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弦儿在重庆的任务虽然还是潜伏，却失去了攻击的目标。
李泽田用电台，告诉他重庆地下组织的联络方式。单弦儿的直接联系人是车燿先，单弦儿在上港曾经接待过他。
但李泽田特别提醒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和他取得联系。”
没等单弦儿和比联系，车燿先就出事了。事情源于“抢米事件”。
“抢米事件”产生了一个悲情人物－杨全宇。他是西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归国后与CC系挂上了钩。1928年，杨全宇当上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兼训练部长，后任教育厅长。
1938年，杨全宇终于手握大权，登上了成都市长的宝座。由党而政，声望大增的杨全宇，纯系一介白面书生，他之所以一路顺畅，官运亨通，除了留过洋、与CC系有染之外，主要还是王缵绪从中说项、大力提携。
刘湘死后，王缵绪出任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与杨全宇都是西充人，在王的大力举荐下，杨全宇才当上了成都第八任市长。
1940年春，因政局动荡，货币贬值，日机轰炸，人心浮动，成都市面上泛起一阵阵粮食恐慌。每石价骤涨至60元以上，仍有价无货。3月13日，终于引发了南门“抢米事件”。国民党当局借此诬陷共产党，捕杀了前往现场采访的《时事新刊》记者、共产党员朱亚凡。接着又逮捕了中共川康特高官罗世文以及共产党人车耀先等人，借以平息世风民怨。
车耀先长期在成都做地下工作，他以开办“努力餐馆”为掩护，参加中共川西特委直属特别小组工作，他利用同乡关系，在军阀刘文辉的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参加策动了1930年的“广汉暴动”，并在成都基督教徒中开展统战工作。
为不暴露身份，车耀先以自己素日喜爱烹饪之特长，他先后以老板的身份在成都的牌坊巷开了“新的面店”，人民公园大门左侧开了“庶几饭店”，1929年又在三桥南街开了“努力餐”。为满足低收入的广大劳动者，“努力餐”专门设有低价的套菜、合菜，价廉物美的大包、大饺等。车耀先把餐馆命名为“努力餐”，意思是“为解决劳苦大众吃饭问题而努力不懈”。车耀先曾在餐馆楼上雅座的壁上写过一幅意义深长的题词：
“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
车耀先常对厨师说：“庶民百姓到我们这里来进餐，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吃好，做到物美价廉。”
因此“努力餐馆”在烹制名贵川菜的同时还天天按时出售大肉蒸饺和大众蒸碗饭。每天一开门，人力车工人、报童、学生、城市贫民来吃大众蒸饭和大肉蒸饺的人络绎不绝。除了为广大贫苦劳动者提供饮食外，“努力餐”为解决一些革命者吃饭有困难的，只要来人说：
“来一菜一汤。”
这是约定好的暗号，餐馆就可免费供应。
车耀先以经营“努力餐”饭店为掩护，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特别小组，从事兵运工作，后任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利用同乡关系进入军阀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发展党组织，参与策划“广汉暴动”，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
凭借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影响，联络川军内部和各方面的民主进步人士，宣传鼓励军人、青年学生和广大的民众，积极开展革命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他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五九”国耻群众大会，车耀先怒斥蒋瑞元卖国投降政策。反动军阀封闭会场，在群众掩护下，车耀先脱险，转移上港。
半年后回到成都，与党失去联系。车耀先利用担任第二十四军、第二十八军上校参谋、副官长等职，及刘文辉组织的“互助总社”秘书长等职进行社会活动，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了解收集情况。
1934年，车耀先任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期间，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帮助青年学生走革命道路，投身革命斗争。
车耀先在饭店经营管理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管理经验和独特的作风。他招收贫穷人家的青年子弟来店学徒，白天忙完饭店的活计，晚上关闭店门，车耀先给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上文化课，教他们念书写字，讲革命故事，讲斗争史等，饭店成了传授革命道理的红色学堂。
车耀先本着自己命名“努力餐”的宗旨，为解决劳苦大众的吃饭问题，烹制适合大众化口味的名菜，创造自己的特色，做到物美价廉，切实服务于人民。它的主要特色饭菜是“大肉蒸饺”、“大众蒸饭碗”、“国合什锦”、“白汁鱼”等，每天一开店，黄包车夫、学生、报童、平民争相来吃。
车耀先把它们称为“革命饭”，并书写条幅“要吃革命饭，就到‘努力餐’”贴在墙上进行广泛宣传。
凡来店就餐者，不论妇孺老幼，车耀先遵循自己书写的作为饭店的座右铭，都要虚心听取意见，询问请教，不足之处，随时更改。凡听说谁家餐馆出了名菜佳肴，马上派出厨师品尝，花钱学习。回来后，博采众长，对菜肴加以改进，烹炒调制进而推广。
他常鼓励员工们要把“努力餐”办成闻名全川的餐馆。车耀先以他的革命精神，用他勤劳的双手和智慧，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诚信重义的美德，赢得了四方宾客，“努力餐”越办越红火，名噪蓉城。不论土生土长的巴蜀人，还是逃难在川的晋陕豫鲁北方人、江浙两广人，都喜欢光临品尝。
“努力餐”不仅为革命活动筹集了资金，而且成为共产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站和上层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南来北往的秘密工作者常出入其间。当时在川的中共领导人吴玉章、邓颖超等，曾到餐厅楼上开会，车耀先还宴请过沙千里、史良等人。
车耀先和当时任中共四川省高官的罗世文等同志经常在楼上隐蔽的小屋内聚会，分析研究革命形势，商讨斗争策略，领导全川的革命运动。饭店的员工在车耀先革命思想的教育下，在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下，成长为革命交通员。“革命饭”、“努力餐”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曾有特务问车耀先：
“车先生，为啥子你把餐馆叫下‘努力餐’，为啥子你卖‘革命饭’？”
车耀先坦然一笑，答到：“有啥子稀罕哟，孙先生讲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嘛！”
一句话，弄得特务瞠目结舌，无话应答。
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车耀先遵照党的指示，于1937年1月开始，相继创办了《大声周刊》、《图存》、《大生》、《语言月刊》等刊物，宣传抗日民主进步的思想和主张。《大声周刊》等刊物的编辑地点就在“努力餐”，车耀先任《大声周刊》社长，用笔名撰写社论与述评，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揭露亲日派阴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抗战爆发后，车耀先任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之一，他坚持《大声周刊》的出版，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帮助不少青年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前线。
1937年12月，车耀先经党中央批准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由省工委负责人罗世文直接单线联系。他协助罗世文在地方上层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四川地方军界人士支持抗战。不久，车耀先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进行抗日统战工作。
1939年冬，他积极参加成都的促进宪政运动，争取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在车耀先做地下工作期间，他的两个女儿车崇英、车毅英姐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协助车耀先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车耀先家很穷，两岁时，母亲就给他订了门娃娃亲。14岁时，车耀先到邻近的崇庆县城“益盛荣”商店当学徒，由于家贫，父亲外出做生意一去不归，家里只有孤儿寡母，无力迎娶女方，娃娃婚约便终止了。车耀先在“益盛荣”商店当了3年学徒，这期间他认识了街对门的黄三姑娘。她生于1897年，家境贫寒，父亲外出做生意不归，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只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三人靠开个杂货店，卖酒、甘蔗，扎纸花，做冥银来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