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9月间，戴笠亲自指派两名少将级特务戴星炳与吴赓恕到上港筹划暗杀汪兆铭。
这次活动是由戴笠单线指挥，两名特工来到上港后，并没有与陈恭澍和单弦儿联系，他们要单独采取行动。
由于汪兆铭戒备森严，戴星炳与吴赓恕两人转而企图利用开滦煤矿驻上港办事处经理许天民的关系，说服傅筱庵参加暗杀汪兆铭的工作。事实证明，这更是个愚蠢的选择。
许天民是个有爱国心的人，接受任务后就着手说服傅筱庵。傅筱庵假装应允，却将此密谋向汪兆铭报告，结果许天民、戴星炳与吴赓恕被捕，不久被枪杀。
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对傅筱庵的叛卖十分恼怒，不仅刺汪计划惨遭失败，而且丧失两名少将级特务，他们毅然决定必须迅速除去傅筱庵。
军统上港特区的区长陈恭澍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他发现傅筱庵老奸巨猾，防范极严，出入乘装甲轿车，前后有护卫车四辆，满载警卫，在办公楼周围又有大量警卫队保护。陈恭澍几次派特务狙击，均未成功。正当陈恭澍无计可施时，突然他的属下第二行动大队大队长单弦儿报告：他们已在傅筱庵的府邸中打通一条内线，正待机而动……
1940年10月10日，是汪伪国民政府正式开张后的第一个双十节，日伪占领区的金陵、上港等地的大大小小汉奸着实闹腾了一番。在一个狂欢之夜过后，伪上港特别市市长、68岁的傅筱庵从法租界结束应酬后回到自己的官邸，已是11日凌晨3点了。傅筱庵住的府邸是一座豪华的花园洋房，时人称之为市长楼，地处虹口日军控制中心，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大楼近在咫尺。府邸内外戒备森严，警卫日夜巡逻不息……
两小时后，天还未大亮，傅筱庵的姨太太听到傅筱庵的居室内有异常声音，入内一看，不由惊吓得大叫起来，原来傅筱庵已被人用菜刀劈死在床上。大汉奸傅筱庵被刺身亡的消息立即轰动了上港，传遍了全国。日伪汉奸闻之丧胆，抗日爱国军民则拍手称快。究竟是谁在戒备森严的市长府邸内杀死这个汉奸市长的呢？
原来，傅家有位老仆人，名叫朱升源。傅筱庵投靠日本人后，富有民族正义感的朱升源多次规劝傅筱庵辞去伪职，以免遭世人唾骂，但傅筱庵不听。朱升源退而以酒浇愁，常到傅家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饮酒。没想到，这家酒店就是军统上海区特务人员为监视傅宅而设的。每次朱升源来店，店主总是分外热情，待以美酒佳肴，并与他天南海北的畅谈。朱升源酒酣耳热之际，总把自己的心事和盘托出，讲出对日本人的愤恨，对傅筱庵的不满。
那位军统人员正是单弦儿，他因势利导，乘机劝朱升源为民除害，大义灭亲。单弦儿还承诺，事后会给他一大笔钱，并为他安排撤退路线，助他远走高飞。
朱升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再次劝说傅筱庵无效后，遂动了杀机。
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回府后，朱升源特地端了一碗银耳汤给傅筱庵，见傅筱庵未吃，遂侍候傅筱庵睡下。等到夜深人静时，朱升源携一把锋利的菜刀潜入傅筱庵的卧室，借着外面的月光，对傅筱庵的头部、喉管连砍三刀。然后关上房门，迅速离开，拎一只菜篮，推一辆自行车，从傅家后门疾驰而去。他在单弦儿的安排下，先匿于法租界，后又逃往重庆，开了一家小型手工卷烟工场以度余生。
蒋瑞元其实很早就与傅筱庵有宿怨，所以当他接到傅筱庵支持孙传芳的罪行控告书后，当即借题发挥，认为上港总商会会长傅筱庵效忠于北洋军阀，应予通缉，并没收其财产。傅筱庵得知后，就秘密向日本大使馆求援，由大使馆派武装卫队护送他上外国轮船，逃往大连。在避居大连时，直接受日本侵略者的保护和豢养，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
傅筱庵被通缉逃往大连后，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名义上由董事谢光甫代理，实权则掌握在傅的心腹王心贯手中。行中一切业务仍按傅的意图进行，并经常向傅筱庵信电请示。这一段时间中的业务，只能勉强维持，傅筱庵人在大连，心在上海，时与知友通信，请求帮助早日撤销通缉令。
傅筱庵有两个“狗肉朋友”，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张啸林。杜月笙是青帮头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曾由杜月笙出面，以10块银洋换取一个人头的代价，雇用一批流氓、地痞，对共产党和上海工人学生进行血腥大屠杀，至于张啸林，先在杭州拱宸桥一带聚赌欺骗，后到上海南市设赌场，是一个赌棍，曾在上海警备司令胡枫林部下当一个密探头子。张与杜相勾结：杜贩烟土，张设烟馆。
他们三人之中，杜月笙比较聪明，虽有时反共，却不当汉奸，而且，也在很多时候支持了解放区的工作。而其余两个，早被地下党组织列入了除奸名单。因此，对于像傅筱庵这种在国共两党的暗杀名单中都赫赫有名的人物，单弦儿当然不会放过。在除掉张啸林之后，单弦儿马上就着手对付傅筱庵。
傅筱庵为了解除对他的通缉令，屡向知友求援，四处奔走。虞洽卿虽与傅筱庵有矛盾，但虞与傅原是沆瀣一气，经杜、张拉拢，虞洽卿也就顺水推舟，改变了态度，不再从中作梗。又由傅的心腹王心贯，通过厉树雄，拉拢曾任国民政府北伐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的徐圣禅和军政部军需署署长的朱守梅加入中国通商银行股东会。经过不少人替傅筱庵一再疏通，国民政府终于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港沦陷。傅筱庵叛国投敌，于1938年10月16日上任接印视事。
抗战初期，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汉奸李士群、丁默邨，在上港建立汉奸特务队伍。1939年春搬到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不久即与汪精卫集团合流。同年9月5月，汪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正式成立中央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部于该处，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进行暗杀、绑架、勒索、栽赃、陷害等活动，成为迫害和残杀抗日志士和人民的大魔窟。
1940年1月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英国人费利浦乘汽车回寓，被一群“黄包车夫”拦住去路，向他连开8枪，但未命中。这是汉奸特务公然以租界当局为暗杀对象的一个开端。费利浦向上海市伪市政府提出抗议，伪市长傅筱庵不得不前往“慰问”，并声言已捕获凶手三人。隔天，日本宪兵队长长林少佐、野藤少佐两人均发表谈话，否认其事。事实上，这三名凶手在新新赌场中是被赌场保镖无意捕获的。
在租界，有些恐怖事件乃是日本人自己干的。有的是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干的。他们借口取缔“恐怖事件”，不断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图谋夺取租界的警权。
7月27日，上港不断发生汉奸被暗杀案。汪伪政府警政部政务次长李士群称：
“租界内之恐怖事件，系重庆方面之叛乱分子所为。纵容此种叛乱分子之肆行暴戾，则租界当局应负其咎。此事之后果加何？全在于工部局能有何种补救措施，余正在密切注视。”
为上港不断发生暗杀案件，汪伪政府让傅筱庵向工部局提出抗议和警告。
10月10日晚上，傅筱庵便在熟睡之际，被人用菜刀砍下了脑袋。