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陈、张在当时都是很强大的割据势力，而且互相结援。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解决这两股势力呢？为此朱元璋特意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在会上许多人都主张先攻张士诚。刘基献策说：“以兵力而言，陈悍于张，以战事而言，张繁于陈。若以常情论，应当全力先破软弱、疲惫的张士诚。何况张士诚的腐败程度已远远超过了陈友谅，而且此人一向无大志，只图自守，确实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陈友谅却与张不同。他雄心勃勃，锐意进取。我若急攻张士诚，陈友谅必来救援，两人合兵，于我不利。反之我军急攻陈友谅，张士诚则未必骤然来援，这样我们便可避免两面受敌。陈氏灭，张士诚便是我囊中之物了。”
这里，刘基不仅把强弱对比，难攻易攻的角度考虑在内，还把张、陈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关系也考虑了。
也就是说，他比别人考虑得更深、更周全，因此他提出了看似超出常情，而其实是更符合当时敌情实际的战略策划。
于是，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终于消灭了张、陈割据势力，进而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孙子兵法·计篇》：“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善于抓住敌人思维空隙是运用这一谋略的关键。如果行动全在敌人意料之中，也就无法做到出其不意。
出其不意之法，多出于常规、常法、常识之外。韩信暗度陈仓，就是正确选择了出其不意的策划路线。在中国历史上，创造出出其不意战略策划的人物数不胜数，他们的成功事例总能读之引人入胜。如《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就是别具一格的高明策划。
书中写道：孔明兵出祁山，连战连捷，所向披靡，造成关中的紧张局势。魏主曹睿不得不“御驾亲征”，率军前往长安，抗拒蜀军。当时，出任新城太守的原蜀军降将孟达，由于既没有被曹睿重用，又被“朝中多人嫉妒”。所以便想乘曹魏后方空虚之际，举兵谋反，直取洛阳再归降诸葛亮。
孟达此举若能成功，必将会与诸葛亮形成对曹魏前后夹击的战略态势，陷曹魏于完全不利的境地。与此同时，曹睿为了抗蜀的需要，重新起用正在宛城住闲的司马懿。
孟达谋反的消息，被即将去往长安的司马懿得知了，在这危急时刻，他当机立断，自作主张，一方面令大军向新城进发，并传令“一日要行二日之路，如迟立斩”。另一方面，他又派参军梁畿赍乘轻骑星夜先一步赶往新城，“教孟达等准备征进，使其不疑”，并制造司马懿大军已“离宛城，往长安去了”的假情报。
孟达果然中计，丝毫未加防范。结果几天之后，司马懿率大军突然出现在新城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平定了这场叛乱。
战争史表明：军事上取得很大效果的战争多是在敌人失去戒备或料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实施突然袭击取得的。司马懿克日袭孟达一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要想实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策略，首先必须要想方设法隐蔽作战企图。袭击孟达一战，司马懿在这方面干得十分漂亮。当他得知孟达企图谋反的消息后，采取了一系列欺骗麻痹的手段，使孟达自以为得计，疏于戒备，为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创造了条件。
如果想为突袭行动争取到极为宝贵的时间，就必须做到根据敌情果断灵活地实施指挥。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行动神速是实现出其不意的重要条件。但对一支军队来说，神速的行动，并不单单表现在部队的行动能力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军事指挥员当机立断的决策水平上。
当时司马懿刚刚被起用，身在宛城并非朝中之臣。按照规矩，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必须“写表申奏天子”，待奏准后才可行事。
孟达也正是这样判断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来回要费去月余时日，这就可以使自己从容地做好迎敌准备。但聪明的司马懿并没有死搬教条，他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在事关安危的决策问题上，敢于先斩后奏，毅然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结果，使原先企图乘虚直袭洛阳的孟达，反被司马懿这一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这一仗，真可谓是以快制快、先机破敌的典型战例，体现出在关键时刻，军事指挥员随机应变、决断行事的重要价值。
同时，我们还发现一有趣现象，就是数学计算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定量分析在正确的战术指挥中占有一定地位。
孙子曾说过：“多算胜，少算不胜。”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数学计算只有在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其作用，否则反而会推算出与实际相反的结论来。这次作战，孟达对司马懿作战的行程和时间，进行了具体的换算：
宛城至洛阳八百里，宛城至新城一千二百里。
孟达的计算公式是：800×2+1200
就是说，司马懿若前来讨伐，须先得派人去洛阳“表奏”，待得到魏主的“手令”，才能向新城发兵。于是孟达认为，至少需要“往复一月间”，才能行完这两千八百余里的行程。到那时，“城池已固，诸将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
司马懿的计算公式却是：(2800-800×2)÷2。
就是说，司马懿决定先斩后奏，直接发兵前往新城，省去了往返洛阳“表奏”的时间，并且严令部队“一日要行二日之路”，结果仅用八天就赶到了出事地点。
孟达由于作战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对敌情的错误判断，结果导致了他在数学计算上的“时间差”。这一教训，应特别引起我们的深思。
读古看今，我们在现代的商业战场上，更应该具备卓越的策划能力，用来创造一个新的格局。成大事者要杜绝在时间上的损失，积极努力地创造一个好的策划方案。
6．锻造因事而变的能力
因事而变、逆向思维是创新突变的最好方法。对于善成大事者而言，从逆向入手，解决棘手问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要创新，就必须要有不同于常规的逆向思维，就要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敢打破常规，事业将注定不能有大的发展。只有变化，只有创新，才能出奇制胜。
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也。”意思是一种反常规做法往往是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体现，这也就说明了“成大事”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事而变，绝不能墨守成规的思想。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浙江出现了以裘甫为首的一伙盗贼，屡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浙东地区山林海岛中亡命之徒就纷纷云集于裘甫的麾下，其部众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3万余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聚积资财、粮草，雇请优良的工匠，锻造军用器械，声势震动中原。
浙东观察使郑祗德几次派兵镇压，都被裘甫所败，于是向朝廷上表告急。朝廷知郑祗德不能胜任，也正在议论选派一名武将去代替他。
但是在推荐人选的问题上，各位大臣却是各持己见，争论不已。最后宰相夏侯孜说：“浙东地方有山有海，阻拦通路，只可以用计谋攻取，难以用强力夺取。朝中武将没有智谋，只有前安南都护王式，儒家文士的儿子，当地华人夷人却都归服于他，其威名远近皆知，可以任用他前往浙东征讨裘甫。”诸位大臣都认为夏侯孜说得有理。
于是宣宗立刻召见王式，问他有何良策可以尽快消灭贼军。
王式回答说：“只要多派军队，贼军很快可以攻破。”
有个宦官说：“大量调发军队，所花的军费太大，并非良策。”
王式说：“多调发军队，将贼军迅速消灭，所有的军费反而可以节省。若少调发军队，不能战胜贼军，将战事拖延几年几月，贼军的势力日渐壮大，江淮之间的群盗就将蜂起响应。现在国家的财政用费几乎全部仰仗于江淮地区，如果这一地区被叛乱的贼众阻挠，使财富输送之路不通，就会使上自九庙，下及北门十军，都没有办法保证供给，这样一来，耗费的军费岂不是要多得多？”宦官无言以对。
唐宣宗听了他的一番话，也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颁下诏书，调忠武、义成、淮南诸道军队听从王式指挥。
王式进入浙东，便开始重新修订法令、军纪。经过王式的整治，无人再敢以军饷不足、患病卧床为由不愿出战了，要求先升官再出战的人也不敢再说话了。
由于当时裘甫的势力很大，人们都惧怕他，所以有很多人通敌。而对裘甫派来的间谍，越州府官吏不但不将其逮捕，反而收买他们。州府中的许多文武官吏曾暗中与裘甫军通信，以求城破之日，能免死并保全妻子儿女。王式暗中察明，把主要的通敌人员逮捕处斩，并申明了纪律，严格门禁法规，规定没有经过严格检查的人不得出入。夜里安排周密的警戒，这样一来，裘甫无法再探听官军的虚实。
然后，王式命令越州所属诸县打开仓库放粮，用以赈济贫苦的百姓。有人提出疑问说：“裘甫贼寇还未消灭，军粮正急于要用，不可散发。”王式答道：“这我自有缘由。”
还有人请求建烽火台，用来警报贼寇的来犯，王式只是笑了一笑，而不予答应。
王式又挑选出孱弱的士兵，让他们骑上强健的战马、配以很少的武器，作为侦察骑兵。这一回，虽然部下又感到惊讶万分，但谁也不敢再多加过问了。
众将士不知道王式妙计何用，有人甚至怀疑王式会不会用兵。
官兵在王式的指挥下，几次与裘甫军交锋，都取得了胜利，最后裘甫被围困在剡县城中。贼军城中无粮，水源被断绝，裘甫被迫出城投降。
于是王式大摆庆功宴，与众将士欢呼痛饮，但大家对他克敌制胜的奥秘仍不明白。有人问：“您刚到越州赴任时，军粮正紧张，而您却将官府仓库的仓粮散发给百姓，赈救贫困乏粮者，其中用意是什么？”
王式解释说：“这个道理十分简单，裘甫贼众聚谷米引诱饥饿人民，充分发粮食，饥民就不会被裘甫引诱入伙为盗。况且诸县守兵极少，如果不分粮食给民众，裘甫贼军赶到，官府的谷米正好成为贼寇的资粮，为盗贼所用，岂不是一举而二失？”
又有人问：“那您又为什么不设烽火台呢？”
王式说：“设烽火台不过是为了求取救兵，我手下的军队都已安排了任务，全都开拔，越州城中没有军队可用作援兵，设置烽火台不过是徒费功劳，惊扰乡民，使我军自乱溃散而已。”
诸将又问：“您派孱弱的士兵充当侦察兵，而且给他们配以很少的武器，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王式笑着说：“如果侦察兵选派勇武敢斗的士兵，并配给利器，遇到敌人有可能会不自量力上前搏斗，如果都战死了，就没有人回来报告，我们就不知道贼军的到来，这样的侦察兵有什么用呢？”
众将士听完王式的解释后，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式破敌的方式就是一种打破常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在对一个问题用常规的方法已无法解决的时候，创新———对一个问题运用一种新的方法，也许就会有所突破。
汉朝末年，贾诩曾经在董卓手下任职，贾诩是个很有谋略的人，后来董卓被刺杀，他就投奔到张绣手下，为其出谋划策，但没有受到重视。
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征讨驻守在南阳的张绣，还没有取胜，忽然得知袁绍将乘虚进攻曹军的大本营许都，曹操只得收兵撤退。张绣一看曹操撤退，立即决定追击。
贾诩连忙劝阻：“千万不要贸然追击，否则有可能吃大亏。”张绣认为敌人已经退却，哪里有不追赶的道理？他不听劝告，联合刘表的队伍一同追击曹操的军队。大约追赶了十多里路，追上曹军断后的部队，结果曹操的士兵奋勇应战，张绣、刘表大败而归。
张绣倒是能够承认错误，他惭愧地对贾诩说：“还是你说得对啊！我的力量确实比不过曹操，所以不能取胜，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这时贾诩却说：“现在你应该赶快掉过头去追曹操，肯定会打一个大胜仗。”张绣、刘表疑惑不解：“我们乘胜追击反而吃了大亏，现在我们打了败仗，您却说应该果断追赶，这是为什么呢？”贾诩胸有成竹地说：“情况已发生变化，与以前不同了，你们只管追去，越快越好，如果不胜，我拿脑袋担保！”
刘表不相信贾诩的话，坚决不愿再出兵。张绣虽有疑虑，还是相信了他的话，重新整顿了败兵残将，再回去追赶曹军。这一次，两军接触，厮杀一阵，果然曹军越战越弱，抵挡不住，一路丢下许多车马粮草，慌忙逃走了。张绣大获全胜，缴获了一大批战利品，满载而归。
张绣急切地问贾诩：“第一次我用精兵去追曹操的退军，你说追不得；第二次你却劝我用败兵去追击取胜的曹兵，反而能取胜。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贾诩解释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曹操是个非常懂得用兵的人，他一定不会不做防备就随便退却的。曹操退却时，必定会做好预防追击的准备，我估计他会亲自率精兵断后。你去追他，当然要吃亏了。但是曹操打了胜仗却还是急着撤退，这就很不正常了。我猜想很可能是有人进攻许都，或是朝廷内部出了问题。
你第一次追击，他已将你打败，他就放心了，自己一定亲率主力军队先走了。即使留下断后的部队，也不会是什么有战斗力的部队了，不是你的对手。第二次是出其不意地追击他们，你想，这怎么能不打胜仗呢？”
张绣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连连称赞：“高明！高明！”从此以后，贾诩便获得张绣的信任了。
《草庐经略》上说：“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兵法上有实则虚之谋略，然则，这都没有一定的规定，关键要看个人的悟性。兵者，“诡道”也，所谓“诡”和“谲”之类的词语，在兵家那里是没有褒义和贬义之分的，而这类词的意思无非就是一个，那就是变化。在军事上，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而智，就是变化。所以你要善变，不可拘泥于一格，否则就无法有所创新。
但是，谁都会“变化”，在你变化的同时对方也在变化着，因此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掌握别人的变化，这就要采取反“常”的策略。也许从此入手更容易理解“反者，道之动也”这句话。只有敢于打破常规，敢于突破创新，你才能在任何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7．发挥想象力，造就大事业
一个人要想做成大事，就要突破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思想，充分发挥想象力，时时在大脑中闪现“金点子”。
日本的“电子之父”松下电子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富有智慧、善于洞察未来的成功人物，每当人们问及他成功的秘诀时，松下幸之助总是淡淡一笑说：“靠的是比别人稍微走得快了一点。”
1917年，松下幸之助在确立自己事业的方向时，靠的就是这种强烈的超前意识。严格地讲，松下幸之助能同电器结下不解之缘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他的祖上经营土地，父亲从事米行，而他进入社会首先是涉足商业，所有这些都与电器制造相隔甚远，况且有关电的行业在当时只是凤毛麟角。
然而，他深信电作为一种新式能源，给人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欲望。灿烂的电气时代如同电灯一样将会照亮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因此投身电器制造，也一定会前途灿烂。
尽管在创业伊始，他就受到挫折和打击。然而，这种超前意识使他具有了坚强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正是由于“稍微走得快了一点”才使得松下电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