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事件”暴发的那年，刘秀芹和她的丈夫一起到了一个离边境最近的团场——阿拉克别克河畔。她的一生“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那年，在和前苏军士兵对峙时，她将儿子生在了麦田里。从此，她就成了麦生的娘。晚年中哈划界，她们守了一生的争议区，终于成了中国的土地。当她为中国的界碑奠基时，她说她流下的泪水是甜的……边境管理区的特殊礼遇
阿勒泰山的秋风熟透了桦叶。
我，此时，就真实地站在中国最西端的边境线上。
这里是“雄鸡”尾巴上那支最长、最美的羽毛尖尖。
在秋草掩映的阿拉克别克河岸，望着一河静静的秋水，恋恋不舍地穿越我国境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时，我在寻找一种方式。向亲爱的读者朋友报告我此时所处的位置。
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从阿勒泰到北屯，又从北屯到布尔津，再从布尔津到哈巴河，然后再穿越大片的荒野河流，我的双脚才踏在了“雄鸡”尾巴羽毛的尖尖上。
我只能用这一最原始、最简洁的方法报告我的位置。因为，除此之外，我找不出任何一种办法，更能说明这里的遥远和偏僻。
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我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村落（确切地讲，应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边远的一个连队），寻找一位叫刘秀芹的山东女兵。
走进这个边境村落的时候，是2002年9月18日的北京时间20时。
此时，北京的街道上早已是华灯初放。这里的太阳。却还高高地挂在天上。
远处，一湾浅浅的河水闪着金色的光芒，蜿蜒流向远方，河滩里长着挺拔的白桦，树冠上挂满金币一样灿烂的叶子。
白桦林子的尽头，是大片大片极度平整的田畴，几台“康拜因”正在收割晚秋的油葵……
四周静悄悄的，一片祥和宁静的边地风光。
毫无知觉问，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车上下来四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士兵和一位少尉警官。
警官和陪同我的一八五团政治处王主任打了个短促的招呼后，径直向我走来，极不客气地命令我出示证件。
当我将军官证毕恭毕敬地递到他手里后，少尉认真地看了证件，又反复将活的我和证件照片的我进行了核对后，向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对不起上校同志。谢谢你的合作。这里是边境管理区，我们也是在执行公务。”
少尉告诉我，他是边防武警派出所的参谋。他说，按规定进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必须在他们那里登记。
刚才我们路过边检站时，哨兵见是一八五团首长的车子，就放行了。但是，等他们从望远镜里发现从王主任的车上，又下来一个穿便衣的人时，就赶了过来。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武警和解放军干上了。
不过，我还是按规定极为认真地在少尉递过来的登记簿上填上了我的姓名、职务和来边境的理由。在进入边境管理区事由一栏里我填的是“探亲访友”。在被访问人一栏中，我填的是“一八五团山东女兵刘秀芹”。
少尉接过登记本后，再次向我行礼，并热情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送走武警的兄弟们后，我才发现路边立着一块“您已进入边境管理区，请主动接受检查并自觉遵守边境管理规定”的牌子。
牌子的不远处是一座高大的碑墙，碑墙上刻着“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牛羊”四行鲜红的大字。
碑墙的后面不远处，就是那条叫阿拉克别克的小河。
河边威严地树立着刻有“中国”二字的界碑，界碑的标号为了三十二号。界河、界碑再次提醒我：这里是非常地区。
刘秀芹把孩子生在了争议区的麦地里
秋日的边陲，蓝天如洗，白云悠悠。高天流云，一片洁净深邃。能听得见水声的阿拉克别克河，如同一条白色的缎带，蜿蜒着从西北往东南流去。河滩上高大的胡杨、野柳、红桦、白桦和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各种乔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河边和树下的牧草依旧青青如茵，身长过膝，各种各样的野花，还在秋风中张扬着自己的花冠，丝毫让人感觉不到深秋的气息……
界河岸边的我方一侧，一片金黄。即将收获的玉米，高昂着金灿灿的穗头，迎着微风沙沙地吟唱。成千上万亩葵花，向着太阳竞相张开花蕊。连绵的沙山在夕阳下泛着金光，贴地而生的爬地松，倔强的枝干被苍翠欲滴的叶儿覆盖着。草滩上绽开着金黄色、粉红色、紫红色花儿的红柳，随处可见。
从外地赶来的放蜂人，也在界河岸边搭上了帐篷，数不清的蜂儿在田野里、山坡上辛勤地采着蜜。
如果不是界河上的铁丝网和两岸对立而建的高高的嘹望塔提醒着你，谁也不会相信，这里是曾有过二十多年充满紧张和杀机的神秘国境。
去往刘秀芹家的路上，王主任指着路边一片还没有收割的葵花地说，这片一百多亩的大田，就是刘秀芹的女儿红柳承包的土地。过去这里是大片大片的麦田，一直种到现在的三十二号界碑跟前。
刘秀芹的小儿子麦生，就是1967年，在这片地里和前苏联骑兵“抗膀子”时出生的。
麦田里出生的孩子，所以就叫麦生了。不用问，麦生的姐姐红柳肯定是刘秀芹在红柳丛里，或是在红柳开花的季节里生的。
“那小子厉害呀，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是一声长啼，把一百多号老毛子骑兵全部吓退了。”王主任兴奋地说，“听说那天。刘秀芹生麦生时，就站在现在的32号界碑跟前，一群挥舞着马刀的前苏联骑兵，见刘阿姨裤裆上滴着鲜血，还迎着他们高高举起的马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全部都蔫了。等麦生一声长哭，为首的前苏军大尉，一挥马刀撤了。
“从此，这片五十五点五平方公里争议区，直到中哈两国正式划界，彻底归属我国，两国间再没闹过大的武装冲突。”
争议区是什么？作为曾经在边防线上戍守过十多年国境的军人，我对此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和体验，那是一片片从几平方公里到几十平方公里不等的被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土地。那土地上，有的高扬着民族尊严的旗帜，有的烙印着民族耻辱的印迹。
争议区的概念，其实十分简单，按国际惯例，就是一片被闲置起来，等待解决归属权的土地。就是无论是谁主张这片归自己所有、都不能进入这片土地，都不得在这片土地上从事任何活动，都不能在这里升国旗、奏国歌。
然而，在前中苏边境，这个概念更为简单化。谁强大谁就会在争议区占上风，谁就可以在争议区横冲直撞。
自从1962年中苏边境“伊塔事件”之后，前苏联人就不再承认阿拉克别克是争议区，公开宣称这里是他们的国土，认为他们随时都有理由将这地面上的中国兵团人清除掉、消灭掉。
同样，中国人也有理由捍卫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也就是从那天起，他们中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为了这片土地，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作为“人体盾牌”，摆在祖国最前沿的国境线上，同前苏联军队进行了二十多年不屈不挠的抗争。
1967年7月18日11时20分，兵团农十师哈巴河农场（一八五团前身）的司号员李桐春，又一次奉命站在团部门口的土台子上，吹响了手中那把跟随了他快二十年的军号。
急促的紧急集合的号声，让这个团场所有的男人，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拎起田边地头的钢枪，向各自的战斗岗位冲去。尽管他们此时已不再是兵，但是他们还是按着兵的习惯，听着军号的召唤。
团长老黄站在山坡上，看了看这支20分钟内就集合起来的队伍，向他们下达了作战命令：“同志们，根据上级通报，今天上午10时，界河对面的驻军约有一个连的骑兵，在炮兵的掩护下，向阿拉克别克争议区我方一侧运动，目前已到达界河附近地区。据侦察人员观察，现在他们全部隐蔽在河边的树丛之中，具体企图目前尚未完全暴露，但是根据上级判断，他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很有可能是要拆除我方在边境线上架设的铁丝网，进人争议地区，进行侵略破坏活动。因此，上级要求我们在12时前占领界河对岸的有利地形，进行观察，并配合边防部队随时准备消灭敌人。现在我命令值班连和团炮兵排迅速进入阵地。”
在值班连进入阵地的同时。老团长又看了看那些脖子上挂着干粮带，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手榴弹的女人们，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妇女同志们，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女兵出身的军人。现在你们的男人都到前面去了，咱们的家就交给你们了。现在我命令你们带上你们的孩子和三天的口粮，还有你们手中的武器，全部撤到三号地区的沙窝子里去，你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带好我们的孩子，无论前面发生什么事。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来。”
团长说完，轻轻地在一个孩子头上拍了拍，说了句：“臭小子，快点长，长大了去把你爹换下来。”
然后，团长骑上他的那匹跟随他多年的老黑马，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几年，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妇女，都被编成营连，边境上一有情况，只要上级说按几号方案行动，大家就知道要带几天的干粮，带多少手榴弹，向哪里跑了。”刘秀芹说，“那天我们好像执行的是四号预案，因为往南沙窝子撤就是前边可能要真打了。我们坐拖拉机到南沙窝子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刚放下背的东西，放出警戒哨。团里通信班的小胡就骑着马赶来传达新命令，说老毛子的骑兵过来了，这次他们只带马刀，没带武器。他们一过来就把我们的铁丝网扯开了几十米宽的口子，还在我们的地里乱砍庄稼。上级现在不让打，说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所有武装人员一律避免与他们正面冲突，只让实施武装监控，防止他们向争议区纵深发展。为了不让他们肆意破坏我们的劳动果实，证明我们拥有争议区的领土主权，上级让我们派出一定数量的妇女，携带生产工具去和他们说理，阻止他们前进。当时，我是后方妇女连的指导员，团长就让我给他挑三十多名孩子大点的女同志，跟小胡一起去了。大伙一听全都争着要到前面去，我就选了三十多人上了拖拉机，大伙一看我也要去，就都劝我说，你挺个大肚子去干啥，，我那时怀孕七个多月了，可我是干部，是党员，又是当过兵的人，我不去怎么行呀？我抓起两个手榴弹往怀里一揣，就上了车。说姐妹们你们都别劝了，也别争了，我去那是一个顶俩。没想到我这一带头。拖拉机上一下子就上来了十多个孕妇，赶也赶不下去，结果一车去了六十多人，比团长规定的多了一倍。”
下午四时半，刘秀芹带着六十多位每人怀揣两颗手榴弹的女人，扛着砍土镘，提着镰刀就进了争议区……
正在我方的土地上乱砍乱伐的前苏军士兵，突然间看到一大群中国女人，挥舞着手中的镰刀，一步步地向他们走来。顿时所有的前苏联军人都惊呆了。就在他们和他们手中闪着寒光的马刀短暂的定格之后，很快就明白了这群中国女人的用意。于是，他们迅速收拢了队伍，退向界河岸边，呈战斗队形一字摆开。
阿拉克别克河边，出现了有史以来，让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汗颜的、不平等的、中苏两国军民间的对峙。
一边是骑着西伯利亚高头大马，手持马刀的前苏联军人，一边是怀里揣着手榴弹，手里拎着镰刀的中国女人。
女人们迎着前苏联士兵高高举起的马刀，毫无惧色地向前走着……
对峙中的双方，从冷静无言对抗、示威，发展到了说理、指责、对骂，但是双方谁都不肯首先后退一步。
下午六时左右，前苏军调整队形，准备用马队冲散人群。阿拉克别克河边又出现了更为惊人的一幕，我方妇女们也迅速调整了队形，以刘秀芹为首的孕妇们。手拉手连成了一排，站到了方阵的最前列，高唱着中国国歌迎了上去……
埋伏在她们身后阵地上的团长急了，她们的男人们急了。团长命令全部子弹上膛，所有的枪口都要瞄准冲上来的马队……
前苏军的马队刚刚冲出几十米，他们的指挥员就发现什么，突然下令收住马缰……
也许是男人的面子，也许是良心的发现，面对这样的一群“不要命的中国女人”，他们只好放弃武力攻击，远远地站在对面观望着……
对峙还在继续，但是，她们已改变了策略，不再叫骂，不再说理，也不再去和马背上的苏军士兵抗膀子了。她们就站在那里，站在她们认为是自己的土地上放声歌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第一次响彻在了遥远的阿拉克别克上空。
一遍、两遍、三遍，她们还在唱，一直在唱……
也许是受她们的感染，还是一个民族固有的领土意识，前苏军士兵也开始唱他们的国歌了，一遍、两遍、三遍……
1968年7月18日。中国和前苏联两国阿拉克别克边境地区的武装对峙，就这样演变成了两国间的一次国歌对唱……
前苏军撤走的时候。月亮已经照在阿拉克别克河上了。
刘秀芹在前苏军撤过河后，就倒在了脚下的麦田里。这时，人们才发现她的脚下已是一片血红……
几分钟后，刘秀芹在这片即将要收割的麦田里，生下了一个男婴。
当男人们欢呼着冲下了阵地的时候，恰巧那男婴刚刚发出了第一声长长的啼哭。
人们用自己的军衣包起了这个男婴。男婴就在男人和女人们的手中传递着。刘秀芹请老团长给孩子起个名字，团长就说：“界河边的麦田里生的小子，就叫麦生吧。”
不足月的麦生，来到人间之后，却长得出奇的健壮，在界河边上喝着羊奶，就长成了一条精干结实的汉子。
听两个女人讲过去的事情
刘秀芹是1952年从山东临沂入伍的女兵。
次年，她和驻库车部队的一位教导员结了婚。
教导员比她大十三岁，是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起初，她也是闹死闹活不愿意，但等她真的和教导员郭新桐见了两面之后，她就答应了这门老夫少妻的婚姻。
1954年，刘秀芹随部队集体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后，丈夫郭新桐继续留在部队上工作。
1964年丈夫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农十师。当时，“伊塔事件”刚刚平息不久，边境局势还相当紧张，中国和前苏联两国间长达二十多年的边境武装对峙也刚刚开始。
刘秀芹抱着女儿红柳跟随丈夫到达北屯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疆边境线上的这片遥远的土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边疆的屯垦戍边事业，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忠实的开发者、建设者和保卫者。
面对蜿蜒的界河
背靠亲爱的祖国
我们种地就是站岗
我们放牧就是巡逻
……
我们见到刘秀芹的时候，她正在教红柳的女儿唱一八五团团歌。
她说：“这首歌她唱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了，但是越唱越有感情，越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能拥有一生兵的经历。大半辈子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是其他任何地方的妇女都不可能拥有的荣誉。当然我们也为这荣誉付出了一生……”
刘秀芹的话，是她们那代进疆的共和国女兵的真实的心声。
说起五十多平方公里的阿拉克别克争议区，刘秀芹就像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张活地图，对它的每一座山头，每一条小溪。甚至是每一片田地都能引经据典，能道出那一年那片地里种的是什么庄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