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愤填膺的曹玉箫,早就盯上了他们二人。
武士英被捕后,先是被拘押在法租界。1913年4月17日,武士英与应夔丞被引渡给中方,并转移到上港模范监狱。后又转至驻守上港海军局的六十一团营中。
4月23日,武士英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他告诉看守,之前被关押在巡捕房时,染上了白虱,全身发痒。由于戴着手铐,他没办法挠痒,所以只能全身扭动解痒,导致盖的被子掉了而受了寒,但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话虽如此,但到了4月24日凌晨四点左右,武士英咳嗽喘息加重,呼吸困难。到了早晨,看守为他去请医生。医生还没到,武士英就已经死了。
武士英死在审判、检察两厅预审的前一天,情形十分蹊跷,有人怀疑他是被秘密毒死。但医生的尸检结果表明,他的肺、肝、咽喉上略有淤血,大肠和胃内没有毒物,不是他杀。
其实,武士英就是被毒死的,毒死他的正是曹玉箫。曹玉箫从川岛那里搞到了一种神秘的毒药,当时的科技水平根本检测不出来。而且,中毒的症状类似于肺炎疾病,正是他们从东北鼠疫后研究出来的病毒。这是种病毒只能致死,不具有传染性。
在得知是武士英和应夔丞杀害了宋教仁之后,曹玉箫无一日不想为他报仇。曹玉箫发现誓:你们就是躲到天上,我也要把你们整死!
武士英死后,应夔丞一直被押在案。1913年7月25日,在被关押了4个月后,他在帮会成员的帮助下成功越狱,随后潜到了青岛。
越狱后的应夔丞,并没有夹着尾巴做人,反而高调通电,呼吁北洋政府为武士英和自己平反。他认为自己和武士英刺杀宋教仁有功,是为国除害。然而,武士英惨死牢中,自己也落得“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实在是冤枉。
随后,应夔丞离开青岛,搬到京城居住,他和几位旧部,整天纵酒寻欢作乐。1913年12月21日,应夔丞迁居到一所旅馆,他的父亲和妻子也迁来京城居住。
应夔丞的做法,本意是向北洋政府邀功讨赏。他也确实见到了袁世凯。然而,袁世凯在见过应夔丞后,认为“应某狼狈,不可留也”,还认为,应夔丞刺杀了宋教仁,“不可不诛”。
袁世凯的手下雷震春,在明白了袁世凯心思后提出,应夔丞是来投诚的,杀掉他会失信于天下。如果要杀他,以暗杀为宜。袁世凯接受了雷震春的建议。
几天后,袁世凯又收到应夔丞招摇过市、大肆张扬的消息,随即命雷震春迅速了结应夔丞。
雷震春找到应夔丞,假装转达袁世凯的意思——为避免惹人耳目,希望他暂且到天津避一避。应夔丞一口答应,并于1914年1月9日乘火车赶往天津。
应夔丞坐的是头等车厢,随身还带了两名佩枪保镖,按理说,常人很难接近他。但火车开到杨村附近时,应夔丞却被突如其来的刺客连刺两刀而死。刺客刺完了他,趁着他还有一口气,对应夔丞说:
“想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我就是中国的罗宾汉!”
随后,他走出车箱,将两个昏倒在地的保镖拖进来。然后,推着送餐车,从容离去。原来,他装扮成了送餐的服务人员,先用饮料将两个保镖迷倒,再进入车厢,抽出一把从美国带回的电刀??
此人正是曹玉箫。雷震春接到任务,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曹玉箫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算是找对了,当时曹玉箫正想在京城对应夔丞下手,没想到雷震春却找上门来。这么一来,曹玉箫省了不少事儿,还落了个顺水人情。
雷震春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赤穷,始终感情深笃,手不释卷。他自幼喜习武术,且天生神力,因性格耿直而被族长诬告,决定离家投军。
编钟在徐州被杀后,曹玉箫与雷震春相识,一路同行,乞讨卖艺,也算是患难之交。
在京城分手后,雷震春受不了北方气候,又转而南下,入淮军吴长庆部。时逢张之洞上书弹劾山东四镇总兵骄悍、营规不整,清廷即令吴长庆查阅四镇,帮办山东军务,并归节制,于是,雷震春跟从吴长庆屯驻登州。吴长庆爱惜人才,留雷震春于身边任书记官。
后来,雷震春随吴长庆赴朝鲜镇压“壬午兵变”,结识了袁世凯。1895年,雷震春随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任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为袁世凯所倚重。
正在这时,曹玉箫到津门卖山货,恰好碰着了他。两个人近二十年没见,激动得无法形容,一个当了官,一个有了钱,从此又开始联系。雷震春虽然与曹玉箫一直交好,但志向不同,因而各行其事,各为其主。
雷震春官拜江北提督时,曹玉箫曾随他衣锦还乡。当时,消息传遍了宿州城,欢迎队伍长达十里。
雷震春带着曹玉箫四处拜亲,不论贫贱,一视同仁。为一解思母之情,弥补生前的亏欠,雷震春决定重新葬母,举办了宿州史上空前的大出殡。
雷震春感恩那位替他葬母的族叔,专为族叔在城西建造了一座府第,与自家城东府第遥相呼应,被称为雷家“东公馆”“西公馆”。雷震春省亲的日子里,远近豪绅极尽逢迎之态,回想当年离家凄凉,他感慨万端,问曹玉箫该如何是好。
曹玉箫却有主意,他在大门上贴了一联,帮雷震春退客:
“家贫穷,千把钩,抓不来至亲好友;人富贵,万杆枪,打不离王八龟孙。”
曹玉箫知道,雷震春不是什么好人,但他更在意的,是了结自己的心愿。
不管怎样,曹玉箫认定,杀害宋教仁的,行刺者武士英,指使者是应夔丞、洪述祖,应当没有任何疑义;至于幕后主谋究竟是谁,则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自己就不得而知,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多少年之久,还是何廷明、王超、王文江在《宋案元凶探渊》的说法比较中肯:
“宋教仁是南北矛盾的协调者和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