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得懂。当时新疆到处都在学俄语。再说平时经常听他拿这句话骂人，开始我们也不懂，还是翻译偷着告诉我们的，时间长了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当时也来劲了，心想你凭什么骂我？我哪里错了？不就是我文化低，记不下来，才让你逼成这样的吗。我就用汉语还了他一句，你才是浑蛋呢，没想到他也听懂了。安德列夫当时就急了。一点教官的风度也没了，直接就抓着我的胳臂往外拉。这时我反倒平静了，冲他笑笑说，对不起，安德列夫同志，请你尊重中国妇女的人格。这次他听不懂了，就问翻译我说的是什么？可王翻译死活不敢翻译给他听，多亏我们班上有个民族军来的学员，好像是叫吉米提，哈斯木吧，他主动站起来，给我当起了翻译。安德列夫这才老实了，十分绅士地对我说了句对不起。然后，他就拿着我的笔记本发挥开了，说我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记笔记，在课堂上画画，还说我是没有任何艺术天赋的画家，画的全是丑陋的艺术。最后，还说他将建议开除我。听到这里我真的急了，就和他争了起来。说实话，刚开始我也没那么大的胆，怕大家笑话我没文化，用画记笔记，又怕让领导知道了不好。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惹不起，动不动就拿影响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军关系来批你。可一听要开除我，我着急地哭着告诉他，我不是画画，我是在认真地记笔记。我说，由于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好多字不会写，又怕跟不上课，就想尽一切办法来记。笔记本上的各种小动物、小人和符号都是我的听课记录。起初他还不信，把我的笔记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后，又让我讲了许多符号、小动物是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一个地给他回答。谁知道他听着听着就一把拉过我来，在我的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顿时教室里就开始鼓掌了。”
“看来安德列夫是让你的精神给感动了。”我也笑着说。
“可能是吧。那天下课后，他就带着翻译去找教导团的领导，说我是个了不起的学员，让团里表扬我。反正从那以后，他对我特别好，每次上完课，都要问问我听懂了没有，还专门让一个文化高的湖南女兵帮助我，把我白天记得只有自己能看懂的天书，再整理成正规的笔记。这样又学了技术又学了文化，到理论课结业的时候，我还考了个第七名，被教导团评为学习模范。”
胡杨接着说：“到上机时，安德列要回国了，又来了一个苏军的中尉教官接他的班，安德列还专门把我向那个叫吉洪诺夫的中尉作了介绍，让他好好关照我的学习，一定要把我培养成最优秀的拖拉机手。”
胡杨没有辜负安德列夫的希望。
1953年3月21日，她驾驶着新疆军区刚刚从前苏联购进的新式阿斯特拖拉机，在疏附县东南草湖的千里漠野上开出了第一犁。
从此，她和她所在的机耕队沿着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的疏勒、疏附、阿克陶、英吉莎、莎车、泽普、叶城，一路向前开垦而去，直到1961年开进了沙漠腹地的麦盖提，她在南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连续在十个县的荒原上。开垦了几十万亩的荒地。最后，她落户在了远离麦盖提县城六十多公里的一个农场，成了一株名副其实的大漠胡杨。
胡杨阿姨是位性格十分开朗也十分健谈的老人。说到兴奋处，她的笑声能感染周围所有的人。自然动情处也能让人随她动容叹息，随她泣泪悲伤。
我们还在葡萄架下谈话的时候，她用熟练的维吾尔语和玉来提老人说了些什么，老人就笑着告辞了。
其中，我还听懂了几个诸如“塔玛克”、“萨木萨克”、“来西普鲁”、“热合买提”等烟、大蒜、多少钱、谢谢之类的单词。开始，我还认为胡阿姨托玉来提打听大蒜之类的价格呢，没想到她是让玉来提给我们准备晚餐去了。本来我是要赶到二十公里外，南疆军区的一个生产基地去食宿的。因为从莎车出发前我们通知了基地。可胡阿姨说什么也不让走。
不一会儿，玉来提就和妻子端来了清炖羊肉、烤包子和麦盖提特有的大盘叶河鲤鱼。还有一大堆的民族小吃。胡杨阿姨又从菜地里拔了些大葱、黄瓜之类的生吃菜。好一顿南疆风味加山东风味的招待之后，还是在那个葡萄架下，我们又继续了先前的话题。
“吃西瓜吧。沙漠里的西瓜可比咱们老家的强多了，又大又甜，还没有污染。我能在麦盖提留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喜欢这里的瓜果，哪一年也得吃个两三吨吧。一个人一年吃的瓜果，比在山东老家吃一辈子都多。”
饭后，胡阿姨说：“人这一辈子，只要心里认准了，没有什么苦不能吃的，也没有什么福不能享的。就说学拖拉机的事，我要不是认准了当个新疆的梁军，怎么也坚持不到后来。”
“梁军？是不是一元面额的人民币上，那个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我忙问道。
“可不是怎么着的。用你们年轻人现在的话说，梁军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是她的崇拜者，我可是崇拜她一辈子的追星族。刚到集训队，第一次见拖拉机，我就想起了梁军。因为刚到新疆的时候，部队经常放电影，有一个纪录片上就有梁军，她穿一身列宁装，从‘斯大林50号’拖拉机上走下来，站在踏板上，风吹着头发。脸上充满了自豪，再加上那个镜头还是仰拍的，就更美，更神气了。”胡阿姨说：“我第一次上车的那天，我起得特别早，专门挑了套新军装穿上。又扎了一条宽武装带，偷偷练了好长时间梁军上下车的动作。中午下车的时候，我还专门在踏板上站了一会，好好过了一把当梁军的瘾。从那以后，我开了二十五年拖拉机，不管是苏联的‘斯大林’、‘阿斯特’，还是国产的‘东方红’、‘红旗’，管它是轮式的还是履带的，反正我都是这个动作上下车。后来的拖拉机大多车上没有脚踏板，我就从报废的车上卸一个来焊上，因为我必须像梁军那么上下车才舒服。说来也怪，不论是心情不好，还是工作太累，只要下车的时候，往脚踏板上一站，头一抬，向远处一看，什么烦心的事都没了，心情舒畅地只想干活……”
女兵胡杨自从1961年将她的拖拉机开进这片沙漠之后，她在这片死亡之海的边缘上，战斗生活了四十多个春秋，也将自己长成了一株坚韧无比的大树，一株真正意义上的胡杨。当我走近她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株，虽断臂折腰，依然死挺一副铁铮铮的风骨，虽伤痕累累，却立一树硬朗朗的本色胡杨。
啊。胡杨，三千岁的树，你无私地挡在沙漠的前沿，成为身后田园村庄、青山绿水和红尘世界的屏障，这是你生存下去的唯一目的和理由。你不期望人们知道。是你把一切浮华虚幻让给牡丹。让给了茉莉，让给了桃花，让给了稍纵即逝的花花草草，而将披肝沥胆的风沙留给了自己。
稀里糊涂嫁了个“国民党”
初春的南疆，季节和北方平原相差无几，桃红柳绿的日子又光临了这片出产歌舞和瓜果的土地。从集训队结业后，胡杨渐渐失去了“连长”消息，初恋的记忆也随着垦荒的犁铧，被她深深地埋进了泥土。当爱情再次光顾她的时候，已是1955年的春天了。
当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立，虽然部队分成了生产部队和国防部队两个体系，但是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全分离开来，就像胡杨所在的机耕队就还没有脱离军队的建制，他们仍旧是现役军人，属于军队的建制，拿的是军饷、穿的是军衣、授的是军衔，干的却是生产部队的活，开垦的依然是一片片的处女地。
机耕队进入黑孜戈壁东北的苇子滩，已经两个多月了。当人们在胡杨他们新开垦出的几万亩土地上播种的时候，二十三岁的女兵胡杨也开始了她的恋爱季节。那是一天下午。胡杨正在复耕一片条田，指导员黄满春叫她马上到农场筹建处去一趟，说军区生产管理处来了位领导找她谈话（当时机耕队建制上归南疆生产管理处，但开荒开到哪里就归哪里管）。她把车子没熄灭火就交给了老黄。下车的时候还来了个标准的梁军式动作。等到了筹建处也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生产管理处来的高副处长就拉着她去一起吃饭，饭桌上她才发现有两个不认识的人。高副处长指着一个大高个儿给她介绍说，这是刚从22兵团调来的李建修副参谋长。希望你们今后加强了解，相互支持。
胡杨就说了一句首长好。
随后，就问找她有什么事？
高副处长说：“喜事，等一会你就知道了。”
晚饭后，高副处长召集机耕队开会，宣布胡杨任机耕队副队长的命令，并特意强调是破格从班长提升为副连级干部的。胡杨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会就结束了，紧接着高副处长就在队部和她谈起了她的个人问题：“胡杨同志，你最近个人问题有什么想法？”
“还没有。”胡杨说。
“这可不行。你们机耕队十几位女同志。现在除了你，人家都结婚了，，前几年，听说你找了个连长，后来又不行了。个人问题还是要听组织安排，我这次就给你介绍一个。”副处长说。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现在工作这么忙，我又刚提干，应该好好工作，想过几年再说。”胡杨说。
“那可不行呀，你现在是党员干部，在个人问题上不能不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样吧，你今后和李建修同志多接触一下，那是位不错的同志，也是我们的团结对象，争取周末把婚结了。”高副处长说完就让胡杨表态：“你要是同意，就尽快写个申请。”
胡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就说：“我又不认识他，能不能先了解了解再说。”
“你不了解他，难道组织上还不了解他吗？胡杨同志，你可以谁都不信，难道你还不相信党组织吗？组织上会把一个不好的人介绍给我们自己的同志吗？”高副处长说得很坚定，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胡杨明白，她不能对抗组织。再说几年来，她看到身边的姐妹们一个一个先后在“组织”的介绍下都嫁了人，如果不是过去她和连长的事人人知道，恐怕她早就为人妻母了。有时她也想自己是幸运的，当兵五年了，还没有谁硬性给她介绍过对象。
看来，今天高副处长是要动真格的了。他见胡杨不说话，就说：“李建修同志是从22兵团调来的干部，他自身的条件是很高的，组织上也十分器重他。他个人和组织上都希望能找一个政治觉悟很高的女干部。所以我才找你。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对你的印象很好，夸你很不错。再说了……”
胡杨没听清高副处长又“再说了”些什么，她只是感到“组织上”没有考虑她的个人情感。她还不想嫁人，她心里还有“连长”的影子。她还想当好新疆的梁军。
总之，谈话的后期，就成了高副处长想高副处长“组织”的事，胡杨想胡杨自己的事。
最后，高副处长问她“听明白了没有”时，她只是茫然地点了点头。
高副处长就说：“这就对了，这说明你没有辜负组织上的希望，是位好同志。”
之后，胡杨和李建修见过两次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