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汀逦说：“从巴里巴盖到巴颜毛敦，一百多公里的路，我们骑着马走了四天多，有时候夜里还要行军。当时虽说是春天了，可是阿勒泰的春天来得晚，要等6月份，雪才能化光。我们来的时候，正是白天大中午化雪，太阳一下山就结冰的日子。一路行军几乎都是白天泥里水里走，晚上就踩着冰碴子走。加上当时又没带马料，路上又没有放马的时间，到第二天下午，马就都走不动了，人也是又饥又饿，坐在马背上，裹着皮大衣，戴着大皮帽子都冻得浑身打哆嗦，就像身上啥都没穿一个样。实在不行了，就下来拉着马尾跑一阵子，等身上有点热乎了，再上去，马就在路边上找点草吃。再后来是越走越慢，到第三天，马干脆就不给你走了。我们只好找了片快化光雪的草滩，放了大半天马，让它们都吃饱了，这才又上了路。到第四天可坏事了，县上找来给我们带路的向导，一位蒙古族猎人，腿摔断了，说什么也不走了，非要回去不行。我们队长詹洪给他做了许多工作，说我们全是外地来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路，请他再坚持半天，我们用担架抬着他走，等到了驻地再派人送他回县城，可他就是不干。这可怎么办？他不去了我们谁也找不到地方。于是詹洪就来硬的了，让人把他的腿固定好之后，把他捆到了担架上，硬是给抬到了巴颜毛敦。当我们在国民党部队留下来的几间连房顶都快要塌下来的老营房里安顿下来之后。詹队长还真派了四个身强力壮的队员，把向导送回了县城。”
武装工作队到达边境哨所的第二天一大早，詹洪队长就集合了全队人马。凛冽的寒风中，他说：“同志们，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边防前沿，从现在起，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守好这段一百一十八公里的边境线，现在我们宣布召开工作队第一次****党员大会。是党员的同志请向前一步走。”
朱汀逦和其他十二名共产党员，随着詹洪的一声命令。齐刷刷地站在了队伍的前列。会上，每位党员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基本情况，轮到朱汀逦时，她站起来说：“我是1950年入伍的湖南兵，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疆地区剿匪战斗和开荒生产中，立过乙等功、丙等功各一次，来‘三代’工作队之前，任呼图壁垦区农场三营共青团委书记。”
“等等。”还没等朱汀逦介绍完，詹洪就站起来大声问道。“你是女的？”
“是女的。”朱汀逦答道。
“女的？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你知不知道我这里是武装工作队，不是托儿所，你一个女人跑这里干什么。告诉你，我们是来守防的。是来打仗的，你一个女人……”詹洪大声地训斥着。
“女人怎么啦？没有女人能有你吗？”朱汀逦听到这里，也大声地叫了起来，“你凭什么看不起女同志，谁规定女的不能来边防工作队了？再说，你们谁问过我是女的了吗7”
朱汀逦激动地哭着说：“你是队长怎么了？这是党的会议，你没有权力玩大男子主义……”
她这一哭，把詹洪震住了。半天，他才对身边的一位党员说：“你现在马上把其他人全部集合起来，再清点一遍，看看还有没有女的？等送向导的人回来。马上把她们送走。”
清点的人很快回来报告说，外边人没有女的了。
詹洪气地瞪了朱汀逦一眼说：“接着开会。”但是会上选举支部成员时，朱汀逦却出乎詹洪的意料之外，以高出他两票的结果，当选为支部委员。詹洪“马上送走”的命令只好自行“流产”。但是詹洪还是坚持保留个人意见，决定将朱汀逦的情况上报，由青河县委决定她的去留。在分工时，詹洪决定让朱汀逦暂时负责后勤工作。
“什么后勤工作？说穿了就是让我去做饭。”朱汀逦笑着对我说，“当时有什么后勤，全队三十多号人，把干粮带收到一起，又分给我一个冻伤了脚的老朱，就是后勤了。你是不知道，当时连口锅都没有，做饭用的是喂马的铁桶，切莱用的是马刀。一直等到五月底。大队人员来了，我们才有了锅。”
青河方面指示，关于朱汀逦的去留，应尊重她个人的意见。
当詹洪再次征求她的意见时，朱汀逦表示坚决留下来。詹洪也就不再坚持个人意见，重新将她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在分管后勤的基础上又给她增加了一项任务，负责全队的卫生工作。这倒难不住她，因为她参军之后，曾在二十二兵团卫训队，接受过半年多的卫勤训练，结业后又在生产部队当过两年的卫生员。1955年，她和一位“9，25起义”的老营长结婚之后，才改行当了营部书记，干起了抄抄写写的文秘工作，所以自从她分管卫生工作之后，全队的内务卫生有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男人，包括詹洪在内都挨过她的“收拾。”
平时不洗衣服的现在开始洗衣服了。不洗脚的洗脚了，不刷牙的刷牙了。个人卫生上来了，疾病明显地就少了，队伍的战斗力也就提高了。
可是，后勤工作却难坏了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詹洪让她管后勤时，全队的粮食全部集中到一起。还不够一周吃的。县里供给的粮食一时又送不上来，她就和老刘天天外出挖野菜。打猎，千方百计节省粮食。就这样也不行了，到第十三天武装工作队断粮了，可县上派出来的送粮队，已经出发五天了，还没到达。怎么办？不能天天让人饿着肚子去巡逻执勤呀，詹洪决定先杀两匹马，解决眼前的危机。同时又从三个哨位上抽调六个人，让副队长张建涛带着到附近的冬牧场，找老乡借粮。
有一天，指导员带队巡逻的路上，有三名战士饿得昏倒在路边了。他就命令大家就地寻找野菜充饥。大家在挖野菜的途中，又捡了一只被老鹰吃得只剩下半拉子的野山羊。大家就用马料桶煮起了野菜和野羊肉，一个班的人马围着一口盛清汤的大锅，饥饿的眼睛不停地眨着。指导员心里明白，这样下去还会有更多的人倒下，部队将无法承担起巡逻警戒任务。等汤快好时，他突然发现，锅里有几棵从没有吃过的野菜。他就说：“大家现在谁也不能吃，这种菜咱们都没见过，也没吃过，不知有没有毒。现在你们必须再坚持一会儿，等我吃了一个小时后，如果我没事，你们才能再吃。”
说完，指导员将锅里那种没见过的野菜，捞到了自己的碗里。大伙儿全都瞪着饥饿和恐慌的眼睛盯着指导员。当指导员把最后一口野菜咽下去不久，大家就耐不住了，开始向锅边靠拢。指导员就命令他们再坚持一会儿。说他感到不舒服。大家这才又停了下来，但是指导员的脸色已经开始发青，喘气也急促起来，接着是鼻子出血。等大家明白指导员中毒了时，七手八脚将他抬上马背，赶起马就往回跑，可还没等送到哨所，指导员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朱汀逦含着泪用热毛巾一点点地擦去指导员脸上的血迹，为他系上了风纪扣……
战友们在绵绵春雨之中，抬起指导员的尸体，向着哨所背后的山坡走去……
巴颜毛敦武装工作队是在断粮九天之后，才接到县上送来的第一批粮食。
原来送粮队在来巴颜毛敦的路上，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山里转了五六天，才找到他们的巴颜毛敦哨所。
就是这条深深掩埋在阿尔泰山的沟谷之中的边境线，由于几乎与世隔绝。唯一和外界相通的道路，只是一条纤细而又陡峭的转场牧道。每次到县里汇报工作、领取药品、给养，都要骑着马，在这条小道上翻山越岭跑两三天。朱汀逦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吃黑豆、玉米等粗粮和野菜，在单调、苦涩的生活中等到1963年10月，青河县中蒙边防大队成立。
此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再也没有发生过断粮事件。但是，由于长期生活条件艰苦、生活质量低劣，许多同志都患了严重的胃病。到1963年10月，朱汀逦第一次从巴颜毛敦返回山下时。体重下降到三十多公斤，而且多次胃出血，最后还导致了不育症。
朱汀逦回忆起那段生活时，深有感触地说：“都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伊塔事件’后，阿勒泰东部的中蒙边境也不平静了。你说蒙古才多大点国家，当时弱小的连我们都不忍心别人去欺负他，可他的军队却在前苏联政府的怂恿下，多次在中蒙边境一线进行寻衅，并且与我国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勾结，策动我边民外逃。在我武装工作队和边防部队进入青河边境一线之后，派兵侵人我青河地区的巴颜毛敦等地，掠夺我边民的牛羊，甚至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我转场途中牧民。我们武装工作队进驻这一地区之后，先后在巴颜毛敦等地设立了边防哨兵和边境检查站，才慢慢改善了这一地区的环境，但是后来随着中苏关系变恶，这里也和中苏边防一样紧张起来了。后来，我们的边防部队进驻这一地区，我们开始建立青河农场时，兵团和部队一样，只要在这一块生产生活的人，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也知道战备是怎么回事了。备战备荒是经常性的，一天两三次不等。有时间我们的人正在田里种地，或是在半路上走着呢。就战备了。而有时候下班回来，面条还没下锅，战备又开始了。”有的时候，刚刚走到连队，娃娃还在托儿所都没接回来，那边的战备又开始了。总之，那时战备是家常便饭，到后来真的不搞战备了，边境和平了，我们都适应不了，总是放不松那根绷了多少年的战备弦。”
“现在人们都喜欢说中苏边境线上的事，实际上，那个时候中蒙边防不比中苏边防闹得轻。他们也照样过来过去抢你的地盘，夺你的牛羊，我们也经常和人家蒙古兵抗膀子。怎么抗？简单。”
说着朱汀逦顺手拾起一根红柳枝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又在圈里画了一条线，说“就这样，这个圈里的地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的羊群过去来来回回都从这里走，也必须要走这个路，那是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地盘呀。可是蒙古兵来了，他要夺这个地盘，要把我们的羊弄过去，我们就不让他，我们就得争。不就是为了这块地吗，因为这地叫国土呀，国土就得讲究个完整才行，就像我这园子，本来是我自己家的，种什么都是一个统一的，可你非要从那个角上抢一块去，在这好好的一块菜地里。你种出一片苇子来，那怎么行，我就是拼老命也得给你拔个干净。抗膀子，就是在这一条线上，你争我夺，我们的羊群要转场，从这儿路过，你不让我们走这个地方，要弄我们，我们就弄你。你要动手，我们就用肩膀去顶去抗。人家是部队，是当兵的，手里都有枪，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先说理，说不通了就开始对骂，再不行就只有‘抗膀子’了。一个人不行就俩，再不行就上一群，弄成一个人墙，几十个人围成一个圈，手拉着手，你要过来进我们的地盘、抢我们的羊。除非从我们头上跳过去。”
在所有的“三代”工作队中，朱汀逦他们的青河武装工作队，是最后一个结束“三代”任务的。1965年，他们将边境线和哨所移交边防部队之后，就地组建青河农场，继续屯守在那片边地上。
这年，朱汀逦的爱人汪宏疆也从农十师机关调到青河农场，任机耕处长。后来，夫妻俩在当地领养了一对哈萨克族孤儿，两个孩子分别从新疆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女儿被分配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机关工作，儿子被新疆部队特招入伍，现在某边防部队任翻译。一双儿女都十分孝顺，每年冬天都要接老两口到外地去过冬，因为青河的冬天实在是太漫长、太寒冷了。
2000年秋天，七十九岁的汪宏疆去世之后，朱汀逦又让儿子将他的骨灰从乌鲁木齐抱回青河，安葬在了离家不远的那片山坡上。
她说，她已立下遗嘱，去世之后也要葬在这里，陪着老伴一起过日子。
是呵，他们和众多的兵团战士一样，自从1962年离开他们熟悉的城市和垦区，奉命编入边境团场那天起，就一生永远地留在了远离城市、远离繁华、远离文明的荒僻、冷寂的边地。
青河是中国内陆上的寒极，青河的边地是冰冷的。冰冷土地上安葬着的却是一群一生热血激荡的忠魂。
朱汀逦，一位善良、柔弱的母亲，一位曾经的共和国女兵，一位坚毅刚强的战士，今可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