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愤填膺的曹玉箫，早就盯上了他们二人。
武士英被捕后，先是被拘押在法租界。1913年4月17日，武士英与应夔丞被引渡给中方，并转移到上港模范监狱。后又转至驻守上港海军局的六十一团营中。
4月23日，武士英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他告诉看守，之前被关押在巡捕房时，染上了白虱，全身发痒。由于戴着手铐，他没办法挠痒，所以只能全身扭动解痒，导致盖的被子掉了而受了寒，但他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话虽如此，但到了4月24日凌晨四点左右，武士英咳嗽喘息加重，呼吸困难。到了早晨，看守为他去请医生。医生还没到，武士英就已经死了。
武士英死在审判、检察两厅预审的前一天，情形十分蹊跷，有人怀疑他是被秘密毒死。但医生的尸检结果表明，他的肺、肝、咽喉上略有淤血，大肠和胃内没有毒物，不是他杀。
其实，武士英就是被毒死的，毒死他的正是曹玉箫。曹玉箫从川岛那里搞到了一种神秘的毒药，当时的科技水平根本检测不出来。而且，中毒的症状类似于肺炎疾病，正是他们从东北鼠疫后研究出来的病毒。这是种病毒只能致死，不具有传染性。
在得知是武士英和应夔丞杀害了宋教仁之后，曹玉箫无一日不想为他报仇。曹玉箫发现誓：你们就是躲到天上，我也要把你们整死！
武士英死后，应夔丞一直被押在案。1913年7月25日，在被关押了4个月后，他在帮会成员的帮助下成功越狱，随后潜到了青岛。
越狱后的应夔丞，并没有夹着尾巴做人，反而高调通电，呼吁北洋政府为武士英和自己平反。他认为自己和武士英刺杀宋教仁有功，是为国除害。然而，武士英惨死牢中，自己也落得“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实在是冤枉。
随后，应夔丞离开青岛，搬到京城居住，他和几位旧部，整天纵酒寻欢作乐。1913年12月21日，应夔丞迁居到一所旅馆，他的父亲和妻子也迁来京城居住。
应夔丞的做法，本意是向北洋政府邀功讨赏。他也确实见到了袁世凯。然而，袁世凯在见过应夔丞后，认为“应某狼狈，不可留也”，还认为，应夔丞刺杀了宋教仁，“不可不诛”。
袁世凯的手下雷震春，在明白了袁世凯心思后提出，应夔丞是来投诚的，杀掉他会失信于天下。如果要杀他，以暗杀为宜。袁世凯接受了雷震春的建议。
几天后，袁世凯又收到应夔丞招摇过市、大肆张扬的消息，随即命雷震春迅速了结应夔丞。
雷震春找到应夔丞，假装转达袁世凯的意思——为避免惹人耳目，希望他暂且到天津避一避。应夔丞一口答应，并于1914年1月9日乘火车赶往天津。
应夔丞坐的是头等车厢，随身还带了两名佩枪保镖，按理说，常人很难接近他。但火车开到杨村附近时，应夔丞却被突如其来的刺客连刺两刀而死。刺客刺完了他，趁着他还有一口气，对应夔丞说：
“想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我就是中国的罗宾汉！”
随后，他走出车箱，将两个昏倒在地的保镖拖进来。然后，推着送餐车，从容离去。原来，他装扮成了送餐的服务人员，先用饮料将两个保镖迷倒，再进入车厢，抽出一把从美国带回的电刀??
此人正是曹玉箫。雷震春接到任务，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曹玉箫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算是找对了，当时曹玉箫正想在京城对应夔丞下手，没想到雷震春却找上门来。这么一来，曹玉箫省了不少事儿，还落了个顺水人情。
雷震春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赤穷，始终感情深笃，手不释卷。他自幼喜习武术，且天生神力，因性格耿直而被族长诬告，决定离家投军。
编钟在徐州被杀后，曹玉箫与雷震春相识，一路同行，乞讨卖艺，也算是患难之交。
在京城分手后，雷震春受不了北方气候，又转而南下，入淮军吴长庆部。时逢张之洞上书弹劾山东四镇总兵骄悍、营规不整，清廷即令吴长庆查阅四镇，帮办山东军务，并归节制，于是，雷震春跟从吴长庆屯驻登州。吴长庆爱惜人才，留雷震春于身边任书记官。
后来，雷震春随吴长庆赴朝鲜镇压“壬午兵变”，结识了袁世凯。1895年，雷震春随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任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为袁世凯所倚重。
正在这时，曹玉箫到津门卖山货，恰好碰着了他。两个人近二十年没见，激动得无法形容，一个当了官，一个有了钱，从此又开始联系。雷震春虽然与曹玉箫一直交好，但志向不同，因而各行其事，各为其主。
雷震春官拜江北提督时，曹玉箫曾随他衣锦还乡。当时，消息传遍了宿州城，欢迎队伍长达十里。
雷震春带着曹玉箫四处拜亲，不论贫贱，一视同仁。为一解思母之情，弥补生前的亏欠，雷震春决定重新葬母，举办了宿州史上空前的大出殡。
雷震春感恩那位替他葬母的族叔，专为族叔在城西建造了一座府第，与自家城东府第遥相呼应，被称为雷家“东公馆”“西公馆”。雷震春省亲的日子里，远近豪绅极尽逢迎之态，回想当年离家凄凉，他感慨万端，问曹玉箫该如何是好。
曹玉箫却有主意，他在大门上贴了一联，帮雷震春退客：
“家贫穷，千把钩，抓不来至亲好友；人富贵，万杆枪，打不离王八龟孙。”
曹玉箫知道，雷震春不是什么好人，但他更在意的，是了结自己的心愿。
不管怎样，曹玉箫认定，杀害宋教仁的，行刺者武士英，指使者是应夔丞、洪述祖，应当没有任何疑义；至于幕后主谋究竟是谁，则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自己就不得而知，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多少年之久，还是何廷明、王超、王文江在《宋案元凶探渊》的说法比较中肯：
“宋教仁是南北矛盾的协调者和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