌汛灾害的威胁。——这也是人类对一座水利枢纽工程的完美设计意图。唯愿人类在付出了热血、生命等巨大的代价之后，它能按照人类的思路运行。

在我离去之前，太阳的光芒已把人类的这一杰作调到了最高的亮度。或许是它的光芒过于炫目，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看清它。

三 刘家峡：历史备忘录

河流总是那样变幻莫测，总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惊人举动。当黄河从龙羊峡流到刘家峡，一条东去的大河好像突然后悔了，在这里发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回转，又猛然折回头向西流去，重新奔向上游峡谷。九曲黄河，这是最惊险的一曲。大自然总是在制造这种让人类出乎意料又猝不及防的情节，而黄河倒流，也成了刘家峡的一道绝美的奇观。

但这绝美的奇观我暂时还看不见，恰好赶上了一场大雾，把我想看到的一切笼罩了。雾中的喧哗像潮水一样汹涌，但含义不明，不知这喧哗是来自黄河，还是水电站，抑或是这大雾本身？这样的雾，没有任何寓意，只是我恰好赶上的一个真实的天气。在峡谷里，尤其是在水汽充盈的夏季，雾是很容易生成的。只能等待，等待风把晨雾吹散，或在阳光下蒸发。我一点也不着急，一个放浪于江湖的闲人，有的是时间，那雾中的一切可以被遮蔽，但不会消失，该出现的必然会出现。我甚至还感到有些庆幸，在我抵达一些坚固的事物之前，先能体验到一种柔软的感觉，这是很有必要的。

也就半个来小时吧，浓密的大雾便开始消散，刘家峡开始露出它峥嵘的面目。刘家峡自然是一道峡谷。黄河流到这里，依然保持着河源段的清澈，但这看似柔软绵长的水流，却像一把不动声色的锋刃，把青海、甘肃的深厚的山塬生生地切出一条又深又窄的峡谷，从青海的龙羊峡、积石峡到甘肃刘家峡，最窄处，从谷底望上去，只见颤颤悠悠的一线天。一路上看着这样的大峡谷，我的眼睛感觉有些累。

刘家峡也曾是一个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洪水冲走的小山村。谁也没想到，在一场致命的洪水席卷而来之前，它却以另一种方式——建水电站——终结了自己的历史。

但一开始，这座水电站到底选址在哪里，还没有明确的思路。就在毛泽东考察黄河后不久，从1952年秋天至1953年开春，由北京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组成了贵德、宁夏联合勘查队，对龙羊峡至青铜峡的上游峡谷河段进行勘查，而刘家峡只是他们勘查的一个点。那时黄河上游的峡谷里人烟稀少，荒凉河谷里时常还有狼群出没。年轻的勘查队员在峡谷里搭起了帐篷，点燃了篝火，借用当年的话语或许更能还原当年的情景和那一代人的心境：“他们渡急流、战恶浪，攀登悬崖峭壁，敲遍每一块岩石，考察每一段河床，在刀劈斧削似的峡谷里，在汹涌湍急的黄河上……选定了征服黄河的新战场。”这个新战场就是刘家峡。但事实上，这时还没有最后定夺，还得等待更权威的专家们到来。而当时最权威的专家，无疑就是苏联专家。1954年春天，一支有苏联专家参加、由一百二十多人组成的黄河勘查队，对黄河干支流又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大规模的勘查。两次勘查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坝址比较座谈会上，苏联专家发话了：“兰州附近能满足综合开发任务的最好坝址就是刘家峡。”那时候，苏联老大哥说话是作数的，基本上就一锤定音了。

对于一个还很年轻的共和国，接手的是一个历经战乱、积贫积弱的烂摊子，在当年，要建一座刘家峡工程，丝毫不亚于后来建一座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这是一项举全国之力的国家工程，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全国人大审议决定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特意邀请了参加会议的部分专家代表来西花厅，周恩来没有做任何指示，而是向专家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水库建成后蓄水量是多少？会淹没多少亩农田？从上游挟带下来的泥沙量是多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在黄河上游修建水利工程的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也是一直到现在仍然让人们最揪心的问题。周恩来以思维缜密而著称，他显然是担心人们过分地陶醉于这个工程，还有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周恩来也并不急于得到答案，而是一再恳请专家们深思熟虑，该想到的，都要想到，不但要想到好的方面，还要想到最坏的结果。

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刘家峡工程并没有急于上马，而是在冷静地等待。这里面也许有经济上的原因，但无疑还有许多需要深思熟虑、未雨绸缪的论证。这反复的勘测、比较、权衡和等待，也表明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对修建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冷静、理智和审慎。如果不是“大跃进”时代来临，或许它还将等待一段时日……

那是一个早已从日历上撕掉了的日子，但也有不少有心人保存了这张日历。1958年9月27日，在新中国第九个国庆日即将来临之际，刘家峡工程在一声声闷雷般的爆破声中开工了。

事实上，我接下来要叙述的一个个大型水利工程，也几乎都是在那年头上马的。

刘家峡工程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在他们的老档案里，还保存着那个时代的黑白影像资料。揭开这尘封的档案，便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很容易引燃自己激情的民族。而在那个时代，水利工程绝不是单纯的水利工程，政治色彩非常强烈，比江河狂澜更汹涌的是人类狂热的激情，“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伴随着狂热催生的狂想，很多水利工程几乎都是在激情驱使下仓促上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应该说，刘家峡工程也是当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在大型施工机械设备寥寥无几的情况下，来自全国各地水电战线的工人，同当地的回、汉、东乡、撒拉等民族的数万民工一道，“英勇地向凶猛的黄河展开搏斗”，按照打隧洞、截流、挖基坑、筑大坝、装机组几个阶段，“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里，我引用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为的是真实地保存当年的话语情境。

通过半个多世纪前的影像回放，尽管岁月的色彩早已变成了黑白，但依然可以逼真地看到，从峡谷到山顶，旗帜是必然要出现的，一张张请战书、挑战书和决心书也是必然要出现的，有的决心书是咬破了指头蘸着血写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神色坚毅，炸山头，平道路，凿岩石，堵河流，黄河两岸硝烟滚滚，数里长峡炮声隆隆。在这沉寂了千万年的峡谷里，人类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殊死搏斗。除了烈性炸药在大峡谷里日夜回荡的爆破声，几乎所有土石方全靠人类的血肉之躯来完成。而最艰险的工程是在峡谷激流中拦河筑坝，难度巨大，工程量巨大。当镜头被放大到整个工地，只见像蚂蚁一样的人，挑的挑，抬的抬，背的背，还有一辆辆来回穿梭的独轮车，而这种运载土石的独轮车在当时就算是大工具了。

陈毅元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千百万农民用独轮车推出了一个新中国。其实，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水利工程，也是千百万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很快，人类最严峻的考验就来临了。大西北的冬天来得很早，国庆一过，天气就变得异常寒冷，而天气变化又非常突然，一夜大风，哗啦啦的，气温陡降十几度，哗啦啦的不是风，是冰凌。当地人说，搅天凌了。连那猎猎飘扬的旗帜也结冰了，僵硬得连风也吹不动。然而，这又正是施工的最好季节，若是天气温暖，黄河水涨，就难以施工了。在寒风和冰雪中，很多人都是光着膀子、打着赤膊干活。那赤裸的身体只有冰雪裹着，当鹅毛大雪落在身上，眨眼就被浑身的热汗和热气融化了。然而，人类可以扛住冰雪，却扛不住饥饿。就在一场“大跃进”被人类推至登峰造极时，三年“困难时期”已接踵而至。无论你怎样热情高涨，这都是一个越不过的坎儿。一个老人说，刚开工时，他们还能敞开肚皮吃，后来，他们吃的是又干又硬的玉米窝窝头就大咸菜。再后来，连窝窝头也吃不上了，一餐只能喝半碗玉米糊糊。人是铁，饭是钢。当民工们连肚子也吃不饱了，就只能靠一股狂热的劲头来撑着了，但有很多人撑不住，一块石头刚上肩，就扑通一声栽倒在烂泥坑里了，哪怕倒下了，身躯还硬挺着，挣扎着想要从烂泥坑里重新站起来……

实话实说，看了这样的景象，我没有什么激情燃烧的感觉，只感到浑身发冷，无法控制住我的颤抖。我高度近视的双眼，已越来越模糊了。我只能诚实地说，那是一个我看不清楚的时代。

要了解那段岁月，必须追踪那一段历史的见证者。然而，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这样的追踪已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那一代人，有的已经辞世，有的早已不知去向，活着的，也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如今已八十多岁的王进先老人，就是刘家峡当年的建设者之一。他不是民工，而是水电四局的一名正式职工。从1952年参加工作以来，直到1983年退休，他转战于全国各地的水利工地上，从北京官厅水库到三门峡、刘家峡、石泉、安康，一个工地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而转战、奋战，对于他们那一代人，从来就不是过时的词语；每一个岗位，对于他们，都是战斗岗位。说到他，刘家峡的老一辈人中几乎无人不知。1956年他从北京官厅水库转战到黄河三门峡。在三门峡，他曾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誓言：“三门峡工程不建成，不娶老婆不回家！”

刘家峡工程开工后，他又从三门峡转战到刘家峡。他是钻工，他带领的钻工小组在开掘最艰险的隧道工程时，掘进速度一直遥遥领先。苦和累是不用说的，苦和累甚至是他们早已习惯了的一种生活，让他们犯难的还是一些技术上的难关。一天，他们负责打炮眼，当一排炮眼打成后，水源突然断了。没有水，有的钻杆被卡在孔里，无论你怎么用力也拔不出来。眼看着就要按时放炮崩岩了，王进先和钻工们急中生智，他们双膝跪下，用手指扒开炮眼里的石碴儿，用嘴啜饮泥坑里的浑浊的积水，再一口一口地喷在风钻的进水眼里。就这样，吐一口，转几圈，终于拔出了被卡住的钻杆。这事很快就在工地上传开了，后来只要钻杆被卡在孔里，兄弟班组就按王进先他们的方法干，从此解决了施工过程中一道常见的难题。王进先还因此被评上了工人工程师。1959年，作为全国劳模，王进先在北京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可惜，那张珍贵的大合影他没能保存下来。他一生获得过的荣誉证书和奖章，多得要用箱子来装。但更让一个老人怀念并珍藏的还是一幅幅褪色发黄的老照片。他慢慢抚平一张看上去还算清晰的老照片，指着一张工人背石头和清理基面的相片说：“现在的开挖设备很先进，原来全是手工作业，人拉背扛，工作条件很差，我们都是没条件创造条件上，吃苦劲头可大了……”

王进先是这老照片中的一个影子，无疑也是那一代水利人的一个缩影。退休之后，老人的精神状况一直不大好，百病缠身，很多都是久治不愈的旧伤。这病，也是水利人的职业病，尤其是严重的风湿，让他两腿僵硬，步履蹒跚。这难以忍受的疼痛与苦难，差不多折磨了他的后半生。当豪情不再，悲从心起。对于他们，回忆更是一种揪心的痛。我不止一次，在这一代老人们干涸的眼眶里，看到浑浊的泪光闪烁，而我的眼睛又一次模糊了。

如今，这些老一辈，大都处于被遗忘的状态，没有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他们也从来没有这样虚幻的念头。能够活到现在，安享晚年，他们就已经实实在在地满足了。

每遇到这样一个老人，我都在心中虔诚地祈求他们多活几年。

在刘家峡工程开工整整两年之后，到了一个最关键的节点：大河截流。

刘家峡人特意把这个节点选在1960年元旦。这个一元复始的日子，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之下，黄河已是冰冻三尺。这对人类是严峻考验，但对大河截流却是一个好日子，在这样的冰凌之下，似乎更容易把一条处于半僵死状态的大河拦腰截断。截流工程非常顺利，人类又一次创造了奇迹。这奔涌了亿万年的黄河，第一次被人类成功地实施了截流。但此时大功尚未告成，截流之后便是大坝混凝土浇筑，而且必须抢在凌汛到来之前将整个大坝浇筑工程完工。但刘家峡人，这些可以经受住生命极限考验的人，突然变得一筹莫展了。混凝土浇筑必须用振捣器来振捣，由于国产机械功率太小了，而大功率振捣器必须从苏联进口。换了以前，这不是问题，苏联老大哥肯定会慷慨支持，但此时的苏联已不是中国的老大哥了，中苏关系已闹得剑拔弩张了。咱们中国人一个个都是硬骨头，绝对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怎么办？只能靠自力更生了，但中国人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出那种大功率的振捣器。很快，就有人想出了办法。于是，历史上最荒诞也最悲壮的一幕出现了：成千上万人穿着笨重的雨靴或胶鞋，喊着号子，像跳舞一样在大坝上面使劲地踩踏，当时把这种方式叫“人力振捣”，这是中国人的又一“发明创造”，也只有以人定胜天为信仰的中国人能够创造出来。

或许真的可以人定胜天，但这样的“人力振捣”却代替不了科学，结果可想而知，这混凝土大坝由于振捣得不均匀，更不密实，当一道混凝土大坝筑起来后，连混凝土里的石子都是松散的，用手指头一抠，就能抠出来……

这样一道拦河大坝，能够拦住黄河吗？到了1961年，刘家峡工程，这个在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大型水利工程，终于被迫停工了。停工的直接原因是严重的质量问题，当然还有不少别的原因。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在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股把中国向正常社会扭转的力量终于出现了。这一年，被迫停工的也不只是刘家峡工程，很多当年一哄而上的工程，在三年之后也都纷纷下马了。有的是彻底下马了，有的则需要静静地等待一个让中国和中国人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需要多久，谁也无法预测。

在废墟一般的荒芜中，刘家峡陷入了一种瘫痪的听天由命的状态。而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主持下，新中国终于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渐渐恢复了元气，一些暂停的工程又陆续上马。刘家峡工程是其中之一，在1964年正式复工，但复工的第一件事不是建设，而是毁灭，他们必须把一道“人力振捣”的混凝土大坝炸掉了才能重建。

事实上，刘家峡工程也就是在毁灭中重生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也让中国人的心态得以调整，当一个社会回归正常，同样是一个峡谷，同样是一个工地，三年前和三年后就像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痛定思痛，人们好像终于发现，那些咬破指头蘸着鲜血写的决心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也没有谁再说出那种“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的豪壮誓言。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明白了，全凭人力来修建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不可能的，还得靠机械。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刘家峡工地上初步建成了一条自动化的作业线，一辆辆大型吊车和挖土机、履带式拖拉机开上了工地。这些大型施工设备，其实也是国民经济调整后所展示出来的一种国家实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开采沙石料、搅拌和输送混凝土一直到浇筑大坝，刘家峡工程全是机械化操作。没有了只争朝夕的狂热，整个工程，一直在不紧不慢又按部就班地推进。

在刘家峡工程复工后的第三个年头，1966年3月，北国正值早春，大河正在解冻，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工地上，很多人一下就认出来了，那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早已习惯了的欢呼声中，邓小平显然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是闷雷般的爆破声。他把目光转过去，凝神看着一个方向，那是在炸坝。

一道大坝修了三年，炸了三年还没有炸完。中国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白流了多少血汗，甚至是白白地献出了生命。有人说这是交了一笔学费，这其实是一种冷血的又极不负责任的说法。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冷血，这样极不负责任，才让中国人一次次交出这样惨重的学费。

邓小平对这里的实情显然还不大了解，他没有看见筑坝，倒是看见了炸坝，这让他感到有些奇怪。他问站在身边的刘书田：“呃，那是干什么？”刘书田回答说：“那是在炸坝，因质量不合格，把它炸了重浇。”

邓小平默然地朝那个方向凝视了一会儿，说：“你们还很重视质量嘛！”

刘书田说：“这大坝是千年大计，必须重视质量！”

说到刘书田，应该交代一下，这也是在新中国水利史上一个值得后世铭记的人物。他是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时任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他一生在三门峡、刘家峡和葛洲坝三个大型水电工程担任过一把手。不管历史最终怎样评价这三大工程，作为这三大工程建设的直接指挥者和执行者，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干出来的这三大工程，至少在工程质量上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就是三门峡，也不是施工质量上出了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在设计意图上出了问题。这是后话。

邓小平在刘家峡工地上看得很仔细，他看了之后，又若有所思地问刘书田，在黄河水利建设上还有什么设想。

刘书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的设想是，抢刘家峡，带八盘峡，装盐锅峡，攻龙羊峡，上黑山峡……”

这其实不是刘书田的设想，而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揽子计划。邓小平听了却并未满意地点头，而是哎了一声，说：“你们还得给西南留一点嘛！”

这话意味深长。如果按照这一揽子计划，黄河上游峡谷几乎是不留余地地将要被开发，邓小平自然惦记着他的家乡，黄河也是流经四川的。然而，这里边，也许又不只是一个伟人对家乡的关怀和牵挂吧。

邓小平视察刘家峡，是载入了刘家峡工程大事记的。他以亲切平实的方式，给这里带来了一种实干精神。而刘家峡人的目标也清晰而实在：力争在1970年底筑好大坝，开始蓄水，1972年开始发电。预定的时间是六年。然而，谁又能想到，就在邓小平尚未走远的背影之后，已是风云突变，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已经越来越近。这个给刘家峡人带来了实干精神的小个子，没过多久就被打倒了。

当一个小个子的身影在春天离去，仿佛转眼就是灼热无比、如同燃烧一般的夏天了。又一轮历史性的狂热，正在这个异常酷热的夏天以狂欢的方式上演。

而此时，那道炸了三年多才炸完的大坝，已经荡然无存，不只是在现实中，好像从人类的记忆里也被彻底抹杀了。没有了惨痛的记忆，又一轮狂飙突进开始了。不能不说，中国人的激情总是很容易被煽动和点燃，那种只争朝夕的劲头又上来了，所有的工期都在拼命往前赶。譬如说，按照复工后的原定施工方案，大坝基坑开挖和底部浇筑，只能在枯水季节进行，每当汛期洪水袭来，所有人员和机械就要从河床中撤出，给洪水让路，等到汛期过了再开进去施工。给洪水让路，是人类做出的理性而明智的选择，而人类一旦失去理性，也就不明智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样，一年要白白耽误五个多月的施工时间，浇筑大坝要三进三出才能完成。“解放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岂能听从洪水的调遣！”人类又一次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他们决不能给洪水让路，“一定要叫黄河常年让出一段河道，确保主体工程全年施工”！

当时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或被打倒了，或已靠边站，在施工方案上拿主意的是所谓“三结合”的设计小组。他们走的是“群众路线”，最后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了增开一条导流隧洞，加筑一座高拱围堰的方案，叫高拱围堰挡住洪水，让洪水全从导流隧洞中流走，这样就避免了耽误工期和三进三出，为整个工程至少抢回一年的时间。这个方案，很快就得到工地党委、上级领导部门和工人群众的热情支持，于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迅速打响了！隧洞里，风枪怒吼，大地颤动，炮声阵阵，顽石开花。工人们不畏天寒地冻，不顾油水溅身，一个劲地争时间，抢速度”，在跟时间赛跑的过程中，人类又一次奇迹般地战胜了时间。1967年，刘家峡拦河大坝筑起来了，正式下闸蓄水了，这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多。当闸门落下，工地上欢声雷动，但掌声、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还没有停息，很多人就傻眼了。在下闸蓄水后，由于左岸导流洞闸门关闭不严，导致大坝漏水越来越严重。不能不说，刘家峡的建设者们不是孬种，他们都是真正的勇士。为了堵住漏洞，他们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一次次舍身堵漏。但无论他们怎样舍生忘死，这漏洞怎么也堵不住，导流洞漏水流量眼看着越来越大，而这时水库已有大量蓄水，一旦闸门垮下，谁都知道，那是怎样的后果……

到了这时候，才有人猛然想起那道被炸毁的大坝，才意识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又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在中国，历史的教训实在太多了，但能够真正吸取教训的人又实在太少了，否则历史的悲剧也不会一次又一次重演。前车之鉴在中国既然很难成为后事之师，就必将成为后车之覆。哪怕到了今天，还有多少人想要拼命捂住这些伤疤。

眼看着漏洞怎么堵也堵不住，洪水猛撞着刚筑起来的大坝，冲着人类吼叫，咆哮，刘家峡人看到了一条大河的力量，而它有多大的力量，就会制造多大的灾难。危急之中，他们只能赶紧向上级报告。这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总理非常着急，这事一刻也不能耽误，这不是一个工程能不能保住的问题，刘家峡大坝一旦垮塌，洪水巨大的冲击力将危及下游无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当时的水电部已被军管会接管，傅作义将军虽然担任水利部（后来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长达二十二年，但此时他已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而实际负责水利部工作的副部长钱正英也正身陷造反派的重围之中，自身难保。周恩来深知，刘家峡的危急险情已刻不容缓，必须果断做出决定，让部里懂业务的领导干部火速赶往刘家峡。周恩来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亲自主持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刘家峡水电站的问题，并提出让钱正英等人出来工作，越快越好。

会后，钱正英旋即率领工程技术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刘家峡。这是奔赴前线的速度，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生死大决战。一场凌乱而无序的抢险，在工程技术人员的运筹下变得既紧张又有条不紊了。这时候，没有谁再狂热发昏地叫喊“争时间，抢速度”，刘家峡工程仿佛成了一个专家会诊的手术台，一切都在冷静、理性、科学的剖析下进行。整个过程要描述出来有难度，这里只说结果，那导流洞上致命的漏洞最终被成功堵住了，一个工程保住了，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命的财产也保住了。

后来，不是没有人想过，如果，万一……

那个比噩梦更恐怖的后果就不说了，但人类又的确应该时时想到那个最坏、最可怕的结果。只有无时无刻都感觉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人类兴许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至少在每一次头脑发热时，能感到某种警示和惊悚。

经历了这样一次危机，尽管十年浩劫和狂热还在继续上演，但刘家峡人变得冷静了许多，又回到了那种按部就班的正常的施工状态。对于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这个速度其实也不算慢了。到1974年岁末，刘家峡水电站的五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这也意味着，全国第一座装机容量超过百万千瓦的大型水电站终于竣工了。

而我最早知道刘家峡工程，是在那册早已不知去向的小学或中学课本上，它和长江大桥一样，是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建设成就之一，创造了一系列的中国之最：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中国第一台三十万千瓦双水内冷水轮发电机组，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利电力枢纽工程。尤其让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的是，刘家峡水电站是我国自己勘测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安装、自己调试管理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在一个以自力更生为荣的时代，这四个“自己”，足以证明中国不依赖外力，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又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了，它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影响是异常深刻的，一直到现在，刘家峡水电站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自豪感依然牢不可破。

然而，历史的真相又如何呢？

刘家峡的雾是一层一层地退去的，这让我有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感觉刘家峡的面纱也是一层一层地揭开的，揭开了一层，又有一层，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揭开。

之所以选择刘家峡，对于我，不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工程，还因为历史有另一种书写方式。在中国，我还没有发现有哪个水利工程，可以贯穿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大部分历史阶段：它在新中国成立初由苏联专家参与设计，又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在“大跃进”时代上马，在三年“困难时期”下马，又在经过了三年国民经济调整之后复工，最终在十年浩劫中建成，几乎凝聚了毛泽东时代水利建设的所有经验教训、成败得失。这一坎坷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通过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部浓缩的新中国水利史。

而这样的历史还将在新时代续写。由于当年那些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的、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的“争气机组”“争光机组”一直存在着先天缺陷，自电站运行以来，这些设备的安全隐患一直不断。从1988年开始，刘家峡水电站开始进口法国、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等国先进的设备、技术和工艺。刘家峡人现在活得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清醒，自力更生固然重要，硬骨头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更是不可或缺，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度能够正视自己的落后，坦承自己的落后，有时候比那种盲目自信和自豪感更重要。又何况，有的东西原本就是没有国界的，是不分意识形态的，像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一个常识，刘家峡人比世人都懂，闸门关得再紧，毕竟也要打开，否则一条黄河也会成为一潭死水。只是中国人觉悟到这个常识，也许太晚了一点，要不就会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坎坷与和不该发生的悲剧。如今，又历经二十多个年头，刘家峡人对五台国产发电机组也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系统改造，使装机容量从原来的一百一十六万千瓦增加到了现在的一百三十五万千瓦，净增装机容量近二十万千瓦，这相当于三门峡水电站现在的两倍。

若同三门峡工程相比，又不能不说，刘家峡是幸运的，甚至是侥幸的。三门峡已被迫把自己从当年中国最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降低到一个中型水电站，一直到现在还面临着是去是留的诘问，而刘家峡却把自己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哪怕用现在的眼光看，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刘家峡工程也无愧于新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得意之作。一个工程能否与时俱进，也不是人类的意志和愿景所能决定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前提：无论在施工中发生了多少问题，犯了多少错误，但一个前提是绝对不能错的，那就是从一开始在选址和设计上必须正确。如果这个前提一开始就错了，无论你以后采取多少正确的方式来补救，都会于事无补、无药可救。这其实就是水利建设最残酷的一面，几乎没有亡羊补牢的可能。

穿行于刘家峡，还能看到很多那个时代留下来的遗迹。在水电站高大的厂房里，一幅毛泽东视察黄河的巨幅油画占据着整整一面墙，油画对面的墙上就是毛泽东的那句名言：“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画像，这标语，从1973年电站开始运行后，就一直挂在这里。风流水转，这里已换了一茬又一茬人，但刘家峡人一直舍不得把它们摘下来。也有人建议过，最好换上刘家峡的风景画，但刘家峡人觉得，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置换或取代的。

看着一个伟人的巨幅画像，我也有一种岁月倒流的感觉。我忽然想，假如时光能够像这一段黄河一样倒流，历史又是否可以逆转？这是对时间的假设，也只能用时间来做出判决。事实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也一直在检验它，直到现在。一个水利工程能够运行到现在，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可以在时间中胜诉了。而我，也没有白来一趟刘家峡，感到又补上了非常必要的一课。

站在刘家峡大坝上，我又一次下意识地凝望那段倒流的黄河。此时，那些雾已不知被吹到哪儿去了，视野格外清晰与辽阔，这让我高度近视的两眼第一次看清楚了这峡谷里的一条大河。这是一条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大河，凶险、诡谲、奇崛，处处惊险，却又化险为夷。当你看着她，你会在一种隐忍不言的流逝中渐渐忘怀那大苦大难又大起大伏的一切。面对她，我下意识地弯下腰，低下头，保持了人类最谦卑的姿势。

四 从西到东，穿越河套平原

从青海龙羊峡一直到宁夏青铜峡，均为黄河上游峡谷段。黄河干流上共有三十处大峡谷，二十八道全在黄河上游，占黄河干流全长的三分之一左右。只有两处在中游：晋蒙陕大峡谷和豫西大峡谷。过了兰州，从甘肃省黑山峡进入宁夏境内，蜿蜒穿过牛首山，黄河上游峡谷已悄然走到了尾声，开始向河套平原过渡。在峡谷与平原间，又有一道八千米长的峡谷，但它的气势已远不如上游峡谷那样逼人，这就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青铜峡。

一条大河流过青铜峡，流转空间猛然扩大。在我所经历的河流中，还没有哪条河像黄河这样曲折。她先沿着贺兰山向北，再由于阴山阻挡向东，然后沿着吕梁山向南，在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几个大转折后，在大地上书写出了一个巨大的“几”字，但这个字人类是看不清的，只有上帝才能看清楚。

青铜峡正好处在这个“几”字一撇的最低端，黄河上著名的龙门和三门峡则位于“几”字的那一钩处。从青铜峡到三门峡的直线距离其实很近，但黄河这么一绕，一下就绕到内蒙古去了，绕出了一个数万平方千米的河套平原。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没有哪一个弯大得过河套。

所谓河套，是河套河之意。河套平原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河套平原，也就是所谓大河套，一般是指内蒙古高原中部的黄河中上游沿岸平原，西起宁夏下河沿，东至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线——内蒙古河口镇，包括了前套、后套和西套。前套主要指内蒙古包头、呼和浩特一带的平原，也就是南北朝时著名的敕勒川，五代时叫丰州滩，明朝以后又叫土默川，因此，前套平原又称土默川平原；后套指乌拉山以西至巴彦高勒河段的平原，呈扇弧形展开，面积近万平方千米；西套指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西南部的磴口县与宁夏青铜峡之间的平原，也就是银川平原，而银川平原和青铜峡以南的中卫平原又合称宁夏平原。狭义的河套平原，也就是所谓小河套，仅指后套平原。若不深入其境，你还真不知道，河套平原的组成如此多元而复杂。

一个人从黄河上游的幽深峡谷里走出来，感觉像从一个世界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这里没有山，连山的影子也没有，只有平原。但有一种与之呼应的东西，那是水，河套河，真是河套河，大河套着小河，河流与水渠纵横，流水之声不绝。在这流逝声中，你分不清哪是春秋的河流，哪是汉朝的水渠，然而这所有的水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黄河。这也是人类在这漠北大荒上世代开垦的原因，拥有这样一条大河，就不愁没有水灌溉。那时上游也没有一道道拦河大坝拦着，那时的黄河还是一条畅通无阻的龙脉，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一条命运之河。

在这样的大地上，你找不到任何中心，也没有边际。唯一的方式就是跟着这里的河流或水渠走。这是一个接近真理的方向，有水的地方必有田园，必有人烟。

站在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平原上，我贪婪地眺望，天地广阔，万物自在，每一个村庄看上去都是那样遥远，这与旷野的无边无际有关，这个背景太大了，把一切都衬托得太小了。那些正在麦地里忙碌的农人，只有走得离他们很近了，才能看清楚。黄土一样的面孔，黝黑而深邃的皱纹，头上戴着干净洁白的小圆帽，这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种信仰的标志。走近他们，让我感觉不仅是同这片土地在接近，也是在与他们的内心接近。他们的耕耘、浇灌，既有像泥土一样的淳朴、深厚，还有一种神性。这是一片有信仰的土地，先必须找到一种理解和默契的方式，才可以真正走进这一方水土。

这个季节，北方称为麦天。太阳将又一茬麦子烤得蓬松而喷香了。这熟透了的麦子，给河套平原带来了无比辽阔的饱满与荣耀。河套平原有两百万亩小麦田。两百万亩啊，我不知道这是多大的面积，我只能看见，一望无际的麦田像油画一样，连麦芒在阳光下也发出金子一样的光泽。看着小麦的长势，这个全国粮食主产区又将迎来一个大丰年。此时，离开镰收割的季节很近了，农人们都在忙着麦收前的准备，维修农机具，清理晒麦场，还得提前准备好足够的柴油。如今的农人们早已不用在石头上磨他们的镰刀了，现在大都实现了机械化耕作和收割。看得出，他们很兴奋，收割是令人兴奋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个节日。这些老大不小的农人，甚至像小孩盼过年一样，早早就盼着麦天的到来。他们也是最忠诚的麦田守望者，这岁月，还能老实巴交地种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除了对土地和庄稼的忠诚，你已经无法解释。而这样的忠诚，兴许也与他们的信仰有关。

我原本想找一个农民给我当向导，看来是不行了。对于他们，没有什么比麦收更重要，而且得赶紧收，好不容易盼着一茬麦子成熟了，别让它遭来鸟害、鼠害，还要担心雨害。这里很少下雨，可这个季节谁都怕下雨。连县里、乡里的干部也都奔向了农人的麦田。我也就只能一个人在这大平原上游荡了。这样其实也挺好，走过一片麦田，可以蹲在田垄上和这麦田的主人随便唠嗑一下年景。他们很好客，也很高兴和一个外人谈谈他们的收成。路过一个村落，又可以去村民家里讨一碗水喝，顺便打听打听这里的水情和旱情。这其实也是我养成的习惯。逐水而居的老百姓，对于从身边流过的这条大河或许永远都不可能从头到尾去了解，但至少，他们对流经身边的这一段流域很了解，有时候比水利专家了解得更深。我打心眼里，是把他们当作我的老师的，随时随地都会向他们请教。

老陈是磴口县渡口镇东地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他姓陈，我也姓陈，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五百年前是一家，我们认了家门，也就很自然地拉起了家常。他打着赤膊，一蹭一蹭地擦着他的小四轮，一边和我东一句西一句地谈着他家里的、村里的事情。对镇里、县里的事，他就不知情了，他也不想知道，他一个农民要知道那些事情干吗呢。他说现在的景况是一年比一年好了，这几年，两里路的村道铺上了水泥，多少年没有修的水渠也修好了，他们原来喝水是打井，打出来的是苦咸水，现在已接上了自来水。他家的收入还是靠种粮，除了麦子，还有玉米。说到这里，他冲我憨厚地笑了笑：“家门哪，我得赶快去收麦子呀！”

我把水喝完，赶紧起身告辞。当他在小四轮上支起身子，向我挥手道别时，晌午的阳光把他强壮的胸脯映得一片通红，亮堂堂的。我看了看那擦得锃亮的小四轮，又看了看他，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能把小四轮擦得亮堂堂的汉子，也是一个能把心擦得亮堂堂的汉子。

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我有些茫然，有些浑浑噩噩。这与突如其来的风沙有关。接下来的路，几乎都是在漫天黄沙中穿行。这里的一切都被笼在一个灰蒙蒙的罩子里，尽管乌云密布，但这里很少下雨。

塞北江南啊，名不虚传，但河套平原看似江南，又绝对不是江南。江南有充沛的河水与雨水，这里的河水越来越小，降雨更少，每年平均不足三百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两千毫米。还没有哪个地方像河套这样表达了人类与江河水系那种难以割舍的血脉联系。这是一个完全仰仗黄河水活着的地方，如果没有黄河水的浇灌，我所看见的那像油画般的一切，顷刻间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变作一片荒无人烟的大漠。

只有深入，才会看见真相。从西到东，穿越河套平原，这干旱高温的气候和扑面而来的风沙，无情地撕开了一幅幅虚幻的图景。它其实不像我憧憬的那样美好，在这个“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地方，我看到了为水所滋润的一面，也看到了为水所遗弃的一面。

就是在这里，磴口县西北部的沙金套海苏木，我看到了另一个河套。这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乡，苏木，在蒙古语里的意思就是乡。这是个半农半牧区，地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当年修建著名的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时，这里的农牧民也曾踊跃上河工，谁都盼望用自己的汗水把一条水渠引到这沙漠的边缘，这样，世世代代就不愁没水喝了。但远水最终也没解他们的近渴，事实上那水离他们并不遥远，只是黄河水根本就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喝不上黄河水，他们也就只能自力更生了，打井。

七十多岁的巴特尔老人在巴音乌拉嘎查（村）里住了半个多世纪，每天都为喝水而发愁。20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在这嘎查里打了一口深井，全村人吃的、用的，还有给牲口喝的水，全靠这口井。井水抽上来后，用自来水管接到了每户村民家里。那水开始还不小，喝起来还有股甜丝丝的味道。但后来就不行了，水越来越小了。边说，巴特尔老人就拧开了水龙头，只有一缕比筷子还细的水断断续续流出。为了多存一点水，老人把家里的水桶、水盆、水壶、水瓮几乎全用上了。不是老人贪心，而是担心，怕突然断水。断水在这里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如果所有人在同一时刻一齐打开水龙头，这水就断了。每天，这井水都会用得一滴也不剩，有时候还不到半天井底就干涸了。要蓄一夜，才能在第二天清晨浸出一层水，也就刚够把井底盖上。接水、储水是巴音乌拉嘎查人每天最重要的事。老人把这些坛坛罐罐接满，得小半天时间。若是断了水，这一天的日子就没法过了，你想到邻居家去借水，蒙古族人是很慷慨的，可他们宁愿借给你一桶油，也不愿意借给你一桶水。

这井水看着还挺清澈，像矿泉水，但又绝非我们想当然的那种什么矿泉水，有很重的盐碱味，很可能还有别的有害矿物质。听巴特尔老人说，很多喝了这井水的村民都患上了肠胃病，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有的可能与这井水有关，有的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谁知道呢？不管有关还是无关，这里的农牧民别无选择。就算明知是毒药，他们也得硬着头皮喝，总不能活活给渴死。猛地想到一句成语，饮鸩止渴。此时，我的嗓子也干得冒烟了，想也没想，我从巴特尔大爷的水桶里舀了一瓢水，一仰脖子喝下去了。那井水苦涩的滋味儿，是在喝下去之后才出现的，持久而尖锐。

我在巴特尔老人的叮叮咚咚的接水声中告别了巴音乌拉嘎查，这几十户农牧民聚居的小村，被阳光映照着，照得很亮，依然是低矮陈旧、破败荒凉的土坯房。和别的乡村一样，这嘎查里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的身影，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也不愿留在这里喝这苦涩的井水。巴特尔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外出打工了，一年上头很少回来，回来了也过不了这里的日子。在城里再苦再难，也能喝上一口干净水，干了一天活，也能痛快淋漓地洗个澡，这里连洗脸都没有水，洗了菜才能洗脸，洗了脸还要喂牲口。

从巴音乌拉嘎查一路走过来，触目之处，除了山石，就是沙砾、沙丘，很难看到绿色。想一想也知道，连人畜饮水都困难，又哪来的水浇地？天气异常炎热，我一把一把地抹着脸上的汗水。眼前，黄乎乎的太阳照耀着黄乎乎的大地，却难以找到让我眼前一亮的水源。哪怕看到泥坑里的一洼积水，也能缓解一下我极度的干渴。偶尔会看见一些坐在沙丘上一动不动地发呆的老乡，他们那被烈日晒得发黄开裂的帽檐儿都朝后戴着，怕被风吹走。女人们的面孔都用纱巾蒙着，不然就睁不开眼睛。但他们说，只要把这些沙丘挖开，就是很好的土地，只要有水，他们就能种上麦子。类似的话，我也听到巴彦淖尔市的一个干部说过：“我们最缺的是水，只要有水，我们什么样的荒漠都能治理，什么好东西都能种出来。”而在这句话的背后，又是一系列关于黄河、关于水、关于开垦与拓荒的悖论。河套啊，这河套河的河套，人类仿佛被水危机给死死套住了。

最缺水的地方，最多的便是风沙。无论你走到磴口的哪个地方，热烈迎接你的就是风沙。整个河套，实际上被两大沙漠夹持着，西有乌兰布和沙漠，南有毛乌素沙漠。

我离乌兰布和沙漠越来越近了，也可能是乌兰布和沙漠离我越来越近了。听这里的老乡说，在不起风的日子，这上万平方千米的大沙漠，只有无边的空旷和死寂。如果它一直保持这个样子，虽说有些瘆人，让人莫名恐惧，但不会对人类构成真正的危害。真正让人类恐惧的还是乌兰布和的另一副面孔。乌兰布和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红色公牛”，一旦发作，就是疯狂。而以它疯狂的力量，几乎可以把整个沙漠搬起来，在半空中呼啸而过。大白天，突然天昏地暗，如同黑夜，在这里是时常发生的事。

磴口地处贺兰山与狼山之间，原本是一个著名的风口，风沙线长达一百五十多千米，号称三百里。追溯这个古老县境的历史，还得从汉武帝置朔方郡开始。朔方郡当时下辖十县，其中有三座古县城遗址都在磴口境内，如今全都被黄沙掩埋了。不过，至少在太史公司马迁活着时，这里还是一块远离沙漠的水草肥美之地，有他的《史记》为证，那时候还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乌兰布和沙漠。这里的风沙变成灾难性的，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于连年混战，许多老百姓为了在乱世中寻找一条活路，流落到这天高皇帝远的塞北边地，大量砍树、垦荒，将树林变成村庄、田园，原始植被遭到破坏，地表裸露。加之黄河数次改道冲刷，在风的作用下，荒沙被刮起，遇阻碍堆积，形成了乌兰布和沙漠。而曾经水草肥美的磴口古县，也成了荒凉之地，到新中国成立时，磴口仅有两万多人口，比汉代时少得多。

而磴口的风沙变得像今天这样大，听当地老乡们说，还是“大跃进”时开始的。那时候，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砍树，炼钢。这地方的树，长起来不容易，砍起来倒容易，三年“大跃进”，砍掉了三万亩树木。这些树林原本就是老百姓千百年栽起来的防沙林，砍掉一片，就出现一个缺口，结果这一带，被砍出了几十处缺口，风沙就是从这些缺口推过来的。那些没有缺口的地方，林带也没有原来宽了，挡不住风沙了。由于乌兰布和沙漠不断从西向东推进，磴口县境内的水土流失面积正以每年二十平方千米的速度扩展，而沙漠移动又直接给耕地带来了盐碱化，磴口县盐碱化的土地已超过三分之二。这不仅是磴口一个县的事，还直接威胁到了西部大动脉——包兰铁路和110国道，同时还对巴彦淖尔盟总干渠形成了严重的威胁。现在，二十里柳子的泄洪闸因泥沙淤塞已被迫废弃，一段很重要的引水渠也被流沙埋没了。被埋没的不只是人类修建的水渠，还有黄河。

乌兰布和沙漠以每年十米左右的速度向东推进，黄河流经磴口县境内五十多千米，每年大约六千万吨泥沙被推进黄河里。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风把沙漠搬进了黄河。我觉得这些老百姓真是语言大师，一个“搬”字，太形象了。你站在磴口呼啸的风沙中看看，更形象。早在1993年春天，由于连续发生几次沙尘暴，加大了对黄河的输沙量，河床不断抬升，致使南套子段黄河大堤决口，冲出了一个八十多平方千米的黄泛区。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黄河成为悬河，是从下游开始的。是磴口，让我纠正了一个认知上的误区，黄河成为悬河，从磴口就开始了。在风沙中，你也能一眼看清楚，黄河河道已比县城高出了五六米。面对正在被湮没的命运，磴口绝对不想成为第四座被黄沙掩埋的县城，他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同风沙作战，同荒漠化作战。1998年，磴口被列入全国生态建设重点县。从1999年开始，磴口开始治水、治沙、治山，截至目前，全县已治理了近十万亩荒山沙漠。我能理解磴口人焦虑而急迫的心情，然而，一个磴口太小了，全凭这样一个沙漠边上的小县，是抵挡不住风沙的，也是保护不了黄河的。如果没有更多的力量加入，磴口县城也许终将成为历史上第四座被沙漠埋葬的县城，这个古老的县境也许会在沙漠中消失。

磴口不只是磴口人的，它与整个河套、黄河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泥沙淤积加重，黄河内蒙古段在短短几十年便成为地上悬河。但我觉得，这么深厚的泥沙，绝非几十年就能淤积起来。几百年、上千年也不止。黄河成为悬河的历史，也许就像这里的历史一样漫长，只是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突然加速了。

黄河，或许真的会像一个伟人发出的天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

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我只能带着疑问又一次上路。我的脚步在风沙中加快了，仿佛是想逃离什么。

在河套，谁都知道三盛公，但谁也不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叫三盛公。

这是一个含义不明的名字，不知是否与信仰有关。

天主教传入河套至少有一百二十多年了，三盛公就是西方传教士进入河套最早的落脚地。19世纪80年代，三盛公被定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堂，并由当时的主教韩默理主持建造了一座三盛公大教堂。这辉煌的圣殿，所用的全部木料砖石都是从甘肃、宁夏等地经黄河用船运来的。这表明，那时从甘肃、宁夏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以至磴口县这一段黄河，水流还很大，通航能力还不小。而现在的这条泥沙俱下的黄河，哪里还能行船，有的地方，踩着淤积的泥沙就能跋涉而过了。

一座百年的老教堂，如同时空中的一个参照物，它的存在仿佛是为了衬托人类的另一种伟大创造。从磴口县城朝着东南方向步行三四里，一抬头，就能看见了，在黄河干流上，横亘着一座全长三百多米的拦河闸——万里黄河第一闸。

我怔怔地看着，一座半个多世纪前的建筑，感觉瞳孔正在放大。

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它的宏大与雄伟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回避某些过于宏大的汉语词汇，但又真的找不到可以代替的词汇。中国的许多水利工程都是无可替代的，而这座三盛公水利枢纽，也同样是无可替代的。迄今以来，这是黄河上唯一的以灌溉为主的一首制引水大型平原闸坝工程。正是因为它，这里才被称为河套平原的源头，才有了亚洲最大的一首制平原引水灌区、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内蒙古河套灌区。走笔至此，简单交代一下，这三大灌区分别是四川都江堰灌区、安徽淠史杭灌区和内蒙古河套灌区，堪称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典范和杰作。

登上闸坝，我差点失去了平衡，感觉身体摇晃得很厉害。我只能摇摇晃晃地走着，走过一道三百多米长的闸坝。这样的行走有一种漂浮感，只觉一阵阵窒人的水汽迎面扑来，两耳灌满了黄河浑浊的喧哗声。黄河在咆哮，一条大河被人类拦起来了，一道大坝死死地压在大河身上，它不能不咆哮。

这里有专门的讲解人员，如果没有人讲解，对这里的一切我还真是莫名其妙。

要理解这里的一切先要回过头去看，三盛公枢纽上游黄河，用水利专业术语说，为五十多千米的游荡型河流，水势不稳，河道摇摆不定。这样的河流是灾难性河流，很容易造成堤防决口、洪水泛滥，而三盛公枢纽正是利用这一段黄河的运行规律，变水害为水利，通过这样一道闸坝，把闸前的黄河水位抬高了五米左右，又通过枢纽的调节，水势稳定了，河道也不再摇摆飘拂。而当水位抬高了五米左右后，闸前水位已高过河套平原，这样就能把黄河水引入河套，而且是让黄河水自流到河套平原。假设一下，如果黄河有足够的水，可以渗透到河套平原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可以让乌兰布和沙漠与毛乌素沙漠起死回生，把万里沙漠变成万里绿洲。在那空旷而死寂的大沙漠上，还不知会催生出多少新的生命。然而，这只是我的幻想，如果黄河真有这样大的水量，又何必要从千里之外的长江南水北调？

这里，还是先回到那个历史的开端吧。那是1959年，正是“大跃进”大办水利的时代，但三盛公从一开始就并非一个孤立的工程，这是根治黄河水害和综合开发黄河水利第一期工程的主要项目之一，也是一项国家工程，国家直接投资了五千多万元。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大手笔的投入了。按三盛公枢纽的设计意图，除了解决河套地区的一系列灾难性问题，还担负着对黄河中下游的水量调节，发挥防凌作用，沟通黄河两岸交通，保障下游用水。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工程，也是一个提前上马的工程。从勘测、设计到施工，都有苏联专家上下奔波的身影。这很可能也是苏联专家帮助中国修建的最后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由于中苏交恶，工程还未竣工，苏联专家就奉命提前撤走了，接下来就只能全靠咱们中国人自己干了。当年，为了支援三盛公，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先后派出数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和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来这里施工，国家还为这一工程专门培训了上千名各岗位的技术工人。可以说，这一工程基本上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工程的先进水平。1961年5月，赶在黄河夏汛来临之前，三盛公水利枢纽截流成功。而随着三盛公工程竣工，数千年来河套灌区水旱灾害终于有了历史性的终结。

但如果从整个灌区系统工程看，在三盛公枢纽工程竣工后，整个工程还远远没有竣工。水利建设者又挥洒了十多年血汗，在先辈修建的河渠上修建了一条东西长一百八十多千米的总干渠，直到1975年才全面竣工。河套平原引黄灌溉，主要靠这条东西走向的总干渠。这里的讲解员为了让我们这些门外汉能够听懂，打了这样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如果说这条总干渠是河套灌区的血脉，三盛公枢纽就是这条血脉的心脏，正是在它的调节下，河套平原才能从塞外荒原变成塞北江南，而河套灌区灌溉面积由过去不到三百万亩一下翻了五六倍。

一条黄河在这里流淌而过，另一条黄河在这里诞生。

这条总干渠，也被河套人称为黄河，“二黄河”。

历史需要现实来验证。此刻，阳光和大河反射的光芒以交相辉映的方式，把一座造型相当别致的建筑照得通明灿烂。四座引水闸都打开了，黄河水翻滚着，汹涌而来，如排山倒海一般，从闸门里倾泻而出，浑浊的水浪腾得很高，在每一座闸门口形成一道道瀑布，又一齐哗哗地奔向总干渠。那一刻我仿佛又变傻了，我被淹没在一阵阵不可名状的尖叫声里。这并非风景，也没有什么诗意，但很震撼，非常震撼。这样的震撼让我目光迷乱而不安。我不知道黄河还有多少水可以排进来，黄河又还剩下多少水可以流到下游去？

这其实不是我的担心，这是黄河中下游人最揪心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随着黄河河床的不断淤塞抬升，人类的视野也在不断提升。现在人们看黄河，已不是看黄河流过身边的那一段了，他们的看法就像毛泽东当年的思路一样：把黄河从头到尾看一遍，看看黄河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看你也许就不是震撼而是震惊了。从1972年开始，黄河几乎年年断流，根本就流不到下游了，很多山东人好多年都没有见过黄河水了，都不知道黄河水是什么样子了。黄河断流，是在下游的山东发生的，山东人若想黄河不断流，他们只能找黄河上游。他们觉得，就是因为上游包括三盛公在内的一个个大型水利枢纽，一道道拦河大坝，把黄河水给拦住了，耗尽了，也就没有水流到下游了。不能说这是全部真相，但至少是部分真相。很多不幸处在黄河下游的人，用他们空洞的双眼看着空洞的黄河，悲愤地说：“我们在黄河流域缺乏一个统一规划，国家在上游投资引黄，新辟了几百亩、几千亩的稻田，与此同时，下游却因黄河断流，消失掉几万亩、几十万亩甚至更多的麦田。这值得吗？”

还有一个比这更具体的故事。三盛公所在的巴彦淖尔市和山东潍坊市是友好盟市，“我汲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然而潍坊正是黄河断流的一个重灾区，潍坊人早已喝不到“川下水”了，只能眼瞅着川上人的甘美而独自啜饮川下的苦涩。一个故事就这样演绎出来了：一位潍坊的官员到了巴彦淖尔，看了三盛公枢纽，又看了河套的“二黄河”，也就是那条一百多米宽、总长一百八十多千米的总干渠。当他看着那哗哗流淌的黄河水时，他的目光像我一样迷乱了：“天啊，你们有这么多黄河水！”当时，陪同他的是黄河工程管理局局长王继军，这个工程管理局主要就是负责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的运行管理。那位山东汉子情急之下一把抓住王继军，使劲地摇着他的肩膀说：“兄弟，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不要再引黄河水，你们每年打多少粮食？我们全给你们就是！”

这个故事一直在三盛公流传，流传了很多年，也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但三盛公的很多人都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他们的语气和表情甚至有些自豪，我却感到有什么堵在心口，堵得我透不过气来。这个故事，我没有找王继军本人核实过，但王继军也坦承，若从单纯的经济效益看，像山东这些比较发达的省份在下游用水的效益，要比这里高得多，那里是沿海地区，工业发达，农业现代化水平很高，产量也很高。山东人没有吹牛皮，山东人完全有足够的实力来弥补河套的损失。山东人那笔账算得也很简单，简明而又夺目，极有说服力，但真要算起来却又不这么简单了。如果这个假设存在，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算账，河套人还真愿意做这笔交易。然而这个假设又只能永远是个假设，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被黄河中下游人忽视了的问题，一个大问题，河套原本就是被乌兰布和沙漠与毛乌素沙漠夹持着的一块生态极端脆弱的平原，如果没有黄河水的滋润，河套就只能坐视这里的一切被沙漠吞噬。中国也许可以缺少一个河套平原，但这里还有西部大动脉包兰铁路和110国道，还有连接北京到兰州的光缆、通往西北的电网。这是国家的战略布局，是不可能被任何假设所动摇的。还有，如果河套真的变成了一个大沙漠，中国又多出一个巨大的沙尘暴发源地，黄河水还没有流进山东，沙尘暴就把黄河中下游掩埋了。黄河，还有下游吗？

听了这话，我心里不像刚才那样堵得慌了，我仰起脑袋使劲透了一口气。

三盛公没有假设，只有真相。这些真相一个外人是看不见的，但一旦被揭示出来，就会让你感到不可思议的惊奇。

我就被这样一个真相震惊了：按三盛公枢纽的设计运转年限，只有二十五年。到现在，它已经运转了半个多世纪，还在继续运转。而这样的水利工程又岂止一个三盛公，在中国，还不知有多少这种超龄服役、老病缠身的工程。又好在中国人有顽强的意志，他们把一个工程用到了极限，还在不断地延续它们的生命。从2002年到2008年，三盛公人对老化的混凝土、金属结构、机电设备进行了除险加固，而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是我看不见的，那些水下的工程，而越是看不见的工程，越是关键，也越是危险。三盛公枢纽就在这样的修修补补中，如老骥伏枥般地艰难运转着。

我忽然看见一幅被阳光照得熠熠生辉的题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毛泽东亲笔手书的八个大字，一直挂在这里，挂了半个多世纪了，我却恍若刚刚才发现。与其说这是一个伟人发出的指示，不如说是一种警示。

艰难运转的不只是工程本身，还有和这个工程一起从娘胎里带来的陈旧管理体制。黄河工程管理局是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运行管理费用主要依靠水费、电费等收入来支撑。由于电站设备陈旧老化，发电效率低下，还要不断投入资金维修。水费那就更不用说了，以中国水价之低廉，收入差不多只有成本的四成，根本就是不但要赔钱还要赔老本的买卖。而那一点儿比例很小的差额拨款，还经常不能足额到位，拖欠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极端事件。

如今黄河工程管理局早已痛下决心，开始改革。现任局长王继军，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担任副局长。以他的阅历，深知要完全靠现有工程来运营，只会越来越困难，若想走出困境，只能以改革的方式杀出一条血路来。但他不可能改变这个机构的性质，只能想方设法广辟财源。他们看到了这里的另一种财源，风景与生态旅游资源。2005年10月，在他们不遗余力的争取下，三盛公终于被评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实话实说，尽管中国现在充满了遍地开花的风景区，但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来看看的。走到这里，我仿佛走错了地方，在黄河水量锐减的情况下，这一段黄河因有一道闸坝拦蓄，还能让你看到一条大河雄浑壮阔的气势。黄河与河套，共同赋予了这一方水土以独特的风韵，这里甚至就是一个浓缩的河套，河套河，水连水，满眼都是葱茏树木和湿润的草地，还有大片的黄河湿地和黄河流域难得一见的天然河滨沙滩。入冬之后，这里还可以看到黄河特有的流凌和冰凌。不得不说，无论是在河套，还是在黄河流域，这样的风景已经很难看到了。但我觉得最别出心裁的，还是他们在废物利用上的独特创意。在一次次加固整修工程时，他们拆下来上万件、重达千吨的废旧金属构件，这些废物原本连堆放的地方也没有，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子，他们请来了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把这些形状各异的废旧金属材料制作成了一件件奇特的雕塑作品，摆放在景区公园。这还真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很有现代艺术感。这是历史与艺术的一次换位思考，也是人类以艺术的方式对那段历史宿命的回应。通过这些笨重而粗糙的建筑材料，你一看就知道了中国当时的水利技术以及材料、工艺是何等落后。而新中国的水利建设者就是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建起了一座又一座大型水利枢纽。看了这些材料，你又会感受到一种强烈震撼，比艺术更真实。

然而，艺术毕竟解决不了技术问题，人类可以用不断除险加固的方式来延续一个老旧工程的寿命，却始终无法排除它的大限，这个大限就是泥沙淤积。当年这工程的一大亮点，就是利用水势运行规律，成功地解决了所有黄河水利工程都难以解决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泥沙淤积。而三盛公对库区和渠道泥沙淤积问题，在那个时代的黄河水利工程中可以说是解决得最好的，至少在它二十五年的使用年限里，一直保证了枢纽运行安全正常，渠道畅通无阻。但由于最近二三十年来黄河内蒙古段泥沙淤积越来越严重，河底蹿高，河床猛抬，三盛公的库容正在逐年减少，而库容减少又让枢纽工程基本上失去调水调沙能力，由此而陷入了恶性循环。

现在这里还剩下多少库容？这一直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回答我的又是一个让我头皮发紧的答案：按库区的设计库容为四亿立方米，现在大部分库容已淤死了，仅余一亿四千万立方米。这是精确到了小数点的数字。我立刻进行了一下推算，以这样的速度淤塞下去，过不了多久，我现在看到的一切，都将被厚厚的泥沙淹埋。到那时，人类来这里看到的唯一风景，是沙漠。

当河套平原变成沙漠，下一个又将轮到谁？以沙漠的推进速度，离山东又有多远？

这绝对不是一个假设。三盛公没有假设，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从三盛公出发，走不了多远，你就有置身于沙漠的感觉了。

五 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

秋天说来就来了。走过河套平原，秋意已笼罩着大青山南麓的托克托。这让人多少感到有些突兀，仿佛没有任何过渡就从盛夏直接进入了秋天。

季节发生如此鲜明的变化，或与这里分明的地理位置有关。黄河上游在这里结束了，而中游从这里开始了。这个开端实际上又是一个大转折，这在地图上看得更清楚，托克托河口镇正好处在黄河那个巨大的“几”右上角，一条黄河在河套平原一路东流，流到这里，一转向南，随即又奔向了漫长的晋蒙陕大峡谷。

一尊躺在碧波之上的黄河母亲像，在这道分界线上长久地凝望。

如果说一条黄河真的就是她的身体，这再次现身的黄河母亲，一定会为自己的消瘦而黯然神伤。一条黄河流到这里，海拔已降到了一千米左右，眼前的河床上满布沙洲、岔流，一种山河破碎的悲凉，托克托河口镇的老乡们把这样的河流叫“破河”。历史上，这一段黄河的河道又极不稳定，忽南忽北地摇曳摆动，形成了许多牛轭湖，俗称“死河筒”。每到汛期，洪水漫漶为一片浑黄的水泽，等到汛期一过，黄河又是一条直揪人心的“破河”了。

对这一段流域最清楚的还是守望在这里的人。

辛师傅，一位瘦骨嶙峋、黑黝黝的汉子，他在这里已经干了三十多年的水文监测员。这年过半百的汉子，看上去已经是一个沧桑老人了，两鬓斑白，皱纹布满额头。这样一个人，站在空旷的河谷里，一下就突显出了一个水文人那种特有的孤独之感。我慢慢走过去，指着眼前这条瘦弱不堪的黄河问他：“这水，怎么变得这样小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愣愣地看我一眼，没好气地说：“这水不小了，你还没看见水最小的时候呢，哪像一条大河啊，跟一泡马尿似的。”我笑了笑。我这一笑让他有些诧异，还没等我追问，他就道出了实情：“由于上游一座座水利枢纽层层拦截，过一道峡谷，黄河就被截流一次，黄河水在这里，已经变得特别小。”

这是一位直爽的汉子。他的直言，验证了我一个由来已久的猜测，黄河水量锐减的原因，其实与气候、与所谓全球变暖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一个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类修建的这些水利工程，改变了一条大河的自然规律。

当黄河水越来越小，黄河似乎也跟人类开起了恶劣的玩笑。

我来这里时，正赶上黄河汛期，但黄河早已是一条没有汛期的河流。要说也有，但不是洪汛，而是凌汛。越是丰水季节，这里水越小，而每到开春时，正是黄河枯水季节，黄河水反而变得很大。这话，听起来很反常，但只要这里的水文人员给你一解释，你就恍然大悟了：每年开春，正是大河上下冰雪融化的季节，大量解体的浮冰、冰塞和冰坝全都堵塞在河道里，河水于是猛涨，这就是黄河凌汛。——这也是黄河和长江防汛最大的不同，长江防汛主要是防一年一度的夏汛或秋汛，而黄河每年要防两次大汛，一是洪汛（辛师傅解释说，虽说现在的洪汛很少有了，但每到汛期，还是要严加防范），二是凌汛，现在主要是防凌汛。春天，成了这里的人最恐怖的季节，尤其在这样一个黄河的转折点上，历史上就是凌汛的重灾区，每一次凌汛来临，河道里冰积如山，水势汹涌，那巨大的浮冰在河道里横冲直撞，左冲右突，堤坝被撞击得撕心裂肺，一旦决口，顷刻间就会淹没河套平原上的很多村庄。就在我已走过的磴口一带，1933年就发生过凌汛决口，不知有多少人葬身于这冰山雪海般的凌汛水中。新中国成立后，沿黄各地政府在抗击凌汛上加大了力度，每到关键时刻，解放军就会调动飞机、大炮和炸药，炸毁冰坝，像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除了凌汛，从这里开始，随着海拔的逐渐下降，黄河的泥沙也越来越大了，河床却在泥沙的哄抬下不断增高。——按黄河委员会的划分，从河口镇到郑州桃花峪为黄河中游。黄河中游有多长呢？一个非常好记的数字：1234千米。这1000多千米的黄河，约占黄河总长度的五分之一，却给黄河带来了九成以上的泥沙。

英国诗人布莱克说，在一粒沙上可以看见世界。

世界太大了，不过，要说在一粒沙上看见黄河，则一点也不夸张，这甚至就是黄河写在沙上的卦辞。黄河的一半是沙子。“九曲黄河万里沙”，从刘禹锡的一句诗可知，唐朝的黄河就已经是一条泥沙俱下的河流。大河上下的老百姓说得更形象，“九曲黄河十八弯，一碗河水半碗沙”，这一句民谚，被黄河两岸的老百姓从古说到今。

那么不妨用科学的方式来检测一番。张晓华是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一位70后工程师，对水质的监测，几乎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他仔细得像查验血型。据他的监测数据，目前，从中游进入黄河下游的粗泥沙约占总沙量的二成，其淤积量却占到总淤积量的一半，又主要淤积在主槽中，对河道行洪极为不利。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就是我正在叙述的这一千多公里的中游河段内，河道淤积与侵蚀河段交互出现，峡谷与宽谷相间，由于夏秋季多暴雨，洪峰流量大，沙源丰富，又有三十多条大小支流汇入黄河，这为黄河补充了四成以上的宝贵水量，也给黄河带来了大量的泥沙，黄河中游的含沙量占全黄河沙量的九成以上。这使得黄河成为世界著名的多沙河流，也是黄河变成悬河最直接的原因。

黄河成为一个巨大的悬念，就是被这些泥沙堆上去的。

谁都盼着有“黄河清，圣人出”的那一日，但中国出了那么多圣主明君，黄河的泥沙非但没有减少，半碗沙反而变成了大半碗沙。为了控制住黄河的泛滥，治黄成了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功德。几乎每一个皇帝，哪怕昏聩到了极点，也知道治黄是天下大事，否则这天下顷刻间就会被黄河淹掉一半。而那些黄河沿岸的“官员”，更是如履薄冰，有道是，“黄河决了口，县官活不成”。为了抵挡黄河的洪水，从皇帝到县官，几乎每年都要大规模征发徭役，以人海战术和大量土石方修起千里长堤，如同一座在水上直接筑起来的万里长城。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堤坝增高一寸，泥沙又淤积一尺，人类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河床淤高的速度，黄河也就越来越悬，一旦决口，便是灭顶之灾，这千里平川之地，想找一个躲水的山头也不容易，全靠黄河大堤来挡水。

黄河到底有多悬？一个伟人眼睁睁地看见了。走笔至此，或许，又得重提那段往事——

1952年秋天，毛泽东在开国之后利用休假的时间第一次出京视察，几乎就直奔黄河而来。他一路马不停蹄，对山东、河南境内的决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险工河段进行了为期一周左右的深入考察。

柳园口，黄河中游的一处险工。所谓“险工”，是一个水利科技名词，一般指河流常受大溜冲击的堤段、历史上多次发生险情的堤段，还有那些时常决堤又被人类重新堵上、加固了的堤段。黄河险工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成帝时，就有关于险工的记载。毛泽东沿着黄河大堤从山东到河南，在那个太阳朗照的秋天一路走过来，不知已走过了多少险工。当他走到开封城北的柳园口，他站在这里，好像再也走不动了，只把一双眼大睁着。

这就是悬河啊！一代伟人发出了这样的喟叹。

这悬河到底有多悬？没有人比开封人更清楚，黄河水面比开封城整整高出四五米。站在堤上，浪花簌簌地飞溅到身上，溅在身上的不只是水花，还有被河水打上来的泥沙。这还不是汛期，若是汛期那水该有多大，想一想也就知道了。而一座开封城就全靠这大堤保佑了，大堤一旦决口，这千年古都瞬间就会被洪水吞没。毛泽东把目光赶紧转开了，好像急于躲开这不祥的景象。

危险的何止一个柳园口，还有兰考的杨庄，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一个身影，又出现在一段险要大堤上。这个人走到哪里，绝对都是一个高大的形象。这个季节，洪水退走几个月了，但洪水在防洪大堤上横冲直撞的痕迹，依然像撕裂的伤口一样，久久难以弥合。就在这年7月，黄河直捣杨庄险工下部，危机四伏。幸亏有解放军日夜抢险，用身体筑起一道道人墙，又在险工下部沉下了好几条船，大堤才没有决口。此时，毛泽东低头看着大堤上的一道道豁口，脸色凝重。他的沉默，也让众生沉默。慢慢地，他又抬起头来看着从天际流来的黄河，虽说汛期已过，此时的黄河水位不高，但那一种高悬于大地之上的气势，不说长时间生活在这里的人，哪怕一个外人，在这里瞅一眼，立马也会把心悬起来。黄河真的就是这样悬啊。一个伟人的目光，就这样出神地瞅着，又似乎望得很远，远得无法收回来。良久，他才忧心忡忡地问了身边的王化云这样一句话：“黄河涨上天怎么办？”

一个伟人的发问，如同天问。这也是王化云多少年来一直在思虑的问题。

王化云其实不是水利专家。193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才是他的专业。然而严酷的现实只能以另一种方式让他在历史上浮现，救亡图存是那一代中国人最大的使命。他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随后又投身于抗日救亡之中。但他一生又仿佛注定要为另一种救亡图存而生。黄河是一个民族世代的忧患，如何才能解民于倒悬，又何尝不是一种救亡图存啊！把一条洪水泛滥的黄河管束起来，让它驯服于人类的意志，也成了他一生的使命。1940年夏汛过后，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化云就被边区政府任命为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他的治黄生涯从此开始了。解放时，他已经历了十年治黄，虽说是半路出家，但这么多年的治黄经历加上他的全身心投入，使他从治黄的外行逐渐成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治黄专家。甚至可以说，他是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位治黄专家。新中国刚刚诞生，他就被任命为共和国首任黄河委员会主任。从此之后，无论历史潮起潮落，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交给了黄河，潜心治黄长达四十年之久。在很多人心中，他甚至是一位功不可没的大禹传人。为了治黄，他先后提出了“宽河固堤”“除害兴利，综合利用”“蓄水拦沙”“上拦下排”等一系列主张。

不过，此时，毛泽东和王化云还是初次见面，对这个名字还挺陌生，他问王化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

王化云回答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

博学而风趣的毛泽东，时常以这种幽默的方式记住每一个应该记住的名字，同时也说出他的真理。

从那以后，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治河的一个核心意图就是“上拦下排”。而最早提出这一策略的就是共和国的首任河官、被毛泽东戏称为“黄河王”的王化云。从这个意图出发，最早提出在黄河上游的峡谷地带修建一系列梯级水电站的也是这位“黄河王”。一系列梯级水电站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中被推出来作为国家工程的，一座座拦河大坝在黄河中上游干流上以不可逆转的意志崛起，黄河被一段一段地拦腰截断，筑起了一系列可以为人类掌控的梯级水库，每一座水库上都建起了水电站。但发电从来不是人类建水电站的第一目标，按人类的核心意图，还是通过这些水利枢纽来调节黄河水量，发挥防洪、灌溉、发电、航运、养殖等多种功能和综合效益。这其实也是共和国每一个水利枢纽工程的普适性目标。

黄河还真是被人类征服了，已经多年没有过洪水了，现在别说洪水，很多地方连水都很难看见了，在毛泽东生前就已断流了。不能不说，这是黄河上游的那些水利枢纽工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人类的第一个核心念头已经相当成功地实现了，尽管黄河还是一个悬念，但一年一度的洪水连同汛期都已销声匿迹。假如毛泽东能够如愿以偿，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他可能更看不懂这条黄河是怎么回事了。而现在人们最渴望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让水在每一条干涸河道里滔滔不绝地流淌。

事实上，这样的景象已经很难看到了，但至少在一个地方还能看到——壶口。

一条大河，仿佛要给世界一个不同凡响的高潮。

不观壶口大瀑布，难识黄河真面目。——这样的说辞实在太多，我其实不太相信。

在托克托河口镇完成一次大转折后，黄河由鄂尔多斯高原一路挟势南下，一道漫长的大峡谷北起托克托，南至山西河津禹门口，穿越了晋蒙大峡谷，黄河便一头扎进了左带吕梁、右襟陕北的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于黄土高原之中，由一千米逐渐降至四百米以下，谷深百米以上。这条大峡谷和上游那些峡谷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被别的地形、地势分割，以连绵不断的方式构成了黄河干流上最漫长的连续峡谷，全长七百余千米。

穿行于晋陕大峡谷之中，东岸为山西，西岸为陕西，两岸都是像铁矿石一样的褐黄色崖壁，岩缝中生长着稀稀拉拉的野草杂树。峡谷也是河谷，但几乎看不见一条黄河在哪儿，裸露的河床如同粗粝的旷野，寸草不生。经过一座石桥，桥底下，只有偶尔的阵雨留下的一摊浅显的积水。这河床上，也是像崖壁一样的黄褐色岩石，没想到，泥沙俱下的黄河还有一个坚如磐石一样的底部，不是坚如磐石，而是真正的磐石。在毒辣的日头下，这灼热的石头踩在脚板心里一阵阵发烫。

荒凉河谷里，有人正拉长声音吆喝：“骑马啊——照相啊——十块钱一张啊！”

扭头一看，但见昔日的战马，站在不见流水的河床上，披红挂彩，充当着游客们到此一游的背景和道具。我加快了脚步，不是为了躲避这些拉客的马帮，好像是急于躲开某种不祥的景象。当一条大河上可以骑马，这个世界上已经充满了荒诞的不祥气息。再往深处走，宽敞的河谷随着我越来越快的步伐变得越来越逼仄，最窄处，不到三十米，从陕西一眼就能看到山西。这个最窄处，如同壶口，就是壶口！

在看见壶口之前，先看见一块巨石，有人说，这块石头就是从黄河底下淘出来的，这也是壶口瀑布的标志石。站在这里，我的身体又一次倾斜，而思维是有惯性的，我在想，一直在想，一条黄河，又将以怎样的方式从那举世瞩目的壶口脱口而出？

必须走近，走得很近了，才能感觉到干燥的空气里终于有了弥漫的水汽，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被阳光照亮的水分子。眼下，一片河水正在宽阔的河床上缓慢地汇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达数千里。那从源头流下来的每一滴水，都会在这里集中，最终变成一道瀑布，坠入一条深深的水沟。这条水沟就是黄河，当黄河在河床上消失，庆幸还剩下了这样一条水沟，一道裂缝。当坠落成为一种力量，才能感到一点儿瀑布的气势，这是一条大河最后的底气，最后的力量，黄河所有的流量，此刻，都集中在这条水沟里。

天下瀑布，我也见得多了，无不是从天而降，壶口瀑布却是从河床上直接跌入了一条比河床更深的沟壑。这也许是壶口瀑布最独特、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你不必仰望，只需俯视。每个人都弯着腰，低着头，人类也难得在一条自然河流面前表现出如此谦卑的姿态，这样才能看见流水与石头的交锋。这是一场无止无休的自然战争，那久经河流冲击的岩石，宛如刀锋划过一般锋利，这也许是一条大河最后的锋芒。亿万年来，黄河就是以这种锋芒毕露的方式，在晋陕大峡谷中打造出了一条神奇而壮丽的百里画廊。那层层叠叠的岩石，像一册册九天玄女的天书，从中，你可窥探到大自然的奥秘，感受到水的力量、风的动力以及寒来暑往、冰消雪化、四季循环的岁月轨迹。这神奇的大峡谷地貌，就是天地间的各种力量共同创造的神奇杰作，也把晋陕大峡谷打造成了中国壮美的十大峡谷之一。大自然打造一条大峡谷的同时，也把黄河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黄河”。由于深切于黄土丘壑之中，这一峡谷河段的含沙量竟占了整个黄河的一半以上，不是沙，是砂，握在手里，是一把把粗粝的黄砂，它不会像水一样从指缝间流出，只会把手心硌得生疼。

恍惚中，我听见了，也只有在这里还能听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然而这咆哮之声，却如同受伤的战马在长风之中发出悲怆嘶鸣。峡谷中的水流，在人类的脚下扭曲、翻滚或挣扎，没有汪洋恣肆，也没有冲天而起的大浪。如果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如果不采用最夸张的特写镜头，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中国第二大瀑布、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感觉如同一条南方湍急的山涧。我拍下的照片，也只是一种假象，一个伪证，我把一朵浪花放大成了巨浪。

突然想，《黄河大合唱》，也许，也许真的快要成为黄河的绝唱了。

还有更让我吃惊的一个事实，眼下这黄色的瀑布不是黄色的，在黄褐色的沟壑间，也不见黄色浊浪，在我眼里和镜头里同时呈现的，竟然是清澈泛绿的水流和绽放的雪浪花。这不是我的发现，很多人都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已经变色，黄河变清了，壶口瀑布变清了！“黄河清，圣人出”，这世代的梦幻现在真的变成了现实，难道在我们这个太平盛世，真要出圣人了？

然而，我很快就听到了一个灾难性的警告：“黄河变清了，必有大灾！”

发出警告的是和我一路同行的老马，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马步升，这个喝黄河水长大的西北汉子，许多年来，一直在研究黄河的历史文化。他的说法有些危言耸听，历史上每一次黄河变清，都是因为极度的干旱，上游来水锐减，对泥沙的冲刷减缓，这才让壶口瀑布的水流明显变清。这意味着那些没有冲刷而下的泥沙，或许是淤塞在壶口上游的河床上，而这种淤塞的可怕后果，又会在大旱之后带来大洪水，形成旱涝急转的双重灾难。

而眼下黄河变清，也被当地气象部门验证是灾难性的。由于近日北方天气干旱，黄河水量减少，对泥沙的冲刷减缓，这才让壶口瀑布的水流明显变清，这意味着那些没有冲刷而下的泥沙，或许是淤塞在壶口上游的河床上和那些水利枢纽工程的水库里、闸门口，而对这种淤塞的可怕后果，已经不用我在这里喋喋不休地重复了。

从壶口瀑布往下走，水流越来越小。水落石出，在黄河谷底，赫然冒出了两块棱形的巨石，这就是被古人称为“九河之蹬”的孟门。河水流过这里，被巨石一分为二，从巨石两侧流过后又合二为一。这样一个地方必有传说发生。相传，这两尊巨石原为一座阻塞河道的石山，大禹治水时将石山一劈为二，从此河水畅流，十里之外都能清晰地听见喧嚣涌来的流水声。这个传说与青铜峡传说如出一辙，看来大禹治水也就那么一板斧。又传说，古时有孟氏子弟被河水从上游冲来后在这里获救，从此孟氏将此地命名为孟门，以纪念这绝处逢生的重生之地，而这座“南接龙门千古气，北牵壶口一丝天”的孟门，也成了与龙门、壶口并称的黄河三绝。然而，眼下这一座孟门却不见激越的水流，不说十里之外就能听见流水声，哪怕连脚都踩在水上了，也只闻隐隐的呜咽声。

龙门，也是我必须去看看的。我感觉我已经不是去看黄河的一处风景，而是在绝望地寻找一个回答。李白一生写了很多关于黄河的诗，很多都是名句，都是绝唱，如“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吼万里触龙门”，气势磅礴！不是李白写得有气势，是龙门本身有气势。这座龙门，就是晋陕大峡谷的南端出口，两岸峭壁夹峙，形如一座壁垒森严的门阙。说到此，又与大禹治水有关了，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这就是说，当年大禹治水，他所抵达的黄河最上游就是这里了，而龙门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古人视为黄河的源头。不过，我更喜欢的还是一段民间传说，在龙门山北有一道河口，很像龙门却不能通，传说这是大禹的父亲鲧治水时所凿，但鲧是一个失败的治水英雄，这个没有凿通的水道也成了一个失败水利工程的标本，当地老乡给它起名为“错开河”。又一说，这条错开河其实也是大禹开凿的，神人般的治水英雄也同样会犯错误，大禹的幸运是因为有神灵给他及时发出了警示。这神灵是一只忽然飞来的大鹏鸟，在半天云里大声尖叫：“错开河，错开河，开西不胜往东挪！”大禹善辨鸟语，他一下听懂了，知道这条河开错了，赶紧命令民夫改向东挪，开向了现在的禹门。也正因为有了这一段传说，龙门，也叫禹门口，在河中岛上曾建有大禹庙，还塑造了一尊大禹的雕像。如今，庙已荡然无存，但一座雕像犹在，只是这伫立于无尽岁月中的大禹，已是一个远离了黄河水的治水英雄。一条瘦弱无力的黄河，已经流不到他的足下，这让一个亘古的治水英雄，好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除了大禹治水的传说，这里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鲤鱼跳龙门。据《三秦记》载：“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为龙，不上者鱼……”又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鱼龙变化，在此一跃。虽说是神话，这里的鱼之多却是真实的。听这里的一个老人说，他小时候，每年的三月冰凌才过，这里便有成群的鱼，最多的就是鲤鱼。这些鲤鱼来这里是不是想要跳龙门，那是神仙才知道的事，而大多数鲤鱼都成了人类的盘中餐，黄河鲤鱼是有名的美味，又以三月最鲜。

一条在晋陕大峡谷里滔滔流淌的黄河，自古便是难以被人类驾驭的天险。人称“禹门三级浪”，鲤鱼溯水而上，上到这里便上不去了，黄河上的行船行到了这里也过不去了。这难以逾越的黄河天险，在真正的勇士面前，却常常会变成一条捷径。

一段来自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1936年早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从陕北渡过黄河转战山西。当时，正值黄河凌汛，大河里漂浮着一块块磨盘大的冰块，而被堵塞的河水又急于从这些冰块中脱身，这河水与冰块之间的争持与搏击，发出天崩地裂般的巨响。毛泽东就坐在一条东征的木船上，一条船被冰块和河流裹挟着，拼命挣扎着，颠簸、摇晃、倾斜，头顶上还有寒风呼呼刮过。那些年轻的警卫战士，心都剧烈地跳了起来，一个个僵着身子一声不出，仿佛一开口就是惊天动地的事，又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毛泽东却一身轻松地坐在船上，谈笑风生。他指着那些头上包着白羊肚毛巾、喊着号子的黄河船工说：“看，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看着警卫员们渐渐放松了，他又问：“呃，你们谁敢游黄河？谁游过黄河？”

几个人这下更放松了，有人说给彭总送信时游过，有人说发大水时游过，还有的说在枯水季节游过。

“那太好了，”毛泽东豪迈地把手一挥，“来，我们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这话，又把几个警卫员吓坏了：“啊？河里还有这么多冰块，怎么能游？”

毛泽东笑了，他好像就等着这句话呢，看着这些战士，他说出了这样一句名言：“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这话也让我怦然心动，一条大河和一个民族之间竟有如此深刻的联系。而当我真正走到黄河，置身于这如同天堑般的大峡谷里，我才感到了内心的震撼。

忽然听见一种异样的声音，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纤夫的号子声。这声音曾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那时候我强壮的父亲和十多个纤夫，弯着腰，背着纤，拖着一条沉重的大木船，在狂暴的风浪中一步一步地前行。——那是发生在另一条大河上的事情，此时却在这条北方的河流上产生了回响。或许是童年的记忆过于深刻，那激昂而又悲怆的号子声，时常在我的耳畔响起。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样的幻听是危险的，这是一种可能早已不存在的声音。然而，现在我又听见了，真真实实地听到了。一条老船，停在离壶口瀑布不远的黄河岸边。那喊着纤夫号子的是一个老汉，身上落满了尘土，头上扎着一条土黄色的羊肚子毛巾，脸上淌满了污黑的汗水，哪怕看他一眼，我也感到酷热无比。从他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神看，我立马就知道他现在干的是什么营生，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走过去。

这是一条由木板钉起来的破船，它比眼下这条黄河还干，从头到尾都是干枯的裂缝，早已嗅不到一条船的水分和气味。

这老汉很健谈，一根烟就让他打开了话匣子。听他说，早先，也不是太早，也就四五十年前吧，黄河上下往来船只很多，但都过不了壶口这一关。从上游来的船，先得将货物全部卸下船，换用人担、畜驮，沿着河岸运到下游码头。这船呢，也只有靠人力拉出水面，又在船下铺设一根根圆木，托着空船在河岸上滚动前进，一直拖到壶口下游，再将船放入水中，装上货物，继续下行。——这是黄河航运史上最悲惨的一幕，也是一道永远不复存在的风景，旱地行船。虽说有一些圆形木杠铺在船下滚动，但为了把一条船拖过壶口，常常需上百个纤夫一起拼命拉纤。最使力的方式就是用膝头抵着地上的石头，一跪一拜地把船往前拽，很多人都深信这样可以感动龙王爷，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使劲儿。为了把力气往一处使，每个人都喊着号子。他们只能以这样的号子声来表达他们与河流共同的宿命，那号子喊得又曲折又漫长，我听见了，我眼前的这个老汉正在喊呢，听起来，比他的一生还曲折还漫长。这号子也让我深信不疑，这老汉就是当年的一个纤夫。

如今，一切早已恍若隔世。这里有了公路、铁路，又修起了黄河大桥，黄河上下已很少看到船了，连往来两岸的渡船也非常稀罕了。就是没有这些公路、铁路和大桥，眼前这一点儿黄河水，也载不起一条船了。黄河，早已失去了航运价值。而眼前这条老船，再也没有人把它拖过壶口了，命定的，它只能被永远搁浅在这里，那“旱地行船”的悲惨景象，也成了我等游人凭吊的一道风景，绝美的风景。那么，一个当年的老纤夫，每天又守着这样一条破烂不堪的老船干吗呢？不说你也知道，一条船的主人和一匹马的主人以不同的方式干着一样的营生——为了招徕游客来这里照相留影。我感到这老汉很可怜，这实在是很可怜也很廉价的营生，跟这个老汉和这条老船照一张相十块钱；照了，又感到这一切虚伪得要命。当现实变得虚伪了，历史才会变得很可怜。

然而，只要你一低头，就能看见河岸上那被船底的滚木和纤夫们的膝盖擦划出的一条条深痕。在这个老人赤裸的肩膀上，还能看到那被坚硬的纤绳勒出来的印痕，深邃、暗红。这一切又是那么残酷而真实，越是年深月久越是触目惊心。

对于他们，这其实没有什么，这只是他们在另一段岁月里的庸常生活。

看见了这一切，再去看壶口或龙门，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绝唱。

六 最后的峡谷

过了关中，进入豫西境内，就到了黄河那个巨大的“几”字一钩处。依然是峡谷，豫西大峡谷。这也是黄河干流上最后的峡谷，而峡谷中最重要的一个峡谷，无疑就是北邻山西、西邻陕西、地处豫西的三门峡。

一座三门峡，一座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混凝土大坝，在第一时间就猛地扑进了我的眼帘。——这是新中国在黄河干流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此地正处于秦、晋、豫三省之间的“金三角”地区，在这里修一座水利枢纽，与其说是人类的抉择，不如说是上苍与历史的双重安排。至少从表象上看，这里还真是值得建一座水电站。然而，我们在阳光下眼睁睁地看到的一切，有时候却是某种错觉或幻觉。

从黄河上游一路走来，每一座水利枢纽工程看上去都是那样沉重、庄严、宏大，又一次下意识地抬头仰望，这是我早已习惯了的一种姿态。就是这道我不能不仰望的大坝，把黄河上游的来水几乎全部拦截在这里了，形成了一个水域面积约两百平方千米的平湖。忽然想起了李白的两句诗：“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但比李白更有气势的还是今人，譬如贺敬之的那两句绝唱：“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

当时中国要建大型水利工程，无疑还得仰仗苏联专家。1954年初，以苏联彼得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对黄河进行了五个月的实地勘察。柯洛略夫对多个选址地进行比较之后，下了这样一个判断：“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柯洛略夫的话虽然很有权威性，但中国专家并非一味盲从，此前他们也反复进行过论证，选址三门峡的确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三门峡谷是黄河中游河道最狭窄的河段，便于截流；二是黄河三门峡谷水流湍急，建坝后容易发电；三是三门峡谷属石质峡谷，地质条件优越；四是人门、鬼门、神门三岛属岩石岛结构，可作为坝基，有利于施工导流；五是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的下段，是黄河上的最后一道峡谷，拦洪效果最佳；六是控制流域面积大，能最大限度减轻下游水害。

这就是说，苏联专家和黄河委员会几乎是不谋而合。

一年后，历史选择了三门峡，也决定了三门峡的命运。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三门峡工程提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审议，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全票通过！

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梦想，俨然就要变成现实。

三门峡不但在中国一夜家喻户晓，也成了世界各大媒体瞩目的焦点。

周恩来风趣地说：“作了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三门峡工程还在理顺管理机制时，出现了一个插曲。一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给这尚未动工的工程提前下了死亡通知书：“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此事是否当真，还有待进一步核实，但当时，一个中国水利工程专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56年5月，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收到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意见书。黄万里是第一个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意见的中国人，此人人微言轻但胆子不小，他指名道姓地说国务院某副总理的人大报告“不正确”。他立场鲜明而坚决地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这在当时，以致后来，直到现在，都是不可思议的。

每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都是从一个近乎完美的计划开始。人类总是充满了美妙的设计，最正确的决断。但也必须有另一种人存在，说出最坏的结果，哪怕只是一种可能。黄万里就属于后者。这是一个说起来就会让人心情复杂的人，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他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他的声音是那样微弱，他不是人大代表，也不一定就是真理的代表，但他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他也将为一个科学家的良心而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他扮演的都是一个灾难性的预言家。一直到死，对很多人来说，他的声音都像乌鸦一样刺耳难听。中国有太多的喜鹊，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乌鸦。

1957年6月，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水利部召集七十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黄万里很幸运，他也在被邀请之列，这等于给了他一个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最重要的发言无疑是苏联专家，那是普希金运用过的语言，充满了美妙的梦态抒情色彩，让与会专家学者听得如醉如痴，他们对苏联专家描绘出的一幅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美好图景赞不绝口。只有黄万里还在脸红脖子粗地据理力争，他主张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他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他一生坚决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后来又反对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就是源自其水利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水资源的客观评价。但他的意见均未被决策者采纳，从头到尾，他只能扮演一个灾难性的预言家，这是他的宿命。他预言：“若在三门峡修水库，黄河潼关以上河段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黄河下游的灾情将移往上游。特别是渭河，那里的老百姓将像下游的百姓一样，整日顶着架在他们头顶上不断增高的河床，一旦有一日老天发怒，黄河会将他们全部淹没。”

但在讨论会上，他的悲剧性预言立即遭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驳斥。黄万里“舌战群儒”，同他们激烈地辩论了七天。其实有不少学者在内心里是认同他的，但都很识时务地保持沉默。

当时，倒是有个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就是后来把一生都献给了治黄事业的著名水利专家温善章先生。1955年，他还是天津大学水利系的在校生，看了邓子恢副总理关于黄河规划报告中所提到的三门峡大水库，他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1956年大学毕业后，温善章被分配到电力部水电总局工作，先后给国务院和水利部上书，建议将设计水位从360米降为335米，这也就是在苏联专家和黄万里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中出现的一个折中方案，大致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低坝、小库、滞洪、排沙。同苏联专家比较，两个方案的核心区别是：“拦沙”与“排沙”、“多淹”与“少淹”。但这一折中方案也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支持或基本支持温善章建议的，只有黄万里等三人。那些识时务者心里都十分清楚，苏联专家的方案早已是定案，所谓提意见，不过是走过场，提出一些细节性修改意见，鸡毛蒜皮而已。想推翻或改变一个既定方案，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1957年春天破土动工，三门峡工程贯穿了“大跃进”和共和国历史上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仅用了四年时间，大坝主体工程就基本竣工。1960年9月，三门峡实现关闸蓄水，对于一个水利枢纽工程，这是伟大的胜利。

然而，当许多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黄万里数年前的预言却一语成谶。这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灾难已经初显，但工程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十二个导流底孔竟然全部被混凝土堵塞。人类可以在一座工程上表现得如此决绝，在大自然面前却无能为力，到了1961年下半年，十五多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凿的证据？

三门峡再也无法抵赖，而潼关是最直接的证人。潼关水文站，也因此成为黄河中游末端重要的控制性站点，黄河流出高原的每一方水都会从这里得到记录和见证。潼关河道抬高，意味着渭河像黄河一样成了悬河。黄河的水患以及众多的灾难，就这样被直接转嫁到了渭河流域，一年就淹毁了关中八十多万亩良田。辉煌的工程背后，是苦难的现实。一些原本没有列入移民计划的关中老乡，又挑着担子，背着包袱，一批批地踏上背井离乡之路，他们甚至不知道也看不清自己要去哪里，许多人哭得眼皮肿胀，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有许多虚弱的女人只能被坚强的男人架着上路……

这一切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发生了。而此时，黄万里的命运也在另一类预言家的预料之中变成了现实。他早已被打成了右派，正“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

三门峡一直硬扛着，但它扛不到下一代了。在扛了两个年头之后，它已淤积了五十多亿吨泥沙，潼关河床被抬高了五米以上。河床抬高了五米，水位也就抬高了五米，防洪大堤也就必须再筑高五米，但这不是简单的加高，对于梯形的堤坝，必须从大堤最底下一直往上筑。关中百姓每年冬修水利，就是挑土筑堤。洪水挡住了，但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从此粮食岁岁减产。农民只见土地年年减产，却不知原因何在。而最糟糕的还是河床继续在“翘尾巴”——泥沙淤积不断向上游延伸，一直延伸到西北最大的中心城市——西安，这也是大西北最重要的工业中心。这让陕西人坐卧不安，他们多次向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毛泽东焦虑不安了，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坝是否可行？各方意见不一，讨论激烈。面对三门峡，有的人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也有人想着怎么推卸责任，于是，很多问题都被推到了苏联专家身上。1964年12月，又一次治黄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会上，有人又把责任推给苏联专家，周恩来一边摇头，一边沉痛地说：“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做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他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在三门峡工程开始不断改造时，正在接受“改造”的黄万里，个人的命运也有了一次“解决”的机会。毛泽东在一次与黄炎培的会面中，主动提起了黄炎培这个儿子，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他希望黄万里写个检查，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黄万里却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七十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显然，他还没有“改造”好。

1969年6月，淤塞严重的三门峡工程又不得不实施了第二次改造，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是无法弥补的，这次耗时两年半的改建，依然无法解决黄万里早已预见的问题。而此时，黄万里已经来到了三门峡。很多人上厕所时都会见到一个头发花白、正在淘厕所的老人，就是他了。

从这个人的命运看，所谓真理，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的真理。

说穿了，向中国人挑战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深奥的命题，它其实就像常识一样简单，是一目了然的普适价值。我更喜欢“普适”这个词，而不是“普世”。但哪怕是简单如常识一样的真理，也只被内心天真的人坚守。识时务者为俊杰，才是更多人的真理。在这些“俊杰”眼里，黄万里、温善章与其说是在坚守真理，不如说是认死理。

从真理到死理，其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链。像黄万里这样的学者注定只能成为另一类学者。这样的人，哪怕到了现在也难以想象。在现实中，他可能被一些人私下里认同，他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实现的价值却极其有限。他更大的意义是作为一个预言者、一种精神范本而存在。

1980年早春2月，在度过了二十多年非人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这位1937年就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而且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终于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这时候他已经年近古稀，而很多识时务者早已是一级教授、学部委员了。尽管经历了多年的冤屈，但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造之后，依然没有被扭曲，这十分罕见。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本性没有被扭曲，只能靠内心的力量。如果内心里没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作支撑，他必然会崩溃或者曲意逢迎。后来，很多在重压之下被扭曲了人性的人，将一切都归罪于那个时代，甚至归咎于我们这个民族，这是最聪明也是最乐意为人笑纳的一个借口。它从另一个角度完全取消了个人的意义，个人不必对历史承担责任，无论他们干过什么，说过什么，都是因为那个特殊的时代或特定的历史阶段。

我在此长久地凝望。凝望着这样一座隐忍不言、有些落寞的水利枢纽，每个人的心情或许都会变得复杂而沉重。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没有一个工程像三门峡这样，从工程设计到建设，从运行到管理，历经曲折，既有规划、决策的教训，也有建设和运行管理的经验，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不时成为全国水利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艰苦的奋战就不说了，那个时代的水利建设，基本上是同一版本的故事，在不同的地方轮番上演。三门峡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标本性意义，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它是黄河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其二，它是争议最大、问题也最多的水利工程。对于它的去留，到现在也是一个悬念。

直到今天，还有人不敢相信，三门峡真的是新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败笔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自己回答。这个答案，就是它的设计意图——

三门峡工程的第一个设计意图是防洪。从这个意图上看，在拦河大坝建成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黄河“三年两决口”的局面的确已成为历史，“百年一改道”的局面，看眼前这条柔弱无力的黄河，估计也不会再发生。这是三门峡最大的一个好处，彻底解除了黄河中下游老百姓数千年来的一个心腹大患——洪水的威胁，洪水几乎是绝迹了。当然，它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洪水的灾害被部分转移到了上游，尤其是渭河流域。1992年夏秋间发生的北洛河大水，三门峡库区华阴部队农场田地上的泥沙淤积曾厚达一米多。2003年8月到10月，由于受大范围暴雨影响，渭河流域发生了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历时五十天，先后出现了六次洪峰，洪水总量达到渭河1954年洪水的两倍多，渭河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秋汛，形成了“小洪水、高水位、大灾害”的被动局面，灾害损失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引发出的问题是令人深思的。

又从它的直接经济效益——发电看，三门峡的年发电量还不到刘家峡的五分之一，投资却超过了刘家峡的六七倍。若以电力系统发电企业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刘家峡电站累计产值近七十个亿，相当于电站总投资的近十一倍；直到1986年，三门峡才收回国家对这项工程的全部投资。目前三门峡水库每年发电收入近两亿元，然而，为了保证这近两亿元的收入，三门峡水电站还得围绕水位和上下游进行生存之争与利益之争。无论是上游和下游，都希望三门峡加大排水流量，降低水位。这既有利于上游的排沙，也有利于下游的补水，但水位又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线。道理很简单，如果降低水位，三门峡连现在这点儿电也发不了，甚至根本无法发电。一笔账算到这里，相信谁心里都有数，难道中国缺这区区十亿度电吗？然而，没有这发电收入的两个亿，三门峡水电站连工资也开不了。

至此，又让人恍然大悟了，而最明白的还是周恩来提到的那个年轻人——温善章。从大学毕业，他就一直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在为三门峡操心，如今已年逾八旬的温善章老人，依然还在为三门峡操心。一见这个老人，我就感觉，这应该是一个脾气很好的老人，看老人的面孔，和蔼、方正，却又棱角分明。我又一次听到了他一针见血的真话：“我经常提意见说，有的部门本来行使的是国家职能，可一到了实际操作就出现很多企业行为，处处表现出赚钱的冲动。现在的很多规划都是‘吃饭规划’，而不是出于黄河的实际需要。20世纪50年代，黄河下游修防三千人就够了，后来机械化了，反而成了两万人，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三门峡水电站现在修防将近三千人，我看哪，两百人就足够了。”

三门峡水电站的命运其实也很可怜，到如今，还必须靠很可怜的一点发电收入来维持正常运转，它还有必要运转下去吗？但要中国人放弃一次又是那么难。对于三门峡是去是留，温善章老人也依然充满了特别适合中国国情的智慧，老人打着手势说：“完全废弃也不是最佳选择，应考虑废物利用。今后，三门峡水利工程原有的那些功能，大部分可转由小浪底工程承担，遇到洪峰时，三门峡大坝可不抬高水位，保持畅泄状态；在非洪峰期，可以低水位径流发电；在特大洪水时，则临时滞洪。”在无尽的遗憾与无奈中，也只好如此了，老人说得好——废物利用。

三门峡移民也是中国移民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四十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这也一直是一个遗留问题，其中十几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痛，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看到了他们悲惨的生活也不禁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很多人在归纳三门峡的好处时，竟然说出了这样一个好处：三门峡工程通过反复的改造和长期的摸索，既有失败的教训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没有三门峡的经验，在三门峡工程之后的许多水利枢纽工程就会犯同样的错误。这倒真是三门峡工程的一大好处，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这个工程留下来，但不是这样留下来，而是作为一个文物保存下来，让它成为一个被后来者反复剖析的标本。不过这样的标本有一个就足够了，我们已经交了巨额的学费，千万不要买回同样的教训，而这也正是黄万里一直到死都最担心的。

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第一个灾难性预言，他对中国水利建设的预见之准，也让他被誉为“中国水神”。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每次想到他的那句“三峡大坝迟早要被炸掉”，我就心惊肉跳。我无数次虔诚地祈求，他的这个预言永远也不要应验。也唯愿，一个人的离世，不是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七 小浪底

从三门峡到小浪底，相距不过一百来千米，半个世纪的岁月，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飞奔的感觉是真实的。从当年人山人海、战天斗地的三门峡，到小浪底的大型现代化、机械化军团作战，一部共和国的水利史，从一页翻到另一页，翻天覆地。

三门峡至桃花峪区间的河段，由小浪底而分为两部分：小浪底以上，河道穿行于中条山、崤山之间，这也是黄河干流上的最后一段峡谷。小浪底以下，河谷渐宽，则是黄河由最后一段峡谷进入辽阔中原的过渡地段。

远远地，就看到了那座气势磅礴的建筑，在水上，更能感觉到一种横空出世的气势。打开地图，找到了一个精确的位置：洛阳市以北，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如果有必要在三门峡以下再建一座水利枢纽，这是黄河最后的机会，是唯一的选择。同三门峡相比，对小浪底工程的上马，很少有质疑的声音。

若要搞清楚小浪底工程的来龙去脉，先要从一个人开始，林秀山。

第一感觉，这是一个习惯于沉默的老人，但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他打开话匣子，小浪底。

这位和我父亲同龄的老人，今年七十三岁了，被很多人誉为“小浪底之父”，但他本人是坚决否认这一说法的。老人谦逊地说，他只是小浪底的一个普通设计人员而已。老人的谦逊令人感动，我知道，他绝非一个普通设计人员，而是这一工程的总设计工程师，通俗地说就是总设计师。但林老不愿谈到自己，他更愿意谈的是小浪底，一说到小浪底，这谦逊的老人立刻两眼放光，那神态，就像谈到自己有出息的儿子。

还是从头说起吧。1963年，林秀山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毕业，那可真是藏龙卧虎的一个学系，这里只说两位堪称泰斗级的人物，一个张光斗，一个黄万里，就不得了。他的顶头上司王化云，虽说是半路出家搞水利，但是是北京大学毕业。林秀山师从张光斗，尽管现在对张光斗的评价颇有争议，但张光斗对共和国水利事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从荆江分洪、官厅水库、三门峡工程、五强溪水电站、二滩水电站直到三峡工程，几乎每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都离不开他的身影。在水利理论和教育上，他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名师出高徒，清华水利系毕业的学子，是共和国的栋梁。

说起小浪底工程，其实是一个被延宕了几十年的工程。早在1955年的黄河治理规划中，就提出要在黄河上建四十六个梯级工程，小浪底是其中第四十级。

林秀山老人说，小浪底之所以被耽搁了，还是因为三门峡。由于有了三门峡这个惨痛的教训，对小浪底工程就特别谨慎了。小浪底建不建？怎么建？该建成什么样子？又到底建在哪里？一直争论不休，只听雷声响，不见雨点下。而小浪底工程最终在决定上，还真与雨有关。1975年8月8日，这个日子很好记，却是很多人想要忘记的一个日子。就在这一天，淮河流域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暴雨，河南淮河支流洪汝河、沙颍河发生特大洪水，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和六十座中小型水库相继垮坝。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流域发生的最悲惨的一次水灾，近两千万亩耕地被淹，一千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而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林老喃喃地说：“一场水灾，死了两万多人，两万六千多人啊！”

看着老人眼里闪烁的泪光，我突然觉得洪灾离我们其实很近。

那是河南防洪史上极其惨痛的重大事件。这次洪水尽管发生在淮河流域，但给黄河流域也敲响了警钟。当时就有人设想，如果这场暴雨北移到黄河花园口附近，可能会产生每秒四万立方米的洪流，远远超过下游防洪标准。防洪，依然是水利工程的重中之重！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修建，在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中加快了步伐。但这座水利工程到底是修在小浪底，还是桃花峪？还没有确定。在经过反复勘察比较之后，1980年，国家水利部认为小浪底的地理位置比桃花峪理想，并责成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抓紧展开设计工作。这一重任直接落到了“黄委会”（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林秀山肩上。1987年，他兼任了小浪底工程设计分院院长、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小浪底这幅宏伟的蓝图怎么画，就交给他和他这个团队了。四年后，以林秀山领衔的专家组提交了小浪底工程的可行性报告。报告中，这一工程被设计规划为一个“以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和供电”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供电放到了最后。

国务院在审查这个可行性报告时，又提出了很多问题，要求进一步研究采用新技术、改进施工方法等。接下来又是长达四年的设计、论证，经过反复斟酌、修改、优化，几乎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了，这才再次呈报。这一次，水利部顺利地通过了小浪底工程初步设计报告。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家“八五”计划纲要，小浪底工程被正式列入国家“八五”期间的重点水利工程。此时，林秀山和他的设计团队已倾注了整整八年心血。应该说，国家对于水利工程建设，是慎之又慎、严之又严。

且不说前面这八年，小浪底工程从1991年9月开始进行前期准备工程施工，就用了整整三年，直到1994年9月，主体工程才破土动工。

不慎重不行。水利工程，千秋大业，哪一个搞水利的人不想再造一个都江堰或郑国渠？然而数千年来，中国人又留下了几个都江堰和郑国渠？这是所有水利人的梦想，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但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一个水利工程，绝对应该利大于弊，像三门峡那样的败笔，国家折腾不起，人民也折腾不起。从一开始，三门峡水电站的经验和教训，对小浪底工程如同警钟长鸣，否则，一笔昂贵的学费又算是白交了。

事实上，小浪底比三门峡的风险更高，被中外水利专家称为世界上极复杂的水利工程之一。地质条件复杂，水沙条件特殊，这是必然的。黄河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河流，要不，三门峡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灾难性的问题，但这里的情况显然比三门峡还要复杂。黄河由西向东穿过库区，水流湍急，其间有十八条较大支流汇入，如北岸的西阳河、逢石河、亳清河、沇西河和南岸的畛河、青河、北涧河等河流，多数分布在库中区和库前区，无一不是泥沙俱下。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年的水利投资不过是三十多亿元，小浪底上马，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严重不足，怎么办？

此时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当一个大国正在崛起，看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代，中国人已不像过去一味强调“自力更生”，而是把目光放大到了世界。

自信，对一个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比自力更生更重要。

在小浪底工程建设中，中国人始终显示出了一副雍容大度的开放而自信的姿态。没有钱，借，向世界银行借。这对于向来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为荣的中国人，还真是一个难以做出的决定，但这既是当时现实的需要，反过来一想，也是一种十分自信的表现。敢于借债，就是相信自己还得起。但向世界银行贷款也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林秀山当时不但要负责工程的总设计，还要对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可行性研究，主持接待世界银行对小浪底项目的考察和评估。林老回忆说，你说你严谨，你同那些老外打交道就知道啥是严谨了，那些老外提出的问题特别多，如，为什么修小浪底？可行不可行？还有一条，出了问题，有无备选方案？你听着这些问题很简单，像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孩子，可这些问题要回答清楚就不简单了。我们光给他们看的评估报告就有十三卷，堆起来半米厚。说到这里，老人还笑着用手比画了一下。

除了向世行（世界银行）贷款，小浪底还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搞水利，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向世界招标，这让小浪底成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利科技竞争平台和展示平台。

在计划体制下搞水利，大型水利工程都是国家工程，国家把工程交给某某工程局，就是这个工程局的事了，施工、质量控制、投资控制都是这个工程局负责。国际惯例是什么呢？你首先得有业主。成立的小浪底建设管理局，就是来担任这个业主，代表国家来行使业主的职责。这个业主得面向国际招标，按照世界银行要求的标准遴选施工队。至于监理更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又专门成立了小浪底咨询公司，负责监理工作。同时，水利部还成立了水利部质量监督总站小浪底项目站，负责质量监督。国家审计署也进行审计。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规模如此浩大的工程采用一项全新的理念和方式进行，完全是新课题，这也是小浪底给中国水利工程建设带来的另一大收获，在摸索中学会了国际惯例，在实战中推广了国际惯例。如今水利工程中建设、施工、监理诸多制度，很多是借鉴了小浪底工程经验的，甚至可以称之为“小浪底模式”。

随着一支支洋施工队组成的“国际纵队”进场施工，一夜之间，小浪底成了“小联合国”。

作为总设计工程师，林秀山又开始和这些为中国修水利的老外打交道。他全程参与了工程的各种招标、评标，共有五十多个国家的相关单位参与了设计和施工。周恩来当年为三门峡工程“作了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小浪底工程也成了世界性工程，全世界的人都参与了。以意大利英波吉罗公司为责任方的黄河承包商中大坝标，以德国旭普林公司为责任方的中德意联营体中进水口泄洪洞和溢洪道群标，以法国杜美兹公司为责任方的小浪底联营体中发电系统标。这三大国际水利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大规模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设备。从1994年开始，林秀山主持施工详图设计，在四百余项科学试验及论证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比较满意地解决了进口防泥沙淤堵、高速含沙水流、洞室群围岩稳定、坝基深覆盖处理、多沙河流汛期发电、进出口高边坡处理等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难题。在他主持的设计中，推荐采用以洞群泄洪为主、以集中布置为特点的枢纽建筑物总布置合理新颖，并首次在世界上采用了由导流洞改建的多级孔板消能和排沙洞无黏结后张预应力混凝土衬砌新技术。他主持设计了高一百六十米、宽八十四米防渗墙的国内第一心墙堆石坝，还推荐采用了地下厂房方案，在二十六米跨地下厂房设计中采用了国际先进的顶拱柔性支护和岩壁吊车梁技术，一百一十三米高进水塔群和大型综合消力塘，这一系列方案，均属国内外工程罕见。结合小浪底工程实践，他牵头进行的大坝动力稳定分析、进出口岩石高边坡施工期稳定和加固技术、GIN法帷幕灌浆、水库遥测地震台网设计和建设研究等专题，成果经专家鉴定均属国际先进水平，水轮机技术参数论证居国内领先水平，各主要建筑物的体形、尺寸、坐标均和招标设计保持了一致。

林老说：“所有水电工程遇到的地质难题，几乎都在小浪底遇到了。”

人类的创造力，也是在前所未有的困难中被激发的。小浪底工程创下了多项世界和国内之最：进水塔上集中布置了十六条隧洞的五十个进水口、五十五个闸门、三十六个拦污栅和二十六个启闭机室，其工程规模、复杂结构和施工难度堪称世界之最；导流洞导流任务完成后增设三级孔板环改建为永久泄洪洞，是世界上最大的孔板消能泄洪洞；水轮机设计、制造和抗磨防护技术代表了当今世界最先进水平；小浪底地下发电厂房是世界上在砂页岩泥化夹层的不良地质条件下开凿的最大水电站地下厂房；小浪底大坝混凝土防渗墙是国内最深的混凝土防渗墙。如果将整个工程开挖的土石方总量堆成一米见方的土石堤，能绕地球两圈半。

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这对我这样一个叙事者，由于事情本身少了许多坎坷曲折，反而只能平铺直叙。1997年10月28日，大河截流，拦河大坝采用斜心墙堆石坝，设计最大坝高一百五十四米；1999年底第一台机组发电；2001年12月27日，第六台机组正式投产，这标志着小浪底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原定总工期为十一年，但实际上，主体工程只用了七年。这也是“大跃进”的速度，而这样的“大跃进”绝不同于那时的“大跃进”，它是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力量上完成的一次腾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林秀山为主完成的科研成果在小浪底工程设计施工中就直接为国家节约投资约七亿元。

小浪底除了预防可能发生的洪水，十多年来一直在发挥两大功能：一是黄河水资源调度，二是排沙减淤，这都是为了解决黄河下游干涸缺水的危机。

尽管在小浪底工程之前修建了一系列水利枢纽工程，也都是集防洪、供水、灌溉和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工程，但事实上，以发电为主要目标占了主导地位，而小浪底，发电只是辅助功能，首先必须保证两大核心功能的运转，才能考虑其他的辅助功能或综合效益。

那么，它对黄河水资源的调配作用又如何呢？

在没有建小浪底以前，黄河下游的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配，完全以自然的方式流淌。一条黄河，大河上下，灾难深重，但人丁兴旺。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在苦难深重中显示出了最顽强的生存能力、最强大的繁衍能力的伟大民族。我们拥有如此辽阔广袤的国土，但我们的土地还远远不够，这又是一个硬道理。我们的人口太多了，十三亿张嘴巴，一张嘴，就可以吃掉一座泰山，喝干一条黄河。

你可能觉得我这话太夸张了，还有比我更夸张的，有人说：“如果碰巧一个老汉赶着羊经过，一群羊就能把河里的水喝干。”

千万不要以为说这话的是咱们搞文学的，这话为时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所说。他现在已经是水利部副部长了。从1984年大学毕业投身于黄河水利战线后，他有二十多年的心血，就倾注在这条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上。如果说前辈治黄，最揪心的是洪水，到了李国英这一代60后的水利人，他们遇到的则是一个比抗洪抢险更难的问题，黄河没水了，黄河断流了。特别在郑州以下，最长达到了一年两百多天。

对黄河断流，看得最清楚的还是黄河下游，这也是我接下来将要叙述的内容。这里只说眼下的现实。当断流早已成了黄河的常态，黄河也早已没有了汛期和洪峰的概念。一条河流没有了汛期，就像一位母亲没有了生理上的循环周期，意味着生命体征的老化和枯竭。

2000年，是黄河命运的一个转折点。黄河断流的历史，终于没有被一个古老的民族带进又一个新千年、新世纪。

从2000年以来至今，通过小浪底的科学调度，创造了黄河枯年不断流的奇迹，这也让黄河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一解决断流问题的大河。当然，这种全靠人类掌握的“不断流”，水量极其有限，还处在随时都可能断流的危机中。黄河看上去早已不像一条大河了，宛如一条南方的小溪。这绝对不是一个比喻，但也绝非有人所说的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只要黄河不断流，哪怕像现在细水长流，对黄河流域的生态、对这里的一切生命，就有血液循环的意义。而且，黄河在保证不断流的同时，还保证了两岸人民都能喝上水，还保证了农业生产关键期用水。由于实现了科学调控、调度，充分考虑了农作物的需水规律，在最需要用水的农时实施水量集中下泄，保证了小麦等主要农作物在关键期的灌溉，提高了农业用水效率，因为浇上了宝贵的黄河水，沿黄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喜获丰收。这也是我亲眼看见了的。一条黄河悠悠而来，一片片庄稼荡漾开去。今年，沿黄大部分地区的夏粮在经历了又一年的春旱之后又取得了意料之中的好收成。意料之中，是人们对这条河不断流有了充分的信任，有些地方还创历史最高水平。

说到这里，又得提到一个人，李国英。如今，在中国水利战线上，挑大梁的就是李国英这60后的一代水利人了。他们从一个被否定的时代走来，经历了对那个时代的批判与反思，在治水方面也就有了更理性更科学的观念和方法。1964年出生的李国英，是河南禹州人，可以说是黄河边上长大的。禹州是治水英雄大禹的封国，也是一个水灾频繁的地方。我很关注一个人的出生背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育的不只是生命，还有性情，甚至会在潜移默化中决定他未来的某个方向。李国英选择了水利。1984年，他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毕业后，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院规划处工作，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尽管工作有几次变迁，但有二十多年投身于黄河水利建设。从2001年5月起，他担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东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对于他，这不是多了一个学位，更重要的是多了一个专业，环境科学，而水利环境，紧密得中间连个顿号也放不下。

说到如何保证黄河不断流，李国英说，对于小浪底的运用，每一次调度，都精细到了每一个流量，少放一个流量，害怕下游会断流；多放一个流量，又心疼会不会少蓄了水影响下一步调度和发电。李国英说：“从结果来看，对水库的调度是科学而周密的，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这个结果是他在黄河水危机中感到的一丝欣慰。2000年、2001年是黄河历史上第二、第三极度枯水年，黄河下游旱情严重。在这种极度干旱的情况下，小浪底加大向下游供水，通过枢纽工程的调节作用，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可在大旱之年保证黄河不断流。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还对干流水库进行了联合运用，通过调控万家寨水库的蓄水和控制山西、陕西两省引黄用水，保证山西、陕西河段不断流，通过调控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以及三门峡至黄河花园口区间伊河、洛河、沁河的地表径流，保证黄河下游河南至山东段不断流，用东平湖保证其下至河口区间山东全河段不断流。这样通过几个骨干水库接力式的运用，一个利用骨干水库统一联合调度的工程体系初具雏形，初步实现了几大水库联合调度。骨干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是缓解黄河断流的关键措施，它标志着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优化配置开始真正走向黄河全流域的统一。

一直到现在，黄河已实现连续十多年不断流，这是小浪底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小浪底的第二大核心功能是排沙减淤，蓄清排浑。黄河，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难以治理的河流，但说穿了，其症结就在于水流含沙量大，水沙不平衡，导致下游河道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成为悬河、地上河，而黄河水灾也就是沙灾。数千年来，人类只能望水兴叹，望沙兴叹。小浪底工程正好处在黄河承上启下的关键部位，控制黄河输沙量达百分之百，可滞拦泥沙七八十亿吨，这相当于二十年下游河床不淤积抬高。自工程运行以来，采取拦粗排细的办法，通过调水调沙，若有洪峰出现，则利用洪峰输沙；没有洪峰时，则利用人造洪峰冲刷下游河道，直至将泥沙冲入大海。

在小浪底，我看见了最大的黄河浪。随着小浪底泄洪闸陆续打开，白色和黄色的水流如同巨龙般喷涌而出，拉开了黄河小浪底又一次调水调沙的大幕。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会从黄土高原带走十六亿吨泥沙，其中四亿吨泥沙在水库和下游河道中沉积下来。调水调沙就是通过调控水库泄水，把淤积在黄河河道和水库中的泥沙尽量多地送入大海，冲刷河床，减缓泥沙的淤积。黄河泥沙也催生了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揭河底。实际上，这是黄河上独有的一种泥沙运动规律。当高含沙的洪峰通过时，短期内河床遭受剧烈的冲刷，将河底的成块、成片的淤积物像地毯一样卷起，然后被水流冲散带走。这样强烈的冲刷，在几小时至几十小时内能将该段河床冲深几米至十几米。因为这一现象形成条件比较特殊，而被称为黄河百年奇观。黄河最近一次出现“揭河底”是在1977年7月初，黄河中游吴堡至龙门区间支流普降暴雨，洪水挟带大量泥沙汹涌而下，从而具备了局部“揭河底”的力量。这次“揭河底”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伴随着汹涌的水声，先后掀起两块巨大的掀起物，如同被激流揭起来的河底……

黄河调水调沙，不知道是否受到了“揭河底”这种自然现象的启发，但看上去也非常壮观。这并非简单地用水冲沙，既要把水库中的沙子带出来，又不能使这些沙子长途跋涉时在下游河道里形成新的淤积，同时要最大限度地节约宝贵的黄河水资源，还得避免对下游堤岸产生破坏，这就要求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十多年的冲刷之后，黄河下游主河槽经过一次次全面冲刷，河床正在逐年降低，主河槽通过水流的能力超过了以前一倍多，这有效延缓了黄河下游淤积。主河槽的畅通，河床的降低，也就意味着一条悬河对人类的威胁大幅度降低了。降低了多少？一个几乎令人欣喜若狂的答案：黄河下游的防洪标准，从之前的六十年一遇，提高到了千年一遇！

伟大！我只能用这个词来表达我的惊叹，这是人类治黄以来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

作为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还有防凌、供水、灌溉和发电等综合功能。以最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发电来看，小浪底遵循“以水定电”的原则，根据水量调度指标，安排机组发电计划。小浪底的发电最低水位二百零五米，但遇到干旱年景，为避免黄河断流，小浪底水库又把为下游补水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在2000年、2001年黄河下游面临断流之际，小浪底连续两年停止发电，把水位降到最低发电水位以下，向下游放水。小浪底总装机容量是一百八十万千瓦，但发电不是最主要的任务，电调服从水调，这是小浪底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的原则。

一座水利工程其实并不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检验。三门峡的问题，小浪底的效益，几乎一开始运用就显示出来了。三门峡工程从诞生之后就是一个给人类带来无数麻烦的怪胎，而小浪底工程诞生以来，不仅为黄河的防洪、防凌、减淤等做出了莫大的贡献，也在改变着两岸人民的生活。小浪底是人类治黄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尤其可贵的是，它真正体现了民生水利的真谛。

两院院士、水利专家潘家铮说，小浪底枢纽保证了下游河道年年安澜，并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水资源和清洁的能源，还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环境效益，这是治黄工程中的重大成就，这一史诗般的成就来之不易，将载入史册。

世界银行检查团团长古纳说，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不仅为中国的水利建设树立了样板，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被世界银行誉为该行与发展中国家合作项目的典范。

林秀山，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为治黄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既不是两院院士，也不是什么“泰斗”，看上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人，但一个人只要干出了一个好工程，比任何帽子头衔都强。小浪底为新中国提供了又一个水利工程的标本，甚至可以说开创了共和国治水的又一个时代。

小浪底是对三门峡的一次成功的补救。

我觉得，这对我诚惶诚恐的叙述也是一次非常及时的补救。

八 花园口，被淹没的记忆

黄河的第三条界线——中下游分界线划在哪儿？历来各有各的说法。按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划分方案，从桃花峪到黄河入海口为黄河下游，全长七百多千米。

桃花峪，离郑州已经很近了，就在郑州市西北三十千米的三皇山下。

这里的风沙依然很大，一切如同岁月初始，天地苍黄，尘世茫茫。天皇、地皇、人皇，连同烘托他们的一座高台，也都是厚重的土黄色，就像这中原厚重的泥土，构成了天、地、人的稳定结构。皇，在古汉语中的本义是大和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三位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以集体沉默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伟大民族亘古以来对大美的崇尚。又相传，上古时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也在此耕耘、采药，施化于民。他们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古朴的传说。而传说，只因老百姓愿意传。凝望着这些被放大了的人物，忽然觉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和这些伟大的祖先其实一直就共同栖身于一个亘古如一的空间。尽管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一个南方人，但我们可以追溯的先祖，也是从黄河流域的中原迁徙到南方的。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来就不是一个空虚的比喻，而是源于我们血脉与命脉的事实。

在这里，我没有看见黄河母亲的塑像，眼前浮现出来的是一座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碑，如同风帆。看着一条长河从上游峡谷里弯弯曲曲地流来，流得悄无声息，我只能说，这一叶风帆只是一个更苍白的象征，这条水路已经多少年没有行船了，黄河之水，早已无力将一条船轻轻托起。

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条咆哮的大河，一条从人类身边呼啸而过的大河，然而在这里，你看到的好像是另外一条河流。

若要看清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黄河改道，就是郑州花园口。

我已经走到了当年那个黄河大堤被掘开的地方。花园口，一个充满了诗意的名字，一个历史的决口处。“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决了口，县官活不成。”这民谚我都记不得听过多少遍也重复过多少遍了，但也有人把黄河扒开了，依然活得理直气壮，因为，他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为了抗日救国！——是的，这是一个已经被反复讲述还将被后世继续讲述的故事。但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也许要从多个角度来探寻。

我异常清醒地走着，却又恍然置身于茫茫黄水之中。一路打听，走了不少弯路，才找到了一个七十年前从大地上被抹掉的村庄。其实，这里所有的村庄几乎在同一时刻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洪水比地震更厉害，哪怕再惨烈的地震也会留下一片废墟，而洪水可以让一切在顷刻间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灾难过去了七十多年后，我想找到一个证人。我心里其实十分清楚，即便当年侥幸没有淹死的人，如今也大都死了，哪怕活着，也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了，这还必须保证他当时有比较清晰的记忆，太小的孩子也很难说清楚当年的事情。

这个村庄姓李，是郑州市邙山区远郊的一个普通村庄。穿过一些像火柴盒子一样的砖瓦楼，没有村味，也没有市井味儿，如今的乡村不知是啥味儿。我的叙述，又是一段重复。这村里很少看见青壮年汉子，只有一些留守的儿童、女人和老人。寂寞的女人正一堆一堆地凑在一起，从她们不断搅和的手里，传出一阵阵哗啦啦的麻将骨牌声。

很幸运，我找到了我想要找到的一个老人，阎大爷。一见面，老汉就瘪着嘴巴嘀咕，他这姓没姓好，和阎王爷是一家呢。我也咧嘴笑了起来，这老汉挺风趣。在中原，这文化底子深厚的地方，哪怕一个普通的老农，也不可小瞧。抬眼看老汉，一脸老年斑，牙齿落得只剩下了残缺焦黑的几颗，讲话已经关不住风。但他依然让我肃然起敬，因为他还活着，一个经历了大灾大难的人，能够顽强地活到现在，还活得这样豁达、乐观，是多么不容易。而让一个老人回忆那段惨绝人寰的岁月，又是多么冷酷。这让我迟疑了很久，也不知怎么开口。而我的来意，阎大爷很清楚。现在，只要还没有遗忘那一场灾难的人，都会来找他，这甚至就是他活着的意义。他的健在，就是对遗忘的抵抗。

假如岁月倒流七十年，站在我眼前的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乡下少年。说到那天，那个具体的日子他早已记不清了，这是后来人们根据有关史料推测出来的，1938年6月6日。那是一个干燥晴朗的晌午，他正要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在大人们看来已经算是半个劳力了。这时候来了几个粮子——当兵的，急匆匆地把他们父子俩给拦住了。一个军官点着花名册，叫出了他父亲的姓名。核对了身份之后，那军官让一个士兵拿出几块大洋塞进他父亲的怀里，说是今年黄河要发大洪水，日本鬼子也马上要杀过来了，催促他们全家赶快逃命去。——从这个细节猜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还是提前通报了群众的，到底给了他们几块光洋，一个当年的少年记不清了，但他记得，当年一块光洋很值钱，可以买一担麦子。这应该就是给他们逃荒的盘缠吧，但这些国军当时隐瞒了真相，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在当时是绝密，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奉命行事。这也让父子俩感到非常奇怪，老人还记得，他父亲当时猛一听要发大水，还抬头看了看天，但老天爷没有一点要下雨的样子。根据一个农人的经验，黄河要发大水，一般都是在连遭暴风雨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至于日本鬼子要打过来的消息，在村里早已开始流传了，但他们对于逃命去，却很茫然，逃到哪儿去才没有日本鬼子呢？

这样的想法，让一对农民父子没有感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虽说心里有些忐忑，但地里的活路还是照样要干的。要说呢，最让他们感到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这些当兵的莫名其妙地把他们家的三口大水缸给搜走了。不光是他们家，这村里家家户户的水缸都被当兵的搜走了。他们搜走这么多水缸干吗呢？——后来才知道，这些当兵的在花园口河堤上扒了几天都扒不开，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在水缸里装上炸药，把河堤炸开。事实上，花园口的黄河大堤就是炸开的，很多农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有的人明白了，但一切都晚了，完了。

就在那些当兵的夜以继日地掘堤时，李村的老百姓还是一如既往地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当时的麦子熟了，眼看着就要开镰收割了，半饥半饱的农人又盼着能吃上几顿饱饭了，还有人赶在麦收之前办喜事。阎大爷说，就在出事的那天，邻村有一家人到李村来迎亲，娶媳妇，又是喇叭，又是花轿，热闹得很。当时，他和一帮小屁孩正站在村头一棵大树下看热闹，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头，先是感觉脚底下的地皮猛地抖动起来了，连树也在呼呼摇晃，接着就听到了闷雷般的响声，像雷，又不像雷。很快，他们，所有的人，就看见洪水像决了口一样奔涌而来。不是像决口，那是真的决口。几个孩子站的地势比较高，眼看着那从低洼处走来的轿夫，洪水先是漫过了两个轿夫的膝盖，一眨眼又涨到齐腰深，立马又涨到肩膀上。此时，孩子们没有感觉到大难来临，还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看呢，只看见两个轿夫将花轿高高举过头顶，还在大水中呼啦呼啦地走着，紧接着就看见几个大浪扑过来。再看，没看见那两个高大壮实的轿夫了，也没有看见花轿了，只看见满世界的黄水，好像一条黄河全都灌进来了……

这不是我的描述。只有极少的幸存者，才侥幸逃脱了这场灭顶之灾。一个少年不知道到底淹死了多少人，他知道的是，他嫁到邻村的姑姑一家七口全被淹死了，他自己家里一家七口也被淹死了，有的村子里，全都死光了，一个人也没有留下。这都是他后来知道的，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被淹死的不光是老百姓，还有一些当兵的。他们在被洪水淹没前还在朝天拼命开枪，不知道他们是否打光所有的子弹，很快，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天底下，只有大水呼呼冲过的声音。

一个少年能够活下来，是那棵大树救了他的命，这还多亏了他平时喜欢上树掏鸟窝捉知了。在洪水滔天时，他听见知了在树上拼命叫，这是一个少年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记忆，知了，知了，知了……

这老汉给我的讲述，实际上是一种复述，他不知讲过多少遍了，又不断被他自己的咳嗽声打断，那浓重的河南土话，那像拉风箱似的喘息，但我还是努力地捕捉着，希望有一些新的发现。

对历史，我总是怀有这样的企图。

当一场灾难过去七十多年后，是否真的能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

或许，历史还有另一种倒叙的方式——

从战争史的角度来看，当日军逼近黄河北岸，蒋介石以水代军的命令下达，诚如有人说，这是“弱国的无奈”，否则，以老蒋的绝顶聪明，也不会出此下策，而这种水淹七军式的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也多次被成功运用，创造过以弱胜强、转败为胜的奇迹。决堤地点一开始并非选在花园口，而是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但因赵口流沙太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扒开无望后，就密令再换地点重新决堤，而花园口也在几经选择后成为一个历史惨剧的宿命之地。蒋介石担心驻守这一防线的程潜、商震等人虚与委蛇，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坚决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而这一次，担当此任的第二十集团军新八师绝对未打折扣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经过两天两夜的不停挖掘，6月9日凌晨，几乎就在距郑州三十千米的中牟被日军攻陷的同时，花园口黄河大堤终于被炸开了，这对已经兵临郑州城下的日军无疑是猝不及防的一击……

花园口掘堤抗日，几如宋东京留守杜充掘堤抗金的一个翻版。抗金，抗日，都是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生死之战。这对于危机中的中华民族，是压倒一切的事情。黄河决口时，据一些过来人的回忆，当时站在郑州城头，就能看见像蝗虫一样的日军，眼看着就要兵临城下，却骤然被无边无际的黄泛区阻隔了，坦克装甲车开不过来了，重型火炮也运不过来了。没有被中国军人挡住的日军，被黄河水挡住了，他们不得不放弃了沿平汉线向南进攻武汉的原定计划。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他们必将和从南京沿江而上的日军构成对武汉的铁壁合围之势。花园口决口，不仅形成了巨大的黄泛区，还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新的天险，从而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阻止了日军的西进和南下，更重要的是，使得中原地区又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这也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日军不得不重新退回徐州，南下到蚌埠，渡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绕了一个大弯子，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尽管武汉失陷已是命定的，但花园口决口为当时驻跸武汉的国民政府赢得了相当宝贵的四个月的喘息时间。应该说，从单纯的军事意义看，这并非一个败笔。

然而，对于人民，对于生命，这是最残忍的战术。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又一次人为的空前大灾难，也致使黄河又一次改道——这也是黄河史上的第七次大改道，历时九年之久。黄河再次南下夺淮，直接淹没了豫东、皖北和苏北大片土地，形成了近三十万平方千米的黄泛区，除了八九十万死亡者，还使得一千多万人受灾、三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又有多少没有被洪水淹死的人，在长达九年的流亡与挣扎中饿死，病死。有人说过，如果将所有死亡者的姓名在花园口决堤处沿着一条大河刻下去，可以刻满大河上下、黄河两岸。

从水利上看，九年黄泛还有一个直接后果：黄河把每年十几亿吨泥沙淤积在平原和河道里，淮河干流从蚌埠开始，要爬两米多高的坡才能进入洪泽湖，而洪泽湖早就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悬湖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淮河两岸人民依然在努力消化和排解花园口决堤、黄河改道后的灾难性后果，而在黄河又一次夺淮入海之后，她自己的入海通道又再一次被夺走，被水利专家形象地比喻为一条“没有屁股的河”。

对黄河决口造成的惨重损失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国际影响，蒋介石是有心理准备的。不知是蒋介石暗示过，还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老谋深算，他们在花园口决口之前就拟订了对外宣传的策略，谎称是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花园口事件在台湾仍是禁止公开谈论的一段秘史。然而，一个秘密又可以隐藏多久？最终还是被揭露出来了。如今老蒋早已人亡政息，但这一笔历史的血水账，将要永远记载在他头上。

日本投降时，花园口已被扒开了七年多的时间，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让黄河重回故道。当时，黄河故道两岸，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军民已创建了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故道河床内的土地大部分垦为农田，几十万人在其中耕作生息。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先复堤而直接堵口，无异于再造一个黄泛区，而黄河故道的堤坝工程在抗战中遭到严重破坏，也急需修复。为此，中共一方面同意黄河堵口归故计划，另一方面提出了“先复堤、后堵口”的合理主张。但国民政府的堵口愿望异常迫切，下达了“宁停军运，不停河运，限期完成，不成则杀”的命令，仿佛急于掩藏一个罪证。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着花园口这道被撕裂的大伤口，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为一方，以国民政府水利部门为另一方，又开始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博弈，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份协议：堵口工程和复堤工程同时进行。从1946年5月下旬开始，按协议，解放区组织了二十多万民工，修复了西至长垣、东到长清的黄河大堤，但国民政府未遵守协议拨付工粮、器材和款项。随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全面内战，为了配合军事进攻，国民党派飞机轰炸解放区的复堤工地，很多民工被炸死、炸伤，还炸毁了不少已经修好的工程。在枪林弹雨之下，解放区还是在1947年的第一次洪峰来临之前，抢修了北岸六百里和南岸两百里的防洪大堤。在对解放区大堤狂轰滥炸的同时，国民党也加紧了堵口合龙工程，最终于1947年3月15日，抢在黄河凌汛之前，一道被撕裂了整整九年的伤口，终于填上了最后一筐土，黄河随即回归故道。

如今，这曾经被掘开又重新被堵上的花园口，已是郑州郊外的一个水利风景区。这里有扒口处遗址、决口处界碑，还有一块黄河花园口合龙纪念碑。看到蒋介石手书的“济国安澜”四个大字，真是一笔好字，章法严谨，骨力雄强，字如其人，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人瘦硬挺骨的倔强，也能看出那险绝森严的性格。然而，从决口到堵口，这个叫蒋中正的人，又何尝把“济国安澜”放在最中正的位置呢？

此时，已经是花园口最炎热的夏天，中原大地，骄阳似火。这个季节，正是黄河的主汛期了。眼前，只见河谷的宽阔和水流之小，几乎听不到水流的声音，更显寂静、空旷。又想到我在河口镇听到的一个词——破河，从河口到花园口，黄河又流淌了千百里，从中游流到下游，依然有一种强烈的破碎之感，虽说黄河已经不再断流，但想要看见一条浑然完整的黄河，似乎不可能了。

花园口现在是郑州人乘凉的一个好去处，只要这河里还有水在流，就会带给人们一些清凉。这样的河流真是一条小河，满眼都是大片黄褐色的干涸的河床，还有丛生的芦苇，野草，这是湿地的风景。花园口一带拥有十万亩黄河滩区，1998年被当地政府确定为湿地自然保护区。但在农民眼里，湿地就是荒地，我看见很多农人都在这里开荒种地，有的人还挖了鱼塘，还有人在这里非法采沙。触目惊心的是，有数千亩芦苇丛被烧得焦黑一片。

看见一个农民在河滩地上收割小麦。

我走了过去，看他这麦子长势喜人，只是一把亮晃晃的镰刀让我有些胆寒。

我问他收成怎样？

他憨厚地笑着，又擦了一把流到眼眶上的汗水，说，还、还行吧。

我递给他一支烟，我也点上一支，两个人蹲在地上，一边抽着烟，一边闲谈，这是我常用的方式。当然，我有我的狡猾，会把话题漫不经心地引向我感兴趣的方向。很快，我就打听到了一些实情。他在这里种地，浇水方便，土也肥，播种之后就不大管了，这样的地叫“甩亩”，这我知道，我们江南也有。见他这么纯朴，我的胆子大了一些，又问那片芦苇，怎么给人放火烧掉了？他摇着头，表示他也不知道。他也很不理解，这芦苇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吃，又不能喝，这河滩上长上芦苇就是湿地，长上了麦子不也一样是湿地？这地不湿，啥东西也不能长。他嘀咕着，把烟头掐掉了，又站起身来，握紧了镰刀。看着一个农人在灼热的太阳底下弯着腰、弓着背割麦子，听着一把镰刀在麦子之间发出的碰撞与断裂的声音，我对这天地之间的勤劳的农人充满了敬意和感动。

天地广阔，万物自在，只因中国有太多像这样勤劳的农人，想要多打一点养命的粮食，才一次次侵入大自然的领地。古往今来，只有我们这些人类，才像永远都没有生存空间的动物。如果不像保护耕地一样保护这些湿地，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绝对没有一片多余的土地。

眼前的黄河水看上去并不浑浊，一位水文工作人员正在测流、测沙。

我走过去向他打听，他说，黄河小浪底工程建成后，减少了下游河床的淤积，使黄河下游主河槽的行洪能力增强，现在的黄河水已经清了许多，看上去水量很小，但比以前大，没有小浪底，这里怕是早就断流了。这是个心直口快的河南汉子。看来，小浪底还真是发挥着巨大的调水调沙的作用，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会得到验证。

我还想走得离黄河更近一些，这位好心的测量员喊了一声，啊，小心，黄河滩边非常危险，随时都会发生塌方！

九 追寻梁山水泊

大汶河不是我的目的地，而是去东平湖的一条路。

在奔上这条路之前，我已经提前找到了一个向导，丁永林。

我和丁先生素昧平生，但看着一个笃定而黝黑的汉子在早晨的阳光下朝我走来时，我竟然觉得，从对面走过来的好像是一个熟人。

对面那座坐落在泰安市郊的大楼，就是山东黄河河务局东平湖管理局的办公大楼。丁永林是这局里的一位资深工作人员，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历史地理和水利文化专家。他是山东梁山人，这让他对水浒和梁山水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兴趣。他是中国水浒学会会员、山东省水浒文化研究会理事，而这也是我慕名来找他的原因。在见到他之前，我已经拜读了他的《东平湖与黄河文化》《探秘水浒王国》等历史地理著述。丁永林正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向导。

从泰安去东平湖有好几条路，丁先生选择了最直接也最难走的一条，也就是沿着大汶河——大清河的长堤走。但这条河绕来绕去，不但把我给绕糊涂了，连丁先生也好几次指错了方向。在走了一段不短的冤枉路之后，我们只得又重新倒回来。而这条路，其实就是一道堤坝，很不好走，也很少有车辆走，沿途看到很多险工标志碑。或许，只有在防汛抢险时，这条路才会变成一条路。到了那危急关头，也就不管好不好走了。

在一路颠簸的车上，丁先生仿佛是为了纠正错误，更仔细地给我讲着大汶河的来龙去脉。

这条全长两百余千米的河流，发源于号称沂蒙七十二崮之首的旋崮山北麓，一路汇入泰山山脉、蒙山支脉的众多水系，经东平湖流入黄河。这是黄河下游最后一条支流。这条短暂的自然河流，却孕育了漫长的人类文明，最著名的就是大汶口文化遗址，这座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但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历史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也又一次证明了河流的源流和人类的源流实际上就是同一源流。

北魏时期，汶水还是济水的一条支流。北宋时期，古大野泽——梁山泊以北的济水——北清河与汶水合流，又名大清河，汶水成为大清河的支流。宋咸平以后，黄河多次溃决，东平城南二汶入济河道淤塞。明永乐九年（1411年），又重新开通了大运河的会通河一段，引汶济运，在汶河口以南筑了一道戴村坝（这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枢纽工程，我将在大运河的篇章里叙述），阻塞了大汶河的入海之路。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后，大汶河成为黄河下游最末一条大支流，但她并没有直接注入黄河，而是借道东平湖。由于黄河变成地上悬河，东平湖水已无法注入黄河。大汶河水也就不能经东平湖注入黄河，被堵在湖里，成了一条没有出路的断头河。其实，历史上的大汶河还有另一条出路，明清两代，曾利用大汶河水补给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在清末宣布停止漕运后，山东段京杭大运河，尤其是济宁到黄河一段京杭大运河，连同作为京杭大运河“水柜”的北五湖——安山湖、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马场湖等也先后干涸，但哪怕干涸，水道犹在，在汛期至少可以用来分洪。然而，这不可或缺的分洪水道却被当地某县委书记下令堵死了。这样一来，大汶河集中了泰山山脉南部的雨水，由于集水面积很大，每到汛期，便在水满为患的东平湖兴风作浪，造成洪水一次次泛滥。

如果不走到这条河边看看，你绝对不会想到这是一条与洪水联系在一起的河流。

入秋了。但阳光的气势仍很旺盛，连我们身上都冒着热气。看着这条河，干涸的河床也在冒烟。这是我看到的一种真相。如今的大汶河，干涸得基本上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哪怕在现在的主汛期，到处都是裸露的焦黄的滩涂，荒草丛生。这看上去百病缠身、有气无力的河流，在丁先生的指点下，我很快就看见了那些被洪水冲刷过的痕迹。这就是大汶河的另一种真相，这条河一直是黄河下游干流洪水主要来源区之一。直到1958年东平湖水库建成后，汶水漫坝汇大清河入东平湖，经陈山口出湖闸入黄河，一条水路才基本稳定下来。但一旦涨水，又会爆发出狂暴的力量，她凭借地势的落差，从泰山山脉一路狂奔而下，仿佛天生就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叛逆性格。

大汶河洪水来得陡，是地势决定了的；来得猛，则又与山洪暴发无异。

说到这条河，当地老乡们都说，大汶河天生就要和人对着干、倒着来，你要水的时候，没有水；你不要水的时候，水来了。老乡们的这句话，倒是说出了一种真实。这条河不是东流，而是一路向西，这样的倒流河在中国很少，而大汶河也创造了一个中国之最，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倒流河。这让我的叙述也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倒叙。

但不知人们是否想过，我们人类也在同这条自然河流对着干。

在很多人眼里，大汶河最宝贵的不是河水，而是河沙。大汶河流域中上游山区，广泛分布着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的各类古老火成岩岩体，历经数千载的大浪淘沙，积聚了宝贵的河沙资源。这里的河沙比我家乡的长江和洞庭湖流域更好，沙质以粒圆、色正、质纯、体坚而著称。在农耕文明时代，这些河沙是不会被人关注的，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几乎大江南北的河沙资源，都成了人类疯狂掠夺的对象。在多少人眼中，这哪里是河沙，这就是光芒四射的金沙啊！沿着大汶河朝泰山的方向走，一路看见，到处都是开挖的沙场、堆积如山的沙堆和满载着河沙的车辆，把河床都压裂了。许多年来，挖河床，取河沙，一直是这里人脱贫致富的最直接手段。

然而，为了攫取这河底下的财富，人类又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一条母亲河的命运，总是会让许多忠诚的儿女忧心忡忡。丁永林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梁山人，也是泰安人，喝了多少年的大汶河水，对这条河有一种血缘般的亲情，但如今，他已经有点不敢走近这条河了。

对这条河，他比我更熟悉，也更有发言权。他说，过度开采河沙，最先遭到破坏的，其实不是这千疮百孔的河床，而是看不见的地下水环境。河床不是铁板一块，看得见的水，是因为河床底下还有看不见的水托着。哪怕河道干涸得滴水不剩了，河道底下的地下水暂时也不会干涸，河沙就是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层，像保护血管的皮肤一样。以前，在旧县岩溶水水源地傍河一侧，曾有面积约五平方千米的大汶河河漫滩，地下水的可开采资源量每天可达到五万立方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片地下水源地附近大汶河河沙被过度开采后，地下水位开始出现持续下降，下降幅度与采沙深度基本一致。这就是说，只要河沙开采一天，就等于减掉了旧县水源地每天两万多立方米的优质岩溶水的开采量。按目前泰安市工业万元产值耗水量计算，每天就要损失四百万元工业产值，每年呢，至少有十四多亿的工业产值由于缺水而不能完成。按照这一科学推算，这相当于将大汶河可开采河沙资源总量全部卖掉的收入的两倍。——这一笔账算得让人痛心，也让人触目惊心，人类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这还是最直接的算术，还有更多的根本无法估算的损失。你算不出，却是看得见的。随着河沙资源的严重超采，大汶河沿岸的农田灌溉和人畜用水早已危机四伏，同时，超采也大大削弱了河流对污染水体的降解能力，另一种水危机——污染变得日益严峻，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地质问题。大汶河过去以盛产河蟹、河鳝和鳖类而远近闻名，流域内，拥有众多的漫滩、湿地和林地，是各类水禽及鸟类生活栖息的乐园。而今，随着河道漫滩消失，河岸湿地面积锐减，漫滩阶地长期形成的绿化带被毁，过去繁盛的水生生物及鱼类多已灭迹，水禽亦难觅踪影。当河床被掏空，直接威胁的就是防洪大堤，这关系到大汶河南岸的数万亩良田和无数老百姓的安危……

丁永林痛心疾首地说，即使现在停止一切采沙活动，已然晚矣，大汶河和谐的自然生态，一旦遭受破坏，就再也难以恢复。

无论你怎么算，都算不过这些乱采滥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算术，滥挖滥采会让河床被掏空、大地沉沦，却可以让他们的腰包迅速鼓起来。只要有了钱，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生活，而这些灾难最终将要落到谁的头上，他们是不会管的。

一个问了千百次的老问题，难道就没有人来管吗？

途中，我们遇到了大汶河管理处的一位副主任，他应该可以管管吧。但他管得了这河里的水，却管不了这河里的沙。看着河床上这些乱采滥挖的人，他一脸忧愤地说，像这样过度开采河沙，损害的不只是河床，对跨河、穿河、临河公用设施的安全运行也有极大的威胁。大汶河原旧县大桥，由于过度开采，河床下降了三四米，致使桥基高悬，现在已完全倒塌报废；京沪高速公路汶河大桥从1997年建成至今，已有十二根桥柱比建成时降低了四五米，接桩部位已完全暴露在河床以上一到两米处；大汶河干流宁阳县伏山段鲁—宁输油管道、济—郑国家光缆干线工程都是穿河而过，如今输油管道裸露悬空河床以上有一米之多，光缆也近乎暴露。挖沙，对水利设施的破坏是最严重的，现在，大汶河的河沙已经被挖掉了一半。随着河床与水面急剧下降，沿河五十多处灌溉面积超过五千亩的扬水站全都报废了，几乎所有的自流灌溉工程都已无法正常运行。——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举了一个又一个事例，泰安市岱岳区徂徕河段八处扬水站已全部停用并报废，泰山区邱家店镇河段东颜张村扬水站已无法引水，虽于2000年投入八十万元在河道内新建扬水站一座，但又因河床水面持续下降而发生引水困难，不得不投入近万元开挖临时引水渠道以解燃眉之急……

又是省略号。人类对自然水系的毁坏，罄竹难书，很多事，我只能省略。

望着这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挖沙人，我想，他们怎么就这么无所顾忌？难道像当年的梁山水泊英雄一样，拥有了全副武装的实力来保护自己，足以同朝廷抗衡？当然不是，保护他们的，或许是另一种谁都明白又都心照不宣的力量。

除了河沙的开采，一路上我还看见沿途那些煤矿、造纸厂向大汶河排出的滚滚浊流。据一个知情人士透露，这一带的主要污染源来自宁阳县华阳化工，那是山东省内最大的农药生产企业——山东华阳农药化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生产液体二氧化硫、焦亚硫酸钠、工业氯化钡等，他们生产出来的每一样东西，几乎都要贴上一个恐怖的骷髅标志。想想，如果这些东西流入了大汶河，必将流进东平湖。那么东平湖的水质又怎样呢？就在2012年春节过后，随着河水和湖水解冻，东平湖东入口处开始漂浮起零星的野生死鱼，在鱼死漂浮之前，水色接连几天泛红。很快，渔民们就发现他们养在水中的鱼苗也一片片地泛起白肚皮。在很短的时间里，东平湖以及大清河一带就有上百万斤鱼苗死亡，而大清河其实就是大汶河下游。我采访了这一带的很多渔民，许多渔民不但鱼死了，连鱼苗都死光了，他们悲惨而绝望地说：“常言道，烂粮不烂种子，死鱼别死鱼苗啊！”这些渔民以最朴实的话说出了他们的真理，如果连种子、鱼苗都死光光了，这一年，你说还有什么指望呢？

对于东平湖，对于黄河，大汶河都是不可或缺的。且不说这是三地四县人的一条母亲河，如果没有这条河，当狂暴的洪水从泰山上一路冲下来，又没有了一个去处，整个泰山脚下，皆成黄泛区。

一条短暂的河流，几乎凝聚了中国水利的一切症结。唯愿，这条短暂的河流，不会成为一条短命的河流。

追寻一个失踪的湖泊，比寻找一个失踪的人还要难。

多少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想看看梁山水泊。但睁眼一看，又一个个傻眼了，从前那号称八百里的梁山水泊，到底在哪儿呢？那天生地长的自然湖泊，又怎么会失踪呢？

这个问题只能让我的向导丁永林先生来回答。这也是他这辈子一直在干的事。身为梁山人，他对梁山水泊那种与生俱来的感情，自然要远胜我们这些外人。尤其是在供职于东平湖管理局后，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对水浒文化和梁山水泊的钻研上，如今，他已成了这方面颇有独到发现的学者。

我接下来的叙述，就是对他一些学术观点的转述：

在梁山水泊出现之前，这一带已有巨大的水域，这就是古地理书上记载的巨野泽，又称大野泽，大致就是梁山水泊的前身。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大野泽在巨野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据此记载，现在的梁山、东平、郓城、巨野、汶上、嘉祥、济宁一带都曾是大野泽波及之地。而黄河每一次决口后奔泻而下的洪水，无一不是奔泻到这片大泽。它几乎天生就是为黄河分洪而准备的。而黄河改道，也左右着这大泽的命运。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起，黄河下游发生大改道二十六次，其中，流经梁山县境就有六次。最著名的一次是我在前文提到的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的瓠子决口，洪水奔向东南向巨野泽狂泻，由于决口很长时间都没有堵塞，行洪达二十三年之久。这是黄河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徙，也是流经梁山县境的开端。

梁山水泊的形成与演变，除受黄河改道、决口泛滥的影响外，还与汶河、古济水以及京杭大运河的开发整治密切相关。宋代的八百里梁山水泊，大致就是这样形成的。北宋大臣韩琦留下了一首《过梁山泊》诗，描写了他看到的梁山泊：“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蒲密遮如港，山遥势似彭。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这应该是当时梁山泊的真实写照。《水浒传》虽是小说家言，但又绝非凭空想象。当年那许多绿林好汉和虎狼出没的荒山野岭，如野猪林、快活林、赤松林等，都让人们自然而然地猜想，那时候这里应该还是茂密的丛林。若是没有一大片森林，又怎能藏住那些绿林好汉，更藏不住老虎那样的猛兽。据此猜测，在黄河下游的水危机出现之前，首先出现的是生态危机。换句话说，在黄河下游众多的水泊消失之前，大面积的森林先就消失了。而森林的消失，不用说，又是人类大规模开荒的结果。满山遍野地开荒，满山遍野地生儿育女，一座山一座山被砍光，甚至被一把火给烧掉了。这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人……

我感觉这是一个接近真相的猜测。眼见为实，看这里的山，大多不高，但很大，旷阔与纵深的山野，是很容易变成良田沃土的。历代官府，又是鼓励老百姓开荒的，有了田地，就有了养命的粮食，中国的老百姓，只要不到饿死的程度，就不会起来造反。把这些藏龙卧虎的荒山野岭变成人口稠密的村庄、田园，没有了森林，没有了梁山水泊，那些危害人类的虎狼也都销声匿迹了，就是有人想要造反，也无处躲藏了，于是天下太平，普天同庆，又一个太平盛世出现。

除了人祸，丁先生认为，梁山水泊的消失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又与黄河改道有关了。可以这样说，梁山水泊是成也黄河、败也黄河。黄河改道让梁山水泊水势浩大，但黄河泛滥的不只是洪水，还有被洪水裹挟的大量泥沙，大野泽在承载了黄河洪水的同时也渐渐被黄河泥沙淤积，地面逐渐抬高，湖泊面积逐渐缩小。

对丁先生的这一观点我持保留意见。若从自然法则看，这个原因是说不过去的，泥沙淤积不但不会减少湖水，由于湖底变浅，反而会让水域变得更加漫漶。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而是我反复提到过的发生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黄河又一次改道，也就是为阻止金兵南下宋东京留守杜充下令掘开了黄河大堤的那一次。这次黄河之水没有泄入梁山泊，而是把梁山泊撇开了，在一路扫荡河南东北、山东西南地区后，最终奔向南边的淮河流域，夺泗入淮。从此，黄河彻底抛弃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滑一带的故道，在河北平原上失踪。在之后的七百多年中，黄河一直借淮河水道入海，而古代的大野泽、宋朝的梁山泊再也没有黄河洪水的侵入，也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水源。到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时，“梁山泊水退地广，金人尝遣使安置屯田，民亦恣意种之……明年，命招复梁山泺流民，官给以田”。那个年代离杜充掘堤不过几十年，这一历史记载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梁山水泊还在不断萎缩，二是人类开始有组织地屯田垦荒。到元至元初年（1264年）时，梁山泊已经大面积淤塞，残留部分以南旺湖之名出现。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修造京杭大运河时开挖由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南接济州河，引汶水北达临清汇御河（今卫运河），把济水截为两段，谓之“引汶绝济”，这一人为的改变致使安山脚下的古济水与汶水交汇为一个萦回百余里的湖泊——安山湖。到清朝时，据《清一统志》载：“梁山泺即古大野泽之下流，汶水与济水汇于梁山之东北，回合而成。”又见《淮系年表》记载：“靳辅提请安山湖听民开垦佃种，输租充饷，此水柜遂废。凡开地九百余顷。”——这里面又一次提到人类对梁山遗存水泊的大规模垦荒。

由此可知，梁山水泊的消失，根本还是人祸。杜充掘堤致使黄河改道是一次给梁山泊带来了灭顶之灾的人祸，而历代对梁山水泊的不断开垦，也是持续不断的人祸。然而，如同因果轮回，随之而来的就是灾难。这里的山体原本疏松，一旦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山洪暴发，水土流失，泥石流，一连串的灾难发生了。事实上，梁山水泊就是这样消失的，一千多年的岁月，足以填平八百里梁山水泊，甚至根本不需要一千年。当然，也不能全怪这里的先辈们，除了梁山水泊的小环境，还有黄河流域的大气候。通过黄河的命运，可知它下游湖泊的命运，通过湖泊的命运，又可窥见一条长河的命运。

边走边看，我们已深入东平湖的核心区域了。从地形看，这里应该是有水的。一个东平湖，三面都是环形的山脉，这是一个典型的水窝子，特别适合蓄水，也素有“小洞庭”之称。但问题是，别说小洞庭，如今连大洞庭也干涸缺水。又从河流水系来看，东平湖西边是京杭大运河，东连大汶河，北通黄河，水系纵横交织，河湖四通八达，古往今来，这里就是漕运要枢。这样一个地方，无论你怎么看，实在都不应该缺水。围绕这湖走一圈，湖东岸据说就是宋江率水浒英雄攻打东平府城的营地，西岸有京杭大运河故道，还有天王晁盖等好汉初聚的司里山，北岸有唐朝大将程咬金的程公祠，还有西楚霸王项羽的墓地。

我关注的不是这些死去多年的英雄，而是一条死去的大运河，大运河故道。历史上，这里就是漕运要枢。隋唐大运河以至京杭大运河最繁华的时代，从东平湖可以坐船直抵天堂般的江南杭州。从一条河道变成一条干涸的故道，一定是有缘故的。这缘故现在没人能说得清，说出来也是找不到证人的猜测。但有一座清水石桥，见证了东平湖沧海桑田的变迁。这是一座隋朝的古桥，如今还淹没在湖底下，在淹没千年之后还依稀可见。它见证了什么？它所见证的，不是东平湖的干涸，而是梁山水泊的诞生。想象杜充决堤后那狂奔的黄河水纵横决荡，二十多万平方千米的黄泛区，汪洋一片，比山东省还大得多，在梁山四周的辽阔洼地上，汇聚了一个浩浩荡荡的水泊，一座陆地上的清水石桥，从此被淹埋在水下。

这不是我在重复，而是对一个大湖诞生的又一次历史性推证，然而这一座陆地上的清水石桥又真能验证那一切吗？所谓推证，其实只是历史的另一种猜测方式。八百里梁山水泊，仿佛在猜测中诞生，又在猜测中消失，却又有一个事实是不用猜测的：尽管梁山水泊大面积消失了，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东平湖这梁山水泊遗存的唯一水域，也还实实在在地拥有六百平方千米水域，还时常发洪水。东平湖在黄河下游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蓄水滞洪，为黄河卸载洪水，这也是它一直没有消失的原因。

八百里梁山水泊，如今就剩下一个东平湖了。如果不是它的存在，我们只能从小说中猜想梁山水泊的样子了。同古老的梁山水泊相比，东平湖这名字还很年轻，直到清咸丰年间，这一汪水泊才被命名为东平湖。说东平湖不一定有人知道，说它也是梁山水泊之一，纵使不全知道也能知道一二了。但若真的追溯起来，又未必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前世今生了。当梁山那些水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是从天地间蒸发了，东平湖成了梁山水泊唯一的遗存水域。从东平湖到黄河口，是黄河下游的最后一段流域。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黄河断流的数十年岁月里，黄河下游还没有流到东平湖就断流了，这让东平湖如同被黄河遗弃的一个孤儿。事实上，它不但是黄河的孤儿，也是被梁山水泊遗弃的孤儿。又哪怕是遗存，如今它还是黄河流域四大淡水湖之一，也是黄河下游最大的淡水湖。

看着这样一个湖泊，难免感觉有些悲壮，它的存在，仿佛是大自然最后的坚持。但还能坚持多久呢？

从地图上看，东平湖几乎被水包围了，西依大运河，东连大汶河，湖水又从北面的小清河汇入黄河。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水上枢纽。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到处都是洪水泛滥的告急声。在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洪荒岁月，防洪，也就成了兴修水利、治江治河的头等大事。而重中之重，又是这条像野马一样桀骜不驯的黄河。如果把东平湖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上看，正好处于黄河与大汶河下游冲积平原相接的洼地上。历史上，它原本与黄河并不沟通，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自铜瓦厢（今属河南兰考）决口，夺大清河水道，从此使东平湖与黄河连通。这一次灾难性的沟通，对东平湖的命运也是灾难性的。从此东平湖受到两面夹击，既要分滞黄河洪水，又要接纳汶河洪水，被动地成了黄河与大汶河洪水的一个自然滞洪区，也自然起到了一定的调蓄功能，当黄河水位高于湖水水位则倒灌入湖，当黄河水落，湖水又泄入黄河，这既对黄河与大汶河洪水起到削峰作用，又为黄河下游起到了补水的作用。但一个自然湖泊的调蓄能力十分有限，又很被动，而一旦黄河和大汶河同时发生洪水，济南市、津浦铁路、胜利油田以及下游黄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便遭到双重威胁。

1959年，毛泽东又一次视察了黄河。他伫立在济南泺口这一黄河险工上，长久无语。泺口位于济南市北郊，是古泺水与济水的汇合口，素有济南黄河防汛的北大门之称。现行河道就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后形成的。由于河道逐年抬高，悬河之势日益加剧，泺口这一段黄河河床已高出济南市天桥区地面五米以上，防洪水位更是高出十一米以上，对济南市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该险工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当时为秸埽坝，后来逐步改为石坝。新中国治黄以来，先后对险工进行了三次加高改建，利用黄河泥沙淤背区宽一百〇五米左右，抗洪能力显著增强。但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生多次来到这里。他面对黄河，他的背后就是整个济南。

也就是在这次，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事实上，在他来这里的一年前，一个与黄河下游命运生死攸关的大型水利工程已经于1958年夏汛过后开工，这就是东平湖水利工程：把一个自然湖泊改建为一个平原水库，黄河和大汶河对东平湖的双重威胁，变成既承担着分滞黄河洪水又接纳汶河洪水的双重任务。但这个在“大跃进”时代仓促上马的工程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水利工程一样，等到建起来了，才发现存在着许多先天不足的问题。譬如说在设计意图上，说是综合利用，实际上功能模糊，一个水利工程想要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反而很难发挥作用。在运行了五年后，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东平湖水库再次改建，这一次把水库功能由原来的综合利用明确为“以防洪运用为主”，“有洪蓄洪、无洪生产”。为此，又增建了进、出湖闸，在库内加修了二级湖堤，并将水库分为老湖区和新湖区，实行二级运用，成为一个确保山东黄河下游安全的关键工程。运行半个世纪以来，东平湖陆续建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蓄滞洪工程，尤其是东平湖遭遇2001年8月的特大洪水后，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加大了对东平湖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了东平湖防洪体系。随着社会发展和黄河蓄滞洪区总体布局的调整，如今东平湖滞洪区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梁山是一个古老的地名，梁山县却是新中国成立后设置的。要说与东平湖生死相系的两个地方，就是梁山县和东平县。为了治理洪水灾害，梁山县根据这一带地形西南高东南低的特点，先后开挖疏浚了湖西排渗沟——梁济运河。1966年冬又按六级航道进行开挖疏通，北接黄河，南至五里堡出境，成为梁山县境内淮河流域的唯一排水通道。东西两侧的排水河大都垂直于梁济运河，形成了羽毛状水系，主要支流有郓城新河、琉璃河、湖外流畅河、龟山河、金码河、北宋金河、湖东排水河、湖区柳长河、戴码河等。由于黄河得到彻底治理，再加上这些河道具有充分的泄洪能力，梁山县境内的梁山泊遗存水域几乎彻底消失了。

身为梁山人，却只有梁山没有水泊，这让他们感觉到缺了什么。以前还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在这样一个全民旅游的时代来临之后，尤其是在一部电视连续剧热播之后，他们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梁山人也一直在摩拳擦掌，要让八百里水泊梁山重现当年的风貌。梁山人豪爽，实在，敢想敢干，说干就干。这是梁山人兴建的一个大工程，怎么说呢，说它是水利工程，不如说是一个水体景观工程，2010年春天动工，只用了一年多时间，梁山泊就蓄水了。

我来这里时，只见一片在影视剧中见过的山寨，倒映在一汪清澈的湖水之中。深入其间，又见湖港水汊，芦苇草荡，还真是一处引人入胜的梁山泊，从东到西，一路看过来，渔村，垂钓台，水城门，古色古香，恍若走进了宋朝的故事，但只可远观，不可近看，否则会让你从某种古老意境中一下清醒过来。又看西边的水域，梁山码头、水军指挥塔、梁山水寨门、水军营寨、朱贵酒店等，重现了当年梁山水军生活和征战的场景，还有一些今人穿着古人的戎装铠甲，正在厮杀，血花四溅。血是假的，但水是真的。谁都知道，这不是真正的梁山水泊，只不过是一个人工引水造湖的景观工程，但水没有真假之分，这水泊里的每一滴水都是真的，都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不得不说，梁山人还真是做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活水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水泊梁山有山无水的现状，打造了一个依山傍水、显山露水的水泊梁山，这很有创意，也很有水泊的意境，让我等慕名而来者，多少弥补了一点水泊梁山见山不见水的遗憾。只是，这梁山水泊也实在太小了，没有八百里，也没有八十里，仿佛一转身就转悠完了，大也就七八里吧。这是人类的大限，想靠人工引水再造一个梁山水泊，太难了，实在太难了。

眼下这个东平湖，总面积六百多平方千米，但事实上，哪怕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它的常年水域也仅有一百二十四点三平方千米。水面小，水也很浅，平均水深只有两米多。它的理论蓄水总量为四十亿立方米，但实际上，常年蓄水量仅有一亿五千万立方米。很明显，和它的姊妹湖乌梁素海一样，东平湖也是一个正在不断衰老、萎缩、走向消亡的湖泊，如果没有力量来让它恢复生机，它的命运，将和它当年众多的姊妹湖一样，过不了多久，就会在天地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它的命运也许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悲观，这又与一些已竣工的水利工程和一些正在加紧修建的水利工程有关了。

在小浪底工程运行后，东平湖又担负了黄河下游流域的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利用东平湖来保证黄河下游直至黄河入海口区间一直不断流。黄河能否走完全程流入大海，就靠东平湖来保证了。怎么保证？靠洪水来保证。

洪水也是水资源！说这话的是水利部部长汪恕诚。

从洪水猛兽到宝贵的水资源，应该说，这是中国人治水的一个大飞跃。这倒不是什么思想观念的转变，而是中国人对洪水已经有了这样的自信和把握，有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能力。现在，在严重干涸缺水的北方，抗洪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语，如今说得最多的是“迎洪”。每年开春，从大汶河到黄河，因冰凌融化而春水猛涨，由于此时正值沿岸地区桃花盛开的季节，这紧接着凌汛而产生的汛期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桃花汛。一到这季节，黄河从上到下的所有水调人员全部上了第一线，迎接洪水的到来，这情形就跟当年防汛抢险一样，但他们现在不是抢险，而是抢水，别让这宝贵的水资源白白流掉了。“黄委会”根据黄河桃花汛的特点，精心调度凌汛期产生的洪水，合理安排蓄积在几个水库里，为下游储蓄了大量春灌用水，而黄河下游的东平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通过对洪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人为调整平衡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黄河连续十多年没有断流，并使黄河下游际域安全度过了春夏最干旱缺水的时期。具体到东平湖，在确保了防洪安全的情况下，东平湖洪水被国家防总和黄河防总大胆及时地纳入黄河水量统筹调度方案中，通过人为控制泄流量，巧妙地借用下泄洪水，以保证从东平湖直到利津以下的河口段不断流。

东平湖还将被赋予一个使命，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加紧建设，在这一解决黄淮河地区东部和山东半岛水资源短缺的国家重点战略工程中，东平湖将实现第二次功能转换，由单一的滞蓄洪水水库转变为滞蓄与调蓄双重作用的特大型平原水库，而且是东线工程的最后一个调蓄水库。东平湖畔的八里湾泵站，就是东线十三级提水工程的最后一站，这个泵站将引来的长江水带到一个制高点，然后分成两路，一路往河北天津供水，一路输水至胶东地区。这既是东线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枢纽工程。而东平湖畔复杂的地质环境和工程本身的高标准，也给东平湖边的建设者们出了个不小的难题。

曲福贞，东平湖工程局副局长，正在工地上指挥施工，没想到这个搞水利工程的汉子说出的话那么有诗意：“这个泵站的作用就是将引来的长江水提升近五米，流淌进一堤之隔的东平湖。东平湖的给水源是汶河，而汶河是黄河下游最大的支流。八里湾泵站的作用就是让黄河水和长江水在东平湖内实现诗意融合。黄河和长江都是发源于青藏高原，但从无交集。而八里湾泵站将改变这一历史。”——科学的数据，诗意的描述，原来科学也是这样充满了诗意的。或许，它们也像长江、黄河一样，源于同一座伟大高原却从未交集，而在这个时代也终于有了一种交集的方式，让两种隔行如隔山的东西同时获得了诗意的呈现。

说起这个建筑，曲福贞充满了自信和憧憬：“从设计理念上来说，泰安境内的八里湾泵站是整个南水北调工程中东线山东段一个标志性工程，主体工程包括进出水渠、清污机桥、主泵房等几个部分。工程全部竣工后，泵站将安装观光电梯，乘坐观光电梯就能看见南水北调工程的部分河道和东平湖的美丽景色。”

听了这样一番话，我感觉比看见了真正的梁山水泊还兴奋，他的憧憬也是我的憧憬。

其实我可以满怀着这样的憧憬踏上归程了，却又想在离别之前再看这个大湖一眼。每到此时我总是怅然，天地广大，此生也未必还会来到这里。丁永林先生似乎也没有就此回头的意思，他还想带着我去内湖看看。越往大湖深处走，风越大，在这依然闷热的初秋，多少有了一些清凉之感。湖水看上去还是清澈，但沿途看见，很多湖畔村庄的生活污水甚至连厕所里的粪汤都是直接排放在湖里。这让我感到一阵阵恶心。湖面上，从近到远，漂浮着一个个网箱、浮标，连远到天际下的水域也被它们遮蔽了。还有许多违章建筑直接建在湖边上，甚至有当地政府违章修建的港口和码头。这都是丁永林先生告诉我的，他的眼神里，浸满了的不是水，而是焦虑与迷离。

忽然觉得，我不该走得离一个自然湖泊这样近。如果所有人，我们人类，都能同一个湖泊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幸存的湖泊，以及那消失已久的梁山水泊，或许又是另一番命运，甚至会换一种活法。

十 最后的拯救

走向黄河口，秋色已经很深了。

事实上，黄河有许多年没来过这里。黄河口，几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我来这里却不止一次了，这里有我一支宗亲，就住在垦利县陈家庄。大约在清末民初，他们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一路逃荒讨米来到黄河口，这里有不少刚刚生长出来的土地，俗称新淤洲，暂时还没有主人。他们在这里一边开荒种地，一边打鱼捞虾，过着水陆两栖的生活。当他们渐渐站稳脚跟后，又有很多同宗亲友或乡亲陆续投奔而来，往往是，一片新淤洲，由最初的一两户人家渐渐形成一个村落，河口三角洲的许多村落就是这样形成的。荒凉无边的新淤洲上，又像他们的故乡一样飘扬着炊烟，而他们盖起的茅寮或土屋用不了多久又被烟火熏得漆黑。而这时，在他们的前方，又有新淤洲刚刚冒出来……

这就是一部河口三角洲的简史。

按黄河委员会的划分，山东利津以下为黄河的最后一段流域——河口段。

每一条河流都有一个最终的归宿，黄河最终的归宿却是那样变幻莫测。

追溯黄河入海口，西汉以前，黄河最后一段下游大致就是现在的海河水系，在流经现在的河北省之后，黄河在今天津附近入海。而黄河改由利津入海，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王莽时代的那次泛滥了六十年的黄河决口改道，把利津变成了入海口，史称“千乘海口”。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又在今滨州市惠民县境内改道北流，至无棣县境入海。此后近千年，黄河在中下游频繁改道，时而北流无棣、天津一线入海，时而南流夺淮入海，而今天的黄河入海口以及河口三角洲始终处于黄河猛烈摆动的扇形中间。那时还没有现在的垦利县。黄河下游的最后一个县就是金朝时设立的利津县。这个古老的县份，在岁月中一直越长越大。这样的生长不是欣欣向荣的，而是异常缓慢的。清咸丰五年（1855年），这是我反复提到的也是在黄河的命运之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黄河主流冲出河道，穿过大运河，再夺大清河河道由利津入海。八十多年后，蒋介石密令掘开花园口，黄河又一次改道，在撇开利津入海口数年后，花园口决口又被重新堵上，黄河重回故道，回到了现在的入海口，行水至今，从此不再改换水道。如今黄河的河口段，上起滨州界，自西南向东北横贯东营全境，在垦利县东北部注入渤海，全长一百三十八千米。

黄河在哪里入海，就会把携带的大量泥沙带到哪里。对黄河而言，这是深重的灾难，但对河口而言，却是厚重的礼物。黄河最初在利津入海时，当时的海岸线还在今天的利津镇附近，而现在这里早已成了黄河口的腹地，离大海还远着呢。随着滚滚泥沙从上游一直冲下来，黄河入海口因泥沙淤积，又不断延伸摆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口不断在东北方的海域淤积出大片土地，也就是所谓新淤洲。千百年来，尽管黄河多次改道，但利津一直是它最主要的入海口，这旷日持久的“填海造陆”运动，在宽一百余千米的范围内，共延伸造陆三千平方千米，海岸线也向大海推进三十多千米，又向大海扩张出了整整一个县，垦利县。

若以垦利县城为中轴，整个县境大致可分成东西两半，一半古老，一半年轻。县境西南部原为蒲台县辖地，在元末明初已零零星星出现人家，大部分村庄都是明、清两代的建筑。据他们保持下来的族谱看，这些河口三角洲最早的移民大多是从山西洪洞、直隶枣强等地迁至山东北部大清河两岸耕作的移民。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后，入海口一带很快形成了大片新淤洲，这些大清河一带的元明移民为了垦荒又再次向黄河口搬迁，从逐河而居演变为逐海而居。县境东半部原属利津，这也是从大海里淤积出来的最年轻的土地，因成陆较晚，直到清朝末年这里还是人烟稀少、荆棘丛生的荒凉盐碱地。也有一些零星的垦荒者，大都是农忙时节在此搭个茅棚住下，收割之后便载着田里的收成回到他们真正的家。这样春来秋去的迁徙，让这里很久都没有形成真正的村落，也没有固定的地名。只因大部分都在利津县境内，地势低洼，这里被当时的人们俗称为利津东北洼，后来又干脆就叫利津洼。

人类对这些新淤洲的大规模开垦，大多与灾难有关。民国初年，鲁西地区遭受特大水灾。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为了安置这些陷入了绝境充满了绝望情绪的难民，曾专门设立了一个“滨蒲利广沾棣淤荒设治筹备处”，有组织地将灾区难民迁到河口三角洲开荒种地。这荒凉的盐碱地，也是对他们最后的拯救。然而，这样的拯救随时都可能被剥夺。1930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下令他手下的第二十师五十九旅来河口三角洲屯垦，将那些贫苦百姓无力耕种的土地一律分赠给他的部卒。由此，在屯垦集中地带开始出现了王营屋子、刘家屋子等若干新村。1935年，黄河又在山东省鄄城决口，鄄城以下的菏泽、郓城、嘉祥、巨野、济宁、金乡、鱼台等县皆成泽国。成千上万的灾民由山东省政府按每二百人为一组，携妻带子、肩挑手推地来到黄河口的新淤洲，又形成了八大组（今垦利县永安镇政府驻地）以及从一村至二十五村等移民村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八大组逐渐成为这些移民村屯的中心区域。1936年，山东省政府决定以八大组为中心建立永安镇，并在此相继设立新安县筹备处、垦区筹备处，可见，当时就在筹备新设一个县了。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新安县筹备处工作人员也在日军进攻山东时作鸟兽散。国民党前脚刚走，共产党后脚就来了。1941年初，八路军山东纵队在这里创建了垦区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垦区抗日民主政权，为县级，但尚未正式设县。1943年，垦利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于此地有“垦区”和“利津洼”两个名称，因此合称为“垦利”，以此命名。从此，垦利建县，而黄河入海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划入了垦利县。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更成了渤海解放区的大后方，粮食、棉花、原盐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其他解放区和军事斗争前线。渤海垦区因此被誉为鲁北的“小延安”、山东的“乌克兰”。

新中国成立初期，黄河口再次成为国家安置移民的重点区域。20世纪50年代，为修建东平湖水库，山东省政府先后将东平、梁山、长清、平阴、青岛、济南等地两万多移民迁到利津、垦利两县落户。此外，还有华东军政委员会在广饶七区筹建国营广北农场、济南军区农建二师进入孤岛地区开发荒原、山东地方国营渤海农场总部迁至黄河口地区，随着大规模的农垦和军垦，河口三角洲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再荒芜。而随着胜利油田登陆黄河口，人类对河口三角洲的开发又从地上深入到了地下。这荒凉无边的盐碱滩，如今依然是人类拼命攫取财富的一片热土。

还说垦利，这个离大海最近的县之一，是黄河以最直接的方式孕育出来的一方沃土，已经不小了，县域面积超过两千平方千米。但这依然是一个动态的数字，人类可以划定它在大陆上的边界，却一直无法划定它和大海的边界。尤其是最近四十多年间，黄河输送至河口的泥沙每年平均向渤海延伸两千米，年平均净造陆地二三十平方公里。这就是说，黄河口每天要增加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每年要再造一个澳门特区的面积。如果黄河不断流，不改道，它还会继续朝大海搬运泥沙，在无尽岁月中还不知会淤积出多少个县来。

在不断“填海造陆”的同时，黄河下游河道一直游荡不定，尤其是黄河尾闾改道，一直是河口三角洲的心腹大患。所谓尾闾，据古人的解释：“尾闾，水之从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东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称尾；闾者，聚也，水聚族之处，故称闾也。”由于黄河口是黄河流域海拔最低的地方，要承接所有的河水，并且汇聚于一口，一旦河流不畅，就会造成河堤决口，洪水四溢，而黄河泥沙原本就多，尾巴又经常摇摆，俗称龙摆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加大了黄河治理力度，先后四次对河口进行人工改道，让黄河入海更加畅通。每次改道，黄河尾闾就能稳定一段时间。从1949年以来，黄河尾闾经历了四次改道，也经历了一次次大汛，但河口堤防无一决口，黄河从此不再随便“龙摆尾”。

然而，当一种灾难被人类解决，它的另一种灾难又开始出现：黄河没水了，断流了。我在走访黄河水文局时，翻检到了1919年以来黄河水文观测资料。黄河第一次自然断流是1972年。在此之前，黄河发生了两次断流，都是直接的人为原因：一次是1938年蒋介石密令在花园口扒口，致使黄河改道，黄河下游山东段至河口彻底干涸断流；一次是1960年6月由于花园口枢纽大坝截流和同年12月三门峡枢纽关闸蓄水，直接造成黄河下游断流。除此之外，在1919年至1972年的半个多世纪里，黄河从未出现过断流现象。至于古代，只有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记载，还没有发现黄河断流的记载。在断流之前，黄河的入海年径流量已开始锐减：20世纪60年代为575亿立方米，70年代为313亿立方米，80年代为284亿立方米，90年代中期为187亿立方米。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黄河入海径流总量锐减了一半多。从1972年至1999年的二十八年中，黄河下游共有二十二年发生断流。根据利津站的实测资料，二十二年中累计断流七十四次，平均每年断流超过一百天。1987年后几乎连年出现断流。从“三年两决口”，到“四年三断流”，黄河的命运以另一种灾难的方式演绎，而且是比决口改道更难治理的灾难，其断流时间不断提前，断流范围不断扩大，断流频率、持续时间不断增加，还多次出现跨年度断流。1995年，地处河口段的利津水文站，断流历时长达122天。1996年，地处济南市郊的泺口水文站于2月14日就开始断流，这年利津水文站先后断流七次，历时达136天，是有史以来黄河断流时间最早、历时最长的年份。断流河长也在不断向上蔓延，一直上延至河南开封市的柳园口，长七百余千米。整个黄河下游几乎都断流了，黄河已经没有下游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黄河断流只有断流流域的人们知道，哪怕知道也仅仅是极有限的局部，而外界一直不知道黄河断流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秘密。直到1995年，在黄河断流十三年后，这一秘密才被“黄委会”水文局王文玲和张纬等人捅开了。他们撰写了《黄河下游断流情况的回顾与思考》一文，在《人民黄河》1995年第四期发表，这也是该刊首次发表有关黄河断流的文章。至此，黄河断流已不再是秘密。在1997年以后几年里有关黄河断流的文章几乎铺天盖地，这也足以表达人们对黄河断流的关注程度。而每个人在拿出治理黄河断流的对策之前，都必须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黄河下游断流？

追究黄河断流的原因，和所有灾难一样，原因很多，很复杂。尽管众说纷纭，但人类首先还是要在老天爷身上找原因，能够推给老天爷的先推给老天爷，如降水量减少，太阳辐射，太阳黑子，温室效应，还有所谓间冰期，等等，这都有可能导致黄河干涸断流。又由于黄河是一条悬河，河床淤积得比两岸地平线高出五米左右，水往低处流，比地平线更低的地下水不可能流到黄河河底，黄河不仅得不到两岸地下含水层的水源补给，反而要用河水下渗补给地下含水层，越是干旱越是下渗严重。这都是原因，也都是常识。对常识，只能用常识来追问，如果常识性地反问一下，黄河从春秋以前就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一直悬到现在，上下五千年，都没有断流，怎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断流了？

人类，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是推卸不了我们自身的原因的。黄河断流最直接的原因，说穿了还是人祸。

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一直在回避的，那就是，那一道道横亘在黄河中上游峡谷里的拦河大坝。黄河流域原本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匮乏，即使在水量比较充沛的中上游流域，水均衡一般也处于负均衡状态，只有丰水年份才出现正均衡。而在中上游修建了大量水库后，在水体聚集效应下，很多宝贵的水资源都被阳光蒸发掉了。而沿途又有人类修建的大大小小的引黄灌溉工程，层层拦截黄河水，拦截多，放流少。因抗旱用水集中，水库蓄水能力相对不足，还有一些从国家水利大局出发向流域外引黄的水利工程，如引黄济津等，也引走了一部分黄河水。上述这些耗水量，年均有二百多亿立方米，约占黄河水量的三分之一。

从耗水量看，历史上，人类对黄河水源的利用一直十分有限，尽管黄河水量比长江少得多，但人们也从未担心水少了，最担心的还是洪水。解放初，黄河供水地区的年均耗水量才一百亿立方米，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大约有五百亿立方米的黄河水白白流入大海，也从来没有人觉得可惜。到了90年代初，随着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城市的不断扩张、人类生产与生活规模无节制扩大，耗水量一直呈急剧上升态势。20世纪50年代时，黄河下游灌区灌溉约为一百四十万公顷农田，到90年代猛增到五百万公顷，工业用水更是数十倍地增长。以黄河水资源之少，要满足人类如此之大的需求，也就只有竭泽而渔了，哪里还有水放到下游来？又由于对全流域的宏观管理不协调，在枯水年份或者枯水季节，黄河沿岸各地只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引水、蓄水、争水、抢水，水资源管理混乱，水量分配不合理，水荒矛盾更加突出。

偏偏又越是干涸缺水的地方，水资源越是浪费惊人，这又与水价低廉有关了。黄河流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农业产区，农业灌溉用水即占全河流用水总量的九成以上。而引黄渠每立方米水费仅为三厘钱，远远低于供水的生产成本，如此低廉的水价自然难以唤起人们的节约用水意识。农业灌溉仍然主要采用大畦漫灌、串灌等原始灌溉方式，一些灌区每公顷地年均毛用水量竟然高达五六十立方米，粗放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使黄河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还不到四成，水资源浪费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有专家充满惋惜地哀叹，如果把那些浪费的水资源留在黄河里，黄河下游也不至于被逼到山穷水尽的绝境。

由于黄河断流，致使黄河下游流域的最后一个省份山东陷入了一片焦渴。山东省黄河两岸五百万人吃水困难，下游引黄灌区近五千万亩农田无水灌溉，胜利油田也因缺水而多年限产。黄河断流加剧北方水危机，受害的不只是山东一省。黄河断流，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灾难，由于没有足够的水量冲刷泥沙，下游河床泥沙沉积更加严重，黄河三角洲生态退化、荒漠化。而对处于河口三角洲的山东省东营市来说，黄河是这里两百万人的生命河，黄河一旦断流，这里将是一片毫无生机的盐碱滩。

黄河断流，改变了河道冲刷模式，泥沙淤积使河道萎缩，河床抬高，黄河下游成为地上悬河，降低了行洪能力，增加了决口和改道的风险，威胁着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黄河下游主河槽呈现出“浅碟子状”，汛期一旦来大水，洪水就会轻而易举地越出河槽。在横比降远大于纵比降的“二级悬河”形势下，洪水甚至是中小洪水在滩区极易形成横河、斜河、滚河，使黄河下游两岸大堤防不胜防。

随着黄河断流越演越烈，很多悲观的预言家开始预测黄河的命运：黄河将变成一条季节河；黄河的水很快就要喝光用尽。甚至还有专家绝望地断定：“黄河断流是必然的，要学会与狼共舞。”这条狼，便是断流的黄河了。当然，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奔走呼吁，1998年春天，“保护母亲河”被列为全国政协一号提案。此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一百六十多位院士面对黄河的年年断流联名向社会发出一份呼吁书：“行动起来，拯救黄河！”

对黄河下游的拯救，就是对黄河最后的拯救。

关注黄河命运的不只是中国人，还有许多外国人，尤其是我们的东邻日本人。也就在这一年，日本一家著名月刊如是说，不应仅仅把黄河断流看成是经济和环境问题。整体来看，黄河断流带来的是整个流域的衰亡，断流使黄河流域的活力不断衰退……长远来看，黄河文明已开始走向衰退。在日本人眼里，黄河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的代名词。而这些时常给中华民族制造危机的日本人，给中国人又一次带来了惊悚的警示。拯救黄河，对于中国人，不只是拯救一条自然河流，而是拯救中华文明。

1998年秋天，我站在一条看不见黄河的黄河口，干涸的河道，流泻着日落的悲怆，那如同置身于世界尽头的荒凉，经年不忘，终生难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个伟人笔下的黄河，仿佛真的成了黄河的另一种绝唱。

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悲观，黄河的命运在2000年被人类所扭转。对此，我在前文已经提及，这得感谢小浪底水利工程，随着这一工程的运行，在又一个千年来临之际，黄河终于没有把断流的历史带入一个新世纪、新千年。但一开始人们还并不乐观，以为这只是昙花一现。然而，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黄河已经连续十多年没有断流了。

黄河断流，谁在黄河的最末端，谁的危机最大。黄河一旦断流，最早就是从尾巴上开始的，这个尾巴就是东营市，而垦利县又在这尾巴梢儿上。轮到他们用水时，也就到了最后关头，对于他们，这也是最后的拯救。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必须同大海抢水，一眨眼，这水就流到大海里去了。他们都经历过多少年黄河断流，在他们眼里，这每一滴水真是比石油还金贵。这里不缺石油，这里最缺的就是水。每年开春，是黄河凌汛季节，也是河水比较充沛的时机，从东营市到垦利县的各级水利部门便迅速行动，全力抢引抢蓄黄河水，哪怕现在用不着，也要早早储存一点水。

缺水，对水利建设也是一种倒逼机制。水利，又进入了一种竞技状态。

我决定去垦利县水利局打听打听。这个水利局设了一个专门的灌溉处，一位副主任指着一幅垦利县引黄灌溉图，指着上面像血管一样的灌溉渠系给我讲解了半天。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水，就是血脉。我听明白了，垦利县从2011年开始，确定了四大水利工程：溢洪河清淤疏浚工程、五七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双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麻湾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这些灌区渠系原本都是原打鱼张引黄灌区的组成部分，打鱼张灌溉管理局不存在了，但当年的工程还在、渠系还在，受当时客观条件的影响，投资普遍不足，后来灌区配套建设又一直没跟上，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灌区不能很好地发挥效益。这次大办水利，清淤和防沙是重点，对河道、干渠要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对那些像毛细血管一样的支渠、斗渠、毛渠直至农户田间的竹节沟，也都要进行清理疏通，这样才能确保渠系畅通，提高灌溉速度和效率。节水，是这些配套改造工程的重中之重。对大小灌渠都要进行防漏处理，力保每一滴水都不被白白漏掉，尤其要改变农民传统的漫灌方式，大力推广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如喷灌、微灌等先进的节水灌溉措施。这将是黄河灌溉史上的一次革命。按照规划，垦利县将要建设水闸、生产桥、支渠泵站、节制闸、渡槽等一百多座大中型水利工程。

这要多少钱啊？我问这位副主任。他说，总投资一个多亿。

我知道，垦利县有这个实力，垦利县全年财政收入已突破十个亿。十个指头，他们只是拿出一个指头搞水利，值。

如今大办水利的不只是政府，还有一些牛人私人投资搞水利。

张庆利就是这样一个牛人。

老张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但他不是农民，而是一个下岗职工。下岗对很多人都是不幸的，对老张却是幸运的。这个豪迈的山东汉子，很有商业头脑。他下岗后做生意，很快就挣到了第一桶金。随后，他搞起了房地产开发，虽说不是什么房地产大亨，但也是黄河口小有名气的百万富翁。他原本想把自己的房地产越做越大，但一个很多人并没有在意的信息，却让他在年过不惑时又一次转身。一个人的命运，也从此与这一方水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那是2002年，老张听说济南军区东营生产基地有大片的盐碱地正在招商，他一听到信息就鬼使神差地赶来了。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只是赶来看看，说不定有什么商机。这一看，让他心疼不已，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一片荒芜，他想，如能把这盐碱地改造好了，那可真是一笔大买卖啊！但他早过了冲动的年岁，他开始前思后想，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甚至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件值得自己做一辈子的事情。他决定了，盐碱地也是土地，他要把这片盐碱地包下来，要能买下来当然就更好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刚把自己的主意说出来，立马就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也是的，你个老张，放着城里好好的生意不做，偏去改造那苍蝇不下蛋的盐碱地，又远离城区，干啥都不方便，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

对家人的反对，张庆利有心理准备。老张是个豪爽人，还有些倔强。他的性格，熟悉他的人那都是知道的，只要他认准的道，就会咬牙干下去，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一定回头。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承包了多少盐碱地？十万亩！惊得多少人连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一个农家子，对农业多少是懂得一些的，然而他要当的不是父辈那样的农民，十万亩土地，要干就是大农业。他在山东农业大学待了一个月，为的就是向专家教授求教，怎么改造盐碱地。说起来很复杂，一听却很简单，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好笑。你吃过咸菜没有？再咸的咸菜，用清水冲洗几遍，咸菜也变淡了。要把盐碱地改造成良田，道理是一样的。要改造盐碱地，先要修水利，这也是当年修打鱼张引黄灌溉工程时，那苏联专家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壤改造工程，一个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那时候黄河已经结束了几十年断流的历史，这可给老张帮了大忙。他的目标确定了，挖水渠，引黄河水来洗盐渗碱，改造盐碱地。

一个私人老板对水利的投资就这样开始了，他拿出家中所有积蓄，又从多家银行贷款，第一期工程就筹资一千五百多万元，购置了大小机械设备四十多台，雇用了一百多名员工。他这实力，这机械设备，在他父辈的时代，比一个国家投资的大中型水利工程都要强。一期工程干了两年，五万多亩的盐碱地全部翻耕一遍，累计挖了大小水渠七百多条，其中十五米宽的主干渠就有四条，总长五十多千米，十米宽的副渠五十条，总长五十千米，又在田间挖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引水渠和专门的滤碱沟，大致估计，开挖土方四千多万方。这些挖出来的土方都没有浪费，正好用来抬高洼地，洼地变成了一块块“台田”。

许多当年修过水利的老人，都啧啧连声，不可思议，这样大的工程量，换了以前，一个人民公社也干不了，现在一个私人老板就干下来了，人世的变化可真是太大了！

事实上，老张比他父辈当年修水利吃的苦并不少。吃住都在工棚里，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了，直奔工地，一直忙到深更半夜，一身泥水，就倒在床上了。两年下来，他买来的机器设备报废了一半，他整个人瘦了一圈，很多城里的生意伙伴，乍一看见他，都不敢相认了。这哪像当年意气风发的张老板，整个人就像一个非洲难民。吃亏他不怕，最怕的是有人来讨债。为了这片盐碱地，他把所有的钱砸进来了还不够，还欠了一屁股债。而这又不是盖房子，赚钱那是吹糠见米，这修水利、改造盐碱地，只有投入，三年五载看不到收入。这样的风险和压力，很少有人理解，说风凉话的倒有不少。这盐碱地连人家济南军区改造了几十年也没有改造好，他能改造好吗？就算把土地改造好了，又被人家收回去了怎么办？

前边的话他无所谓，后边那句话才是最让他担心的。

不过，他已经干到这份上了，他也只能吃了秤砣铁了心地干下去了。紧接着又是第二期工程开工，引黄河水浇地，洗盐渗碱。这一干又是一年，必须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春冬灌溉，才能洗去土壤中大量的盐碱，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土地才有可能长出庄稼。这一环节做不好，一切都前功尽弃了。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再一年借债投资，再一年毫无收益。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应该感谢东营市河口区水利局，他们伸出了援手，先是给他派来了专家组，继而又给他调来了大功率的抽水船，将饱含营养的黄河水源源不断地送进了他的农田开发区。老张又组织了近四百多名劳力，租用了两百多台抽水机抽水浇地。经过一年的洗盐渗碱，黄河水中的大部分有机物质留在了土壤中，而土壤中的盐碱成分越来越少，土质自然越来越好。在专家们的指点下，老张创造了引黄浇地渗碱、“上农下渔”改造利用盐碱等方法，以实践的方式填补了水利史上的一项空白。简单说，旱时，用黄河水浇灌台田；涝时，台田里的水就会流入沟渠和鱼池。

老张啊，还真不简单，这在水利上是一大创造，得到了很多水利专家的肯定。

一个私人老板在这盐碱地上打拼了十年，如今，这十万亩盐碱地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农、林、牧、副、渔的高效循环经济区。这也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先进、效益最高的引黄灌区，一个真正的鱼米之乡。他以渔改碱，在低洼的盐碱地上开发了八千多亩水产养殖区，在不同的池塘里，引来了海水养虾，淡水养鱼，他养殖的黄河口大闸蟹，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又把这些土地、水池分散承包给别的养殖户，这些养殖户的收入也不低。为充分利用生态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他又买来了一百多头母牛，每年产崽牛六十多头，三年后可发展为五百头。农作物的秸秆可养殖牛羊，畜粪还田增肥土地，从而增产农作物，畜粪既可还田，又可养鱼，鱼塘的池泥做肥还田。而远离城区的优势也彰显出来了，这个优势就是无工业、无城市生活污水的污染，可以生产出真正的绿色食品。——这是他在十年前就想到了的，但世间又有多少人有着这样长远的目光呢？

老张已经五十六了，但看上去只有四十出头，这是一个充满了底气也充满了爆发力的汉子。他觉得十万亩土地还不足以让他完全施展开拳脚，如果有一百万亩就好了。中国确实很需要他这样的人，但这样的机会又实在不多，他能暂时扮演一个十万亩土地的农场主，对于他，已经够幸运了。

我在这三角洲上绕来绕去，绕了很多弯子。一条黄河，流到最后，在最后的三十多千米，依然是“九曲十八弯、弯弯是险滩”，绝对不是我在长江入海口看到的那种辽阔景象。同样是大河，同样是入海口，黄河口却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胡同，这里俗称“窄胡同”。这也让黄河把一个惊险的悬念，一直保留到了最后。

古人云：“以一壤之地，纳千里之洪波，近滩之处淤垫日高，状如仰釜，最称险要……”每年开春，“凌汛大涨，漫口林立……大者或数百丈，小者亦数十丈”。1937年主汛期，黄河口南岸麻湾决口，淹没了数百村庄，洪水荡涤之处，一切荡然无存。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在河道拐弯大溜顶冲的险要位置，先后修筑起二十多处埽坝险工，又对黄河入海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如今黄河的入海口，已位于渤海湾与莱州湾交汇处，这是1976年人工改道后经清水沟淤积塑造的新河道。当万里黄河进入河口，首站便是麻湾险工，虽是险工，却已被人类打造得如同铜墙铁壁，一部新中国治黄的悲欢录，至此画上了一个有惊无险的惊叹号。

又一次走向1998年秋天我长久伫立过的地方，看着一条河在秋天的阳光下静静地流过来，水很小。离大海越近，这条长河便流得越来越平缓了。它的流速，已慢过了我的脚步。在走近一条河之前，她已经在我脑海里重复了无数遍。没有意外，这条河和我的想象一样。

又得实话实说了，这样一点水量，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象征，它只是很勉强地、象征性地保持了黄河没有断流。但不管怎样，一条长五千余千米的岁月长河，终于又能从头到尾流进大海了。

“土花漠碧云茫茫，黄河欲尽天苍黄”，李商隐这两句诗，写出了我在黄河口的真情实感。想象一个人，在辽阔旷远的天地间，远眺黄河尽头那苍黄的天空，让人倍感惆怅。黄河在最后道别之前，变得有些缠绵悱恻。应该说，它并不孤独，两岸已有大片的树林、天然草滩和茂密的芦苇陪伴它走完最后的行程，还有天鹅、白鹤、黄鹳为它送行，在蔚蓝色的大海出现之前，天地间是铺向大海的像红地毯一样的植物。远处的渤海，被夏日耀眼的阳光照耀着，像地图上描绘的一样蓝。

现在，人类正翘首以待的是南水北调，把长江水引进黄河，也只有长江才能改变黄河的命运，才能真正拯救黄河，这是黄河也是人类的唯一指望。这个梦想离黄河已经为时不远了。

到那时，当我又一次走到这里，黄河口流淌着的也许是长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